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张謇精神的时代意义” 2019年度论坛的体会

编者按：

2019年11月30日，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和南通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张謇精神的时代意义”2019年度论坛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召开。南通20余位同志参加了这次盛会。为了传达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发掘张謇研究价值，找准研究视角，进一步弘扬张謇精神的时代意义，12月13日，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召开赴京参加大生论坛的学者座谈会。我们选择了张廷栖、朱江、张裕伟三位同志的发言材料刊登于此，以飨读者。

出席“张謇精神的时代意义”

2019年度论坛的体会

南通张謇研究中心：张廷栖

“张謇精神的时代意义”2019年度论坛11月底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行。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本人有幸出席，收获颇丰，说两点体会：

体会之一，总的印象，论坛一年比一年强。今年的论坛更科学，站在世界的高度，密切结合国际形势，探讨张謇精神的时代意义。

当今世界出现了一个新潮流，就是“社会企业”的现象，所以本次论坛的主议题为“促进当代中国社会企业发展”。首先由中央有关部、局的领导报告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从全球经济下行到中国经济的对策，进行分析与展望。然后进入第二个议题：对企业家精神的探讨。当今世界出现的“社会企业”，是一个新的概念，英国贸工部于本世纪初首先提出其官方定义，此后在全世界迅速传播，也很快影响到中国。在中国一百多年前的张謇，他所创办的企业就是西方学者所说的“社会企业”。第三个议题即为张謇研究与当代中国的“社会企业”。这是一个核心议题。努力从张謇“社会企业”中发掘张謇精神，充实当代企业家的精神建构，或者说将张謇作为当代企业家的精神领袖，以张謇的企业家精神引导和促进企业家将企业向“社会企业”转化，企业家本人向社会企业家转化。企业不以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而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以为国为民为社会做出贡献为最终目标。这种社会企业既是当代世界、当代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个新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未来企业发展的一个方向、一种趋势。

最后圆桌会议的对话议题：张謇研究与近代工商史视角下的民营经济。对话中对“社会企业”的理解，谈到张謇的厚生主义企业观，也谈到张謇与卢作孚两家“社会企业”的比较，张华同志谈他将张謇精神运用于援疆的实践。论坛内容的结构很严紧，逻辑性很强，紧紧围绕张謇精神促进当代中国 “社会企业”发展的主题，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体会之二，张謇精神不仅有时代价值、而且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从全球范围出现的“社会企业”的现象，我们应该认识到张謇精神的时代价值、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所谓“社会企业”，基本含义是：企业以社会利益为目标追求，而非以商业利益最大化为目的，通过市场和商业方式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我对“社会企业”的理解是：企业的最终目的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要有社会责任意识，要讲究社会效益，办企业要讲究经济效益，但不是最终目标。创造的财富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比如比尔盖茨全球首富，他的财产不为家族所拥有，而是保证家族有优厚的生活条件外，全部捐给盖茨基金会慈善机构。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不再等同于原始资本积累的时代，到了后资本主义时代，发生的微妙变化是，有的企业有了社会责任意识，成了“社会企业”。回顾中国百年前的张謇，他创办的大生企业与今天的“社会企业”可以说没有什么不同。

首先，张謇创办大生纱厂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目标：为“通州民生计，为国家利源计”。他追求的不是利益最大化，而是实业救国，民富国强。第二，大生企业获得的红利，其中有用于地方社会事业，包括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担负起社会的责任，产生的社会效益就是南通实行了地方自治，实现了早期的现代化，成为民国时期的一个模范县。第三，张謇作为一名企业家，他所获得的财富并没有留给后代，而都用于当年的社会事业，有时还有债务，甚至出卖智力和劳力，以卖字填补慈善事业的资金缺口。张謇创办企业不是为了资本利润增值，而是为了救国，为了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国家进步。大生纱厂的创办及其相关产业链的构建，都以带动当地就业、棉农生计改善为内在原则，企业利润主要投向了教育、慈善、文化等社会事业。实质上张謇是以中国传统的儒家士绅精神，以企业的运营方式进行改造南通的社会实践。我认为张謇的大生企业集团就是当今西方所说的“社会企业”。近代中国的民营企业如大生企业那样承担社会事业的还有不少，如荣宗敬、荣德生、聂云台、穆藕初等创办的企业，都致力于创办教育、慈善等各类社会事业，其中张謇代表了“过去”的这批社会企业家。

