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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奥山庄记”校订  ——兼谈《张季子九录》中的编校问题 /张裕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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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裕伟来源:海门市张謇研究会网址:http://zhangjianyanjiu.com

“东奥山庄记”校订

——兼谈《张季子九录》中的编校问题

□ 张裕伟


三期杂志第38页.png

新版《张謇全集》(以下简称新版《全集》)第六册收录张謇“东奥山庄记”一文[1],全文如下:

军山为南干分支,过江而北,出地蜿蜓,最隆起之终结。其势趋东而回南,若反顾长江然。故其开鄣独当东南面,左右峰岭冈阜相对拱峙,溪河屈曲,地丰于北南西,而夷而奥,旧名以形曰奥子圩。余为师范校林买地辟河,四周山阿,因以弧形规奥一面,弸弱杀强,视与奥俾半璧圜。环山为田,环田为溪为河,环河为堤,堤上为外路,皆买而得,皆治而成。买之地凡一百六十亩,治而为田凡一百七十七亩四分三厘,溪与河凡七十五亩二分九厘,堤凡三十六亩七分五厘,田间之路凡八亩三分二厘。买田县官沿用之弓计,治用部定营造尺计,以尺较,赢一百三十亩七分九厘也。于林之卫,于田之获,于人之休止,皆不可无庐舍,乃营数椽为山庄,以东奥名之,而缀其崖略以为记。己未五月,啬庵老人。

东奥山庄是张謇晚年休憩、会友、宴客的场所,也是张謇营建的五山别墅中规模最大的一处。东奥山庄与张謇晚年建设的另一座院落西山村庐同时设计,1919年初,东奥山庄正式开工,历时9个月落成。山庄背山面江,张謇生平所好花木多有种植,既有江南园林的典雅,也不失江海民居的野趣。主要建筑有受颐堂、倚锦楼、东奥支庙等。抗日战争期间,东奥山庄部分毁于战火,其余部分后来也被拆除,现仅余遗址。

此文新版《全集》标明“据191988日《南通新报·文苑》”,其实旧版《全集》[2]及《张季子九录》(以下简称《九录》)均已收录。南通博物苑编《铁画银钩见性情——南通博物苑藏张謇书法选》(以下简称《书法选》)一书第103页收有张謇手书此文的碑刻拓片。文中“因以弧形规奥一面,弸弱杀强,视与奥俾半璧圜”的“视与奥俾半璧圜”一句,包括《九录》、新、旧版《全集》及其他相关文献均同,但这句话颇难索解。经细心观察,在张謇手书碑刻中,这句里的“奥”字和“俾”字之间的夹行中,添加了一个很小的“等”字,显然是张謇书写此文时漏掉,后来发现后又补上的。这样,这句话即可重新断句为“因以弧形规奥一面,弸弱杀强,视与奥等,俾半璧圜。”意思是把地面整理平整,和“奥子圩”的高度相当,整理后的山庄总体呈半圆形。上文因失去了“等”字,致使文意扞格难通。笔者因此推测,《九录》收录此文的来源很可能就是张謇的这个手书碑刻,而后来新、旧版《全集》及其他收录此文的资料可能都本源于《九录》,因此这个漏字一直沿袭至今。

此文中“买田县官沿用之弓计”一句,《九录》、新、旧版《全集》及其他相关文献也都相同,但此句不合语法。这句中的“田”字在原碑中为“用”字。建筑东奥山庄的土地是张謇出资收购的,购买时丈量土地使用的是当时官方通用的丈量工具“弓”。下文“治用”云云和这里的“买用”云云句式相同,正可承接。

这则三百字的短文,《九录》中有以上两处较为重要的编校失误。所谓尝一脔而知一镬之味,则《九录》中存在的文字编校问题并非少见。笔者寡昧,见闻孤陋,以常见的《书法选》等书与之对校,即已发现《九录》中尚未更正的编校问题不下十余处。而翻检新版《全集》,从相关的注释中可见编者对《九录》中存在的问题作出的订正更是所在多有。如民国三年十二月“博物苑中馆匾并题语”[3]一则“中国金石至博,私人财力式微,搜采准的务其大者:不能及全国也,以江苏为断;不能得原物也,以拓本为断。甲寅十二月,啬翁。”这则七十余字的匾跋,其中“财”字《九录》误作“能”字;“搜采准的”《九录》误作“搜集准物”。再如“天放楼诗集序”一文六百余字,经编者考证,本文的题目、系年均不确切,另有文字错误两处。

