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南通军政分府 /黄鹤群

辛亥革命时期的南通军政分府

□ 黄鹤群

1911年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在原来的省治地方建立了军政府。据初步统计，这一时期各省独立组建的军政府超过80多个。同年10月12日，湖北省就迅速建立了第一个军政分府——汉口军政分府，随后各地多有效仿。省以下的道、府、县驻地除了直接组建军政分府外，还有的建立军政支部、总司令部、巡逻部等政权形式。尽管各地组织机构名称不统一，显得有些杂乱，但“军政分府”的名称还是占了很大比例。本文试对张謇与辛亥革命时期南通军政分府的情况作一些梳理，进行一些研究探讨。

一、通州光复后军政分府的成立与运转

1911年9月11日，革命军在上海暴动成功，随后上海宣布光复。原清军狼山右营游击、后调任吴淞营参将的许宏恩参加了上海暴动，为上海军政分府的主要成员。其时，江苏巡抚程德全也于农历九月十五日宣布独立，成立江苏军政府。在外部推动、内部酝酿、群众响应的情况下，通州也于1911年11月8日（农历九月十八日），举起义旗，宣告独立，成立军政分府。

1. 武昌起义之后，通州官绅、军兵的态度由“意料之外”转为“愿意独立”。武昌起义后不到两天，通州社会便从上海多家报纸上得到并证实消息。这是通州官绅们所意料不及的。1911年，正是张謇在通州创办大生纱厂和创办盐垦事业兴旺发达之际。通州怎么办呢？此时张謇又不在通州，正因商谈租办武汉纱布厂之事，从武汉回来的路上。好在南通地处江北一隅，较为偏僻，官绅们所考虑的当务之急还只是防备地方先乱。

张謇从武昌返回后，先在上海作短暂停留，主观地作了一些亡羊补牢的安排，但看看局势越来越难以收拾，这才匆忙回到通州，考虑如何应对。过了几天，他主持召开了通州商会会议，作出了成立协防团的决议。

期间，张謇经常往返于南通与上海之间，不断得到湖南长沙、湖北宜昌、直隶的滦州、保定、天津等地起义的消息。各地兵变的风声日益趋紧，张謇越来越感到“大局土崩，时机瞬变”。特别是他在上海滞留的几天中，正是革命党人同在上海酝酿光复之际。很快苏沪相继独立，连他的好友、浙江著名的立宪党人汤寿潜也回到杭州，成为浙江独立旗帜下的都督。这迫使他很快放弃了立宪主张，转而主张建立共和政体。

此时，上海出版的《时报》也舆论先行，制造出一些“耸动观听”的新闻，竟提早登载狼山悬挂白旗、举行起义的报道，显示舆论在督促通州作出光复行动。另一方面，上海军政分府都督李燮和特派其部下曾做过狼山镇右营游击的许宏恩，作为秘密使者，通过其在通州熟悉的人事关系暗中进行活动。许与孙宝书、孙宝珩兄弟俩以及张詧等素有旧谊交际，一到南通，便住在孙宝书之弟孙宝珩家里，了解到通州地方的情况，进而又与张詧兄弟俩取得了联系，约定九月十八日乘军舰到通州，宣布独立。

2. 通州顺利宣布光复独立，迅速平稳地成立了通州军政分府的组织机构。1911年九月十七日，虽然对外仍保守秘密，但通城机关、学校当局已在暗中得到通知，连夜作了欢迎革命军的准备。九月十八日，像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当天下午的课程一结束，师生们就提前吃晚饭，鸣钟集合，列队出发，前往芦泾港轮埠，而市民们也争先相告革命军将于五时以后登陆。当天傍晚，在孙宝书率领下，地方绅商、学生代表，特别是来自师范、中学和高小的学生共计四五百人，如期而至芦泾港迎接。其中，有一部分青年学生还身穿制服，荷枪而往。傍晚时分，上海光复军驾乘“掣电”、“广艇”两艘军舰抵达芦泾港。此时，军舰司令瞭望岸上列队均无白布臂章，且有荷枪之人，疑有变化，便命炮手就位。孙宝书见舰上炮位移动，指向岸上，立即将白手绢向舰艇挥舞，并传令学生赶紧套上预发各人的革命标志——白布臂章，举手表示欢迎。这时舰上才释疑松懈。

