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謇诗歌的史诗品格/沈振元

论张謇诗歌的史诗品格

□ 沈振元

张謇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也是一位出彩的诗人。他自称“性喜诗而杂读诗”，十二岁始作诗，一生以诗为伴，到老“日课一诗”，留下了一千四百余题诗作。这是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学习，研究。

当代著名诗人钱仲联教授在《近代诗抄·张謇传序》中指出：“在清末民初，张謇首先是实业家，其次是政治家，再次才是文学家。尽管他是‘余事作诗人’，而他为诗，却并非漫不经心，应该说，其诗歌创作取得比较高的成就。”

钱先生肯定了张謇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并称之为“文学家”。其实，张謇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是诗歌，称其为诗人是当之无愧的。

对张謇诗歌的评价，历来见智见仁，少有定论。

近代著名学者王文濡《张南通诗文抄序》说得较为中肯，他说：“先生在我国，以实业大家名。游南通者，率夸大其成绩，尊为我国首出之一人，即虬髯碧眼儿亦震而惊之矣。文学乃其余事，不足道也。特先生之文学，亦有过人处。盖其得于天者厚，学力又足以副之，益以良友之切磋、人事之阅历，皆有以关豁其知识，锻炼其才思。故其发挥新意，鎔铸古辞，卓然成一近代之大家。”意谓张公以其实业的辉煌遮蔽了文学的风采，使其诗歌创作方面的巨大成就变成了微不足道的“余事”，张亦因此得了个“余事诗人”的雅号。尽管如此，还是无法抹掉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过人处”，也不能撼动他“近代之大家”的地位。至于这位“大家”在文学方面的“过人处”是什么，王文濡先生未作具体论述。

章太炎先生则在评价“通州三生（张謇、朱铭盘、范肯堂）”时指出：“张謇得濂亭（张裕钊）薪火之传，以文章掩科第者也，诗文别成一家，旨在经世致用。”为我们认识研究张謇诗歌指明了路径：“别成一家”，强调张诗的鲜明个性；“经世致用”，彰显张诗的社会价值，二者融合，构成张诗的史诗品格。张诗真实地记录了他曲折而辉煌的人生历程，也深刻地反映了清末民初的时代风云和社会风貌，具有“史”的价值。

以诗言事，把诗立在真的基点上

张诗的“别成一家”，首先在于张的诗论别成一家。他在为《程一夔君游陇集》所作的序言中说：“人有恒言曰‘诗言志’，謇则谓诗言事，无事则诗几乎熄矣。”并赞扬程君，“于山川险阻、人物风俗，悉纪之于诗。诗之不足，则援据图史，博考旁稽，原原本本，笔之于注。必有事在焉，无空作，与謇所抱诗言事之宗旨合”。

众所周知，“诗言志”是传统的诗歌理论。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很显然，张謇“诗言事”的主张是对传统诗论的超越，把诗的核心从“言志”转变为“言事”，并把“事”作为触发诗人创作灵感的源头；如果没有“事”，诗人创作灵感的火花就会熄灭。诗人往往缘事而兴，据事而为，借事抒怀，凭事悟道，从而避免了“无病呻吟”的“空作”，把诗立在“真”的基点上。这种写真事，抒真情的诗歌，不仅有感人肺腑的力量，而且是“史诗”的必要条件。

清同治十三年（1874），二十二岁的张謇应孙云锦之约赴江宁发审局任书记（秘书）。这是他第一次离家远行。临行前，父母、兄弟、师友叮咛嘱付，言挚意深，“知己之感，江深岳重”，使他依依难舍。乃作《思故乡行》。作者缘事而发，即事名篇，以民歌的形式倾诉对父母、兄弟、师友的真挚情意和对家乡一草一木的眷恋。全诗共三首，第一首写父母叮咛；第二首写兄弟话别；第三首写师友送行。且看第三首：

