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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张謇父子/章开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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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章开沅来源:海门市张謇研究会网址:http://zhangjianyanjiu.com

胡适与张謇父子

□ 章开沅

编者按:这篇论文为著名历史学家、张謇研究专家章开沅教授19909月所作。据《北美萍踪——章开沅日记(19901994)》(201710月香港开源书局出版)记载,章先生本年初到北美,946日,即应旅美著名学者李又宁之约创作此文,后载于李又宁教授199112月主编出版的胡适研究会丛书之二《胡适与他的朋友》第二集。章先生创作此文时远在海外,时日又久,因此本文未被收入20157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章开沅文集》(11卷),而收录该文的《胡适与他的朋友》又由美国纽约天外出版社出版,国内收藏这套书的机构十分稀少,此文亦未见其他书籍、报刊转载,因此国内读者颇难一见。本文最初由著名文史学者南通赵鹏老师在阅读《北美萍踪——章开沅日记(19901994)》时发现线索,

三期杂志第7页.png

《张謇研究》编辑部遍索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而无获,后由本会会员、复旦大学文学院博士生郑元英从该校图书馆获得全文(该校图书馆所藏这套《胡适与他的朋友》为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捐赠)。原文五千余字,繁体横排,共10页。鉴于此文对于张謇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特予转载,供研究者参考。转载时对文本进行了适当的技术处理,并对原文中个别文字、标点的编辑失误进行了校正。

胡适平生交游甚广,人们亦以结交他为荣,所以“我的朋友胡适之”喧腾一时。但是张謇却从未结交胡适之,把胡适视为师友之间的是他的儿子张孝若,不过张孝若也从未以“我的朋友胡适之”向他人吹嘘。也许,“我的父亲张季直”更具有吸引力,他根本不需要借重胡适的名声。

遍查《张季子九录》及其他有关的已刊未刊材料,我未发现张謇曾经与胡适见过面的记载,也未发现啬翁曾经提到胡公。但胡适却很理解与尊敬张謇,他认为:“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这样的一个人,是值得一部以至于许多部详细传记的”[1]。胡适反对做“谀墓”文章,他对张謇的评论确实发诸内心,而且非常深刻与贴切。所以,张孝若接到序文后,立即写信感谢说:“这种评论,岂是寻常的颂扬,不是你说不出,不是我父当不起”[2],这也确是肺腑之言,不是泛泛的礼仪套语,而且说得十分得体。

胡适一向自视甚高,对古今人物评判甚严,他为什么对张謇如此推崇呢?

首先是因为他认识到张謇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他在同一序文中说:“近代中国历史上有几个重要人物,很可以做新体传记的资料。远一点的如洪秀全、胡林翼、曾国藩、郭嵩焘、李鸿章、俞樾,近一点的如孙文、张之洞、张謇、严复、袁世凯、盛宣怀、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关系一国的生命,都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功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3]在中国走向近代的艰难历程中,张謇的文治武功虽然没有曾、李、康、梁、袁、孙那样声名显赫,但是他在实业、教育、地方自治等方面的扎扎实实的辛勤耕耘,却给后人留下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业绩。张謇的风格,本来就是把“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与“绣花针的细密功夫”合为一体,因而当之无愧地堪称中国近代化前驱者之中的“大手笔”。

从年龄来说,张謇与胡适应当属于两代人。可是,张謇一生的最后三十年,也就是他事业最为辉煌的三十年,恰好与胡适的青少年时期正相重合。张謇既有世界眼光,又深谙中国之情。他信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道理,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以南通为基地,由实业而教育,而慈善(包括公益事业与市政建设),而走向整体性的近代地方自治,然后再谋求把南通模式逐步推广到全省乃至全国。这种思路与做法,自然最合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胡适的口味。人们也许会诘问,张謇不是常讲“棉铁主义”“村落主义”吗?胡适不是也信奉“实验主义”吗?但这是钻牛角尖的问法,因为少谈乃是针对多谈、空谈,并非主张一概不谈,因为世界上有知识的人多半会信奉一种主义。

