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山微语（续）/ 赵　鹏

牛山微语（续）

□ 赵　鹏

十五

村田与张謇见面是在濠阳小筑，据其记述云：“因孝若君之引导，访张氏于私第。其邸在南门外濠沿，为闲静之中国式。在门口稍待，即令余通过广大之回廊，而至于奥深之应接室。其间中国式之椅子，以规则而排列，除此以外，别无装饰，外观颇极简素。”其记初见张謇云：“张季直先生见余入，则悠然起立，殷勤致敬焉。其色黑，而朴朴之风貌，令人一见而疑其不似为有名纺绩王之张氏焉。然拓其两足而倚于椅上，鹰扬之态度，实表现前清之大官资格。”会见时村田征询张謇对中国前途的意见，张謇提及自治和财政两个方面，其论说颇有见地，因不嫌劳，再抄于下：

张謇说：“余脱离政界久矣，对于中国之前途，不敢发表大意见，然窃谓欲使中国为完全之国家，则不得不从事于自治。但余所谓自治，非现在各地所骚然哄动之自治，而谓彼名实共备之真正自治也。现在联省自治之声颇盛，然自治未实现以前，则所谓联省者，恐终无实现之期。纵备有联省自治之形式，亦终无何等之效果。中国之财政，固已底于穷迫，而民间则不然，特财政之不统一，是其缺点耳。且中国未曾开发之财源正自不少，若他日用民间之资金，将此等财源开发，则中国财政，绝非可抱悲观者。余信开发民间资本运用之途，实为中国目下之急务。对于外资之输入，余非绝对主张排斥者，只依其目的如何，或不能一概欢迎外资之输入耳。关于中国财政救济之策，余却抱有许多计划，然在今日之中国，恐不能实行也。”

十六

今人谈到张謇所办的伶工学社，多谓梅兰芳曾任“名誉社长”。我为此说置疑多年，因为从当事人张謇父子、梅兰芳、欧阳予倩、徐海萍以及伶社学生的相关记述，都未见提及。由谁最先说起来的，一时还不易追索，总之也只是二三十年内的事。现在猜想，名誉社长之说，可能源自1920年2月6日（旧历十二月十五日）张謇给梅兰芳的一封信。那是梅兰芳初次在通演出返京不久，张謇希望留他在南通发展，故写信相邀，其中说到：“仆之欲复古舞，为沟通救济社会之对于美术通俗计也。明春弟来，拟延为伶工学社名誉主任，协计第一步进行方法。若舞，则须弟主其任。以仆悬测，三年必可作舞谱矣。……吾之伶工学社、更俗剧场，将以为全国之导线也，而亦弟之试验演习场也。”其时伶工学社校舍正在建设中，而前此张謇已与欧阳予倩商量，拟聘梅剧团中的姜妙香、朱素云为教员，这与此信延聘名誉主任一样，都是以梅氏来通为前提的。虽然张謇认为北京艺事环境不好，甚至对梅说：“北京有何统系，谁认维持？如他人为之，而弟止于其间献艺，犹可云也；若弟自为之，掷七八万钜赀于风雨飘摇之地，伧楚荟萃之场，至险至危，窃以为断断不可。”但是梅兰芳并没有肯舍弃北京的舞台，这一来所议之事就成为张謇的一厢情愿，最终既未有名誉主任（社长）之延，也未有舞谱之编，连两位教员也未聘成。或许有人见到张謇此信中的“拟延为伶工学社名誉主任”，也不顾那个“拟”字，便信以为实，把梅兰芳说成伶社的名誉社长了。

十七

顾怡生回忆通州师范开校那天，有张謇“手持二尺馀长之淡色巴菰烟筒，且吸且谈”的记述。这“淡色巴菰烟筒”是个什么鬼，其实也不难猜。原来这儿与“色”字毫不相干，不知怎么让它混了进来，变成一个淡颜色的“巴菰烟筒”了。淡巴菰其实是一种烟草的名称，据说是西班牙群岛太诺语“tobaco”的音译。这种烟草从明代中叶就传来中国，前人也时有记载，举个本家《陔馀丛考》里的一段：“王阮亭引姚露《旅书》谓：烟草一名淡巴菰，出吕宋国，能辟瘴气。初漳州人自海外携来，莆田亦种之，反多于吕宋矣。”俞曲园《右台仙馆笔记》曾记一则故事云：“金陵城中，有以芦席覆一尸者，其上半身不可见，下半身则裤仅及膝，双足不履不袜，挺然不动。尸旁立一丐者，向众涕泣，募钱收殓，云死者其父也。于时观者甚众，颇有哀而予钱者，或百或数十，一时积有千馀。丐犹未足，请益哀。忽有老翁持筒吸淡巴菰，馀烬适坠于尸足，足为之缩。众大惊，既而悟其伪也，乃大笑。死者掀开芦席而起曰：愈矣愈矣。卷芦席向众叩头谢，共荷钱而去。”这个装死骗钱的把戏，竟让烧烫了脚的烟灰给揭穿了。

