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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的历程与成效/黄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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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志良来源:海门市张謇研究会网址:http://zhangjianyanjiu.com

张謇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的历程与成效

□ 黄志良


张謇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的思想主张,是在帝国主义入侵的刺激、洋务运动的促进和全国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掠夺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与发展的,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18791130~122日,江苏学政夏同善三次召见张謇讨论时局,接着张謇撰写了著名的《代夏学政沥陈时事疏》。

张謇在《代夏学政沥陈时事疏》中尖锐地指出:“中国大患不在外侮之纷乘,而在自强之无实。即如今日诸夷逼处,环伺耽耽,恫喝要求,累岁相望。其宜战不宜和,无智愚皆知之。”洋务运动“立总局,购兵械,沿江海设防,岁糜百千万金钱,日日议自强;而有事曾不能一战,且捐数百万于仇敌,缓词而乞和,耗于无用!过此以往,虽更十余年,其又奚从而自强也?立国之势,不外强与弱。强则宜并力申国威,而不当参和戎之饰说;弱则宜无事安民命,而不当为洋务之空谈”。

“安民命”就是要注重发展实业,而不能片面的发展军备和军事工业。没有工业基础,军事不足以救国。同时要求各地保荐人才,为国效力:“左宗棠、曾国荃辈,或已就衰,或未衰而将老……边疆重任,谁能继者?”为此建议朝廷“臣所最为亟亟者,尤在储材”[1]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朝野议论纷纷,湖广总督张之洞邀请张謇撰写《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

张謇在《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通过对西方先进国为何强盛,中国为何贫弱问题的探讨,对洋务派“以兵强国”“以商求富”失败原因分析,认为海陆军和商务是辅助强国的一个方面,明确地指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而“中国生齿繁而遗利,若仅恃农业一端,断难养赡,以后日困日蹙,仍何所底止?”提出练陆军、亟治海军、各省宜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多派游历人员、预备巡幸之所等八条建议。

张謇认为“百闻不如一见……真知自能力行”。指出应吸取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夫洋务之兴已数十年,而中外文武臣工,罕有洞悉中外形势、刻意讲求者,不知与不见之故也。不知外洋各国之所长,遂不知外洋各国之所短,拘执者或狃于成见,昏庸者乐于因循,至国事阽危,几难补救,延误至此,实可痛心”,“今欲破此沉迷,挽此积习,惟有多派文武员弁出洋游历一策”,“今宜多选才俊之士,分派游历各国,丰其经资,宽其岁月,随带翻译,纵令深加考究。举凡工商务、水陆兵事、炮台、战舰、学校、律例,随其性之所近,用心考求。归国之日,由总理衙门课其能否,察其优劣,将此项人员发交有洋务交涉省份,分别委用。”[2]

为提高军队大员的技术水平,张謇建议:“遴选年力强壮,精明有志者百余人,令赴外洋附入学堂营内,将武备、营垒、炮台等事,分途肄业。观摩既备,领悟必速,较之在中国学堂所练,必更切实。”[3]

张謇高度重视发展教育事业,以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

张謇认为:“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建议:“应请各省广设学堂,自各国语言文字以及种植、制造、商务、水师、陆军、开矿、修路、律例各项专门名学之学,博延外洋各师教习,三年小成。”“选募粗通洋语、洋文者,即令分赴各国学之。此时洋文不必甚深,到彼以后,朝夕相习,自然能通,庶免旷时失机。”[4]

张謇在研究外洋富强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主张发展现代金融业。他在1902年的《劝通州商业合营储蓄兼普通商业银行说帖》中说:“国非富不强,富非实业完不张,实业非有多数之母本不昌。欧美人知之,故广设银行。”[5]

     

张謇在筹办大生纱厂、创办通海垦牧公司、通州师范学校等事业的实践中碰到了一系列的问题,在国内又难以找到可供借鉴的先例。

1903年,张謇东渡日本考察,寻找答案。他在日本共参观教育各机关达35处,农工商各机关30处,受益颇多[6]

张謇在《东游日记》中记述:“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因先事农桑。”“日本治国若治圃,又若点缀盆供,寸石点苔,皆有布置,老子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日人知烹小鲜之精意矣。”日人治工业,其最得要在知以予为取,而导源于欧,畅流于华,遂足分欧之利而兴其国。”[7]

1905年,张謇在《请设工科大学公呈》中指出:“欧美各国工列专科,日本崛兴先图工业,转换生熟之货,沟通农商之邮,合古今之政书,证中外之学说,未有不致力于工而能国者也。”“工苟不兴,国终无不贫之期,民永无不困之望。”“苟欲兴工,必先兴学。”[8]

