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业救国到谋划合营自治 ——“江北三名流”张謇、沈云沛、许鼎霖交往述评/高广丰

694

作者：高广丰来源：海门市张謇研究会网址：http://zhangjianyanjiu.com

从实业救国到谋划合营自治

——“江北三名流”张謇、沈云沛、许鼎霖交往述评

□ 高广丰

一

江苏以长江为界，分成了江北和江南两块。1927年以前，上海虽然隶属江苏，但经济上已成为江、浙两省的联结中枢，对江南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相较于江南，江北的发展是滞后的。清末为挽救民族危亡走上实业救国之路的张謇、沈云沛、许鼎霖，却都是江北人，据云曾被当时上海《时报》主笔狄楚青称为“江北三名流”。他们在列强环伺之下兴办实业，为国家谋利，为地方和人民造福。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出生于江苏海门直隶厅（今海门市）常乐镇，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状元，钦点翰林院修撰。是年因丁父忧回乡，激愤于《马关条约》之“几罄中国膏血”，遂潜心从事实业救国，不再追求仕进。“自计既决，遂无反顾”，“二十余年自己所得之公费红奖，大都用于教育、慈善、公益”^[1]。1895年首先创办大生纱厂，随即又涉足盐垦、渔业、冶金、电力、水利、交通、运输、通信、商业、金融、外贸、出版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各个行业，创办包括外地在内的企业40多家，形成了一个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经济联合体；1901年，在黄海滩涂围海造田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在其带领和影响下出现了淮南废灶兴垦高潮，沿黄海南自吕四港、北至陈家港的700里广袤大地上建起70余家垦牧公司，总面积达2000多万亩。1902年，从创办我国第一所民立师范通州师范学校开始，陆续建起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盲哑学校和各级各类实业学校，在通州、海门形成了布局合理、体制完善的教育体系，同时创办或参与创办上海、南京、苏州、扬州、东台等地的高、中等学校和师范学校。创办博物苑、图书馆、剧院、气象台、体育场、公园、养老院、残疾院、育婴堂、济良所、栖流所、戒毒所等公益慈善事业。“凡所当为者，自无至有，自塞至通，自少至多，自小至大”^[2]。亲自规划和经营通州，使之成为自己孜孜以求的新世界雏形，被后人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所以胡适说“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3]。

沈云沛（1854—1918），字雨辰。江苏海州直隶州（江苏连云港市）人，光绪二十年（1894）与张謇为甲午同科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同年回海州掌教郁州书院。次年，创办海州第一个现代企业海州种植试验场。1898年创办果木试验场（洪门果圃）。同年创办农业企业树艺公司，开发“纵横三百里”的“云台山官荒旷土”，“振兴商务，辟开地利”，种植新茶八百万丛。生产的云雾茶，获得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金质奖章和南洋劝业会奖品和江苏省会特等奖。由于树艺公司的成立，前、后云台道路等基本建设逐步完善，还开发了景点88处，使荒芜二百余年的云台山呈现一片生机。同时，在新浦开办油厂，生产茶油和桐油由临洪口出海远销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经营中也考虑短期可见效项目，如“设酱园作坊，围菜圃一所，广二百亩”，其酱菜销往汉口、九江等地。1903年与许鼎霖联合呈请开发海州、赣榆及山东日照的鸡心滩和燕尾滩4000余顷土地。得到朝廷的批准后，沈、许两人一南一北，分工合作，共筹集资金42万元，先后于光绪三十三年（1904）、三十四年（1905）相继在海州、赣榆两地创办海赣垦牧公司，发展农牧。总公司设在海州，总账房设于上海，以便收股付利，并于云台山、山陬山，响水口，青口设分所。此外还创办海州织布厂、毛巾洋胰厂、海州硝皮厂、甡茂行粮行、甡茂永布庄，与许鼎霖合办上海渔业公司海州分公司等^[4]。1905年，沈云沛、许鼎霖赴省面见署理两江总督周馥，请准予海州临洪口和赣榆青口开作通商口岸，朝廷遂于同年决定在大浦设立胶海关海州分关，宣布对外开放。沈云沛还为铁路筑到海州，从而促进海州建港作出了重要贡献。

