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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创建伶工学社的社会影响及其对后人的启示/ 黄鹤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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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鹤群来源:海门市张謇研究会网址:http://zhangjianyanjiu.com

张謇创建伶工学社的社会影响及其对后人的启示

□ 黄鹤群


1919年,张謇在其家乡南通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戏曲学校——伶工学社,并由他亲任董事长,其子张孝若担任社长,还聘请了他的忘年交梅兰芳担任名誉社长,戏剧家欧阳予倩担任主任(后兼任经理),主持伶工学社的校务。虽然伶工学社连头带尾只办了7年,于1926年停办,但其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给后人留下的启示是深刻的。

一、张謇创办伶工学社旨在为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服务

张謇创办伶工学社并非心血来潮,而是其深受当时社会影响而作出的深思熟虑的举措。我们不妨来考察一下他当时创办伶工学社的时代背景。

(一)南通伶工学社创办之时,正值中国社会从近代向现代转型之际。

1914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席卷欧亚非三大洲,参战国家地区达34个,受战祸波及的人口达15亿以上,约占当时全球人口总数的75%。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因忙于自身的战事而无暇顾东,暂时放缓了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和经济掠夺,这从客观上对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中国民族工商业,提供了暂时可供发展的喘息机会,并乘着这一间隙,获得了短暂的发展良机。加上具有现代进步思想的一批知识分子受现代生产方式、经营理念等因素的影响,迅速推动了早已开埠通商的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城市工商经济的发展,由此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社会从近代向现代的转型。南通伶工学社的创办,也正是中国社会进一步转型、步入现代进程之际。

(二)南通伶工学社创办之刻,正值新文化运动的高涨之期。

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反对封建迷信,意在对闭关锁国、苦在深闺的人们进行启蒙,促进全国民众的思想解放,唤醒人们进而使整个中华民族觉醒。在具体的文化领域内,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成为一种风气,同时也促进了文艺革命的深入和广泛发展。特别是《新青年》杂志,既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也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起着重要的精神桥梁作用。1918年,由陈独秀等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第5卷第4号出刊了《戏剧改良专号》,提出了中国京剧等传统戏剧“必须改良”问题,引导有识之士以戏剧为载体传播宣传新理念,达到教育民众、启迪民智的目的,从而推动现代社会发展。作为不但有着复杂多重的身份角色,而且还有曲折跌宕的人生经历的张謇,在其身上比较集中地体现着中国社会“由古入今”的转型痕迹。当风卷全国的新文化运动浪潮掀起后,地处江海之隅的南通也十分敏感、表现积极。例如,在由张謇题写报头的《通海新报》上,旗帜鲜明地开辟了《新文化》副刊,宣传文化改革,还从上海《民国日报》上转载了胡适的新诗《希望》,广为宣扬示教。张孝若于1919619日给胡适写信说:“先生主张修革中国文字,不持极端,态度和缓,弟尤钦佩也”,并提出:“暑中有遐,能惠临南通否?”他还身体力行,以“又侨”的笔名在南通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张謇也给梅兰芳去信说:“闻东游已归,当有得世界之观念,与艺事之视察,甚念。我国之社会不良极矣。社会苟不良,实业不昌,教育寡效,无可言者。而改社会措手之处,以戏剧为近,欲从事于此已有年。”[1]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对张謇父子产生了重大影响,其理念与新文化运动的内涵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说,张謇顺应了社会进步潮流,才萌发了创办南通伶工学社的念头,使其向更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去努力。

