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謇研究的求真与致用/张裕伟

论张謇研究的求真与致用

□ 张裕伟

9月16日，赵鹏老师在与海门张謇研究的初学者们座谈时，无私地分享了自己的治学经验，循循善诱、金针度人，参加座谈的海门同仁均深感如入宝山，满载而归。

赵老师在谈话中不但着重讲解了张謇研究的各类注意要点，也谈到了对张謇研究成果的宣传，并举了著名导演夏骏新拍摄的六集电视纪录片《张謇》为例，阐述了“宣传和研究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搞宣传，说大一点，夸张一点，是正常的。搞研究就不允许，研究的目的是追求真实”等观点。赵鹏老师这里谈到的张謇研究，本质是求真；而张謇宣传，本质是致用，这两者是张謇研究者从事的各项工作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值得深入思考。

张謇研究本质上是历史研究，而历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求真，因此张謇研究应注重求真的观点并非新论。所谓良史之才，所谓“实录”，所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表明了我国历史上对“求真”目标的不懈追求。对“求真”的追求可能受到来自强权的压力、功名利禄的诱惑以及自身立场、心理结构等的影响，而且需要有一定的史料收集、辨析、整理的能力。正因为这样，对“求真”的不懈追求才显得难能可贵。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是才、学、识三者的有机结合，因此是十分稀少的。

但在我国的学术发展史上，与“求真”传统结伴而行的还有“致用”的传统，“学以致用”是一个更为响亮的词汇。社会往往会以是否有用来衡量某一学问的价值，学问价值的大小也往往取决于这一学问对社会有用的程度。一个人如果所研治的学问与社会脱节，则社会将会给与他毫不客气地轻视，这类学问被讥讽为“屠龙之术”“象牙塔”。事实上从学术史的角度观察，很难找到真正纯粹的“求真”传统。

求真与致用被判为二事是基于不同的功用、不同的角度得出的。我们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得出他们合二为一的结论。这就涉及到如果理解这个“用”字。

应当说对“用”字的理解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也是因人而异的。如清末的士大夫中的洋务派、顽固派，对西方先进科技的作用的理解是完全相反的。数学作为现代自然科学的“皇后”，很少听到有人说它无用，但对于一个仅仅满足于逛街买菜等基本生活需要的人来说，普通的加减乘除已然够用，勾股弦、微积分等知识便显得无用武之地。某种知识可能现在无用、在往后的相当长时期作用才能显现，古人有将著作“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设想，就是基于这种认识。

赵鹏老师座谈中提到了顾炎武的《日知录》。

顾炎武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到了写作的目的是“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毕区区之愿矣”，这也是期待身后之用。研究得出的知识立刻可以投入生产，产生强大的社会效用、尤其是经济效用，这当然是“用”，而知识发挥净化世道人心、有助于社会文化繁荣的作用，自然也可以算作另一种形态的“用”。

如果我们将后一种“用”的范围尽量缩小，锁定在个人身上时，求真与致用则完全融合，个体纯粹的求真，也有了它的“致用”，那就是自身素质、德行的完善。陈寅恪有诗：“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赵鹏老师在座谈中多次强调的“古之学者为己”“我们的心不要太大，能做一点是一点，也不要去蒙人，所谓张謇精神也是这样”“要自己解决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自己做了，自己能获得乐趣就行了”也是这个意思。应该说，在这方面赵鹏老师为我们树立了标杆。

但完全个人意义上的“求真”，在古代已难得一见，于今更是稀缺。

我们生活在一个普遍功利化的时代。当今体制内的学者每年都有各种各样的以研究成果发表多少为“量化”考核的相关指标，做学问的目的是快速地产出“成果”以换取职称、待遇、名位的提升，甚至是仅仅为了生存下来。

据说外国大学年轻教师也有所谓“不发表即灭亡”的危机感，孔夫子生于今日，也要感叹乘桴浮于海也无用了。虽然如赵鹏老师所说我们都是“民科”、民间科学家，可以不受职业学者体制的管束，但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团体，毕竟还受着不小的体制性影响，主管部门还是要经常拿是否“有用”的标尺衡量我们存在的价值，假如我们产出的“成果”都不能看到较为明显的社会功用，那么自然要时刻准备承受被质疑存在价值的目光。

大抵我们张謇研究的“致用”就是要发挥张謇研究的宣传价值。但我们也不必狭隘地理解“宣传”一词的含义，以论代史、削足适履式的口号宣传很可能给张謇研究带来伤害，也否定了真正以求真为目的的张謇研究的价值。且纯粹的政治宣传完全不必再披上张謇研究的外衣行事。但如果我们把宣传理解为是将真实的张謇人格、事业、精神让现代人知晓，给现代人启迪，那么我们的张謇研究和宣传则可以而且应该合二为一。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张謇宣传，那么将之范围尽可能缩小，就可以和纯粹的“求真”研究相合，“荒江野老，二三知己欣赏”的学问，对于那二三知己来说，也是一种宣传。

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张謇研究的求知与致用，则张謇的研究和宣传就不再是割离的和矛盾的，而是合二为一的。

我们可以简单地将之概括为“以研究为体，以宣传为用”，而体用不二。需要说明的是在我国传统学问范畴中讲到的体用，说的其实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有某种事物，自然有相应的作用，如一堆火是体，这堆火发光、发热就是其用。

有人可能举出另一个大家熟悉的名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加以反驳：中学和西学不是两种事物吗？我们也可以举出反驳的反驳，那就是“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我们觉得这样理解体用是更加合理的。

