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佩戴的那些勋章 /徐　宁

张謇佩戴的那些勋章

□ 徐　宁

许多人见过一幅张謇佩戴各式勋章的照片，不禁好奇，这张照片中，张謇所佩戴的勋章都是些什么勋章，用来表彰哪一类功绩的，张謇是什么时候获得的等等。下文将予以介绍。

1. 辛亥革命武汉纪念章

先从张謇左胸的最上方的一枚勋章说起。为纪念武昌起义成功，1912年9月28日，经湖北革命党人倡议，参议院议决10月10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同年10月10日，在首义之区的武昌举行了第一次国庆日庆典活动，会场设在武昌紫阳湖对面的皇殿。湖北军政府要员齐集烈士祠，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活动当天中央政府特派专员参加，各省也派代表与会。晚上，黎元洪在武昌甲栈设宴十余桌招待来宾，并赠以刻有黎元洪像的第一次国庆纪念章（辛亥革命武汉纪念章）。此章于1912年10月民元国庆之际所颁，正面正中为五色旗和十八星旗交叉图案，其外一周镌“武汉纪念章”字样；背面正中为黎元洪戎装浮雕胸像，像上镌黎元洪英文姓名，左下方标注英文“镀金”字样。整枚纪念章为十八星图案，圆形，四缘装饰以橄榄叶，造型美观大方，是辛亥革命重要的纪念物。

1912年九月初一，正是公历的10月10日。张謇在1912年10月8日即从北京乘车赶赴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参加第一次国庆日庆典活动。在10月9日下午三时抵达汉口。而此次前来参加庆典的各省代表多达500余人。10月10日庆典当天，张謇前往皇殿致祭辛亥革命先烈，并参加了黎元洪的宴请。因此，张謇在庆典中，接受黎元洪赠送的辛亥革命武汉纪念章也就顺理成章了。

其实对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张謇并不陌生，甚至还亲眼见到了起义的熊熊大火。宣统三年八月十三日（1911年10月4日），他赴汉口出席大维纱厂开工典礼，至八月十九日（10月0日）武昌起义爆发，这几天张謇均留在武昌处理有关大维纱厂的事宜。这一次的武昌之行，使得张謇也成为了一个武昌起义的目击者，他在日记中对此也予以了记载。

2. 一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

位于张謇左胸中间的一枚勋章是一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1916年10月8日，北洋政府在原有大勋章和嘉禾勋章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五等宝光嘉禾勋章，并对勋章绶制、佩带规则、章绶图式等进行调整，明确颁授对象兼及文武官员。

宝光嘉禾勋章相较于嘉禾勋章，其外形更为华丽。其包括主章、副章、红底黄缘的绶带和勋章盒。一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最外层是金色的尖锐宝剑八角形，第二层是银色宝剑八角形，第三层外端是四个红底黄缘的宝剑形，呈十字状，正中圆形中是白底镂刻一茎五穗的嘉禾图案，红色结绳，正中镶嵌宝珠一颗，圆形边缘为黄底镶嵌17枚红色宝珠。副章除了大小，其外形与主章完全相同。整枚勋章看上去非常华丽。

因为一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其外形与二等以下有着明显的区别，由此可以断定，张謇胸前佩戴的、现藏于南通博物苑的这枚宝光嘉禾勋章即为一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

3. 二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

在张謇的右胸下方，还佩戴有一枚宝光嘉禾勋章。这枚宝光嘉禾勋章的外形同左胸佩戴的一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有所不同，其第二层是五色八角光芒线，中间圆形为白底红缘，镶18颗白色珍珠。

因为二等宝光嘉禾勋章和三等宝光嘉禾勋章的外形一样，仅从图中勋章的外形还不能看出张謇佩戴的是哪个等级的勋章。但是三等宝光嘉禾勋章是领绶，而图中张謇衬衣领处没有绶带，仅有领结，因此可以排除三等宝光嘉禾勋章的可能。

由于二等宝光嘉禾勋章分为大绶和无绶两种，从图中无法分辨出张謇所佩戴的这枚勋章究竟是大绶还是无绶。

经过细心辨别，张謇礼服和衬衣之间有个深色的服饰。笔者一开始以为是张謇穿的马甲，其实不然，若是马甲其纽扣应当与外套在一条线上。襟和襟是重叠的，怎会歪到一边？那么答案只有可能是，张謇里面穿的不是马甲而是外面某个勋章的大绶。

张謇身上五个章，武昌起义纪念章和勋二位章没有绶带，因此可以排除。一等大绶嘉禾勋章的大绶是黄底红缘。转换成黑白照其绶带颜色应当是内浅外深，与图中颜色深浅不符，因此也不是。一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的绶带为红底黄缘，转换成黑白照其绶带颜色应当是内深外浅，且色差应当很明显，而非图中的均为深色，色差不大。因此也可以排除掉。只剩下二等宝光嘉禾勋章了。

到底大绶还是无绶呢？答案就在这绶带上。二等大绶绶带为红底蓝缘。这颜色转换成黑白，是不是内深外浅，且色差不会很大呢？如此，张謇佩戴的这枚勋章就可以断定是二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了。