(三)南通伶工学社的创办之人,正是对戏剧的社会作用抱以极大期许者。

早在南通伶工学社创办前,张謇已在其家乡南通地区系统性地创办了一大批学校教育机构、职业教育学校和社会教育场所,诸如1902年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1905年创办的女子师范学校,1909年创办的通海五属中学,1912年创办的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南通医学专门学校,1913创办的南通盲哑学校,1905年创办的南通博物苑,1912年创办的南通图书馆等等。他所创设的这些机构设置,有相当数量都走在了时代大潮的前列,甚至成为中国第一。究其原因,是张謇深刻认识到“中国要自强自立,必须从普及国民教育,开民智,明公理,提高民众觉悟和根本素质入手”。[2]张謇的这些理念是与当时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文艺思想见解大体一致,也与现代戏剧的时代要求相对应。这可从张謇于19171025日致梅兰芳的信得到印证:“至改良社会,文字不及戏曲之捷,提倡美术,工艺不及戏曲之便。”[3]这里,一“捷”一“便”,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戏剧改良社会、促进精神文明的艺术功能,这是别的艺术门类难以相提并论的。由此不难看出,张謇之所以对戏剧兴味十足,绝不是故作高深、附庸风雅,而是他清晰地看到了戏剧独特的社会教育作用,并对此抱以极大的期许。在张謇看来,用最生动活泼的文艺形式,在最广泛的民众中传播现代思想观念,可以最快捷、高效地达到人的现代意识觉醒的目的。张謇在当时就有“改良社会之措施,当以戏剧为最有效之途径”的理念是很难能可贵的。

(四)南通伶工学社的创办之旨,正是要促进经济繁荣、补社会教育之缺。

张謇在办实业、教育的实践中,之所以推崇戏剧,其重要原因是看重它“教化”的德育功能。他曾说过:“实业可振兴经济,教育可启发民智,而戏剧不仅繁荣实业,抑且补助教育之不足。”[4]正是因为他认准了博大精深的戏剧有“教化”作用,才萌生了“起一个科班,还要造一间戏馆”的念头。这在梅兰芳首次来南通演出时,张謇为更俗剧场亲笔写的戏台楹联中也可略见一斑:“真者犹假,假何必非真,看诸君粉墨登场,立异标新,同博寻常一笑粲;古或胜今,今亦且成古,叹三代韶音如梦,穷本知变,聊应斟酌百家长。”上联赞扬戏剧是标新立异的美妙艺术,下联称赞戏剧“穷本知变”的教育功能。在当时不良文化流行的年代,张謇能提出这样明确的“寓教于乐”的观点,是并不多见的。

从上述时代背景与社会解析中可以看出,张謇在南通创办新型艺术学校——伶工学社,既体现了张謇对戏剧在除旧布新、教化民众方面的特殊功能的深刻认识,也体现了他志存高远、世事洞明的人生态度;既体现了张謇对时代吁求现代戏剧改革的积极响应,更体现了他专门培养戏剧人才,改良社会,促进经济繁荣,振兴中华民族的远大抱负和伟大实践。

二、张謇在南通创办的伶工学社开创了中国风气之先

张謇在南通创办伶工学社,在精神层面上移风易俗,而以“精神文明建设”来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此举开创了中国风气之先。