十八

张謇始终是个积极入世的人，像“看破一切”之类的话，本不应该在他嘴里说出来。然而这也有例外，我过去读他的信札见过一例，所以印象特别深。这是辛亥武昌事起后五天，即农历八月二十四日，张謇在南京劝说铁良举兵援鄂时写信给张孝若的信里说出的。因为铁良按兵不动，张謇大感失望，所以这个情绪也流露于信中。其信为：我视世变皆计数而得之事，绝不足异。我在江宁甚安。明日去苏，后日仍回宁。大约九月初五、六日由沪回通，到通必初七、八日。儿可告慰家中。八月廿四日，父寄怡儿。皮雕竹笔筒制意颇佳，送博物馆慎收。莘儒制府有一绝佳者，今付劫灰矣，如何存我院中耶？以是更看破一切。书存平安馆，瓶存馆厨内，儿自料理。从信中可以看出，他的“看破一切”并非前说的“世变”，而是因附言说“莘儒制府”事引起的。莘儒乃满洲人瑞澂的字，此前他任湖广总督驻于武昌，正是因他而激成此次起义，事一起他便弃城而逃了。张謇写此信的前二日，《申报》已报道出“鄂督瑞澂先行革职，许其戴罪立功”的清廷决定。瑞澂的事张謇显然已经知道，而此前不久在武昌瑞澂处应该还看到那个制作绝佳的笔筒，推测还为博物苑征集过，所以才会有“今付劫灰矣，如何存我院中耶”，甚至“以是看破一切”的感慨。于当年的画报上看到两幅有关瑞澂的画，一幅名为“瑞澂由沪逃走之情状”，有文字说“瑞澂由武昌逃走，后至上海，住船板厂洋房内。革命党欲寻而杀，由赵凤昌从中调停，力为解脱”，后闻清廷欲治其罪，乃转由青岛出逃日本云云。另一幅则在武昌事起前，名为“瑞澂将因贪失位”，附文云：“鄂督瑞莘儒制军到鄂年馀，无所展布，使气凌人，奴隶属员。前于印捕杀人一案，轻视民命，含糊了结，其素用手段索来之金，计银四十馀万，怨声载道，人所共闻。”由此导致湖北绅士推举代表赴京控诉。由此看来，瑞澂这个人还比较贪，猜想张謇此前劝征笔筒不曾得允，所是这个“看破一切”里或许还有点幸灾乐祸的意味。

十九

张謇办在南通城南段家坝附近的那座公共体育场，早亦称为“公共体操场”，其开办时间，以往多据陈翰珍的《二十年来之南通》定为民国二年，因此有全国最早之说。其实不然，民国二十年印行的《南通游览指南》谓：“公共体育场在南门浦子巷，民国七年创立，分民众运动、妇孺运动、体育指导三部，附设民众体育协会。”这个时间也只是举成数而言之，因为在此年前就已建成开放了。举一例，民国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通海新报》有题作《公共体操场开放》的报道云：“南门新城外西首马路旁，经地方办事处建筑公共体操场一所，早记前报。兹闻该场现已建设完备，每日当夕阳未下之时，恒有军学各界，率队前往该场游戏云。”彼时体育运动尚未普及，宜乎到了记者笔下就成为“游戏”了。我曾怀疑刊本《二十年来之南通》之“二年”系手民之误，因“二”与“六”的行书字形颇近。及至看到陈翰珍的手稿，始知他已误作“二年”。重印此书时，我特地加了个注而据实改正，目的就是不想因此再误传，谁知近日还见人在拿“二年”说事，我也没办法了。　　

二十

日前说张謇于宣统三年在北京商业学校演讲事，看到讲及山东义丐武训，记起一起公案来。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管劲丞先生说起来的，见诸他写的《张謇为武训开追悼会说的无稽》。文章认为有人说张謇闻武训死讯即召集学生举行追悼会，还为他画像挂于学校礼堂的孔子像旁，那是无稽之谈，并且对张孝若为父亲作传也如此在说表示不解。管先生指出，武训死于光绪二十二年，那时张謇还没有办学校，不可能召集学生开会追悼，何况追悼会的形式彼时中国还未曾出现。管先生此讲确有道理，然而接下去他说，询问了自通师首届毕业后一直在校任教直至退休的尤慎铭先生，据其回忆“从来没有听见说通师为武训开过追悼会，也没有在任何会场中听见张謇谈武训”，由此认为传闻不可靠。至于画武训像事，他回忆自己民国三年在师范校上学时，图画教师陈效韩曾布置全班学画炭画人像，确有同学画过武训，并且好的作业还装框挂于礼堂，但指出这与张謇毫不相干。张謇为武训开追悼会虽说未有，但在通师对学生讲武训却有确切证据，一来见于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一日他的日记：“甲、乙、丙班生散学行礼，甲班简易科生卒业行礼，为诸生演说山东教育丐武训。”二来这一次的讲演稿，还以《叫化子》为题刊于通师学生自治会编的《学艺》乙亥卷之二，注明是为“本校第一届简易科卒业”而讲的。此讲稿未曾收于《九录》，可能管先生也没有看到，所以才有以上的说法。上世纪五十年代，武训已在全国各地遭到批判，管先生写此文章，不知有没有让张謇撇清关系的意图在内？

（作者单位：南通张謇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