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指导张孝若编纂张謇传记及其它 / 赵明远

胡适指导张孝若编纂张謇传记及其它

□ 赵明远

1930年9月，张孝若著《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在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这是最早的一部张謇传记，至今仍是一部高质量的史学作品。而这部著作的成功与中国现代历史科学开创者之一胡适先生对作者的悉心指导是分不开的。

关于胡适的指导，从《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上刊载的胡适1929年12月14日为该传记所作的序言、张孝若1929年12月18日复胡适的信以及张孝若的自序中，已经透露了不少信息。张孝若说：“你这篇序，关于传记在文学上的价值和努力做传记的途径，尽量发挥，周详指示，我很得到不少的启发”“你所说做传记该用的绣花针和大刀阔斧，我这回都用的。”（复胡适之先生信）“我写这篇传记，很取法于胡适之先生所编《章实斋先生年谱》”（自序）等等。除此之外，1949年胡适离开北京前遗留的书信，为进一步了解胡适对张孝若指导、帮助提供了更多生动的资料。这批书信今天保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部分在已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公布，其中收录了张孝若致胡适的书信12件，以及1件张孝若通过胡适转丁文江的信。从中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胡适指导张孝若编写、出版张謇遗著、传记以及其他事项的过程和细节。

一

张謇去世以后不久，张孝若即开始着手整理编辑张謇遗著。大致在1929年7月，张孝若已就编纂中的问题开始向胡适请教。在7月31日至胡适信中，张孝若说：“前天承先生接谈，实在荣幸得很！关涉编订先君遗著应该讨论的几个问题，更承先生一一指示，实在感激得很！弟近年来，死心蹋地，决计替先君编订一部比较完善的集子。”以后的数日，张孝若或去函或见面，持续向胡适请教。8月5日，张孝若向胡适汇报编书进展，并约请次日晚餐当面请教篇目体例等问题：“孝若近于万事皆看空看冷，独编理父书至积极，所拟目录已写成，经先生阅定后，即从事分类编入矣。”次日的会面，张孝若应是有很大收获的，在8月7日的信中，张孝若说到：“昨晚一谈，增我识见，及指示我编书，益处极多、极广。感幸万万。夜间看《朱子年谱》，乃恍然我父自编年谱，实取法于是书，颇觉我读书过少了。”

《朱子年谱》是胡适推荐给张孝若作参考的。不过，此后的一段时间，张孝若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编辑张謇遗著上，而是转到撰写张謇传记的工作上，原因是社会各界都对一部详实的张謇传记提出了要求。10月7日至胡适信中，张孝若汇报道：“我在此二月内，帮我父做了一本十五万言的传记，很得力于你编《章实斋先生年谱》的体系，全稿正在整理抄写。因为各处要我父历史的人太多了，太久了，所以我目前决计先拿这篇传记和自定续编年谱、年表三样东西付印，不日就送上，请你不客气的教正，先替我做一篇短序，等到我将我父遗著全部编成，再行送上，求你做一篇东西，以光泉壤（用什么名目，到那时请你自定）。”在这里，张孝若第一次就张謇传记的序言，向胡适提出的请求。

这些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张孝若从胡适处得到的教诲，而胡适在后来所作《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言也记录了他对张孝若的指导：“南宋的理学家崇拜那死在党禁之中的道学领袖朱熹，故朱子的年谱成为最早的详细年谱。……他这回决定用白话做先传，决定打破一切古文家的碑传义法，决定采用王懋竑《朱子年谱》和我的《章实斋年谱》的方法，充分引用季直先生的著作文牍来做传记的材料”。

到了12月3日，张謇传记已经完稿，在翰墨林印书局排印，张孝若又给胡适去了一封信：

上月我接到你信，你答应帮我做传序；我很领会，这是你尊重我父的表示，我不觉感激到泣下了！从秋间到现在三个多月，已经拿我父的传记写成二十余万言，已在南通印书局排印。我现在拿一篇自序和目录送给你看，你看了目录，我传记内写些什么，大概可知了。我这一回用白话写先传，总算大胆极了。用的文体，编的方法，都是步你的后尘。十几年前你在北京揭起白话运动的旗帜的时候，我就跟着摇旗呐喊，奋勇争先，做你的一个马前小卒。近来我尽读你出版的著作，又和你见过几回面，你给予我文学上的兴奋和师法的地方，都还在其次；你给予我人格上的感化的伟大，真难以笔墨形容了。我这一回决心用白话写传记，我是准备受社会上一班自命文人君子的怀疑笑骂，我决不怕，也决不悔，我只要你一二句同情的话，就很够抵销了。我很明了你不是一个很闲的人，然而我父传记的序，我想来想去，只有求我生平所最钦重的人的你动笔；其他任何人，我实在不愿意找。所以你的序几千字长固所希望，就是几百字短也是情愿；因为我确信你心目中观察评论的我父，一定有极有价值的见地和论定。