一是从南通伶工学社的办校宗旨看,破旧立新,改良社会,将民主科学、人性解放的现代观念寓于戏曲表演之中。传统文化既有优秀的精华方面,又有陈旧的糟粕方面。这种“二重性”决定了传统文化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双重作用”:优秀的精华方面凝聚了一个民族世代相传的创造和智慧,成为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和延续的精神力量,所以,社会进步必然包含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相反,陈旧的糟粕是社会进步的障碍,阻滞社会的发展。所以,社会进步必然表现为对传统文化中陈旧过时方面的突破与革新。南通伶工学社创办时,在校内张贴了多处信条,明确“伶工学社是要造就改革戏剧的演员,不是科班。”[5]力图对旧式戏剧中的封建、落后思想意识予以剔除删改,对旧式科班固步自封、粗暴专横的行帮规制进行除旧布新,代之而起的是融入民主自由、开拓进取等新型的现代元素,将民主科学、人性解放等现代理念植入其中,以此化邪为正,铸魂育人。欧阳予倩指出:“中国旧剧,非不可存。唯恶习惯太多,非汰洗净尽不可。”[6]他主张“贵能以浅显之文字,发挥优美之思想。无论其为歌曲,为科白,均以用白话,省去骈俪之句为宜。盖求人之易于领解,为速效也。”[7]其意是说,应当用浅显易懂的白话写出具有优美思想的剧本,这与张謇的理念不谋而合。张謇也是民国初年致力于戏剧改良的一位杰出人物,他从教育的角度敏感地认识到“教育以通俗为最普及,通俗教育以戏剧为易观感。”[8]这种从戏剧表演、学校教育角度做出的大胆尝试,体现了当时张謇和欧阳予倩相向而行,都想力图通过改革,使中国戏剧形态由旧式古典向现代新型转向。南通伶工学社创办后欧阳予倩带领学员陆续排演了大量自创的京剧、话剧等新戏。例如,在1919年秋冬之交,欧阳予倩大胆创新,编排了五幕悲喜剧《玉润珠圆》。其剧情描述了当时一对青年男女学生相知相爱、被迫分离、终又相聚的人生悲欢离合,对建立在志同道合、相互倾慕基础上的现代爱情观予以颂扬,同时抨击了封建买办势力对婚恋自由和人性尊严的肆意践踏。后在南通更俗剧场开幕首演,“观客始终静听,心与神会。故演者与观者之呼吸翕然相合。”“演者忘其身在台上,观客亦几觉身入境中。此为中国剧场绝无仅有之现象。”“南通演剧之能力为全国第一。”[9]由此可知,改革后的戏剧演出,深深打动了观众,使观者眼睛一亮,好评如潮,改革收到了良好成效。一剧不已,继以多剧。伶工学社又排演了诸如《长夜》《晚霞》《青梅》《哀鸿泪》《馒头庵》《潘金莲》《和平的血》《是恩是爱》《宝蟾送酒》《百花献寿》《人面桃花》等戏剧新戏,多以抨击时弊,生动刻画了豪绅、军阀以及政客等不同人物类型的贪婪狡黠、鱼肉百姓的丑恶嘴脸,揭示了生活在底层的广大劳苦大众被压迫、受欺凌、遭苦难的社会根源。所有这些创新编排的新戏,不仅对舞台戏剧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创新的实践,而且客观上也为在江海大地传播新时期风清气朗的思想理念为人们追求民主自由、向往幸福安宁的生活播下了希望的种子,达到了启蒙教育的目的。

二是从南通伶工学社的培养目标看,专文统设,中西结合,大力拓展学员艺术眼界并树立积极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念。南通伶工学社的课程设置、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均体现出以现代意识代替封建意识、以现代手法代替传统规制的戏曲表演主旨。南通伶工学社在成立伊始,就开宗明义地说“伶工学社是为社会效力之艺术团体,不是私家歌僮养习所。”[10]即这所学校与传统戏剧科班、私家歌僮养习所有着本质的区别。区别何在?仅从校徽设计上就可看出其匠心独运,别具一格。例如,伶工学社的校徽图案,由五线谱上添加毛笔、钢笔各一支所构成,这就意味着学校学员要勤于学习中西文化、提升综合素养;意味着戏剧人才的培养当以弘扬中国传统艺术样式为骨架,融入民主自由、开拓进取等现代元素。南通伶工学社的教习课程设置也与众不同,统设专业与文化两大类课程。其中,专业课有京剧、昆曲、话剧、音乐、舞蹈等;文化课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英文、美术、体操等,其文化课业的设置可与当时任何普通学校相媲美。所有这些,完全打破了科班旧制,开了国内风气之先,远远超出了旧社会对戏剧学员所学技艺的要求。除此以外,张謇还亲自讲授修身课,教学生忠诚为人和敬业精进,还亲自批阅学员的书法习作,协助国文教材篇目选编相关内容。欧阳予倩则讲授艺术概论、中国戏剧之源流,介绍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易卜生等外国剧作家、文学家、艺术家的生平及作品。如此中西结合,可帮助学生系统了解中外戏剧艺术的风格流派,增强学生的开放意识和艺术素养,可最大限度地拓展学员艺术眼界并树立积极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念。这种建构体系、课程设置无疑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奠定了现代艺术教育“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立足现实、变革创新”的总体原则和基本框架,正式开启了中国艺术教育的创新之门,为后来开办的一些艺术学校奠定了基本模式。