许鼎霖（1857—1915），字久香，海州直隶州赣榆县（现连云港市赣榆区）城南人。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曾担任驻秘鲁领事官和多处地方官吏。在张謇创办大生纱厂时，成为该厂大股东。光绪二十九年（1903）起任浙江洋务局总办，与张謇在上海来往密切，以半官半商身份投身实业。1903年与沈云沛联合创办海赣垦牧公司。1904年开始与张謇在宿迁创办我国首家玻璃企业耀徐玻璃厂，该厂投资多，规模大，设备先进；1907年投产时日产玻璃7000块、50多个品种，工人500余名，当地直接或间接依赖以维持生计者5000余人。工厂所在地井头镇俨然成了一个小城市。1905年，和张謇、严信厚等集股筹资28万元，在海州开办徐海地区最早的机制面粉企业海丰面粉厂，使用钢磨15部，日产面粉1500包。次年，海州遭受自然灾害，海丰面粉厂积极参加救济，先捐献万金急赈，后又开办粥厂，办理资遣，耗银11000串。宣统二年（1910），与沈云沛、严信厚等集资42万元开办赣丰油饼公司，聘请英国人负责技术工作，拥有铁榨200台，日产油饼1800片（每片25公斤），促进了赣榆和山东等地油料作物的种植，推动了全县油坊的发展^[5]。此外，还与张謇、严信厚、汤寿潜等合作经营镇江开成铅笔厂、上海周利机器纺织洋绒麻袋公司、上海大达外江轮船公司、景德镇江西瓷业公司、北京博利呢革厂等。教育方面，成立劝学厅倡导办学，在青口开办新式学校，受其影响，至1918年全县兴办学校37所^[6]。

二

张謇、沈云沛、许鼎霖由于实业救国的志同道合，有过许多交往。

张謇将沈云沛视为知己。1898年，张謇正在艰难地创办大生纱厂，他及时地将进展情况告知沈云沛“刻下机件已运到六成，厂工赶集八月必可开车”，并邀其“正可至通一观”。他还坦露自己的心迹说：“苏纶纱厂用通境常阴沙之花，已列头牌。私意大生之纱当更驾而上之。”对于黑暗的官场，他直言不讳地抨击道：“要知此世界万无做官之理”，“尸于其位，久而成妖”。他还与沈云沛约定赴京，并不无感慨地说：“志同则必可同行！”^[6]张謇与沈云沛之间，可谓亲密无间，沈云沛给张謇送牡丹，张謇将之植于植物园（即后来博物苑的一部分）和老家海门常乐镇扶海垞的书斋前。张謇为博物苑收藏石类的需要，请沈云沛“物色若几若杌若笋”的“海州平林镇左近白石”，还请“转托山东人求得《禹贡》所谓怪石”。有一次，沈云沛致函张謇，告以已为他筹办所需林木。张謇在复函中说，“植物园中日后须求于公者正多，若桃、若梨、若苹果，若洋种鸽、若蜂皆是”^[7]。

1902年春天，张謇规划的通海垦牧公司开始招集民工围筑海堤。不久，民工受人煽动一下子走掉了一半。正巧这时遇到春荒，张謇与助手江导岷商议采用“平粜招工”的办法招募民工，并制订了具体方案。张謇日记1902年正月八日记有“与沈雨辰讯，购买平粜杂粮”。张謇叮嘱江导岷：“海州先去一船，彼中价如相宜，即由沈雨辰同年处放一船同来。”^[8]张謇将这些粮食，用平价供应给民工，于是民工乐意前来干活。正月下旬，以“平粜招工”的民工来到工地，民工人数由原来的4000余人增至7000多人。经过十八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完成了规划的六堤中的一、二、三、四堤，为创建通海垦牧公司打赢了关键一仗。沈云沛功不可没。

沈云沛曾经两次到通州拜访张謇。第一次是在1895年。上一年，他们同时金榜题名，然后又各自回到家乡。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为加强江苏沿海防务，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沈二人分别办理通州、海州两地团练。相同的经历将他们进一步拉近了距离。这时张謇的实业救国尚无眉目，但是此次见面却给了沈云沛一个很大的启发。十年以后的1905年四月初三，张謇参观沈云沛的洪门果圃，回忆说：“雨辰自乙未至我家，观我蔬圃，感而为此，而大乃百倍之，壮矣。”

张謇根据自己的敏锐眼光，曾致函沈云沛：“弟意在新浦沿岸宜广购地皮，将来必获大利，此时尚无人知觉。”^[4]于是，沈云沛在南至灌河口、北至临洪口（今灌云、灌南、云台山周围以及赣榆县）购买了广大沿海滩涂和苇荡泽地，这为沈云沛投身实业积累了雄厚的资本。