推重杜威,也是张謇与胡适思想上相通之处。一九一九年五月,胡适、陶行知等邀请杜威从日本到中国讲学,前后共两年两个月,到过十一个省份。胡适曾专程赶到上海港码头迎接,并且陪同杜威去北京、天津、太原、济南等地讲演,但南方的“全陪”则是陶行知。杜威主要也是在南京高师长期演讲《教育哲学》《实验伦理》《哲学史》等课程,由陶行知担任部分翻译。张謇是在杜威到中国一年以后,以南通教育界名义公请杜威前来讲演,并亲自致介绍词。此事在《啬翁自订年谱》卷下民国九年(一九二零年)四月(阴历)曾有记载:“美人杜威来演讲”,可见张謇视此为重要事件。张謇在介绍词中说:“博士于世界思潮,极力浚发,又能明白中国之政治关系及教育情状,甚为难得。南通僻处偏隅,不可不使教员学生亲睹博士之风采,聆博士之言论,以定适当之趋向。”他还把哲学比作无处不在,无时不需的空气,认为“故政治、教育不能与哲学独立”,而“近世能以哲学灌入于政治、教育者,首推美国,故美国之共和制度,实足为吾人之模范。今请博士将美国政治上一切过去情形,为大家指示,共同研究”[4]。张謇兴办教育事业,主要是师法日本,他对美国教育制度与杜威教育学说似乎并无多么深切的研究。不过他一九一七年送儿子到美国留学,表明已经承认美国教育的先进。同时,在提倡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特别是与实业发展加强联系方面,张謇与杜威在教育思想上也不无相通之处。而这些都必然会引起胡适对张謇的好感,至少会把张看作是“杜威热”的支持者。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一日,杜威将回国,胡适作《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送行,强调指出:“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当然,其中也包括对于张謇与南通的影响。

张謇在一九二零年前后曾竭力支持中国科学社的活动,而该社一些骨干成员如任鸿隽等都是胡适的挚交好友。胡适在一九二三年七月被中国科学社年会列为讲演委员。八月十二日胡适在浙江暑期学校讲演《科学的人生观》,十一月二十九日又写成《科学与人生观序》,这都可以看作是他配合科学社的行动。一九二四年五月,任鸿隽为科学社争取部分美国庚款事,曾致信向胡适求教并拟请胡专程赴美一行。一九二九年一月胡适且曾为中国科学社写社歌。由此可见,在这方面胡适与张謇又有共同的语言。

据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记述:“我父对于中国科学的幼稚,和需要科学的急迫,都是十分的谅解,遇到机会,总是尽他的能力提倡奖励。所以,中国第一个科学团体科学社成立后,回到中国,竟没有会所和试验室,我父就想法再三和省当局商请,给以房屋,科学社才有了基础,所以他们对我父有很感念的表示。”所谓“很感念的表示”,就是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八日,中国科学社以新建的生物研究所奉献给张謇,表彰他对科学的倡导与支持,题词说:“本社名誉社员张季直先生,耆年硕德,利用厚生,科学昌明,群资先导,同仁敬献生物研究所,以志纪念”[5]

还应该提到,中国科学社的第七届年会是一九二零年在南通举行的。张謇作为东道主,曾先后在会上致欢迎词与送别演说。他认为科学人才如要受社会重视,“第一须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心理;第二须用科学方法,量度社会经济,否则所经营事业,必难发展”[6]。社会需要是推动科技发展的最大动力,提高效率与效益是科技提高社会信用的重要标志,这是张謇在实践中获得的真知卓见。在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当中,只有张謇与众多的第一流科学家结成如此真挚的友谊,而且当之无愧地享受了科学家们给予他的极高荣誉。

中国科学社又是胡适与张孝若结交的桥梁。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胡适来往信件,可以发现任鸿隽曾于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六日致胡适一函,内称:“我前几天和许肇南往南通去玩了两天,回来那一天,是十一日晚上。”[7]由此推测,任在南通逗留的时间可能是四月九、十两日。但任鸿隽南通之行恐怕不仅是单纯游览,十有七八与筹画次年在南通举办中国科学社第七届年会有关。他参观南通以后,多少会受到张謇一些影响。因为,他在同年十月三十日致书胡适,告以“我此次到美,第一是要调查一点实业情形,第二如调查有得,容许在四川办一些新实业。”[8]所谓“新实业”,指拟集资三十万元筹建铁厂,这不就是向张謇学习吗!