许宏恩同随员冯亚雄、张仁第及福山江防营37人登岸后，与乘广艇登陆的革命军5人，经过一番简单欢迎礼节后，欢迎队伍高举白旗，由西门入城，缓步前行。沿途商店、住宅都在门口悬挂白旗，街头墙上张贴着“光复大汉”“还我河山”等标语，地方秩序如常，毫无惊扰。队伍最后到达东大街的旧兵衙门，在西花厅稍作休息，便集合到大堂举行宣布通州光复仪式。由许宏恩发表演说，申明光复大义，推翻清皇朝统治。此时，萧正安举起指挥刀，用力猛劈一张办公案桌，截其一角，并高喊独立口号，以示光复独立之决心。

当时，狼山镇总兵张士翰，系清廷派驻通州的高级武官。他起初颇倔强，后经孙宝书、孙宝珩兄弟邀约至家中相劝，请其归顺，离开镇署，免使地方遭受损失，并送给其廉饷八百余元、回籍四川旅途费三百元，他才悄然离去。其实，张士翰平时任用私人，极为部下所反对，没有兵勇为之效力，即使不去亦无作用。故许宏恩来时顺利无阻。

当晚，仍由孙宝书按预定计划，旋至通崇海泰总商会，召开大会，建立军政分府。经推举，张詧为总司令，许宏恩为军政长，孙宝书为民政长，张有采为司法长，刘桂馨为财政长。并决定成立总司令处、民政处、军政处、财政处、司法处五个新机构。总司令处、民政处、财政处设在柳家巷原总商会内，并设有总的办公厅；军政处设在旧总兵衙门；司法处设在旧知州衙门。

3. 军政分府成立后举行了就职典礼，配备了各机构的人选、明确了各自的职责。通州军政分府成立以后，当晚书写以军政分府名义发布的安民布告，内容是宣布通州已光复，军政分府已成立，要求民心安定等标语，第二天纷纷贴在街头的墙上。

通州宣布光复独立四五天后，军政商学各界还在总商会里举行了庆祝光复大会，所有新组织举行了就职典礼。那天，张詧着全副军服出现在会场上。会后，配备了各组织的内设机构和具体人选，进一步明确了职责，且一一公开发表：

一是总司令处。设有参议27人，其中有军政长除外的三长及其所属各课课长，其余都为城乡绅商领袖和知识分子，包括有关新军退伍人员、军校在籍人士以及部分学校教师。另设秘书、执法、军需、总务、稽查、军械六课。新成立的武装则设有队长、教练长，除参议兼任者外总计有30多人。军政分府设有参谋长、参谋、军法官等。其中，参谋长由曾在南京第九镇徐固卿部下的徐涛时担任，参谋中多数为许宏恩的随员，也有一两个是本地参加的新军成员。

二是民政处。设有总务、警务、学务、实业、主计、典狱六课，各有课员三至四人。

三是财政处。设有会计、出纳、汇兑等课。之所以特设汇兑课，为的是那时曾发行过一种钞票即在市面上通用的银元卷。

四是司法处。一般称为司法厅，兼理民刑，不分审判检察，机构最为简单，除厅长以外，只特地指定了一名参议，作为司法厅的主干，因而有了司法参议的名义。

4. 通州成立军政分府后，所属各个机构旋即相继开始运转。通州军政分府组阁后，所属各个机构旋即像车间里一台台机器那样，相继开始了运转。

一是军政分府连发了三个文件的布告。通州军政分府成立后，城里许多人还在观望，人心不太稳定，甚至还时不时地传出一些不利于革命军的谣言。于是军政分府的总司令长发出通告，将严惩匿名揭贴，民政长随即发出禁谣通告，地方新闻更是作出报道，加以辟谣等。同时，还发出布告，安抚地方父老军人和本部职员，文件内容都作为地方新闻刊登报纸，有的还寄登在上海报纸上。