我曾在做“张謇与民营企业家”研究课题时，把他同近代民营企业家群体放在一起研究，总有一种感觉，委曲了张謇，为他感到不公。他并不是资本家，他是一个事业家。所以在文章中特别指出他不同于一般的资本家，或者说不是一般的民营企业家；说他不敛财，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却找不到适合的词汇和概念加以区别。现在用“社会企业家”的概念加以区别，是个规范化用语。因为不是所有的实业家或者企业家都可以称社会企业家的。姚中秋先生把张謇创办企业的思想观念，称为“厚生主义”企业观，很有新意，也很有中国特色。

社会企业既是当代世界、当代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个新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未来企业发展的一个方向、一种趋势。这次论坛将张謇作为社会企业家的实质揭示出来，并与当代中国与世界正在发生的社会企业思潮结合起来，那么从张謇的社会企业中体现的张謇精神，与美国的比尔盖茨一样，就具有全球的典型意义。张謇精神的时代意义不仅有全国意义，而且有世界的意义。这是陈争平教授这次报告的最后一句话。

张謇精神的时代意义不仅在中国促进企业向“社会企业”转化，企业家向“社会企业家”转化，而且张謇精神还可向世界推荐！可见张謇研究的时代价值，意味着张謇故乡的学者，肩负的责任重大！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一个问题。张謇为什么在一百多年前就有了当今世界“社会企业”的实践和理念呢？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时间长河，进入后资本主义时代才有“社会企业”的概念，而中国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刚刚产生的年代就有了“社会企业”的实践和先进理念？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可能也是张謇研究深化的重大课题。

南通市档案馆：朱   江

三次参加张謇论坛，感触很深。

第一，张謇研究要与时代相结合，才有生命力。张謇留下了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对今天的南通乃至中国社会依然有着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张謇精神，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股精神动力。张謇倡导的企业家精神、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话题。研究张謇，就是要了解张謇，把握当下，展望未来。

第二，张謇研究不能在小圈子里自我欣赏，要走出去，请进来，要与其他领域的专家互动，倾听来自其他行业的人士的意见。要以更宽广的视角，多学科的背景，再次出发，发现更具体、更多面的张謇。

对于今后南通张謇研究，在座的都是行家里手，我不敢提什么意见。我结合单位的工作，谈谈个人的一些想法。

2019年我们南通市档案馆的工作重点之一，是编辑《张謇与近代上海》，这本书原来是根据市领导的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编辑，作为南通接轨上海大会会议材料分发的，却意外受到了广泛欢迎。我们决定在此基础上重新编写，初衷是以档案人的眼光，以南通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为依托，梳理张謇与近代上海的关系，反映在张謇创业过程中与上海的互动关系，相信无论是对于探索张謇早期现代化实践的过程，还是研究当今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都有启迪。

作为档案编研作品，《张謇与近代上海》建立在对大量馆藏档案研读的基础上，再辅以各类资料、论著的参阅，力图提供新的观点、新的史料、新的视角，为研究者钩深致远提供帮助。我们有两点启示：

一、历史研究过程要留意对相关历史遗迹的寻访

2013年，为纪念张謇先生诞辰160周年，南通《江海晚报》组织大型采访活动“追梦——寻访张謇足迹”，我被邀请作为评论员参与采访。活动为期半个月，先后到了武汉、甘肃、景德镇、安阳等地。寻访过程中，我内心深受震撼，更加认识到张謇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认识到实地寻访的重要性。

