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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謇“五族共和”思想的历史意义/沈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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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振元来源:海门市张謇研究会网址:http://zhangjianyanjiu.com

论张謇“五族共和”思想的历史意义

□ 沈振元

一、背景

满清末造,慈禧、光绪相继“升遐”,年幼宣统即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满清王朝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张謇在生意场顺风顺水、红红火火。武昌起义爆发时,张謇正在武汉出席大维纱厂的开工仪式。他在八月十九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夜十时半汉口获革命党人二,因大索,续获宪兵彭楚藩与刘汝奎及杨洪胜,晨六七时事讫,各城俱闭,十时方开。”然而,他没想到,彭、刘、杨三人被捕就义,点燃了武昌起义的导火索,敲响了清王朝覆亡的丧钟,中国近代史将翻开新的篇章。当天晚上,他乘船离开武汉,八时登船,“见武昌草湖门火作,盖工程营地,火作即长亘数十丈。火光中时见三角白光,殆枪门火也……十时舟行,行二十里犹见火光。”第二天上午,他去找安徽巡抚朱家宝,才知道“武昌于十九日夜三时失守”。于是,当晚搭船离开安庆。二十三日,船到江宁,张謇便去拜访铁良,请他与督军“合力援鄂”,奏请朝廷颁布宪法,实行宪政。铁良要他去与总督张人骏商量。第二天,便诣张督,再申昨说。不料张人骏大骂立宪,拒绝援鄂,扬言“我自能保”。张謇心中大骂此人是无心肝之人。此时,江苏巡抚程德全、资政院议员雷奋、谘议局议员杨廷栋邀张謇至苏,“密商大计”。二十五日抵苏州,他们颇相契合,“夜为草奏”,逾十二时脱稿。张謇兴奋异常,彻夜未眠,庆幸江宁碰壁之后在苏州遇到同道;他深信自己为国家出了好点子,对危难中的朝廷来说,无异是雪中送炭,预料朝廷会接受他的建议。张謇对满清王朝怀有很深的情感,宣统元年(1909)九月,张謇在杭州与浙江的朋友聚会,其中有人愤然说:“以政府社会各方面之现象观之,国不亡无天理。”张謇当场反驳:“我辈尚在,而不为设一策,坐视其亡,无人理。”那么,这次他为朝廷设的“一策”是什么呢?他在《代鲁抚孙宝琦苏抚程德全奏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中说得很清楚:“治标之法,曰剿曰抚;治本之法,不外同民好恶,实行宪政”。目标是削弱革命力量,保住满清王朝,推行君主立宪,可谓“一石三鸟”。因此,他对这一策充满期待,时间一天天过去,他盼望的好消息却没有出现。至九月十六日,“知上海为国民军所据,苏州宣告独立,浙江同”。十八日夜十时,“知民军于七时入(通)城”。二十日,张謇在日记中写道:“计自八月十九日至今三十二日,独立之省已十有四,何其速耶。”语气平缓,却百感交集。他慨叹形势发展之快,革命洪流浩浩汤汤,顺之得昌,逆之者亡;哀叹清王朝丧国之易,“自古迄今,丧国未有若是之易者也”。慨叹也反映其内心之焦虑,他深深感到自己的救国方略已经失败。这时他想起了朋友赵昌的忠告:“谋国必出他途以制胜”,必须改弦更张。这是张謇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天。第二天,他与庄思缄等人“协议临时议会”,接着“组织临时议会”“第二次开会”。坦率地说,“临时议会”这个名称就令人质疑,既没地域限制,也不知它从何而来,更未说明它的性质宗旨,参加第二次会的陈其美“意不甚澈,晓之而微寤”。它实际上是江、浙、沪部分议员的议会。张謇把他们组织起来,以“临时议会”的名义登上政治舞台,作为当时的“第三势力”提出他们的政治诉求。这时的政治主张与之前大相庭径:之前主张立宪,现在主张共和;之前主张保皇,现在提出清帝逊位……“五族共和”正是在满清专制政府将死未死,民国共和政权将生未生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一政治主张,顺应时代的需要。

二、意义

所谓“五族共和”,即“统汉、满、回、蒙、藏之五种人,而纳之一共和政体之下者也”。[1]其内涵清晰:政体共和,民族平等。这是关乎全局的战略思想,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以共和替代专制。“共和”,在中国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国语·周语上》:“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甚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爆发了奴隶和自由民起义,“流王于彘”,直至周宣王执政为止,中间十四年由民众推举的共和伯代理政事,人们把这一时期称为共和。共和元年是公元前841年。它是中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后人就把定期选举产生国家元首和国家权力机关的政治制度称之为共和,与君主专制相对。自周宣王执政后,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民之厄于专制二千年”,渴望共和。辛亥革命爆发后,“潮流万派,毕趋共和”。