张謇对沈云沛、许鼎霖的垦牧事业一直牵挂在心，他曾致函沈云沛：“垦牧事弟意愚见（笔者未见手书复件，疑此四字释读有误——笔者注）以早日开办为是，得初具规模即可照刊章（笔者未见手书复件，疑此三字释读有误——笔者注）详报，然后再广筹股份也。”^[4]这可以说是张謇的经验之谈。

1904年农历九月底十月初，正在筹建海赣垦牧公司的沈云沛和丁宝铨（字衡甫）到通州向张謇取经，实地考察张謇创办实业的情况。这时张謇正在通海垦牧公司指挥五、六、七堤（规划中的第六堤一分为二，分为六、七两堤）的建设。九月二十九日，张謇收到三兄张詧的来信，在日记上欣然记下“得叔兄讯，雨辰、衡甫已至厂（大生纱厂），初三四至垦牧（通海垦牧公司）”。从通州到黄海边的垦牧公司有200多里路，交通十分困难，但沈云沛和丁宝铨还是如期赶到那里，与张謇会面，完成了通海垦牧公司的考察。然后，张謇陪他们返回通州，十月六日，张謇“与雨辰、衡甫至州城师范学校”，当晚三人“宿校”。这次沈云沛到通州的考察十分全面，对张謇已建的大生纱厂、通州师范和在建的垦牧公司有了深入的了解。

1905年农历三月十二日，张謇在清江浦，“晚，为雨辰、久香定海赣垦牧公司呈稿”。四月二日，“冒雨至海州，行八十里”。三日，“雨辰邀往视其洪门果圃。圃大二十顷，果分类成林，亦有美米坚种，有高台可以远眺，蔷薇河环圃西南东三面。……海州地博而值廉，宜其所得之多矣”。四日，“雨辰、久香同往前云台，住海宁寺（俗名三元宫）。雨，入夜颇大”。五日“至树艺公司”，“树艺公司始事者徐绍垣、欧阳炳。欧以官场手法办此事，以湖南物产例此地，于海州风俗绝无理会。其始贪种茶，茶亦湖南种，而不种松，茶死于寒冻者十之八九。他所规画率缪，宜其败矣”。

沈云沛对张謇从事垦牧十分钦佩。张謇为了表示投身垦牧事业的决心，“老夫五十称啬翁”，以“啬翁”即农夫自居，并请江宁画家单林为自己画了两张像：一是《张季子荷锄图》，一是《东海牧夫长五十小像》。张謇的行动得到众多名流的赞许，他们纷纷在画上题诗，其中在《张季子荷锄图》上题诗的竟有翁同龢、郑孝胥、汤寿潜、沈曾植、丁立钧、陈三立等十七人之多。但是，值得玩味的是，在《东海牧夫长五十小像》上，唯有沈云沛一人题了一首十四韵的五言长诗，我们不能不承认当时张謇与沈云沛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这一次的赏画和题诗，是两位真正志同道合者的心灵的碰撞。在诗中，沈云沛描写了张謇这位“东海牧夫长”在“万物苦煎淘”的时势下”，“挥肱奋一叱，起石南江坳。峥嵘万头角，茁若方春苗”。沈云沛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自己创办海赣垦牧公司的艰辛：“我亦东滨居，学奏屠门刀。三年刻楮叶，不成牛一毛。念昔致山约，使我心劳忉。披图试对君，颊上赪三毫。”^[9]

张謇与许鼎霖的交往缘于许父许恩普。1888年，张謇应赣榆知县陈玉泉之邀掌教选青书院，兼修县志，前后五年。而选青书院的督建者正是许恩普，此外他还督建了怀仁、溯沂书院，并有开办养老院、众善堂的义举。张謇对许恩普十分敬重，两人过从甚密，雅相谈洽。

张謇创办大生纱厂遭遇集资困难时，许鼎霖毅然投股，成为大股东，同时又兼官股代表。1907年七月，大生纱厂召开第一次股东常会时，公推许鼎霖为会议议长，许鼎霖“以厂中情况不熟辞，请另举。股东以推定不能辞，仍请许观察为议长”，^[10]足见许鼎霖在大生纱厂股东中有着很高的地位。那次会议是大生纱厂创办十二年来的第一次，是大生纱厂改为公司、大生集团基本形成的情况下，总结经验教训、开创未来发展的一次重要决策会议。从会议的记录看，许鼎霖作为会议议长，确能不负众望，认真负责地领导了整个会议的进程，完成了十五项议案的讨论，特别是决定将大生纺织公司以外的各企业整合成通海实业公司。