张謇效法日本的精心治国,以工致富的经验,增办了学校和十多个企事业,将南通逐步建成“中国近代第一城”。

19131214日,张謇在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全国水利局总裁任上,向大总统袁世凯提交了《筹画利用外资振兴实业办法呈》,提出:“以振兴实业为挽救贫弱之方,又以开放门户、利用外资,为振兴实业之计。”他根据日本的经验和自己的实践,对中外合资、向外资借款和代办等办法、组织、遵守中国法律、缴款等都作了论述[9],并以此为指导,同日、美、法等国洽办了有关合资章程,借款协约,丰富了张謇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的思想。

1914419日,张謇在《欢迎日本青年会来通参观演说》中指出:“方日本之始维新也,中国前清政府亦尝言维新矣。而收效迥异者,则以日本人能窥知西洋富强之由来,竭全力、以整兴工业。中国但知西洋之有坚甲利兵,而竭尽全力以练兵,舍本求末,故至今犹陷于困境也。”[10]

由此可见,急变的时局和西方、日本富强的经验,是张謇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的思想形成的外在条件,而他抱定的民族进取精神则是其内在因素。实质是通过学习西方富强的经验,引进和利用外国先进技术、人才和资金,达到振兴中国实业,强国御敌的目标。



张謇学习运用西方的先进经验,快速高效地发展实业,其主要成效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建立股份制企业

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资本家通过发行股票而联合经营的一种组织形式。

张謇在1895年开始筹办纱厂,在集资方式上就经历了“商办”“官商合办”“绅领商办”三个阶段,以官股25万两,商股19.51万两办成大生纱厂[11]

1904年,张謇又集股在今启东市建大生分厂,到1906年集股60.95万两,大生纱厂拨入商股余利18.889万两,开车前又向大生纱厂借款20万两,作为流动资金,到1915年资本总额达102.279万两[12]

集股办公司而兴农业,更是一件新兴事物。

19015月,张謇拟定了《通海垦牧公司集股章程启》,1022日公司正式成立,到1904年,实收股金201980两,几年中筑堤、挖渠、开路、建房,已全部用完,1905年决定添新股8万两。

1907年在筑堤工程基本竣工后,公司便招佣,收取“顶首”,每亩6元,“以佣人挹注之工用”,到1927年“顶首”收入共达39.4万两,佣农投入开沟挖土220万立方米,折算银元16.2万余元[13]

1901年至1913年,大生纱厂共获纯利规元355.2万余两。张謇就考虑到开垦沿海荒滩,为纱厂建立一个可靠的产棉基地,并配套的机器修理和制造,交通运输,综合利用等一批企业,投资总额达340万两。

张謇所创立领导的大生企业集团,所辖企事业103家,涉及三大产业、几十个行业、上百种产品,是国内最大的企业集团,所控的资金总额达2480余万两。其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股份制思想。

2.引进外国先进生产技术

张謇对引进外国先进生产技术、设备的认识,是从研究入侵的洋货开始的。他说:“查西洋入中国之货,皆由机器捷速,工作精巧,较原来物料本质,价贵至三四倍,十余倍不等。”他认为中国办工厂“用机器,精制造”可达到“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14]的效果。

张謇兴办实业时,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还刚刚开始,机器设备均需向国外购买。例如:纺织机,大生纱厂2.04万錠、分厂1.25万錠,为英国赫直林登造的,分厂的1.4万錠为英国好华特白尔厂造的。

张謇决定引进外国先进生产设备,有两个原因:

一是为提高企业的生产力。

他说:“泰西以工贵,利用机械。一机所成,小者当人工数十,稍大者当牛马数十,更大者当数百或数千……故其卖也常以市于我而得倍息。今中国兴工业而不用机械,是欲驱跛鳖以竟千里之逸足也。”

二是学造机器。

他指出:“用机械而不求自制,是欲终古受成于人。”[15]只有走学造机器的道路,才能改变“农工商实业机器,无一不购自外人”[16]的被动局面,才能“杜绝他邦宰割之谋。”[17]张謇知道,机器制造业不像轻纺工业那样能很快获得利润。

张謇根据张詧的主张,先办与铁工相近的食锅冶造。1903年先集资2.1万两,创立资生冶厂,于1905年建成开工,并从当年大生纱厂的盈利48万两中拨出22万两筹建资生铁厂。两厂统由张詧担任总经理。

1908年,资生铁厂曾仿造日式轧花车1000多部,在通如崇海一带农村十分畅销,两淮地区也来订货。

资生铁厂在厂北建造船坞,为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及汉口船商制造了内河小轮和机动渡轮10多艘。

1913年起,资生铁厂又造了10多艘机动小轮,仿造了许多炮车、小炮和其他轻武器。并全力仿造英国、日本和南美一些国家的织布机、开棉机、经纱机、络纱机等设备,共达1000多台[18]

3.引进外国科技人才

张謇对知识、人才是非常尊重的。大生纱厂创建初期,一切有关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方面聘用英国工程师汤姆斯和机匠忒纳负责[19]