你能不能在十天以内做成寄我？因为等你序到，便可出书了。书名的样张，及书中插图一片，附上一页，连目录及自序，都用不着掷还了。

不知胡适是什么时候收到信的，但在12月14日晚，这篇长达2千字的序言已经完成。12月15日，胡适在日记中写到：“昨夜写成张孝若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的序，今早修改了几处，叫人送去。”这是一篇阐发胡适关于历史人物传记的重要理论文章，我们在序言中读到的是胡适关于中国两千年传记文学的批评、用“新传记体”来记载近代重要人物的希望、对张謇的评价以及对张孝若“爱的工作”的肯定。虽然胡适当时还没有看到传记的全文，但是近半年来对张孝若作传的指导、交流，已经让他对这部作品有了较充分的了解。所以这篇序言让张孝若感到“铭刻心骨”，“给这本书以无上光荣”。胡适也相当看重他的这篇作品，先发表在1930年1月《吴淞月刊》第4期，后于9月将其编入了《胡适文存》第三集，成为他关于历史人物评价以及历史传记写作的重要理论文章。

到了1930年2月，《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已经印成。张孝若于是给胡适寄去一册，希望“先生看后给以毫不客气的评教”。在2月7日的这封信中，张孝若还就胡适序言中的一个重要的改动作了说明：“有一点要向先生告罪：我前将先生的传序送去排印时，校对人来商：在序内第七段举近一点的人物，孙文列居最后；在先生本无所容心，深恐党人量仄，以为吾辈有意屈弄，别生芥蒂，不如摆到前面。我认名字移动，无关宏旨；但未及征得先生同意，亦觉皇恐，想不以为罪也。”

信里所“告罪”的是胡适序言中一段关于“近代中国历史上几个重要人物，很可以做新体传记”时列举的一些人物的排序问题。书出版后是这样的：“近一点的如孙文、张之洞、张謇、严复、袁世凯、盛宣怀、康有为、梁启超”。序言原文中“孙文”应是在最后的，胡适这么写未必是刻意为之，但出版方却不能不注意“国父”位次，作为立宪派和北洋官员后人的张孝若更不能不小心谨慎，况且此时南京国民政府正在通缉他的伯父张詧。由于害怕国民党人的追究，孙中山的名字被移到了最前面。

二

在张謇传记编著完成以后，张孝若又把精力放到编辑张謇遗著上。在8月间给丁文江的信中，张孝若透露了编辑体例方面从胡适处得到的指导：“先君全集，我是先分类，再编年的。费了不少工夫时光，才拿年代查明，一一注入。本想从适兄的话，拿所分的门类完全打破；不过因为先君生前已将《九录》的总名称定过，海内外已经传说成一名词，我不欲舍去不用。（我想：所以称“录”的原故，是合文集与政书为一的意思。）且编年之先，分归门类，也有便利的好处。此外适兄和我都主张加以标点，至少须断句；但是因为中华是用仿宋体字印的，许多人说：加了标点，有点突目，不很雅观；而孟莼生、刘厚生二兄意，凡能读此书的人，即不断句，也看得懂的说法，我认为也有相当的理由。”这封信同时也给了胡适，其实是对胡适建议采纳情况的说明。一是由于张謇生前已经开始安排自己的助手“检旧存文字订为九录：曰政闻，曰实业，曰教育，曰自治，曰慈善，曰文，曰诗，曰杂，曰外”（啬翁自订年谱，1921年2月26日），所以编订张謇遗著的名称不是“全集”，而且仍尊重张謇的原意“九录”进行了分类；二是对于内文是否要加标点的问题，张孝若一方面表示与胡适的主张相同，另一方面又觉得孟森、刘垣的意见也有道理，在1932年8月出版的《张季子九录》，采用的是字旁加点断句、不用标点的方式，算是两方面的意见都听取了。