许鼎霖担任浙江洋务局总办后，经常盘桓于十里洋场的上海；而张謇的事业正在风生水起，不时奔波于通沪之间，于是两人在上海的会面成了常事，除讨论创办实业外，还一起周旋于上海官场和名流之间。后来，张謇与许鼎霖还一起参与清末民初的政治活动。

他们实业救国中的合作，首先是许鼎霖对于张謇大生纱厂的投股，而创办耀华玻璃公司则使之达到高潮。许鼎霖亲自去宿迁进行了考察。当地父老拿来本地特产的玻璃矿砂告诉许，洋人都重价相购。许鼎霖将砂样寄往清政府驻比利时使馆，委托专家进行化验，得知是上等玻璃原料，即有开办玻璃厂之议。鉴于宿迁地当南北要冲，水陆交通便利，加之此处有煤炭、石灰足供炼制，无业人口众多，工价低廉，在此建厂条件具备，遂与张謇、李经方，袁海观、丁衡甫等人议决在宿迁创办耀徐玻璃公司，由张謇报商部批准立案而由许鼎霖经理主办，先集股本银50万两。1904年农历五月十日，张謇于上海“与衡甫同在久香处，订宿迁玻璃公司集股章程”；八月七日，“玻璃公司已奉谕旨”。一切手续办完以后，次年正月，许鼎霖到通州拜访张謇，同“登狼山望海楼”。三月八日张謇北上，十六日到达宿迁。十七日，“与久香同至河北看玻璃厂基。厂地冈阜也，下临六塘河，河外一高堰，堰外即运河。堰广裁半里许，有河中贯，以通两河，运道良便。惟运河已浅，六塘河尤淤垫高仰，非疏导不可。厂基之冈，被二十年前骆马湖泛涨冲刷，其中成涧道，冈分为二。因议填平，即用疏辟六塘河之土。砖窑筑于夹堰之上，砖殊不恶，唯工太劣耳。井龙头乃一小村落，当京镇铁路之冲，去厂半里许，可谓适宜”。其后与许鼎霖同往徐州，二十七日回“至宿迁，复视厂基工程”。“二十九日，至峒峿，经白马涧、三台、嶂山，视玻璃砂地，白马之砂尤王，几于充遍涧壑矣。英人李立德初买其地，由土人沈姓，即家涧上者。小民何知？咎我有司及士大夫耳。幸公司所收十倍之，皆环其四周，差足范其逸突。恨虎崖煤矿殊无把握。”“四月一日，行一百三十里，至房山，经高流、孟家冢，途中皆见有玻璃砂及白石。”10月，与英商相斯德订立合同，购置机器，聘福斯德为工程师，选购砂地3200多亩，并把西洋人所购之地191亩收回。光绪三十三年（1907）底峻工，次年初起投产试制。在试生产后不久，英国工程师福路德背约而去。工厂筹办四年，用银近百万却未见效益，情况十分危急。许鼎霖坚信中国积贫积弱，如不自实业入手，则国穷民困，根本没有富强之日。因此并未心灰意冷，半途而废，而是与张謇等一起，一方面，重金聘请澳洲人维斯罗来厂对设备和技术进行改造。另一方面，为解决资金困难，与张謇等直接筹款垫还银八万两，又由自己主办的海丰面粉公司、赣丰油饼公司支银20万元，终于使企业度过了难关^[5]。宣统元年（1909）耀徐玻璃开始大规模生产。

与筹建耀徐玻璃厂的同时，许鼎霖又与张謇谋划在镇江开办铅笔厂。1904年十一月四日，张謇就“与久香讯，详笔铅诸说”，其后两人又多次往镇江。

许鼎霖一边参加政治活动，一边从事实业经营，由于精力分散，经营不善，欠了不少债务。张謇的通海实业公司在耀徐玻璃厂和镇江铅笔厂有投资银3150两，合437639元无法收回，最后只得以“呆账”而销除。据说这笔债务成了许鼎霖晚年的一块心病。民国四年（1915）许鼎霖在弥留之际，命其子许廷琛星夜赶赴通州，拟以股票和房地契等作为抵押，以了宿债。张謇不仅退回股票、地契等，还当场写下了两家债务两清的字据交其子带回，使病榻上的许鼎霖感动不已^[5]。许鼎霖逝世后，张謇献挽联说他“仕宦未崇，事农商未终，所苦在毕生疲于津梁，奈何无命”^[11]，是很确切的。“津梁”可喻为济渡人生。在张謇看来，这样一位为济渡人生贡献毕生的朋友，可惜死得太早了。