1902年创办通州师范学校时从日本请来多名教员:如日文教员木村高俊,理化、算术教员吉泽孝之丞,测绘教员宫本几次,教育学教员西谷虎二等。

1908年起,张謇先后聘请的水利方面工程师有荷兰的奈格、贝龙猛、特来克,瑞典的施美德、霍南尔,美国的詹美生、赛伯尔、费礼门等,查勘设计南通护岸工程,建造中国最早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水闸和挡浪墙,并提出治理淮河方案。他还在1916年聘请法国梭尔格博士、瑞典安特赫博士、英国卫勒博士查勘全国矿产资源[20]

我国原有种植的棉花品种属于亚洲棉体系,只适合纺粗支纱。随着纺织工业的发展,迫切需要能纺中支纱、细支纱的棉花。张謇认为引进良种势在必行。

张謇在领导农校师生亲自参与美棉引进试种、驯化与推广工作的同时,招聘了一批外籍美棉种植专家进行指导。

19154月美国棉作专家卓伯逊(H·H·JOPSON)到南通专业从事美棉种植指导工作。由于引进了一大批外国植棉专家,我国皮棉产量不断提高,缓解了纺织原料供给不足的矛盾,为我国成为世界上的产棉大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411月,张謇在《女师范学校大会演说》中总结了用人之道:指出“用人一端,无论教育、实业,不但打破地方观念,并且打破国家界限。人我之别,完全没有的,只要那个人能担任,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行。”[21]

4.举借外债

1895年,张謇在《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就主张引进外资编练陆军,治海军,设枪炮厂、开学堂、速讲商务等事宜。他说,以上各条“非特远虑,实属近忧。惟需款项浩大,猝不易筹”“若必待筹有巨款,必致一切废沮自亡而后已。今日赔款,所借洋债已多,不若再多借十分之一二,及此创深痛巨之际,一举行之。负累虽深,而国势仍有蒸蒸日上之象”“果从此立自强之机,自不患无还债之法”“如畏难惜费,隐忍图存,将益为外国所轻侮”。为了更有说服力,他还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譬如病,为求医药,虽赤贫告贷,犹不能已。何则?身命能保,何忧于贫!当今之势,何以异此?”[22]

外债虽可以举借,但必须有相应的限制条件,保证尽得其利,而尽避其害。19109月,美国商团会40余人来江苏晤谈借款之事,张謇在《致赵凤昌函》中说:“与美联络,输入其财,兴办农工之业,分年归还本息,商借商还,不涉国际。”[23]

19116月张謇在《谘议局联合会请饬阁臣宣布借款政策呈督察院代奏稿》中指出“近日中国之贫窘达于极点,借款以谋救济,诚属万不得已之举。然借债之公例,必政府与国民均有用债之能力,而后可利用之,以为救时之药。否则饮鸩自毙,势必不救”。明定借债“专备改定币制,振兴实业及推广铁路之用。该管衙门自应竭力慎节,不得移作他用。”[24]

1913年张謇“参照各国成例”,对利用外债的条件作出了更为成熟的设想,拟以此严格限制债权方的权利:“在外人方面,仅处于债权地位,与所营事业之盈亏无涉。除普通利息外,各项利益为华人独享,苟有折阅,亦归华人独任。自宜注重其借款之担保品及契约条件。故非确定把握,不可轻准商民借用外款。此种担保,即以厂屋、机器为最宜”,同时,强调“凡事业之确有把握者用之。”[25]

1913年,张謇认为“东三省之林业,内地各省之木棉铁矿,一经整顿,皆为吾国最大之利源,但苦于资本,故为兴办实业,非吸收外资不为功也”[26]

1914年,张謇目睹“东北、西北边陲荒地迤逦绵亘四五千里,格于前清苛禁,废而不殖,为左右强邻涎视久矣”,提出《条陈发放蒙地破除旧地例另布新规呈》和《黑龙江代垦合同祈批密呈大总统文》,对浙江省实业家蒋汝藻与广东人郑润昌在黑龙江省汤原县购置土地、雇佣美国东益公司并用其资金开垦的“大农法”表示赞成:“中国人能为地主而资力不足,外国人有资力,又有技术,而不能为地主,非合并而利用之,无以收化荒成熟之效。”他要求政府“破除旧例,别布新规,为蒙民之保障,使受开放之益”[27],让汉人前往开发。

19141月,张謇签订“导淮借款草议书”[28],向美国红十字会借款2000万元,为顺利完成庞大的导淮工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海门市张謇研究会)

参考文献:

[1][2][3][4][8][9][14][16][20][22][24][25] [27] [28]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①》第34页、第23页、第17页、第21页、第100页、第272274页、第22页、第63页、第365页、第25页、第220221页、第272~273页、第414~417页、第37437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5][10][17][21][26] 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④》第67页、第579页、第553页、第577、第26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6]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103104页,张謇研究中心重印,2014年。

[7] 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第15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11][12][13][18][19] 《大生系统企业史》编写组:《大生系统企业史》第1016页、第4344页、第4748页、第7475页、第2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15]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⑤》第9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23] 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②》 第26226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