在《张謇与近代上海》编写过程中，我们实地踏访了上海的张謇足迹。实地寻访，可以跳出文献记载的局限，给人以直观的感受，对于研究者来说，能体味历史风云留下的痕迹，直接走入过往岁月的场景，有助于编研人员建立空间感、厘清思路。

我们先后寻访了徐家汇、杨浦滨江、沪所已知的地点，分别在九江路、南京路保安坊沪所旧址所在的全季酒店、如家酒店住宿。实地步行计算从沪所到十六铺码头的时间。参观了土山湾博物馆、上海历史博物馆，相关的感悟体现在书中。

其次，作为档案编研作品，应该充分挖掘馆藏，向社会提供新的史料

我们在《张謇与近代上海》编写过程中，阅读了大量大生档案，相信能补充原有的研究。如张謇与震旦学院的关系，之前已有研究涉及，但都没有充分利用大生档案中的相关史料。震旦学院由马相伯始创于1903年，1904年因与总教习南从周在教务问题意见分歧，马相伯率学生出走，另创复旦，震旦陷于停顿。张謇、李平书、姚子让等人合组校董会，帮助震旦于1905年8月正式复课。大生档案保存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下旬所立的震旦学院乙巳下学期收支账、丙午（1906年）正月所立的收支簿，说明在震旦复课后的账务是由大生沪所代理的，其中记载了大生多次汇来洋元。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震旦学院曾经为购买枪支弹药报关事宜致信张謇。据大生沪所三月十二日（4月24日）的来信摘录，震旦学院“第四学期即须添授军操”，因此委托意商义丰银行承运毛瑟枪120杆，子弹1万发，希望作为校董的张謇能够跟海关沟通，发给护照。

对于大生沪所的起源，一般都引用《大生系统企业史》中沪所职员徐润周1962年的回忆：“1897年冬，筹建中的大生纱厂在上海福州路广丰洋行内附设帐房。1898年迁设小东门，1901年迁天主堂街外马路。”这个错误影响了几乎所有张謇研究的学者。大生上海公所应该是在1896年初设立的。

《大生系统企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是一本张謇研究领域相对权威、可靠的著作。该书编写过程中，一方面用了很多档案，另一方面采访了很多知情者，做了一些口述。但人的记忆难免有误。口述史料引用需要慎重。

海门市张謇研究会：张裕伟

此次北行，躬逢盛会，见识了不少学界大咖，见到了很多前辈，也结识了不少朋友。从张謇研究的角度看，这次北行收获也很大，聆听大家的发言后，我们感到张謇研究的路还很长，大有可为。如何进一步开创张謇研究新局面，呼唤张謇学早日到来，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要做：

一是取最新的社会科学理论成果来观照张謇。这次有从国际城市理论角度和张謇的城建思想作比较的，这体现了一种高远的行思，展现了张謇研究达到新高度的路径。当然这种思路要想做好，需要对学界既有理论成果的把握，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当前学界思想理论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其间也良莠不齐，需要别择出适合张謇研究的理论成果，并且知其长，知其短，用其长，避其短。

二是对张謇的基本史实与文本进行精细研究。会场上有人提出张謇创办第一个农会问题、张謇与卢作孚的交往问题，这些让人很感兴趣，但其史实是否可靠，有无文本依据，需要确认。通海学者应以此为己任，才能真正成为张謇研究的基地。

三是注重比较研究。张謇与卢作孚的比较问题，重庆的那位学者谈得很好。类似的比较研究还有很多题目可供发掘，但这应在至少熟悉一方的前提下进行，否则就会流于肤浅。

四是注重宏观视野，论坛的前两个环节，谈当今经济大势等，看似与张謇研究关系不大，但其实启示我们要注意把张謇放到更宏阔的视野中去观察。

五是要与现实保持合理张力。张謇及其事业本就不是书斋派，论坛中张华市长的发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论坛的主题社会企业、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是现实问题。我们在张謇研究论题的选择上，在张謇宣传的现实功用上，都要能够联系实际，把握当下，力求真正发挥张謇研究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