二是总司令处主要抓了两项工作。组织机构就绪后，总司令处主要抓了两项工作：一是部署防务，二是筹划现款。为加强实力，先在原“中央队”步兵一连的基础上，扩充到一个营的编制，并陆续增募精壮青年。步兵完全配备着从上海新购回的德制五响快枪；还设立炮兵连，配备六尊格林炮。这对通州而言，其器械之精锐先进是史无前例的。原有工业、商业两体操会，此刻组成两个连规模的工商警备队，购备了一些新的枪械，作为“中央队”的辅助队伍。对绿营水陆兵勇，分别作了收编和遣散，全通州境内陆师练兵、巡逻兵、练勇等合计460多人，编成通州巡防步队营，因其归许宏恩统率，故旋即改称“江防步队第二团二营”。还有驻在东乡几个市镇的缉私营，约有一营多兵力，人强马壮，均配有新式枪支，还拥有少数划船式的所谓炮艇。其实力，远比绿营水陆兵好。后将其调驻通州、海门、掘港等处防守。“中央队”则集中城厢一带，成为资产阶级掌握下的自卫武装。由于这一切，后来境内没有发生任何驻军溃变事件。不过各乡各镇仍不免常见游兵散勇侵入，盗案迭起。沿江各港则不断发生小规模的滋扰事件。总司令处遂承着张謇事先拟下的防务规划，制定章程，通令各场、各镇、各港遵照迅即联络邻近赶办民团，互相支援防御，所以民团组织多数自称协防团。当时，又以从上海购回和从苏州领来的枪支剩余不少，发给各民团，使各地组成了富商、地主临时自卫武装，大大加强了防御力量，起到了稳定治安的作用。同时，集聚各项收入，筹划现款，应付急需和按时支出的水陆巡防、缉私各营和“中央队”的官兵月饷，协助攻宁军饷，购办枪械、服装费用以及总司令等5个处的日常费用。

三是财政上采取了“放”“收”“严”的措施。所谓“放”，就是首先宣布本年民地、沙地、灶地田赋钱粮豁免不征。所谓“收”，主要接收了“裕宁官钱局”、“花布厘捐局”的库存几万元，用于狼山镇总兵以下的遣散费和临时军饷费等开支。同时，仍征收花布厘捐，不足部分再劝募私人捐款，加以填补。而对地方原有公益存款较多，如乡会费、紫琅书院以及育婴、保婴、恤嫠、积谷之类，总数在十万元以上，因当时军需急迫，这些就不再拨付。财政处还继续以取得花纱、布、钱等主要商业的支持，特别是大生纱厂的带头与信用，从而解决了新政权一时青黄不接的经济窘困，同时也调济了各业周转不敷的金融筹码。所谓“严”，就是加严稽查，严防各级中饱私囊，堵塞财政漏洞。这一切措施，使财政收入比以前还增多，为地方经济稳定带来一定的好处。

四是将原有的民政职权分拆成民政、司法。民政方面最大的变革是把旧知州管民政兼管司法的职权，分别由民政长、司法长掌管。司法长那时仅仅是一个审判官，连典狱课长、课员他都管不着，而规定由民政长委任主管。

五是改革了不属管辖的盐务隶属体制。本来，通州州官与盐务没有管辖关系，但军政分府成立后，总司令处却利用张謇正任盐政总理的职权，趁着两淮盐运司虚悬无人之时，扬州光复后运使逃跑，驻在石港的通州分公司和各场盐务停顿，衙门曾经几天闭歇的空当，擅自变更了隶属体制，分设吕四、余东、余西、石港、金沙5场的旧制，并将分公司则改称盐政长，像是军政分府“5长”之外的又一“长”。几个月后，复通过盐政总理的命令，裁撤了驻在石港的分公司，设置通属总场长一员，驻在南通城内。各场经存并裁撤，又变为吕四、余中二场，大使改称场长。1912年3月，又成立了盐业商会，会长推举的是通属总场长，4场又推举有会董，成员是通属各场的垣商和盐官。张詧以来宾身份参加，而不在推举与被推举之列，但大家都了解这个组织是由他指示搞起来的。其目的是为他兄弟拟在各场办垦殖计划预铺道路，实是在“垦”而不在“盐”。

六是司法处也相应采取了一些措施。司法处发布公告，凡旧州署监狱内所拘禁的已判罪、未判罪男女犯人，除杀人犯外，一律释放回家。

七是通州光复后各场各镇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对原有州衙、分司、场官和讯官，以及组设协防团或保安团之类等，都作了改称或裁撤，其中变化较多的，当属吕四。过去，设有盐场大使、巡检和把总，习惯称“三堂官”。光复独立后，他们有的被撤销，有的被改任。镇上的绅商依然留恋着这旧窠臼，另行推举了民政长、财政长、民团长，加上东路司令兼军政长和驻在余中兼管吕四方面司法的分厅长，具体而细微地成为通州光复的小型模样。