石梁坦坦官道长，春波弥弥归大荒。

男儿何事出门去，登车四顾真苍茫。

故人束皙与刘梁，秦家太虚丈人行。

为余千里筹资粮，期余努力志四方。

凤皇所贵履忠义，莫邪挫折虞锋芒。

贫贱那足短人气，知己况得孙伯扬。

暂时离别勿耿耿，黄鹄有翼终须翔。

嗟哉故人实余将，游子行矣思故乡。

这首诗写的是真人真事，抒的是真情实感。诗中提到的“束皙与刘梁”，是他的朋友束织云和刘馥畴，“秦家太虚丈人”，即当时海门的举人秦驾鳌。他们不仅来送行，而且“为余千里筹资粮。”张在《日记》中载：“馥畴赠祖饯之赆（赠送给远行人的财物），再三以‘不失本色，无染世途习气’为戒。”诗中只有孙云锦未用真名，用“孙伯扬”借代。孙云锦曾为通州州牧，是帮助张从如皋“冒籍案”中解脱出来的恩人，张拜孙为师，自然不能直呼其名。此次赴江宁，也是孙一手谋划，目的是帮助张解脱贫困，到南京继续深造。可见孙云锦是个识才爱才的官吏，把他比作能识千里马的伯乐——孙伯扬是恰当的。

此时的张謇如一只振翮欲飞的雏鹰，他的《思故乡行》略显稚嫩，犹如一块未加雕琢的美玉，质朴纯净，清新可爱。

张謇这次离家远行，是其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在南京，他得到了李联琇、薛慰农、张裕钊等大师的教诲和帮助；在庆军，他受到吴长庆的赏识和器重，“难得名公趋赵壹，况容揖客重将军”；在朝鲜壬午平叛中，他翘才露颖，声名鹊起；在京都，他大魁天下，经受了甲午风云的洗礼……至十九世纪末，张謇已是学识渊博、智慧超群、阅历丰富、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其诗歌也日臻完美，“风华典赡，韵味绵远，无所用其深湛之思，自有唱叹之韵”（汪国垣先生语）。

光绪二十五年（1899），清王朝帝、后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是年年底，闻慈禧有立端王子溥俊（宣宗元孙、惇邸之孙）为子，承穆庙后嗣统之诏。张謇感到“岁晏运穷，大祸将至”。第二天又见《申报》《新闻报》证实传闻，并有“明正元旦内禅，改元‘普庆’之说”，光绪有大位不保之险。张謇一直讨厌慈禧专横拔扈，对光绪则有知遇之恩。如何挽救光绪皇帝的命运呢？张謇定了一个“见怪不怪之计”。他听说新宁督部（刘坤一）近日入都，便两次拜访刘坤一，并作诗送行。

刘坤一有敢于直言的名声，他针对帝后矛盾曾有两次公奏。一是戊戌八月廿七公奏：“伏乞皇太后皇上慈教相孚，以慰天下臣民尊亲共戴之忱”。二是己亥十二月公奏：“以君臣之礼来，以进退之义止”。两次公奏，以“慈孝相孚”“君臣之礼”，从道义上牵制慈禧，希望她顾全大局，打消“废帝”念头。刘坤一又是两江督部，属地方实力派，他的“公奏”反映了部分实力人物的意见，慈禧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们，从而放弃了“废帝”的计划。刘坤一因两次公奏“朝野传诵”而名声大振。张謇看准了这一点，上演了一场“借力救主”的好戏，而这场戏的“道具”便是张謇的那首送新宁的七律。

       奉送新宁督部入朝

戊己堂堂两奏传，勋名况自中兴年。

主恩新赐黄银美，时论终归赤舄贤。

岂有夔皋容老退，应无牛李到公前。

锋车江上来还日，尧日辉辉定满天。

这首七律充分肯定“两奏”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它确保了两宫的稳定，为清王朝的“中兴”创造了条件，其功莫大焉。也肯定了刘坤一的历史地位，把他比作受唐太宗赏赐的名臣杜如晦，比作舜的股肱老臣夔和皋陶。同时，又指出，现在像牛僧儒、李宗闵那样方正敢言的大臣已经很少了。言下之意，希望您继续仗义执言，保护好圣明的皇上，我等待你凯旋而归，让光绪的光辉普照人间。