此期间，张孝若还在营建张謇的墓园，他用文言新写了一份墓志铭寄给胡适征求意见。由于他一直是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的追随者，不久前还表示“做你的一个马前小卒”，所以需要就此文言文的墓志铭作点说明：“这回用文言写，有两层原因：一，墓志铭因须上碑石，字有限数，不能过多，只好用金石文体例。但仍力避艰涩语调及僻字。二，我要表示：我们并不是不能做文言文，做文言也不是很高贵而很难的事。更要证明一班人批评做白话的人对于文言不是怕难，就是没有本领做的种种说法，是不确当的。”这段说明表明了即使写了文言，他还是站队在白话文运动这一阵营的。

然而胡适的答复却是让他“废去墓志铭”，其理由我们从信中无法得知，只知道虽然有人“赞美此文，主张拿他印在再版传记的前面”，但张孝若仍听从胡适的意见，放弃了原有的打算。大概为了不引起胡适的误解，在这份1930年8月8日的信件中，张孝若又对写这份文言文墓志铭的动机作补充：“一，前月家母到上海看我，就谈起家中还有二块没有用过的碑石，弃置可惜，为何你不做一篇墓志？二，中华印先君全集，叫我在前面做一篇东西，或序，或传，或墓志，体例不问，只不要白话。我想来想去，没有主意，适逢家母谈起，才动笔写的。”最终“决计不用”墓志铭时，他对胡适说：“你能这样的教导我，真是生平莫大的幸事！”

最终，张謇墓依然是“不铭不志”，《张季子九录》正文前用的是张謇的“简谱”。

三

从《胡适来往书信选》《胡适日记》等资料中看到，张孝若和胡适的交往在1929—1930年间相对密切，主要就是因为张孝若编纂张謇传记、文集时需要频繁地向胡适请教。当然，通信的内容还有不少是张孝若对阅读胡适文章的心得、对时事的评论、对国民党极权专制的抨击等等，因不属本文主题，不再赘述。

无论是张謇传记的写作、《九录》的编辑还是墓志铭的取舍，张孝若对胡适的教导言听计从、不违如愚。特别是传记，张孝若做到了胡适希望的几个方面：一是“纪实传真”，打破了中国传统碑传虚华词藻一味颂扬的做法；对于张謇人生事业，“他的人格、他的志事”乃至社交琐事、志趣个性都能“信笔直写”，没有忌讳，“将我父一生的真面目写出来”。二是“论从史出”，传记选录了大量张謇的诗文论述，“既要摘出精采要点，又要连贯接气”，以史带论、言之有据，使这部传记有了“稳固的基础和坚实的间架”。三是“至亲无文”，张孝若是白话文运动真正的实践者，白话写作顺应了时代，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正是因为运用了白话文，传记写出了一个“真的我父，活的我父”，达到了张孝若“读了我父的传记，就好像见到我父其人”的初衷。

也正是由于有了胡适的指导，张孝若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才有先进的编纂思路，科学的研究方法、完善的体系结构、创新的表述方式，成为当时具有开创意义的传记作品，正如胡适先生所说：“我们可以相信孝若这篇先传一定可以开儿子做家传的新纪元”。在经历了90年时间考验后，这仍是学界公认的高质量史学著作。

四

《胡适来往书信选》是按年代日期先后编的。写作此文利用了1929至1930年间的10余封信件，但在考证过程中，发现有几封信的编排有问题。如编号为467、时间为“七月十八”的“张孝若致胡适”、及所附“张孝若致丁文江（抄件）”；473号、时间为“八月八日”的“张孝若致胡适”；479号、时间为“九月一日”的“张孝若致胡适”，这几封信未署年份，均被编在1929年内。按书中顺序梳理线索时就出现了许多疑问和矛盾。例如“七月十八”的467号信提到“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一句只会出现在1929年12月14日后，致丁文江信中提到丁对传记“指正的各点”只会出现在传记出版之后；“八月八日”的473号信内容是467号信的延续；“九月一日”的479号信中提到9月3日是周三，只有在1930年。等等。最终，从这几封信的内容判断，均应属1930年。而一旦确定为1930年，所有疑点均得以解决。

《胡适来往书信选》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我用的是这个版本）。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重新出版了该书。对照两个版本，发现体例上一致，而信件目次、编号有了些变化，想必是做了不少考订勘误工作，但却没有看到新版编者关于这些变化的说明。不过有关张孝若致胡适的信件除了编号外倒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把那4封属于1930年的信编在1929年内，这不能不令人遗憾。

（作者单位：民盟南通市委员会专职副主委、南通市历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