除文字上的错讹外,更为学者们关注的是《九录》中存在的大量系年错误。很多篇目标明的年月不够确切,有的与实际写作年份相差数年之久。如“江都李氏宗祠记”一文,写作年份《九录》标作“民国四年乙卯”,即1915年,但据原碑拓片,本文为“民国十二年五月上旬,南通张謇撰书”[4],其间相差八年。再如“述训”一文,九录系年为光绪二十年,但文内有“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云云,则必为此后所作[5]。其余如张謇致翁同龢的系列函件、五四运动前后的几篇文章、《教育录》中的系列文章等,均有学者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形成了相关成果[6]。我们可以推测,虽经学者们多方努力,纠正了大量编年错误,现在张謇文稿中肯定还存有不少系年不确者。

《九录》作为张謇存世文稿的第一次大型汇编,在我们原有的印象中一般认为其质量是上乘的。从形式上看,本书为白纸精印,聚珍仿宋版,线装529册,十分精美。从编著者看,此书是张謇生前即着手编次,编订者陈邦怀、束劭直、孔得天等都由张謇亲自挑选。从编订时间上看,张謇自1921年即着手编订,时年68岁。张謇1926年谢世后,其子张孝若在守孝期间,摒弃俗务,以编订先人文集、完成乃父未竟之志为事,在助手的帮助下又用时三年多才最终完成,于1931年正式出版。若从此书开始着手编订算起,到最后出版,前后历时近十年之久。再从出版单位来看,该书由著名出版社中华书局印行。中华书局是中国出版界的著名老字号,在文化领域享有盛誉。该局于191211日由陆费逵等人在上海集股创立,民国时期编辑出版的《四库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一大批古籍,在学术界影响广泛。新中国成立后,主持了修订二十四史的重大文化工程。该社也是当今文化出版领域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另外,随着当今“民国热”之风的吹拂,民国时期的社会文化都被重新给予很大肯定,《九录》作为这一时期出版的重要大型著作,很多人认为质量上乘是合乎逻辑的。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审视《九录》中存在的编校问题,其原因一则是因为卷轶浩繁,该书529册,收录文字达200万字以上,当时的编校技术全靠手工誊抄编录,张謇的大量函电文牍均是手稿,将之录为文字耗时费力,稍有不慎就会出现认读失误,再经辗转誊录,自然更增讹夺,鲁鱼帝虎,在所难免。而当时编校人手有限,仅有寥寥数人,这样一部皇皇巨著编订起来,自然难免出现这样那样令人遗憾的地方。二则,今天的学者看待《九录》中的错误,多是学者们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发现的,在《九录》基础上编订的新、旧两版《张謇全集》也是从为张謇研究提供史料的角度从事工作的。而《九录》的编纂意图,在张謇在世时主要是存其重要作品以传诸后世,在其逝世后,张孝若除此目的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借此宣扬张謇的道德文章,将之作为一项“爱的工程”。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难免偏重所辑文章的思想性、艺术性及传播价值,因此无意中可能会对编校等“细枝末节”关注不够。另外很多今天看来是很重要的张謇亲笔文稿,在这一编辑思想的指导下,被认为是“边角余料”,不是能够体现张謇立身行事大端的大块文章,因此被摒而不录。三则是张謇生前虽然早就启动了《九录》编纂工程,但因年老体衰,又忙于庶务,肯定难以抽出许多时间亲自加以细致指导。而其子张孝若虽富有才华,但作为张謇去世后各项事业的主要继承人,恐怕也难以投入主要的精力在《九录》的编纂上(其间张孝若还集中精力撰写了一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编纂初期的重要助手之一张謇的最后一任秘书丹徒人陈邦怀,接受编务后不足一年即因妻丧而回里,后又受无锡国专之聘,因此真正投入编纂的时间、精力十分有限。另一重要编纂者束劭直为张謇三兄张詧的女婿,张謇逝世后,也不再参与《九录》编纂。后张孝若为加快编纂进度,编辑助手未经严格遴选,仅选一般文字人员,许多熟悉张謇文献者如顾怡生、曹文麟等均未邀参加,而当时中华书局也未派出责任编辑参与此事,因此这部200余万字的大型著作的文字编校难免不尽如人意。

