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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謇下属沈一奇  留学日本有关问题的商榷 /陈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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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松林来源:海门市张謇研究会网址:http://zhangjianyanjiu.com

对张謇下属沈一奇

留学日本有关问题的商榷

□ 陈松林


2017320日《南通日报》A6版《城市记忆》栏目刊载施一鸣先生文章《同盟会员沈友兰其人其事》(以下简称施文),介绍了海门人沈一奇(字友兰)的传奇一生。

笔者发现,该文有关沈一奇留学日本的记载,有几处不甚准确,特为拈出,与共商榷,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一、人名有误

施文称:“解放后任四川省副省长的俞济堂等是沈友兰留日期间的同学。”

其中的“俞济堂”,应是余际唐,姓和名都记载错了。

《四川近现代名人录》记载:“余际唐留学日本,先后毕业于东京商船学校及横须贺海军学校。……建国后,历任川东行政公署副主任兼工业厅长,川东各届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等职。”[1]

四川《荣昌县志》介绍:“余际唐1954年当选为四川省人民代表,并被选任为四川省副省长。1958年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1964522日,余际唐在成都病逝。”[2]

二、时间有误

施文记载:“沈友兰(18861983),名一奇,字友兰,海门常乐镇人。……1904年,沈友兰考取清政府公派生,留学日本,遂辞去张謇盐垦公司经理的职务。……1904-1907年,沈友兰在东京宏文学校普通科学日语。”

说沈一奇1904年去日本留学,19041907年在东京宏文学校学日语,这两处时间疑有误,考证如下:

查《张謇日记》1904年七月“十日七钟,与丹揆及金大使看新造盐田。晤堀田中子。沈生友兰是日亦至。”[3]

查《张謇日记》1905年十二月“十七日同健甫、小田、酬叔、友兰至廿九、三十总履勘聚煎墩场。”[4]

(注:日记地名“廿九总”在今天南通启东市天汾镇,“三十总”在今南通海门市六甲镇与启东市天汾镇交界处天汾一侧。)

施文中沈友兰留学前担任“张謇盐垦公司经理”,这与《张謇日记》记载其陪同张謇视察盐场相符合。

但《张謇日记》上述记载,直到1905年十二月,沈友兰还在南通。换句话说沈友兰就是去日本留学,也要到1905年之后,不可能1904年去日本。

1904年沈一奇尚未赴日留学,还有张謇1912年致唐文治函佐证,全信如下:

“蔚之先生大鉴:比临时交通部于右任君询商船学校校长孰宜,走以萨镇冰对,亦为言于萨君,不知肯就否也。海门沈生一奇学海军于日本六年,以最优等毕业,所学为机械专科,以之充商船教员,适当其选。公如求才,此其一矣,谨以奉荐,并令沈生亲谒承教。祗请道安。张謇谨启,三月廿六日。”

张謇写此信,向唐文治推荐沈一奇当“商船学校”教员。

(注:信中“商船学校”,前身是1911年成立的邮传部高等商船学堂,唐文治任监督,1912年改名为吴淞商船学校。)

据信中“临时交通部于右任”,可定此信写于1912年。

(注: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元旦成立,191242日解散,于右任曾担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次长。)

张謇信中说:“海门沈生一奇学海军于日本六年”,再结合《张謇日记》所述,沈友兰赴日留学要到1905年之后,可知沈一奇应是1906年赴日留学。

施文称:1904-1907年,沈友兰在东京宏文学校普通科学日语。”时间有误。

据记载[5],弘文学院亦称“宏文学院”,是日本明治年代专为中国留学生兴办的一所速成教育学校,创建于1902年。学校以教授普通科为主,学习日语和普通科学知识,作为留学预备,为升入高等专门学校打基础。

鲁迅弟弟周作人曾留学日本,记叙弘文学院:“那里普通科,期限两年,毕业后可以升考各专门学校。”[6]

《鲁迅年谱》记载:“鲁迅190244日抵横滨,下旬入东京弘文学院……19044月结业于弘文学院日语班。”[7]鲁迅在弘文学院修业两年。

综上,沈一奇1906年去日本,弘文学院普通科期限两年,因此沈在弘文学院普通科学习时间应是19061908年。

下文将介绍沈一奇1908年被选为清政府海军留日学生,学习轮机科,其在弘文学院学习也只能到1908年,亦是佐证。

至于张謇在1912年信中说沈一奇在日本学习海军六年,应是笼统说法,将沈在弘文学院的两年留学预备,也包含进去了。

三、学校有误

施文称19071910年,进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关科(即现在所称的造船系船舶机械专业)学习。”

这里就读学校有误。沈一奇在日本1908-1914年,先后就读东京商船学校和日本海军炮术学校,而非大阪高等工业学校。

(注:东京商船学校,前身是1875年设立的私立三菱商船学校,1882年改官立,改称东京商船学校,是培养海军人才的预备学校。日本海军炮术学校,因1907在横须贺设置,亦称横须贺海军炮术学校。)

结合相关文献资料,考证如下:

晚清政府培养海军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向国外派遣海军留学生。

清政府海军当局在19084月派学生罗致通、夏昌炎……等27人;……余际唐……沈一奇……等23名赴日本肄习航海、轮机各技术学习。”[8]可知沈一奇1908年在日本开始学习海军,因沈1906-1908年就已经在日本弘文学院学习,他应是就地转入学习海军。

清朝海军留日学生,学习海军知识分为三个阶段,即“商船学校的基础教育、海军诸学校的实务教育与乘舰航海练习等。”[9]三个阶段学习具体如下:

“海军留日学生进入日本商船学校后,分别到航海科和机关科学习。……两科学生还须在海军炮术学校接受一段时期的铳队教育。”[10]

(注:机关科亦称轮机科、管轮科,涉及船舶机械专业。)

“清朝学生于海军炮术学校入学后,将分成将校科与轮机科两班……修完海军炮术学校、海军水雷学校、海军工机学校课程的学生,将被授予修业证书,享受与日本海军士官候补同等的待遇,再乘坐日本军舰巡航于日本、中国、朝鲜沿岸,进行6个月以内的海上实务练习等。完成以上海军诸学校的所有课程与航海练习后,日本海军省即把留学生们交付给清政府。”[11]

海军留日学生完成上述三阶段学习,才能最终毕业,以下资料也能佐证:

1906年……福州船政学堂只有周志祖一名海军学员被选派赴日学习。他到日本商船学校、横须贺海军炮术鱼雷学校学习,后到严岛津轻水练舰上实习,共计6年之久。”[12]

据以上留日海军修业流程,沈一奇学习海军,要先入东京商船学校,后入日本横须贺海军炮术学校。

沈一奇的同一批海军留日同学余际唐“先后毕业于东京商船学校及横须贺海军学校。”[13]也能旁证。

日本海军炮术学校留日学生名簿表和修业概况表,有沈一奇修业记载:“沈一奇(江苏海门)……海军炮术学校第4期(轮机科)……在校期间为19131117-1914330日……“津轻”舰上实习期为191449-1914715日。”[14]

1914年沈一奇在“津轻”舰上实习结束,完成海军学业,海军留日学生1914年毕业名单[15]里有他的名字。

令人费解的是,上文张謇1912年致唐文治函,称沈一奇在日本学习海军“以最优等毕业”,为其荐职。而实际是沈一奇要到1914年才完成海军学业,这岂不矛盾?

继续查阅资料,找到答案:

“同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第二次被派遣赴日留学的25名轮机科学生当时还在海军炮术学校留学中,闻讯后全体皆中途回国而未能获得毕业。至19135月,北京政府海军部再次对日方提出送他们赴日,继续完成在海军炮术学校未完成的学业。……于是,117日……日本海军炮术学校的第4期留学生被派往日本,重新进入该校学习。”[16]

(注:清政府派遣海军留日学生,第一批次是1906年,第二批次是1908年,沈一奇是第二批次。)

可见受辛亥革命鼓舞,沈一奇海军学业尚未完成,就在191110月提前回国,为国效力。

沈一奇和张謇都是海门常乐人,沈在留学前曾是张謇盐业公司下属,且张謇又是爱才之人,所以张謇1912年向吴淞商船学校推荐沈当教员。

至于张謇所言沈一奇“以最优等毕业”,应是沈1911年东京商船学校毕业,在该校修业三年,而不是整个海军学业完成。

海军留日学生东京商船学校修业三年,有资料可证:“光绪三十二年谢刚哲……初入东京商船学校,专习航海轮机等课程,三年期满,先生以第二名结业。”[17]

但沈一奇并未去吴淞商船学校任教,该校1912年教职员名单”[18]没有他的名字。

据上文资料,沈一奇191311月返回日本继续修业,直到19147月完成海军全部学业,最终毕业。

最后笔者猜测,施一鸣先生撰写的《同盟会员沈友兰其人其事》,可能是沈一奇家族的口述史料整理文。口述史料因口述者的记忆偏差和发音问题,往往会导致一些记载错误,比如沈一奇留日同学余际唐,在口述时因发音一样,施文就误写成“俞济堂”。

因此对于口述史料整理成文,一定要先结合文献资料来验证口述史料是否准确,尽量减少一些错误,这也是对所记载的历史人物负责。

(作者系海门市张謇研究会、历史学会会员,工作单位:江苏省包场高级中学)

参考文献:

[1][13]任一民:《四川近现代名人录》第146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93年。

[2]重庆市荣昌县志编修委员会:《荣昌县志》第103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

[3][4]李明勋等:《张謇全集⑧》第587页、第62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5]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年谱(增订本)第一卷》第90-9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6]鲁迅博物馆等:《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第810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7]王观泉:《鲁迅年谱》第14页、第1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

[8]姜鸣:《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第26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

[9][11][14][16]冯青:《中国近代海军与日本》133页、第134页、第136-137页,第138页,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

[10]黄福庆:《清末留日政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1971年第10期。

[12]包遵彭:《清季海军教育及其影响》,《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八编》第562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

[15]杨志本:《中华民国海军史料上》第501页,海洋出版社,1987年。

[17]萧继宗:《革命人物志第十五集》第432页,台北中央文物出版社,1976年。

[18]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同学会:《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史》第17页,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6年。


下图为上海交大藏1912年致唐文治函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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