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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己”的方式打开  张謇与沈寿的那段历史 /吴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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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开宇来源:海门市张謇研究会网址:http://zhangjianyanjiu.com

“知己”的方式打开

张謇与沈寿的那段历史

□ 吴开宇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秦观的词,讲的是异性之间的缘分之美,如果跳出性别的窠臼,那么,更是一种精神世界的“遇见”。谚曰:“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汉·邹阳《狱中上书自明》)他与她相遇,是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更是历史的某种馈赠,是人类的某种幸运。张謇与沈寿,他们之间的这种情感无法归类,甚至惹来非议,恐怕是世俗使然。

其实,无论大情抑或小爱,都贵在真诚,难在懂得。鲁迅先生曾经送了一副对联给他的至交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就一语道破了知音的真谛:相同信念的追求,心灵世界的相通,人格精神的契合。

如果我们抛开尘念,从文人与艺者的角度来回顾那段历史,那么,或许我们对于张謇与沈寿的故事,会有别样的认识。


一段奇缘


张謇与沈寿,一个,是中国近代极负盛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一个,是享有“神针”美誉的中国近代著名刺绣艺术家。他们的相遇,固然有沈寿声名远播,张謇求贤若渴的原因,更有两人共同的志趣、高雅的审美、处事的认真作为基础。

1904年,慈禧70寿辰,沈云芝精绣《八仙上寿图》《无量寿佛图》等八幅绣品进呈宫中,图中人物顾盼传神,景物远近有致,使宫中收藏的绣品相形失色。慈禧一睹之下,惊为绝世珍品,遂亲书“寿”“福”二字分赐云芝及其丈夫。从此,云芝更名为寿,绣名也随即传扬天下。后来沈寿在绣幅上常绣二方印,一方“三百年来第一人”,一方“姓名长在御屏风”。

同年11月,清廷农工商部派沈寿夫妇赴日考察,沈寿成为中国刺绣史上第一个出国考察的刺绣艺人。次年二月,沈寿回国后,在刺绣中将西洋绘画注重光线、透视、追求色光变化的特点与中国传统刺绣的用针、设色技巧熔于一炉,创造了以“求光”“肖神”为基本特点的“仿真绣”,就此开创了苏绣乃至中国刺绣的新风格。

由此可见,沈寿将中西方审美与技艺的精华完美融合,令中国的传统经典苏绣增添了时尚气质,有了国际范儿。美术大师刘海粟了解沈寿的绣品后曾感叹道:“中国第一个画素描的是沈寿不是我刘海粟。她是用针画出来的素描。”

辛亥革命以后,沈寿任教的京师绣工科停办,她到天津设绣工传习所,力图自给,艰难度日。张謇“恐其艺之不果传也”,于1914年在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内附设绣工科(后改为女工传习所),特聘沈寿来通任教,从此,沈寿的刺绣艺术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147月,沈寿随张謇来到南通,任南通女工传习所所长。张謇对沈寿的刺绣技艺十分推崇,沈寿亦对张謇的为人十分敬重,她曾对其姐表示:“啬公知我,以绣托我,知己之感,吾心尽我力以为报。”在通期间,沈寿呕心沥血地研究刺绣技艺,含辛茹苦地培养后继人才,传世力作《耶稣像》《美伶倍克像》等杰出绣品也相继诞生。

试问,如果没有人生的境界,艺术的境界,哪有绣品的境界?天才的悟性、细腻的心灵、刻苦的品格,精致的技艺,凡此种种叠加在一起,方才有天地间一个沈寿。艺术家永远是自然之子,与世人相比,他们从容、质朴、天真、赤心、投入、忘我。沈绣的令人惊艳,不但需要有绘画的高超技巧,更需要创作者对审美与文化有细微而敏锐的感觉。针针线线,都是情感的流露,质感的把握,美感的呈现,艺术的跨界融合。沈寿独创的“仿真绣”,最神奇的地方,就是抓住了“物”的精气神儿,凸显了“物”之神韵,毫不夸张地说,已臻化境。