这首诗，看上去只是一般同僚之间的唱酬之作，算不上描述可歌可泣英雄壮举的“史诗”，但从诗的背景及其作用来看，它确实关乎国家兴亡之大事。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被软禁瀛台，已成刀俎之肉；慈禧大权独揽；张謇只是个地方绅士，手无实权，“跧伏海噬，北望觚棱，忧来如焚，鬓毛渐白，不能旦夕府庭申窾窾之愚”。在此情况下，张謇定此“见怪不怪之计”，一举挫败慈禧阴谋，保住光绪帝位，确是一件让人可惊可愕的壮举。

近代学者郭则沄在评价张诗时亦提及此事，认为《送新宁督部入朝》诗“仅即其劻扶皇极者美之”。张公那首七律也无愧于“史诗”的称号。

文质相资，把事融入美的意境中

“文质相资”，是张謇诗论的基本思想，他说：“《书》《诗》并轸分途，各施其当。则《诗》为美术，《书》为适用。适用主质，美术主文。然若质不被文，是游裸壤之国；文不体质，犹戴面具之人。是则文质相资，理原一贯，无异阴阳之合德，虚实之关通。”这里的“文”即文彩，指诗的艺术形式；“质”为实质，指诗的思想内容。它们是一首诗的两个侧面，互相依存，不可或缺；唯文质相资，才相得益彰，以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完美统一的境界。而求“质”之优，尽在真善；觅“文”之彩，当在尚美。若将真善美统一在一首诗中，则是“文质相资”的最佳状态。张謇先生的为诗之道与为诗之妙盖尽在于此。

光绪六年（1880）三月，庆军移师登州，张謇等青年才俊也随军北上。一路上，他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大河落日垂沽酒，席帽谈兵更赌诗”。三月二十二日，宿冯甸，张謇、朱曼君、范铜士合作《哀双凤联句二十二韵并序》。诗序云：“双凤某县人，少孤露，鬻为如皋倡女，与许生识，遂订婚娶。许既贫，不能如鸨欲，往来稍稍间。而凤终不妄接人，鸨患苦之，以忧死。濒危曰：收我者许也。吾侪哀其志，为作此诗。”序简要介绍双凤的出身及双、许悲剧的梗概。

这首排律成功地刻划了一个被侮辱、被损害、敢抗争的下层妇女的形象——双凤。她美丽、善良、忠于爱情，敢于抗争。诗歌以春柳和小草起兴，暗示主人公的微贱和不幸。她是小家“碧玉”，因“少孤露”，无人庇护，被卖到如皋，沦为“倡女”。但她不甘沉沦，勇于抗争，以期跳出火坑，过上“人”的生活。认识许生后，“遂订婚娶”。“含睇羞团扇，缄盟结绣襦”，表现她初恋的羞怯和与许生默默“结盟”的勇气。许生贫穷，老鸨贪婪，决定了他们的爱情只是“镜中花”“水中月”，无法成正果。但他们仍稍稍往来，“郎来鹦鹉觉，梦浅碧鸾扶，半臂宵宁冷，双飞愿忽孤”。只是短暂的苦中作乐，“强笑成歌舞，华妆泣粉朱”，形象地反映他们作乐时的痛苦心情。尽管如此，双凤仍忠于许生，“终不妄接人”。老鸨因此而担心他们私奔，加强控制，并有意为难她。双凤的处境更加艰难，“露莲秋后苦，霜菊影边臞”，真切地反映双凤痛苦的心情和日渐消瘦的形象。进而以忧成病，而“一病秦医（良医）拙，千行楚泪俱”。即使如此，她仍钟情许生，“宓枕惟遗植，苏台誓托吴”，坚信“收我者许也”。“名驹犹惜骨，灵鸟竟辞笯”，她像一匹宝马，临死仍珍惜自己骨殖；她又像一只灵巧的鸟儿，借死以跳出那只牢笼。然而，双凤的这一梦想也没有变成现实，许生终究未来收尸，她的遗骸被草草埋在乱坟场中。

双凤的悲剧令人感慨嘘唏！至此，作者不禁大声发问：“谁道城南艳，能从陌上夫？”眼前的事实是一个一心想从良的妓女连嫁给一个贫苦农民的权利都被剥夺殆尽。这是多么冷酷的世道啊！