张謇对海州的建设十分关心。他在致沈云沛、许鼎霖的一函中，说到“油、面、垦三事，事已太细。况囗宿事亦是初办”的情况下，很迫切地询问“海州步究在何处为安妥长久，想已熟筹”。“油、面、垦”即榨油、面粉、垦牧，此时沈、许二人正在海州着力发展这三项实业。“宿事”即宿迁耀徐玻璃厂事。而张謇显然更关心正在筹划的“海州步”即海州埠，张謇认为海州开埠更不容忽视，其选址则是个“安妥长久”的大事。他说“要须多觅后起之才，千万留心，千万留心！”^[7]

当然，张謇与沈云沛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分歧，但他们的友谊是持久的。以张謇1912年农历八月十四日日记为证：“沈雨辰招同久香午餐，肴品特佳。”是日，三人同在北京。这可能是他们三人最后的宴聚，其后不到三年，许鼎霖病逝于上海。

1917年八月，在沈云沛逝世前两年，沈云沛最重要的助手董才卿逝世。沈云沛对张謇说，“吾乡实业，方曰兴陇海铁路，行且抵于墟沟，繁盛未可量。而实业大家董君亡矣！董君亡而商埠开，求其才如董君而能与外人战者实罕，是可悲也”，“其家传，吾任之”，“而铭幽之文阙如，曷可无宣于辞，俾后有所述，请为之铭”。张謇欣然命笔，作《清封中议大夫董公才卿墓志铭》。张謇在墓志铭中，忆及当年与沈云沛的往事，感慨地说：“西人东渡，以商战攫我精华。沿海要区，蚕食殆尽”，“当此利权外溢之时：君子达而在上，则谋实业以培天下之元气；穷而在下，则谋实业以濬一方之利源。裕国裕民，计固无逾于此”，“往十二年，德窥连岛，謇与沈君雨辰谋兴实业以相抵”^[12]。张謇肯定沈云沛正是一个无论“达而在上”还是“穷而在下”的君子，“谋实业”是他一生的主要事功。

三

张謇、沈云沛、许鼎霖在实业救国的征途中互相扶助的事例很多，然而仅仅如此认识他们交往的意义却是不够的。

1903年农历四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初六（是年有闰五月）张謇东游日本，进行为期70天的考察。这次考察使他的思想产生了飞跃，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必须“抉其病根”，即改良政府。因为政府如果“昏惰”如故，那么资助实业、倡导教育都只是空谈。这就促使张謇积极地投身立宪运动。在张謇看来，一方面必须推动朝廷实行立宪，另一方面必须推行地方自治。他认为“立宪基础，首在地方自治”，“治本维何？即各人抱村落主义，自治其地方之谓也。今人民痛苦极矣，求援于政府，政府顽固如此；求援于社会，社会腐败如彼。然则直接解救人民之痛苦，舍自治岂有他哉？”^[13]而地方自治的“根本”，则是实业。他说；“窃謇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14]所以凭他对沈云沛、许鼎霖的了解，他是热切地希望他们创办更多的实业，以作地方自治的“根本”，在他们的家乡实行地方自治，所以他以满腔的热情帮助、支持他们的实业活动。可惜笔者缺乏沈云沛、许鼎霖此时作何想法的资料，但张謇与他们交往看起来只是谋划实业的创办，而其共图地方自治的目的则是显然的。

1904年，张謇曾在《记论舜为实业政治家》中，援引《史记》所言“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说明舜是个实业家。而舜这个实业家创办实业的地方，“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舜便是个实业政治家。但是，“舜若止是自了汉，作个人事业，人孰附之”，“若非舜之实业发达，亦未必人人归附如此”^[15]。张謇用舜的故事，说明一个实业家要成为实业政治家，一是不能做“自了汉，作个人事业”，二是务必使“实业发达”。张謇向往成为“实业政治家”，追求自己的事业像舜一样成聚、成邑、成都，实际上就是将自己的地方自治模式不断推向更为广阔的天地，而并无个人权欲。他构想建立徐州行省就是寄托了这样的理想追求。