张謇确立“五族共和”思想后便付诸行动,首先,拒绝朝廷任命,九月二十七日,张被派为江苏宣慰使,张即表示“何宣何慰耶?”二十八日袁世凯电告张,委以农工商大臣,张表示“理无可受”,遂拟辞职电。接着他劝当政者退位,九月二十一日,张与伍廷芳、唐文治、温宗尧联名致电摄政王载沣:“罪己之诏甫颁,杀人之祸愈烈,以致旬日之内,望风离异者十有余省。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并明确指出:“君主立宪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希望皇上、殿下“以尧舜自待”,赶快让位。他还致电袁世凯促宫廷逊位出居:“非宫廷逊位出居,无以一海内之视听,而绝旧人之希望;非有可使宫廷逊位出居之声势,无以为公之助,去公之障”。在强大的压力之下,清廷同意退位,北京又请张謇作拟《清帝逊位诏》,诏曰:“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至此大清帝国便寿终正寝。

19121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张謇被推举为实业总长。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政权的建立。张謇先生以共和替代专制的愿望变为现实。

(二)以互谅消弭争端。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高山、沙漠、海洋,形成了人们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在思想文化方面更有一套精辟的论述,《尚书·尧典》称:“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里讲的是为人之道,道德高尚才能使家族亲密和睦,进而平章百姓”,“协和万邦”以至天下民众变得友好和睦。因此,早在轩辕、神农氏时,“中华一体”的观念就开始萌芽。秦统一中国后,华夏各族,通过互市、通婚、迁居,不断加强联系交往,并以农耕文化为主体,互相吸收、融合,使中华大一统观念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华各族人民的共识。数千年来,中国各族人民之间,自然也有矛盾、斗争、征战,但从整体上看,中国人民始终追求大一统的治国理念。有清以来也是如此。

19世纪中叶以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加深,满清政府则对外卖国,对内压榨,人民生活更加困苦,引起全国各地人民的反抗和斗争: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19021911),全国各地此伏彼起的“民变”多达1300余起,平均每两天半发生一起。清政府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条件。在人民的眼中,清王朝只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要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就必须推翻满清政府。由于这个政府是以满族人为首,因此,孙中山189411月成立的“兴中会”,在会员入会的誓词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等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内容,而在实践中,从广州起义到辛亥革命,再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推翻满清政府,而不是驱逐满族人民。

搞好民族和解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张謇先生为此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他首先批评革命党“种族革命之谬说”,强调改造共和、建立民主,是政治革命,“不含有种族问题之性质”。接着,批评清政府之不良,“政体之不善、积弱积侮之逼拶、内忧外患之交侵、历年改革之无成”,强调清军残暴。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虽下达了“罪己之诏”,但有些清军将领依然滥杀无辜,“荫昌汉口兵队交绥之外,奸淫焚掠,屠戮居民数万于前,张勋江宁驻兵不在战期,闭城淫掠屠戮五六百人于后”。[2]他对前者的批评是虚指,要在防止种族革命倾向,对后者的批评是实证,要在制止清军的暴行。关键是做清军将领的工作。张謇劝袁世凯放弃斗争,许认共和,“与其殄生灵以锋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族于共和主义之下。”劝铁良认清大势,不要呈“一朝之忿”,使两族生灵涂炭于兵锋;而应当掷一身“小忠之事”,“纳全族于共和主义之中”。此外,他还积极寻找、探索两军互让互谅的办法,营造互让互谅的氛围,如浙江宣告独立后,宣布“汉满要约”,不相残害;江苏亦如此,“使彼此相见不以干戈”。双方都认为这样做有利于改善关系,消弭争端,这是“生民之幸,两族之福”。

在政治舞台上,当时主要有三股势力,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军,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和以张謇为代表的改良派。革命军虽然强大,因内部不团结、经济困难而消弱;北洋军实力雄厚,因诸多行省宣告独立而大伤元气。两军交战又有妥协的愿望。改良派没有军队,实力较弱,但在两军中都有丰富的人脉关系,居间调停,却有独特的优势。张謇利用这个优势,高举“五族共和”的大旗,纵横捭阖,折冲樽俎,以互让互谅之精神消弭汉满之间的争端,可谓功不可没。

(三)以团结抵御瓜分。张謇先生对西方列强侵占乃至瓜分中国的狼子野心早有清醒的认识,他在《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有一段深刻的论述:“久闻日人扬言,此次和约,意欲使中国五十年之后不能自振,断不能再图报复。又闻日人以中国舆图,用五色画界,指示西洋各国,拟与各国瓜分,宣言十年以后,必可立见此局。其封豕长蛇之谋,令人发指!今更以我剥肤之痛,益彼富强之资,逐渐吞噬,计日可待。朝廷虽有践约之信,窃恐日断无永好之心。且西洋各大国,从此尽窥中国虚实,更将肆意要挟:事事曲从,无以立国;稍一枝梧,立见决裂。是日本之和不可恃,各国之和亦不可恃矣。”[3]真可谓洞中时要,剀切周详。