1915年,《耶稣像》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展出,获一等奖。《倍克像》也在美国展出,美国名演员倍克前去观看后赞赏不已,欲购作永久纪念。张謇获悉后,立即写信指出此系国宝,只展览不出售,表现了这位著名实业家的远见卓识与爱国情怀。

艺术品是无价的,张謇将《耶稣像》《倍克像》等沈绣作品陈列在南通博物苑南馆正中最显目的地方。像沈寿这样的顶级匠人,是无愧于艺术家的头衔的。然而,中国传统技艺的神秘之处,还在于优秀个体的不可复制,经典作品的不可复制。沈寿的每一幅作品,都是其心血浇筑而成,有着个体独特审美风格的强烈烙印。此中除了天赋一说,也有环境的熏染。沈寿的丈夫余觉,幼时“聪明好学,才识过人,善书画、广交际”,书画方面修养颇深,婚后他悉心将自己掌握的书画艺术融入妻子的刺绣之中,使沈寿的绣艺脱颖而出。余觉日后在《余觉、沈寿夫妇之南通痛史》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乃至半日废书,半日研绣,余则以笔代针,吾妻以针代笔,十年如一日,绣益精,名益噪”。后来沈寿为余觉在上海鬻书卖字写的祝辞中也有佐证:“外子冰人先生偕寿研究绣法二十余年,俾寿谬负中外盛名,今外子鬻书海上,愿吾夫妻一笔一针为世界佳话”(胡绳玉《余觉生平述略》)。可以说,有一定美术功底的余觉对沈寿刺绣技艺的提高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当然,沈寿自己的领悟能力和美学造诣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沈寿的作品,是可遇不可求的,是永远具有鲜活生命力的。世人都知道“此一件”的价值,但张謇更懂得“此一人”的价值。

可惜,1921618日,一代宗师的绝世神针,再也翻飞不起来了。在沈寿去世后的很长时间里,张謇离群索居、闭门谢客,朝夕沉浸在对往昔的回忆里。他一连写下四十八首《忆惜诗》,其中一首写到“谦亭”:

感遇深情不可缄,自梳青发手掺掺。

绣成一对谦亭字,留证雌雄宝剑看。

沈寿去世后,张謇住在东奥山庄,因为这里布置有沈寿生前一模一样的房间,每当他思念沈寿之际,就来到这房间,端详她的照片,抚摸她的遗物,睹景思人。张謇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呆在山庄整理自己多年的著作、手稿、函电和修订年谱。时光流逝,思念之情却与日俱增。


一部绣谱


她,倾刺绣大师毕生实践之所有精华;他,以状元之学识与文笔如实记录,提炼升华。就是他们,共同编撰出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刺绣艺术经验的专著——《雪宧绣谱》。沈寿字雪君,晚年号雪宧,有这样的字与号,其爱惜羽毛,自律甚严的品性可见一斑。

沈寿在南通“授绣八年,勤诲无倦”,终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为此,张謇“借以宅俾以养病”。这也增加了他们的互相了解与频繁互动。沈寿曾言:“我针法非有所受也,少而学焉,长而习焉,旧法而已。既悟绣以象物,物自有真,当放真。既见欧人铅油之画,本于摄影。影生于光,光有阴阳,当辨阴阳。潜神潜虑,以新意运旧法,渐有得。既又一游日本,观其美术之绣,归益有得。久而久之,遂觉天壤之间,千形万态,但入吾目,无不可入吾针,即无不可入吾绣。”可见她在艺术实践中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

张謇深知沈寿与其绣艺的珍贵,考虑到沈寿“识字不逾千”,要她将自己的刺绣经验、心得体会自然而然地整理出来,的确是有困难的。于是,张謇决定亲自为沈寿撰写绣谱。

此时,张謇已是67岁的老人,他不顾年事已高,也不顾“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伦理和外界的种种流言蜚语,尽量排解纱厂、棉垦的繁忙事务,在沈寿的病榻边,“一物、一事、一针、一法,审思详语,为类别而记之,日或一二条,或二三日而竟一条。积数月,而成此谱。且复问,且加审,且写稿,如是者再三,无一字不自謇出,实无一语不自寿出也。”