八是军政分府成立后大力维护地方秩序。通州光复后，当着旧政权已经崩溃，新政权组织力量还不够的时候，也发生了一些灶民暴动，造成了社会不安。例如，通州金沙场、骑岸乡、平潮区西乡丝鱼港的灶民，因言语不合、话不投机等种种原因，点燃了导火线，与自治公所、协防团进行械斗。军政分府分别派出“中央队”，随即把为首的逮捕，押送到通城，根据情节轻重，有的判处死刑，有的由协防团开枪驱散，还有的派军队携带枪支弹药，赶赴平乱，维护了地方秩序。

二、通州所属或相连地区的军政分府的建立与选举

前面说到，因通州较为繁荣先进，故对属地甚至是非属的邻近地影响很大。因此，说到通州的军政分府，不能不举例说到其属地和非属地的军政分府之事。

1. 海门光复独立后建立的军政分府。受通州光复的影响，海门遂于1911年九月二十日宣布独立。随即海门各区议员于二十三日集会商议，选举长官。推举常驻海门宋季港一带的原狼山镇标右营游击赵长发为司令长，梁孝熊为民政长（佐治部、饷械部、学务部、庶务部、侦测部），周锡绶为司法长（监狱部、巡警部），龚世清为财政长（书记部、会计部）。其人系拔贡出身，在河南省做过知县，当选江苏省咨议局议员，虽因吸食鸦片而遭指责，被迫解职回乡，但在海门仍是头号绅士，推举他任民政长是顺理成章之事。

在新旧制度的更替过程中，由于新政权组织力量还较弱，只能维持着距离厅治茅家镇不远的地方秩序。尽管如此，仍充满着复辟与反复辟的极其激烈复杂的斗争。当宣布海门光复的第二天，在上海当理发员的海门长兴镇人胡尚卿，伙同另一人突然回到海门闹事，企图浑水摸鱼。他们先在宋季港对守兵用假炸弹进行恫吓，缴到步枪两支；随即又用报纸塞进口袋中，声称炸弹，径入海门厅署衙门，搞得海门厅治下的茅镇各店铺纷纷关门，人心惶惶。隔日，通州军政分府派遣分驻通海两县境内的徐同庆，率队30余人到海门维持地方秩序，立即将胡尚卿逮捕，并执行枪决，于是人心稍为安定。

2. 掘港光复独立后想建而未能建起军政分府。清末，掘港驻军屡遭裁撤。1903年时，最后61名营兵被撤，仅军官留任，负责地方武事和训练乡勇。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掘港，一些青年活动分子活跃起来，急于打听通州消息。掘港场的“三堂官”听到消息，分别向自己的上司讨主意。从此时起，清王朝在掘港的统治就开始动摇了。掘港的地主绅商抱两种态度：年老的怕事，等待如皋动静，不敢出头；年轻的想搞光复，就往通州接洽，可是人数不多，也没有组织。事隔两天，通州军政分府向掘港派去两人，竟是掘港的原主簿廖纬笙和都司徐长胜，一个被委派为民政员，一个被委派为军政员。他们在西方寺召集绅商开会，有二十余人参会，主要是一些董事，较老的有举人赵宗忭、叶永勤、谢晴江等，准备宣布光复，结果廖纬笙和徐长胜竟未能获得认可而搁浅。几天后，掘港在西方寺西敞厅召开绅商各界人士参加的会议，才宣布光复，正式成立了民政署（也称为分署），推举金圻为民政员，下设总务、警卫、学务等课。郭焕任总务课员，叶永勤任警务课员。当天，掘港各商店门前悬挂白纸旗，以示推翻清朝统治。掘港先于如皋光复。西方寺会议后正式成立“商学团”，主要负责治安保卫工作，防止海盗侵袭。掘港民政署成立后又成立了议会，由曾担任过甘泉教谕的举人杨庆霖任议长。

3. 如皋光复独立后建立了军政分府。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如皋，一些官员、绅董惊惶得不知所措。那些普通百姓既怕打仗，又怕坏人乘机抢劫，有钱的纷纷仓皇下乡逃避。唯有如皋师范的老师学生积极响应，自动剪去长辫。如皋巨绅开明人士、如皋师范监督沙元炳出面筹款30万元，由该校体育教师、同盟会会员黄七五（1882—1964）主动请缨，带着这笔巨款秘密赴上海，购得日本长枪300支、短枪10支、子弹数万发，安全运回如皋。当即招募新兵，组成新军，黄家瑞任副司令。不久，听说各地响应革命，已先后成立了军政分府，于是如皋的士绅公议决定宣告“光复”。1911年十月初三，江苏省苏北最大的如皋县宣告光复，建立军政分府。经各界商定，告老在家的原福建布政使周莲为军民临时总司令；在籍翰林院编修沙元炳为民政长；部队纪律还好的缉私营帮带蔡竹贤为军政长。司法两厅的审判长郭曾炘，检察长张汝林。