十五年过去了,瓜分之局未成,而瓜分之欲日灼。现在中国南北争斗,诸省独立,为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提供了可趁之机。张謇认为,“中国近来情形之危迫,盖频陷于瓜分之惨境焉”。为应对危局,必须高举“五族共和”旗帜,以民族团结抵御外国的瓜分阴谋。

1. 提升被瓜分的危机意识。从表面上看,当时西方尚未实行干涉,这是因为南北交战的时间不长,局势尚不明朗;“列国利害相权,尚在观望”。他们“步调未齐,计划未整”,不会贸然行动。然而,一旦“权利均衡,纷议判决,则棼然并起矣”。实际上,西方大国瓜分中国的行动早已开始,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划分租界,以确定各自的势力范围,“满、蒙、藏、回为日、俄、英之势力范围也久矣”。若转而派兵占领,则“列国效尤,德、法亦将自齐、滇而进,遂至牵及本部,不可收拾”。[4]

2. 反时以挟洋兵自重的卖国行为。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张謇曾以江苏省咨议局的名义致电各省咨议局,在这危急存亡之秋,省咨议局应勇于担当,维持全局。“苟慎外交,文明各国自无横来干预之理。深惧或进邪说,借助外兵,陷全国于必亡之地。远鉴前明,近鉴亡韩,心胆俱裂”。[5]1023日,张謇又致信各大报馆,希望各大报刊载此电稿,强调“借助外兵,其害必至亡国”。“此电不独警告政府,亦将使武汉一方深维斯义”。1127日,他又致函袁世凯:“识微虑远之士,则不得不以战祸延长、人民涂炭、万一惹起外患为大恐也”。他通过强有力的舆论,警告想借外兵者,使之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敦促各省咨议局监督各省当权者向外国借兵;同时,也向西方各国表明态度,若派兵进来,必然遭到全中国人民反对,使之成为“过街老鼠”。

3. 做好民族大团结工作。张謇在《复许鼎霖函》中指出:“独立云者,离北京政府而独立,非各自独立之谓。”这是个非常正确的判断。当时的所谓“独立”,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姿态,表明对满清政府的否定,对辛亥革命的拥护和声援。从表面看,是四分裂;实际上,抛弃帝制,拥护共和,是推进“五旗共和”的有利时机,只要工作得当,就能“合全国之二十二行省,及汉、满、蒙、回、藏而为一大共和国”。这正是我们抵御列强瓜分的基本前提。

同时,要积极做好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张謇《致库伦商会及各界电》就是一。电文肯定“蒙汉同胞均赞成共和”,揭露“满清对蒙人束缚钳制,视待汉人更酷”;指出“俄人垂涎蒙古,非止一日”,惟有蒙汉合力,“强邻觊觎,可以永绝”;指明方向,满清退位在即,共和政府即将成立,希望同心协力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张謇通过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深入细致的工作,推动和促进“五族共和”的实现,也使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成为泡影。

三、余绪

“五族共和”,不是一般的概念,而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思想,反映张謇赞成共和、反对专制、提倡民族平等、反对种族压迫的思想,具有很大的进步性。它顺应时代的需要,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未来亦有深远的影响。但“五族共和”并不完备,因而具有时代的局限性。192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指出“中华民族”这一新概念。他把“五族”拓展为所有在华夏大地上生生不息的民族,新中国成立后,确定为五十六个民族,汉、满、回、蒙、藏依然是中国民族的主体。“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一直沿用至今。

“五族共和”思想的确立,是张謇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重大飞跃,是他从封建士大夫前进为资产阶级政治家的重要标志。这次飞跃的时间节点是宣统三年(1911)九月二十日(1110日)。因为这一天前后,他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态度发生了重大转折。然而,这种变化决非朝夕之事,而是在多种因素影响下,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用张謇先生的话说:“一月以来,焦思殚虑,广邀时彦,博采舆评,征之国土民族,验之人心,核之中西政治家之学说,审之各国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之适宜,而知此次事变之来,适与理会”。[6]可见它是默观大势,悉心思考的结果,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行动上具有坚毅、执着、一以贯之的特点,从而构成了一个人在某一时期思想行为的基本面。虽然人的思想是丰富的、复杂的、不断变化的,但人的思想行为的基本面在一定的时段内是比较稳定的,如果我们抓住了历史人物的基本面,就能对相关的历史事件作出合乎实际的评述;否则往往会得出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

(作者单位:本会)

参考文献:

[1]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1235.

[2]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2281.

[3]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116.

[4]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1235.

[5]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2280.

[6]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2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