由此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张謇有三枚大绶勋章，为什么要带一个二等大绶勋章的绶带？笔者认为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其中两枚一等大绶勋章是必定有绶带的，无须佩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张謇身上戴的是一等大绶类的勋章。而这个二等宝光嘉禾勋章偏偏分大绶和无绶两种。张謇将此绶带佩戴上，使得当时的人和我们今天一看就知道了，身上的唯一的这枚二等勋章一定就是二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而非二等宝光嘉禾勋章了。

4. 一等大绶嘉禾勋章

位于张謇左胸最下方的一枚勋章从外形看为嘉禾勋章。嘉禾勋章设立于1912年。这一年的7月29日，北洋政府在颁布的《勋章令》和《颁给勋章条例》中，将大勋章和九等嘉禾勋章列为区别于陆海军勋章的普通勋章。1916年2月，二等嘉禾勋章改设定为二等大绶和二等无绶两种。自此，嘉禾勋章共分为九等十级。

嘉禾勋章主要授予“有勋劳于国家”和“有功绩于学问及事业者”，文武官员均可获得。襟绶。

由于嘉禾勋章的一二等外形一样，所不同的仅仅是绶带，因此仅从张謇佩戴勋章的图片中很难区别出这是一等还是二等。1922年到访南通的驹井德三撰写的《中国江苏省南通州张謇关系事业调查报告》中也提到张謇授勋的情况：

“至民国初年，干戈互动……翌年，正式政府一告成立，促公（张謇）出庐。遂任农林工商总长，授与勋二位，一等嘉禾章。”

由此可知，这枚藏于南通博物苑的嘉禾勋章为一等嘉禾勋章，且张謇于1912年同时被政府授予一等嘉禾勋章和勋二位章。

5. 勋二位章

位于张謇右胸上方的一枚勋章是勋二位章。张謇在被授予一等嘉禾勋章的同时，还被授予勋二位章。勋位章是于1912年8月9日，北洋政府颁布《勋位令》，规定“凡民国人民，有勋劳于国家或社会者，授与勋位。”勋位分为六级，分别为大勋位、勋一位至勋五位，由大总统亲授；凡授有勋位者，发给徽章和证书，除依刑法受褫夺公权外，终身保有。

根据1913年1月5日《政府公报》，中华民国元年十二月三十日，临时大总统签发大总统令，特授以张謇、汪兆铭（精卫）勋二位。

照理说，获得政府颁发的勋位章是无上的光荣，可是张謇在看到报纸上刊载的电令后，向大总统发出电文，毅然辞勋。张謇认为自己本就是江淮之间一名普通农民的儿子，“前清时代，以曾忝科目，时时论列民生国计，而迄无效，”同时认为自己在民国建立的过程中并未有太大的功勋和业绩，“共和建设，亦以国民天职，薄有献替，而民国成立以来，垂及一载，民生痛苦，倍于昔时。”同时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蒙、藏蜩螗，不知所届”，因此张謇极力不肯接受勋二位的奖章。张謇电文中还以介子推、田畴的典故表明自己的心迹。“远溯介推绵上之逃，即贪天而无自；近维田畴关内之让，亦卖塞而无词。”

在得知张謇辞勋的事情后，袁世凯给张謇发来电报，声称张謇“最先建议共和，连南北之感情，固民国之基础”，于此授予勋位章也是顺理成章的，也是符合民声舆论的。针对张謇以江淮之间一农民儿子的身份自居，袁世凯强调自己本也是“嵩洛间一民”，只是鉴于“国步艰难不敢自逸”，同时还表示“明农遂志，开国酬庸，两不相妨”，希望张謇不要再行推辞。

收到袁世凯电报后，张謇再次表示自己辞去勋二位章的心意。他认为，“大总统特定勋位，具有苦心。”但是“顾好官多钱，当施之于释兵之使相，若以小儒厕之，在总统未免以名器假人，在謇亦耻以口舌得赏”。虽然张謇不愿意接受这一勋章，但是张謇依旧觉得“既为国民之一，年力虽衰，终当于有益民生之事，以一端自效，稍分大总统万一之忧劳。至于前命，仍不敢受。”并且强调“此非虚让，亦非矫情。”

此后，张謇如何与袁世凯电文往来，辞去或是接受勋二位奖章的，在张謇所记的日记中已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今天从张謇佩戴于右胸的第一枚勋章即为勋二位章来看，张謇此后也未再推辞，而是接受了勋二位奖章。

看照片中，张謇的勋二位章的佩戴位置是不正确的。根据规定，勋位章的佩戴应当位于左胸，在各种勋章之前。如蔡锷将军的戎装照，其勋二位章位于左胸并在各勋章之前。而张謇的勋二位章则佩戴于其右胸，莫非张謇以此表示，自己其实是不想接受这个勋位章的，自己所做的事情还不足以媲美勋二位的勋赏？

（作者工作单位：南通博物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