如皋军政分府成立后，各“长”都以本机构的名义发出布告，通报全县。军政分府总司令周的布告，首先叙述如皋宣告独立缘由，其中有：“现奉苏省都督，檄饬一律进行；如皋仿照办理，公议悉表同情”。革命可由上级饬行，下级可以仿照办理，看来颇觉滑稽，但事实却是如此。军政分府军政长的告示，说是如皋独立，宗旨在保卫安宁。对于南乡水灾，正在筹款救济，而根据报告，颇有抢劫情事。它最后是警告：似此扰害地方，应按军法严惩！……倘再聚众要挟，定即剿以“重兵”！

4. 泰兴独立光复后成立了军政分府。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光复独立，泰兴城中之人虽在传闻谈论，但还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但随后听到苏州、常州、江阴、镇江光复，特别是泰兴隶属的通州也光复独立了，这才引起了波动。按照那时一般推测，以为通州宣布光复，随后就会派兵来光复所属各县，由军政府前来接管县城。事实上，通州光复被动多于主动，仅能自保，还不能去推动远在200多里以外的泰兴。故泰兴等候了几天后，不见动静，便有人联系上了在上海沪军都督汉差遣官的泰兴人士杨铎，他闻悉泰兴虽然已作准备但还在等候外力发动，便向都督要求派员去作说服。都督陈其美当即派杨铎回去。杨铎便于九月二十五日上午到泰兴城，下午到自治公所演说，作了一番鼓励和说服，得到了与会各界人士的赞同。这样就算泰兴的光复已正式宣布。经酝酿与磋商，新政权的组织和人选得到确定：留学过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是名单中唯一的新进分子李瑞瑺任军政长，徐连柯为军政副长；原翰林院编修、文人兼绅士金鉽任民政长，曾在贵州省当过知州的韩兴东任民政副长；原泰兴县知县王元之任司法长，曾在浙江任过知县的朱沛任司法副长；举人周家俊任财政长，绅士陈国霖任财政副长。由于泰兴军政分府严禁居奇抬价，并续办冬赈平粜，故虽然乱世荒年，只是偶发缺粮抢粮，出乎意料的安定。

三、南通军政分府的撤销与使命的结束

公元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参议院和陆军部为实现行政统一，于同年2月2日提出了取消军政分府的建议，24日孙中山同意此举。28日，陆军部正式下达了取消军政分府的命令。同月，江苏都督府颁令：执行江苏省临时省议会的决议，“凡地方无论旧称为州为厅为县者，一律称县”，迄至8月底，各地基本实现了改组，军政分府结束了其历史使命。

1912年5月，通州改称南通县，撤销了通州光复宣布独立而产生的总司令处、军政处、财政处。1912年10月，司法处为新成立的审判检察两厅所取代。民政处改称民政长公署，至12月底，又改称县知事公署，民政长也就改称南通县知事。至此，通州光复可谓彻底事毕。其中：张詧任总司令一职，时间非常短暂。1912年农历五月，他就因为各种原因，自请解除总司令职务，取消军政分府。许宏恩至1911年农历十月，奉省令改为狼山镇守官，1912年农历三月又改编为江防内洋水师第一协第二标统带官，1912年农历七月又改编为江苏水警第一所第一专署长，1913年农历三月，他即交卸其职。

民政长孙宝书有职无权，一切得听总司令长发号司令，日常不过例行签批手续而已。他也许觉得做不了主，又无事可做，就职3个多月，便借口出席在苏州召开的江苏临时省议会，索性把民政长交由张詧兼代了事。他在5个新的“长”中算是最先离职的一个。而5个“长”的名义延续以民政长为最久。张有采原为知州，表示赞成光复，所以被举任司法长，发审委员孟梅被推为司法参议，至1912年十月撤销，省令设地方审判所，委派胡炳益任职。刘桂馨管理财政，至1912年五月与张詧同时解职。各县军政分府、民政分府皆解散，设县民政公署。

（作者系南通张謇研究中心干事会副会长）

主要参考文献：

[1] 《辛亥革命在南通》，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2012年6月出版。

[2] 《张謇全集》第六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版。

[3] 霍修勇：《试论辛亥时期的军政分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