长诗从一个侧面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诗中老鸨是黑暗势力的代表人物。作者对她进行无情的揭露和鞭挞，“纵摇雕玉佩，未剖黑心符”，即使拿出名贵的“雕玉佩”，也不能满足老鸨的欲望而剖符赎身，入木三分地揭示老鸨的贪婪和残忍。而在诗的字里行间充满着作者对双凤的赞美、惋惜和怜悯。“往者曾平视，今来失彼姝。芙蓉悭晚坠，蘅芷际春徂。”我们以往把她看得很平常，现在觉得她是个有志气的美女。可惜她像美丽的荷花，早晨始开到晚就凋谢了；她又像芬芳的蘅芷，在青春时节就枯萎了。惋惜之余，他们“欲铭罗袜冢，更涕博山炉”。他们想为双凤的罗袜冢写篇墓志铭，而更让他们悲伤流涕的是那里排放着的一个个“博山炉”似的坟墓。

至此，作者眼光已不再停留在双凤这个“个案”上，而是把批判的目光伸向更为深广的社会现实，凸现了双凤这个形象的典型意义。双凤是当时下层妇女的一个缩影。双凤悲剧激起作者共鸣：“天涯感沦落，回首共踟蹰”，他们哀双凤之悲剧，亦哀自身之不幸。这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和感染力，叩击着读者的心扉。《哀双凤》能“流传一时”是理所当然的事。

《哀双凤》是揭露当时黑暗现实的诗歌，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这种深刻的思想，通过一连串优美的意景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凤饥梧粒瘦，虫蚀蕙根枯”，用形象化的语言，含蓄地反映倡女被侮辱被损害的形象。“沧海填精卫，穷阴种橐吾”，借“精卫填海”意象营造双凤冤深力微、勇于抗争的意境，抒发诗人对现实的不满与无奈，体现了诗人“文质相资”的创作原则。

王揖唐先生在《今传是楼诗话》中指出：“通州张季直謇、范肯堂当世、朱曼君铭盘，均以朴学（清代考据学的别称）齐名，蛩駏相依（蛩、駏为传说中的两只相互依存的兽），艺林争羡，有《哀双凤》五言排律，传流一时，亦一段佳话也。……《哀双凤》哀感顽艳，荡气回肠，亦可想见三君少年时才藻之盛矣。”王先生赞美“三君”的“才藻之盛”，肯定《哀双凤》的艺术成就——“哀感顽艳，荡气回肠”，认为该诗语言凄恻绮丽，声乐美丽动人，让人感心动耳荡气回肠，是一首富有鉴赏价值的成功之作。

借诗存史，把史铸在善的乐章里

张謇先生非常重视史的价值，他说：“儒者读史，上将以求治乱兴衰之故而致于用，下亦以严综论断限之义而深其识，岂可作者丰其部帙以为博，览者炫于新而猋合之也。”同时，又很重视诗对于史的影响。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云：“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张公推崇班氏诗论，并以他娴熟的作诗技巧，将班氏理论镕铸在自己的诗歌里。

打开张謇诗集，“徵存亡，辨得失”“别贤，不肖”的绝妙好诗不胜枚举。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作的《明杨龙友秦淮雪后泛舟图》就是一例。

诗序云：“图有程松圆诗，茅止生篆首。诗后记万历四十七年腊月二十五日秦淮暴溢。案史万历朝灾异最夥，而此事不载，不知志乘（地方志书）有无。自顷庚子二月十六日大雪，直客授江宁；今二月初六七日亦大雪，继以阴雨，浃旬不辍；复以事至江宁，奋笔题此，不自知百感之横集也。”

诗人为什么“奋笔题此”，而又“百感之横集”？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秦淮雪后泛舟图》是一幅富有历史价值的作品。作者杨龙友，即杨文聪，字龙友，明朝万历末年举人，弘光（南明福王朱由崧年号）时官兵备副使右佥都御史；隆武（南明唐王朱聿年号）时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率师援衢州，兵败被俘，不屈被杀。他又是一位书画家，笔墨苍润，有《洵美堂集》。图上还有程嘉燧（号松圆）作的诗和茅止生（茅元仪，字止生，明末军事家、文学家）“篆首”。可见这幅画的身价很高。