将张謇研究的求真和致用合二为一，我们的一切工作就有了一条主导，那就是尽可能地提高我们的张謇研究水平——我们研究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宣传效果的好坏。

赵鹏老师座谈中谈到的“弘扬张謇精神，我们弘扬的应该是真正符合实际的张謇，而不是一个与张謇对立的、通过猜想得出的张謇。”就是立足在研究本位上的宣传。这也和我们称为“张謇研究会”名实相副。从这个角度讲，做好研究本身是求真，从功用上说就是宣传。在这方面赵鹏老师也给我们做了典范，他在座谈一开始谈到陪同当时的代市长罗一民同志察看南通老城区时，“我把握一个底线，不向他灌输自己的观点，只是把真实的南通状况介绍给他”，赵老师当时向市长所作的介绍，其实是在发挥张謇研究的“资治”功能，是典型的致用，但赵老师把握的原则是将自身长期研究积累的“求真”成果呈现出来，而不做更多地发挥，这就很好地恪守了学者宣传的准则。

另外，高会长在为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创办的“大头思想食堂”所做的讲座以“作为实业政治家的张謇”为题，讲座的对象是到海门游学的来自全国各地的部分企业家，这场讲座是一次张謇精神及其现实意义的宣传，但对于张謇是一位“实业政治家”的认识，却是高会长长期研究的结果，这也很好地体现了在研究本位下的宣传。

那么我们如何处理好宣传的现实功用问题呢？

赵鹏老师说，我们作为“民科”，“要自己解决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我们可以在“乐趣”上狠下一番功夫，我们要尽可能地将自己乐趣、关注点聚焦到那些有很强现实意义的问题上去，在这些问题上狠下一番求真的功夫。

比如美国史学者孙群郎有一本书名为《美国城市郊区化研究》，这本书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其中探讨的是美国大城市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当时美国应对这些问题所形成的经验与教训，这对于我们当今的城市建设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

再如去年我们召开的第二次张謇研究青年学者座谈会上，当时龚郑勇老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张謇在兴办实业过程中是如何解决征地拆迁中遇到的矛盾问题，这就是很有现实感的问题，这给我们寻找自己的“兴趣点”以很好地启发。

今年第三期的《张謇研究》杂志上周荣华老师有一篇论文：“张謇处理群体事件的智慧”，这也是很有现实感的好题目。

赵鹏老师座谈中说“有些领域，不是不能研究，我主张不要过于关注。比如张謇几个老婆，张孝若怎么死的，有的是人家的隐私。我们研究张謇，弘扬张謇精神，这些跟它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不是任何东西都值得深入研究”。这是赵鹏老师对于学术“兴趣”的精微阐释。赵老师在评论老领导穆烜先生“我写文章有目的，有用的写，没什么用的就不写”的话时说道：“当时我不理解，现在想想，穆老的话是有道理的，你发表的文章，还是要有点用。清代的桐城派标榜文以载道，不是什么都写，要讲究“道”，教化人。”其实也是教导我们注重选择有现实意义的兴趣点。

著名学者张舜徽先生有一篇名为《知今之学最要》的读书笔记，其中说道：“《论衡·谢短篇》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盖必博通古今，而后为有体有用之学。若但知古而不知今，则多流于迂阔；但知今而不知古，则恒失之空疏。故昔人言及治学，必兼斯二者而并重之。”两相比较，张先生得出“大抵知今之学，最为切要。往代通儒足以传之百世而不朽者，莫不深于知今也”的结论，我们当然不能奢望像古今的硕儒通人那样，做到通古今之变，但张先生的观点给我们培养有现实价值的学术兴趣提供了很好的意见和启发。就像有一种观点所说“史学家应该具有对人类与民族命运的强烈关切感与使命感，史学家应当把对时代的关切感、责任感与使命感作为研究工作的第一动力”，或许这一观点陈义甚高，但可以作为我们不断努力的方向和对我们进行有更高价值的张謇研究的一种鞭策。

作为张謇研究的专门机构，高会长一再强调我们的立会宗旨是“坚持张謇研究和宣传并重”，而且强调由于各种主观、客观原因的限制，我们很多会员可能搞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张謇研究，因而明确反对“张謇研究普及化”的提法，于是号召这部分会员多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张謇宣传工作。这种类型的张謇宣传也可以和另一意义的张謇“研究”进行融合：真正意义上的张謇研究旨在创新，在于发掘那些以往人们不曾知晓的历史真实，有人说一个人的学问要达到某一知识“这个世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程度，这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创新，也是往往可望而不可及的境界。但如果我们放宽范围，将之尽可能缩小，可以得出另外一种认识：某一种知识虽然对于别人已是常识，无所谓学术研究，但对于自己来说，却是以往未曾接触到的，掌握了这类知识，便是个人意义上的“求真”。这样来说，每个人的都拥有了“研究”的能力，在这样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实现了从未知到已知的转变，这也是做张謇宣传的必要基础。而且这类“研究”的程度决定了我们宣传工作水平的高低：我们“研究”的是言之有物、持之有据的张謇论述，自然我们宣传的张謇就十分可信，我们“研究”的是割裂破碎、胡编乱造的张謇论述，那我们的张謇宣传也将是误人误己。从这一角度说，我们每个人都应在“求真”的本位上，在张謇研究和宣传领域内共同努力。

（作者系海门市张謇研究会会员、海门市历史学会会员，工作单位：海门市政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