张謇在《徐州应建行省议》中说徐州“控淮海之襟喉，兼战守之形便，殖原陆之物产，富士马之资材”，在“英将由长江而北规，德将由济南而南越”的形势下，必须在徐州建省，下辖徐州府、海州、淮安、安徽凤阳、颍州、泗州、山东沂州、兖州、济宁、曹州、河南归德的全部或部分，凡四十五州县。他提出徐州行省的四大要政就是他自己一直躬行的“训农、勤工、通商、兴学”^[16]。显然是因为当时江南受帝国主义控制比较严密，张謇希望将徐州行省作为经营地方自治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自由天地。不无可能的是，张謇建议徐州建省，会考虑到他和沈云沛、许鼎霖作为“江北三名流”已有的自治基础；而一旦徐州建省，他们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及其事业能够得到更快的发展。应该说，《徐州应建行省议》是张謇苦心殚思设计的完整方案。但是朝廷读不懂张謇的良苦用心，最后决定只设立江淮省以分治江苏，使张謇的计划完全落空。

在这样的情况下，1905年农历三月，张謇北上，“过山阳晤丁宝铨，与鼎霖会议淮、海、扬、通合营自治事”。提出“淮、海、扬、通合营自治”正好佐证了张謇主张徐州建省的目的，也佐证了他与沈云沛、许鼎霖频繁交往的目的。这次北上，十日至十三日，张謇和许鼎霖在清江与江淮省巡抚恩寿（字艺棠）谈话多次，“谈学校事，请立师范学校”。十六日至十七日，在宿迁与许鼎霖察看玻璃公司建设工程。十九日张、许二人至徐州。“二十日，拜徐道袁杏南察使（大化）、袁大令兰生（国钧）”“二十一日，袁察使约同久香往看白土山煤矿（山下即白土寨）”。二十四日，与久香等“寅初”即“由青山泉、贾家汪察视煤矿”，“中饭后复至利国驿”，见“铁石则触处皆是，若就近得佳煤以为用，大利可兴矣”，随后进入山东境。二十六日，在姚湾“见峄县华德公司煤局”，不禁感叹：“谁令华德合者？”二十七日至四月一日，回到宿迁“复视（玻璃公司）厂基工程”及周边“视玻璃砂地”。四月二日，“冒雨到海州”，三日至六日，察看沈云沛的洪门果圃、树艺公司。其后，张謇、沈云沛、许鼎霖三人又一同前往清江，十二日在清江分手。仔细研究张謇、沈云沛、许鼎霖的这次行动的范围和细节可以看出，显然有着继续循着徐州建省的思路，退而求其次，依靠自己的力量谋划“淮、海、扬、通合营自治”的意味。如果这一谋划得以实现，那么整个江北的面貌势必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可惜的是，“淮、海、扬、通合营自治”终因种种原因（如实力有限，一些实业家的经营不善、入仕等）而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然而张謇、沈云沛、许鼎霖各自为地方自治所作的努力，却厥功甚伟，流芳百世。

论者往往笼统地将张謇、沈云沛、许鼎霖的壮举称之为实业救国，他们的交往也就只是因为在实业救国这一点上志同道合。而笔者以为，张謇、沈云沛、许鼎霖实际上是从实业救国开始，后来走到了力行地方自治，而且曾经谋划合营自治。实业救国和力行地方自治不是一个概念，因为前者表达得更多的是爱国情怀，而后者还明确地谋求变更国体，表达出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

（本文为连云港市纪念沈云沛逝世100周年作，作者单位：海门市张謇研究会）

参考文献：

[1][13][15][16]李明勋等：《张謇全集④》第549-550页，第461页、第82页、第8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2]李明勋等：《张謇全集⑤》第19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3]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3页，张謇研究中心印行。

[4]参见网络资料。

[5]蒋国宏：《实业救国的力行者，政治活动的同路人——张謇与许鼎霖》，《张謇的交往世界》124—12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

[6]徐俊杰：《张謇佚文辑注》第99页。

[7]张謇手书复印件。

[8]李明勋等：《张謇全集②》第143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9]沈云沛手书复印件。

[10]大生纺织公司年鉴第13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