三是从南通伶工学社的管理体制看,尊重人格,师生平等,充分体现了学校教学相长的新型师生关系。南通伶工学社在学校的管理体制上,率先革除了旧式科班“坐科如坐牢”的浓厚封建色彩,强调尊重人格,师生平等,禁止旧式学校的老师辱骂殴打体罚学员等管理手段。例如,1919年,梅兰芳第一次到南通后,欧阳予倩陪同其参观伶工学社。事后梅兰芳在《回忆南通》的文章中还专门提到,伶工学社的“制度、教材方面都采用了新的方法。如旧科班里的体罚习惯,他们已经废除不用了。”[11]主持学校事务、会计兼教课的徐海萍也撰文说:“伶工学社教授方法不同于旧式科班,不用体罚”。有的老师“往往因愚鲁学生屡教无效,未免急躁,乃鞭扑以继”,被学校发现后,经主任教育批评,“始耐心施教。”[12]这种禁止辱骂殴打体罚学员的管理手段,是从一些行业内部封建积弊中脱胎出来的新型管理体制,区别于传统戏剧人才培养场所的管理机制。

四是从南通伶工学社的辅助教学看,内外兼修,开阔视野,辅助教学的其他设备方面也超出了一般学校。南通伶工学社的辅助教学也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学校还准备了“如《新青年》《新潮》《建设》等等”许多杂志和新小说作为课外读物,以开阔视野,接受新思想,与社会脉搏息息相通,老师还经常“抽空去讲解些”[13]。如此课内外知识广泛结合的教学思路和体系建设,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都是开风气之先、领时代之前。辅助教学的其他设备方面也超出了一般学校。例如,“学校购置了钢琴、风琴、留声机以及大量的京、昆名家唱片,以为学生欣赏研究之用”。[14]这在梅兰芳《回忆南通》一文中,也得到了印证:“这个科班的设置,是开风气之先,唯一的一个训练戏剧人才的学校。它的制度、教材方面,都采用了新的方法。……课程方面,不单是注重戏剧,就是一般学校的国文、算术,也都照样的悉心教授。所以毕业的学生,在文学上的水准,并不算低。”[15]南通伶工学社对学员的培养教育,既继承了传统戏剧科班专业教学、舞台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又注重学员综合素养的培育,力图将其塑造为有别于传统艺人的、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新一代戏剧从业人员。

三、南通伶工学社为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建设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南通伶工学社在当时乃至日后的中国戏剧教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一)南通伶工学社的戏剧改革中特别是“祈通中西”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张謇的戏剧改革不是“闭门造车”,也不是在“螺蛳壳里做道场”,而是在“祈通中西”、开放包容中革故鼎新,坚持“熔铸古今中外而斟酌损益之”,因此南通的文化事业由此风生水起,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使张謇“新世界雏形”的南通自治梦熠熠生辉。这种影响表现在:

一是伶工学社登报招生的广告影响。伶工学社开张后,首先是招生。当时,伶工学社首期招生,先登报发消息。学社所招学生,一切费用由学社供给,学习四年毕业后,服务三年,服务期间有津贴可得,如能成为名角,则还能享巨额包银。故一般高初小毕业或未毕业者多愿投考。加上当时社会风气开始转变,以等级、贫富作为入学门槛的观念开始淡薄,所以,报名者十分踊跃。虽然招收名额只有50人,但报名者超200人。由此看出,南通伶工学社的创办,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二是创作编写剧本的演出影响。为使伶工学社创作新歌剧,欧阳予倩特聘上海徐璧城女士担任专业舞蹈教师,经二三个月的学习,学生即能演出,参加舞台表演。欧阳还与刘质平合编歌剧“快乐之儿歌”,描写在艳阳春天,一群天真活泼的男女儿童开展快乐游戏的情景,全剧大部唱歌,对白极少,最后以全体舞蹈作结束。排演之后,欧阳发起全校师生进行义演,得到的费用,购钢琴一架赠与女子师范,这对改造南通学校音乐课程帮助不少。其演出一传十,十传百,几何级数地产生影响。

三是远赴外地赈灾义演的宣传影响。民国十年五月,欧阳应湖南省赈灾游艺会之请,十八位学生赴长沙进行义演。回通时经过汉口,又与余叔岩剧团合演七天。下半年,以欧阳为首的更俗剧团应该台之聘,除个别留守外,全社员工学生于7月底动身赴汉,以大智门景家台一所三层楼房为社址,一边教戏上课,一边登台演出,从而在外地也产生很大影响。

四是邀请各界观摩评议的推介影响。民国十一年上半年,戏剧班又分设两组,场面组习文武,布景组习图画。学成之戏有《祭江》《贩马记》《打花鼓》《斩黄袍》《白良关》《虹霓关》《界牌关》《彩楼配》《辕门斩子》《泗州城》等二十余出。学社利用学员的学成之戏,请各界有识之士前来观摩,然后又在校内小剧场召开评议会。仅第一次评议会,来宾约三百人左右,会上好评如潮,其影响如滚雪球似的向外扩大。张謇还召集教职员工谈话,认为学生能演的戏已在百出以外,完全可以自己操作,达到以学生演出所得养学校开支之目的。这种观摩评议会,既改进提高了自己,又扩大了影响。

五是报刊舆论宣传的传播影响。南通伶工学社以及更俗剧场的建设,使京剧成为南通这个偏远城市市民们普遍接受和爱好的剧种,大大改善了南通市民的文化娱乐生活,成为张謇在南通从事地方自治时的有效措施。特别是张謇于191910月,结合伶工学社和更俗剧场创办了《公园日报》后,陆续发表了许多戏剧演出信息以及戏评文章,这不但是早期地方报纸的典范,而且通过报纸宣传,产生了很大的传播影响。

六是成绩不凡所产生的无声胜有声的影响。伶工学社的师生很努力,一个认真教,一个认真学,教学相长。所编排演出的戏剧,其产生的影响本身就很大:“此为中国剧场绝无仅有之现象。”[16]特别是教戏最热心最有成绩而能使学生奠定基础的三位老艺人,最老者为薛瑶卿,次之陈灿亭,均为昆曲名宿,一年半内教成三四十出,学生能知咬字行腔之法,尤赖二老教导。其中,吕老师年近花甲,工武旦,刀马旦,教学武工把子,循循善诱,不辞劳苦,《石秀探庄》《蜈蚣岭》《黄天荡》《烧香水门》《昭君出塞》等均为其所授,自汉口返通即授《贩马记》,其演出成绩优秀,得到吕的首肯。伶工学社的教学成就,当时陕西的“易俗社”,苏州的“昆曲传习所”也瞠乎其后。特别是该社对学科课较其他学校特别注重,学生大部分能兼顾,做到学戏与学科课两不误。从而美美相传,产生了无声胜有声的影响。