重要的是诗后记万历四十七年腊月二十五日“秦淮暴溢”的事，打破了万历年间史书不载自然灾害的禁忌，触到了明代统治者漠视民生、不修水利、掩盖灾情的痛处，也涉及国家兴衰成败的大问题。

更令诗人愤怒的是清朝的官吏文恬武嬉，贪图享受，不务正业，瞒上欺下，以致国势衰弱，国望亏损，民不聊生。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沿元明制度，吏窟其奸而官养于弊”。清王朝正沿着亡明的道路走去，如庚子年（1900）二月十六日大雪，癸卯年（1903）二月初六七大雪，百姓受冻馁之苦，官方视而不见，报纸只字未提。这与明代的统治者何其相似乃尔！近日又闻“南皮（张之洞）鄂兵骚民间诸状，曾无一敢言者”。于是百感横集，奋笔题写此诗：

地震山崩河水竭，庙焚陵汨都门灾。

神宗卌八年频见，异事导常冬溢淮。

榛芜已变赤矶路，弦管那知青溪隈。

无限兴亡画图里，花朝风雪送愁来。

张謇先生的题诗，借图发挥，既述“天灾”之可怕：地震、山崩、河水于竭，家庙被焚，陵寝被淹，甚至坚固的都门亦受损；又谈“人祸”之可危。明神宗（朱翊钧）统治的四十八年，天灾频出，甚至冬天出现秦淮暴溢，统治者漠视民生，不修水利，以致将冬天溢淮这一“异事”，视为“寻常”之事，弄得天怒人怨，导致明王朝垮台。既有对历史的考察和思考，又有对现实的剖析和研究，其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

“无限兴亡画图里，花朝风雪送愁来”。这是全诗的点晴之笔，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并告诫当道者《明扬龙友秦淮雪后泛舟图》不仅记载着明代的重要历史，而且隐含着许多有关国家兴亡的道理，值得大家学习和借鉴。

张公以诗纪史的诗很多，最值得我们记起的是其垂暮之年留下的一首长诗。民国十五年二月（1926.3—4），诗人根据“有人归自京师述所见闻”，作长诗五百言，“慨世乱之未己，悲民生之益穷”，抒发郁积于胸中的“孤愤”。这是一首现实主义杰作，具有“史诗”的价值。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军阀混战激烈的年代。混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痛苦。长诗开宗明义：“治乱有常理，祸不降自天”。这场战乱，是军阀违背“常理”造成的，它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接着，具体描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乱征赋税，肆意掠夺，纵兵横行，劫男淫女，无恶不作，正如诗中所描述的那样：

兵垒之所在，伥附燎炎炎。

兵锋之所指，鬼惊逃踆踆。

兵过之所扰，拉夫势汹喧。

兵去之所遗，破家哀咽咽。

这场兵灾的范围很广，从齐鲁至燕赵，从河洛至秦陇，从三峡至湘沅……所到之处，玉石俱焚，一片狼藉。当时，南通尚未波及，但诗人并不庆幸。他在诗中感叹：

嗟哉吴与越，动受四面牵。

幸哉一隅地，假息得苟全。

太平在何时，今年待明年。

呜呼！覆巢之下无完卵，

野老洒泪江风前。

张公一向厌恶战争，为制止这场混乱，他不顾年老体弱，奔走呼号。可谁听他劝告呢？面对这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乱，他感到悲哀、痛心，乃至“洒泪江风”。他仅以此诗记下这段黑暗的历史。

张公作此诗时，离他生命的终点仅半年时间，可他对祖国对人民的情感笃老弥坚，令人感动。金泽荣在《张季子诗录序》中称赞张公“一心忧民，好行善事，直与范文正公符契相合于千载之间，岂不盛哉”！

至此我们不禁想起一千二百年前的诗圣杜甫所作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两位作者都是手无寸柄的老人，却都有满腔的政治热情，关注着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并倾注自己的心血，谱写不朽的乐章。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张公传承儒家传统，继承杜甫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结果。

正如原师山书院院长龚其伟在为张謇作的挽诗中所说：“大文经世，谠论救时，余事作诗人，天宝风尘忧杜甫。”这是个公允的评价，张謇就是清末民初忧国忧民的杜甫，他的思想、精神及其史诗般的诗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

（作者单位：海门市张謇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