对于《九录》中的编校问题,其实很早就有人指出。《九录》出版后,各界的读者们发现了其中存在的不少问题,曾建议中华书局“补正重印”,但中华书局“乃以营业困难却之”[7]。张謇的学生顾公毅先生的“跋啬庵师通州师范学校始建记”[8]一文,在指出其中存在的系年错误、字句中应补、应正等问题后,说道:“即《九录》言,公毅尝举其字句讹误者若干条、系年不实者若干条、重要篇章漏列与非师撰稿而为他人记录阑入者各若干目以见例,函达孝若,谓《九录》重版前当延聘少数学人愿为校勘者萃于一堂,以长时间相互为记,并征国内读《九录》者之记录,汇为一篇,附《九录》以行,其讹误者正之,不实者实之,漏列者补之,阑入者删之,孝若颇然吾说。”在这里顾公毅实际上提出了对新出版的《张季子九录》进行全面修订的主张,设想通过重新组建修订班子,广泛征求读者意见,在此基础上对所发现的《九录》中系年错误、字句讹误、漏录、错录等问题进行全面的纠正,这个意见也得到了张孝若的肯定和重视,但因后来张孝若突遭戕害,导致此事搁置,未能实行,令人惋惜。除顾公毅外,张謇的另一个学生曹文麟也为修订《九录》做了大量工作,他“毅然任校补之役,集合徒侣,努力十余年告成”,终于形成了“二百三十六页,约十六万字,分装十二册”[9]的校订成果,即《<张季子九录>校补稿》。这些成果基本都被吸收进后来编纂的《张謇全集》中了。

总的来说,《九录》作为张謇存世文稿的第一次大型汇集整理,对保存张謇研究的基本文献基础做出了巨大贡献。当今张謇研究蔚然成风,学术成果洋洋大观,均有赖当年《九录》的编纂奠定最初的基础。倘若不是张謇注重保存资料,张孝若及时编纂出版,随着后来国内战争的爆发和日本的全面侵华,时局动荡,学者颠沛,到处难以安放一张治学的书桌,则张謇的诸多微言大义、锦绣文章都将随之散失,那将是多大的不幸!由此可见《九录》编订出版的巨大文化价值。

张謇的传世文献作为张謇研究最重要的史料基础,对其进行精细的校订整理,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有益的工作。不少研究者因为使用了系年错误、文字讹脱的张謇资料,导致其研究结论出现严重偏差,有的甚至因为某则材料误用,导致整个研究逻辑错误,研究结论也如沙上之塔,顷刻倒坏,其教训是深刻的,令人深思。但总的来说,纠正《九录》及现有张謇文献中存在的编校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难度在不断地增强。在曹文麟、顾公毅的时代,距离张謇去世不久,很多文献存于公私机构和及门、友好手中,“书故易成而亦无所遗”[10]。而随着时光的飞逝,原有查询文献的线索随烟云俱散,亲炙张謇教诲的学生纷纷谢世,再加上时局动荡,饱经兵燹,很多手稿散佚无存,现在的研究者传统学问的功底远不逮前人,今人想要考订一篇张謇文稿系年的失误、甚至个别字句的讹夺,均要付出远过于前人的努力,甚至经过一番求索之后仍然难以得到确切的结论,也属常见。但正因为校勘问题越来越难,我们现在就更应该抓紧从事——不然今后将更加困难。正如顾公毅所说“呜呼!啬庵师,天人也,古今上下,未可囿以一家;《九录》,名著也,博大精深,未可科以一学。若讹误,若不实,若漏列,若阑入,于其人其书,又何损何碍!惟校勘一大事,责在后之学者,与愈后而益其困难,宁及时而多所设计!”[11]

当今在张謇传世文献的校勘上虽然较以往存在着诸多困难,但也有着许多超出前人预想的便利。如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上各种原始文献的不断涌现,很多淹没多年的张謇文稿都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如张謇生前即已散佚的重要文稿《朝鲜善后六策》的重新发现就是明显的一例[12]。另有从各种角度编制而成的大型数据库,给当今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有心的学者运用这些先进手段,采用“预流”(陈寅恪语)的E—考据等方法,将广泛搜集的资料加以排比爬梳,把前人总结的对校、他校、本校、理校等校勘方法熟练运用,必能进一步大大夯实张謇研究的史料基础——也将为张謇研究发展到更高水平提供重要条件。

(作者系海门市张謇研究会会员、海门市历史学会会员,工作单位:海门市政府办公室)

参考文献:

[1][3][4][5]李明勋等:《张謇全集⑥》,第44844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2]曹从坡等:《张謇全集⑤》,第17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6]如秦玉清、季震:“《张季子九录·教育录》编年考略”,《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都樾“张謇教育论著系年考订”,《南通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年第4期;张自强、刘道荣“对张謇‘1919年’五篇文章写作时间的考证”,《南通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7][9]杨立强等:《张謇存稿》第53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8][10][11]陆文蔚等编:《教育家顾怡生诗文选集》第15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12]庄安正:《搜寻张謇佚文<朝鲜善后六策>过程略记》,《档案与建设》201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