(二)南通伶工学社以其独具的地缘优势处于海派京剧艺术辐射的中心地带。

南通与上海仅一江之隔,其独具的地缘优势使南通伶工学社也天然地处于海派京剧艺术辐射的中心地带。经济与艺术是相通的,互相影响的。相似的工商经济社会背景令海派京剧的艺术实践在南通获得较为适宜的再生环境。这些有利的客观条件促使南通伶工学社与海派京剧自然而然地结下了密不可分的血脉联系。这还得归功于张謇聘任欧阳予倩的桥梁纽带作用。作为公认的海派京剧主要创编者和演剧名角的欧阳予倩,早年在上海、杭州等地专业从事京剧演出时,便积极参予剧目创编并获得成功。他来到南通伶工学社后,凭着对京剧的极为熟悉和擅长,满腔热忱地把自己在舞台实践中摸索出的艺术经验和演剧体会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社学员,引导他们踏上了戏剧艺术的革故鼎新之途。同时,他不断地对海派京剧创新求变,力图在教学过程与舞台实践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关注当下的艺术追求和求真写实,注重个性的现代戏曲风格,为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建设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特别是南通伶工学社有别于传统戏剧多演绎古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历史故事,而是通过对旧戏进行改编、创编为富有现代意义的新剧目,借以反映当时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世态人情,针砭时弊,揭露黑暗,传播社会变革中所带来的新理念、新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年的人生观、价值观,以跟上时代的节拍。所有这些,使南通伶工学社深受海派京剧独特艺术表现手法的影响,并进一步成为海派京剧艺术辐射的中心地带。

(三)南通伶工学社为现代戏剧之路不断拓展与深化进行了有益探索。

1926年,南通伶工学社虽因种种原因停办,但其影响却一直存在,传播没有停顿。特别是欧阳予倩依旧心系戏剧教育,把伶工学社的办学理念、经验、方法等,继承下来,继续实践。例如,1928年冬,欧阳予倩前往南方筹建广东戏剧研究所。该所性质为戏剧研究机构,其宗旨以创作适时代、为民众的新剧。研究所还附设戏剧学校和两所一大一小的剧场,前者以培养学艺兼备健全的演员为宗旨;后者为学校内部研究、练习和为大众公演之用。所有这些设置和宗旨,无疑都带有南通伶工学社的影子,刻有南通伶工学社的烙印。继此之后,1930年成立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1932年成立的国剧传习所、1938年成立的夏声戏曲学校、1939年成立的上海戏剧学校等都是沿着南通伶工学社所开创的现代戏剧教学之路向前拓展与深化的。总之,欧阳予倩虽然离开了南通,但他继续从事戏剧教育方面的探索和追求中,我们仍可清晰地看到当年张謇兴办南通伶工学社的痕迹。

四、张謇创办伶工学社对当代社会发展的启示

虽然张謇创办的南通伶工学社未能继续长期持续下去,但他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把戏剧文化作为其建设南通“新世界雏形”的重要载体、平台和路径,对当今我们建设“强富美高”新南通,特别是传承与创新南通江海文化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启示之一:建设南通文化事业乃至区域经济社会一定要有“世界眼光”与“战略思维”。张謇创办伶工学社的视野聚焦于世界文明。他在创办学社前夕的1918年,“就商养成正当演员之事”写信给梅兰芳:“世界文明相见之幕方开,不自度量,欲广我国于世界,而以一县为之嚆矢。至改良社会,文字不及戏曲之捷;提倡美术工艺不及戏曲之便。”[17]其意思是说,通过开放学习和借鉴以进行戏剧改革,以戏剧的特殊功效而改良社会,改变人们的愚昧粗野状态,跟上世界文明的步伐。从中可以看出,张謇在戏剧改革方面,正如他在实业、教育和慈善事业等其他方面的“出手”一样,从世界文明的角度看待戏剧发展,进行开创性实践。这启示我们,建设文化事业乃至区域经济社会,不能只局限于一地,而要有长远眼光、世界视野,要高点定位、战略思维。只有高屋建瓴,才能成就广大。正如张謇所说:“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的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作为一座城市的领导者与建设者,无论文化事业还是经济社会建设,既要有眼光、有全局、有思想,还要有情怀、有担当、有作为。