书中“绣要”与“绣通”两节就是主要论述刺绣理论的。关于“妙用”,张謇作了精采的论述,“色有定也,色之用无定;针法有定也,针法之用无定。有定故常,无定故不可有常,微有常弗精,微无常弗妙,以有常求无常在勤,以无常运有常在悟。”这段话说得非常辩证而富有哲理,甚至可说是《雪宧绣谱》中的神来之笔。

《雪宧绣谱》篇幅不长,字数不过万余,但内容十分丰富,论述透彻深刻。该书是沈寿数十年刺绣经验的积累,也是对包括明代“顾绣”在内的民间刺绣经验的小结,堪为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苏绣艺术经验的专门著作。1918年该书完成,1919年由翰墨林书局出版。上海商务印书馆将之译成英文版《中国刺绣术》(Principles and Stitching of Chinese Embroidery),于19372月印刷发行。

诚如近代著名的织绣文物收藏家、评论家朱启钤先生赞誉:张謇与沈寿是人世间真正的知音,他们已到了诗的境界、圣的境界,是人世间的大爱。他们共同创作的《雪宧绣谱》,正显现了只有张謇对沈绣的“独运之深心,与不可磨灭之精气”,以及“精微广大之深”,知之最切,理解最深。文人与艺者,大概都有相同的审美触觉与文化意识。

如果抛开性别,那么张謇与沈寿大概会是历史上文人与艺者相识相知,长者与后辈提携赏识,仰慕追随的一段佳话。可惜,世人似乎对八卦更感兴趣,有多少人带着某种窥视的欲望,对他们的故事指手画脚,以求一时之满足。张謇于沈寿,初衷不过是出于惜才爱才的直觉,这种直觉,就如鲁迅对版画及陶元庆的直觉。正是有了鲁迅的大力推广与慧眼识人,中国版画才得以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有了一个小高潮,一批年轻的版画家也得以崭露头角,其中,以早逝的陶元庆最为有名。鲁迅把自己的许多书籍都交由陶元庆设计,催生了一批文学与美术俱佳的封面设计。当时,《彷徨》的封面设计,刚一面世就遭到了非议。有人质疑“颤微微的太阳不圆”,却不知这是一种艺术的绝妙潜台词,陶元庆自己也很无奈,“我真佩服,竟有人以为我是连两脚规也不会用”。而鲁迅不仅对封面大加赞赏,称其非常有力,看了令人感动,更为陶元庆发声:“你看好笑不好笑,竟有这样不懂艺术的人”。鲁迅由于自身高超的艺术造诣,所以一眼看出了陶元庆的设计天分。历史证明,鲁迅的眼光极佳,他一手推出了一个天才。鲁迅对陶元庆的赏识,不仅表现在对其作品的高度肯定,更体现在日常交往,某一年春节,鲁迅特意请陶元庆来赴家宴。陶元庆死后,鲁迅自己掏钱为他在杭州西湖畔置办了坟园——元庆园,并将陶元庆创作的部分封面陈列于园。其后,在《陶元庆的出品》一书中题曰:“此璇卿(元庆)当时手订见赠之本也。倏忽已逾三载,而作者亦久已永眠于湖滨。草露易晞,留此为念。呜呼!”

鲁迅与陶元庆,亦师亦友,鲁迅对其艺术有深刻的理解,说其创作“内外两面都与世界和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这与钟敬文在1929年《陶元庆先生》中说:“他的绘画的取材表现方法,虽大概属于西方的,但里面却涵容着一种东方的飘逸的气韵”,是英雄所见略同。

陶元庆用西方的理念,表达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里;沈寿又何尝不是?借鉴了油画的技巧,坚守着传统的中国式审美。所以,他们都是艺术领域的大家。

鲁讯与陶元庆,张謇与沈寿,细究之下很有类似之处。都是后者有奇才,而前者不仅懂得欣赏,更着力推广。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拥有艺术上的独到见解以及思想上的大胆革新。这种艺术与文化上的相应相合,是何等美好与令人神往,又是何等稀罕与令人折服。从这个角度来说,张謇与沈寿都是幸运的,他们彼此成就,共同为中国刺绣史留下了流光溢彩的一页。

(作者单位: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