张謇在戏剧改革及其他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多个“第一”:伶工学社在办学宗旨、方针和模式等方面开近代新型戏剧学校之先河;更俗剧场不仅设计布局、剧场管理堪称全国一流,而且以“南欧北梅”为代表的戏剧大腕和年轻才俊及其他社会名流纷纷云集;博物苑、女工传习所为全国首创;图书馆、体育场、翰墨林印书局、五公园等享誉省内外。张謇对戏剧及其他文化事业求精、求新、求美的不懈追求,使文化设施、产品与活动精品迭出,南通人的文化品位大获提高,城市知名度迅速提升。今天,市委市政府正在带领全市人民加快建设“强富美高”新南通,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其中,高品位的城市文化建设正是其题中之意。我们必须要有国际视野、中国情怀、高点定位,建设高品位城市文化,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启示之二:作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的江海文化建设要有“大家风范”与“大手运笔”。一个地方的区域文化,是这个地区的生命标识和价值符号,也是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生命基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气质禀赋。当年,张謇不仅将戏剧改革作为社会风气优化的重要抓手,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载体和基地,而且将戏剧改革和戏剧教育作为其南通城市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章开沅先生曾评价张謇说:“他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在南通营造美的文化氛围,渴望建成一个美的南通,包括自然环境、人文景观和居民素质。”[18]张謇想将南通建成全省全国的“模范”,除了城建设施的“硬件”需“过硬”外,在“软件”上也要“过硬”。这就是要提升市民素质,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今天,城市文化建设依然要融入并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使之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因此,我们必须在实践中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把文化建设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考量,放在促进社会发展进步和社会治理创新中谋划,两者紧密融合、一并部署、一体推进,做到目标一致、举措一致、步调一致,在落实国家重大战略过程中实现南通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新型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建设的重要保障和推动力量,并以其特有的吸引力、凝聚力,丰富活跃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所以,要把文化事业的发展放在城市发展的总框架内统筹,实现提升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整体目标。当年张謇进行戏剧改革,不是为戏剧而戏剧,其目的是为了社会的改良与进步。当下,我们要大手笔地进行城市建设,必须要建设高品味的城市文化。要把民族优秀文化内化为价值追求,让它深深扎根在现代化进程之中,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上向善的价值要求。

启示之三:必须大力提升舞台戏剧“教化”功能中的“政治站位”与“正气能量”。文化的本质是观念形态,属于精神领域,但文化的作用并不限于观念形态、精神领域,人们的经济活动、制度设计、行为方式、日常生活都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体现着文化的独特作用。文化如同空气一样无处不在。“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9]文化的特殊作用和独特功能就是对个人和社会的“教化”,戏剧文化也不例外。如果说戏剧是改良风气的宝贵锐器,舞台便是引领风俗的重要阵地。当年张謇为其倾力建造的剧场取名为“更俗”,即移风易俗之意,其主旨清晰可见。1919111日,张謇及其三兄张詧在《公园日报》上发表《更俗剧场缘起》一文中指出:“剧场实善恶观感之一动机也。欧美人于戏场之改良,犹我往古优孟登场,以讽刺为劝惩之用,观剧者不仅辨其文野之风焉。”[20]足见张謇对戏剧惩恶扬善、劝诫导引作用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因此张謇极力主张加以改良,以除旧布新,避免“沿伪习陋”、宣扬迷信低俗,从而在健康、文明、高尚的文化生活中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这启示我们,戏剧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宣传资源,戏剧文化是一种巨大而又无形的精神力量,它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道德追求、审美情趣。所以,今天的戏剧也好,文艺也好,舞台文化也好,一定要提升政治站位,弘扬正能量,使舞台文化成为思想、信仰和价值观的载体,使政治思想、道德意识渗透在艺术文化之中。

(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张謇研究中心(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