任鸿隽的南通之行乃是胡适与张孝若结交的直接触媒。因为就在任此行两个月以后,张孝若致胡适一函:“适之先生惠鉴:久钦风采,瞻对无由,每从叔永、铁如、燕谋处备闻言论,至为佩幸。先生主张改革中国文字,不持极端,态度和缓,弟尤钦佩也。昨获先生转来叔永通信,极感。国内因外交问题,学潮澎湃,无所底止,堪为浩叹。先生身处都门,感想何如耶?陈独秀被逮,文字狱之先声也。暑中有暇,能惠临南通否?风便至盼玉音。”[9]从信中可以看出,尽管张孝若曾于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在美国留学并结识若干胡适的友人,但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以前他与胡适并未见过面或通过信。孝若与胡适的结交,显然是经过任鸿隽(叔永)的介绍,并且是由于在文学革新与政治见解两方面都有相近之处。

但在现存胡适来往书信中,保存张孝若来函最多的还是在一九二九年,即第一次通信的十年之后,而张謇业已死去三年。这时的张孝若已经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一九二二年任北洋政府考察各国实业专使,一九二四年回国又奉派任智利公使,一九二六年出任扬子江水道委员会委员长。但是他对胡适崇敬如故,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日一封信中追述:“十几年前,你在北京揭起白话文运动的旗帜的时候,我就跟着摇旗呐喊,奋勇争先,做你的一个马前小卒。近来我尽读你出版的著作,又和你见过几回面,你给我文学上的兴奋和师法的地方,都还在其次;你给予我人格上感化的伟大,真难以笔墨形容了。我这一回决心用白话写传记,我是准备受社会上一班自命文人君子的怀疑笑骂,我决不怕,也决不悔”[10]

被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的一九二九年张孝若给胡适的九封信,内容大多是谈《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的如何撰写问题。当时,胡适正在提倡传记文学,他把自己的一些主要见解都写进了《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其要点,一是传记起源于纪念伟大的英雄豪杰,但中国崇拜英雄的风气不发达,所以传记是中国文学中最不发达的一门。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物,死后只有靠重价请专做谀墓文章的书生去写传记碑志。传记文章不出于爱敬崇拜,而出于金钱买卖,怎能写得出真切感人的作品。二是传记的重要原则是纪实传真,而中国人多忌讳,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所以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是失于谀颂,就是失于诋诬,难以做到写实传真。三是传记应该写出传主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要使读者感到如见其人,可友其人。但中国的文字障碍甚大,不能担负这项传神写生的工作。过去的传记,硬把活跳跳的人装进死板板的古文义法的烂套里去,于是只有烂古文,而无活传记。胡适对中国传统传记文学的评价不无偏颇之处,但其主要立论确能切中要害,具有除旧布新的开拓意义。而《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可以说就是在胡适的指导下撰写的。一九二九年七、八月间,张孝若为传记事经常向胡适请教,而且非常尊重胡适的意见,例如,他原曾按照胡适“伟大的失败的英雄”的立论新写墓志铭一文,但胡适认为应该废除墓志铭,他也就决计不用了。同年十月七日,张孝若致胡适一函,内称:“我在此二月内,帮我父做了一本十五万言的传记,很得力于你编《章实斋先生年谱》的体系”[11],更说明他在整个写作过程中,真是恭恭敬敬地向胡适学习。

但是,对于张孝若来说,胡适毕竟是处于师友之间的人物,他们之间的日常相处与交谈是不拘形迹的。例如,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张孝若致胡适函称:“前天复示,谢谢。我实在很想和你谈谈了。你病后身体已复原了吗?三日(星三)下午七时,我来接你同到大华晚餐好不好?”这就显得非常亲密无间。他们之间,推诚相见,无所不谈,这又可以从同年七月三十一日一函得到证明。张孝若在信中大发牢骚:“时局搅到这地步,革命革出这样子,谁都梦想不到的;而事实一方面,确是愈趋愈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现在政府对老百姓,不仅仅防口,简直是封口,老百姓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前月看见先生在《新月》所发表的那篇文字,说的义正词严,毫无假借,真佩服先生有识见有胆量!这种浩然之气,替老百姓喊两句,打一个抱不平,不问有效无效,国民人格上的安慰,关系也极大。试问现在国中,还有几位人格资格够得上说两句训政府的话?像先生这样要说便说,着实是凤毛麟角了!现在最不堪的,是人格破产,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不弄钱,上行下效,变本加厉,与廉洁二字确成背道而驰,恐怕要弄到只有府门前一对石狮子干净了。最痛心的,从前是官国、兵国、匪国,到了现在,又加上党国,不知中华几时才有民国呢?想到这里,真无泪可挥了!譬如这段话,今天我如果发表出去,明天就难免不加以反革命罪通缉了。所以我一辈子佩服先生有胆量。”[12]如果不是出于相互已达成高度信任,张孝若是不敢说这番话的。张謇是主张说老实话的,謇即“直言”之意;但张氏门风素称稳健,讲话做事都讲究分寸。像张孝若这样直陈无隐地抨击国民政府,大约也只是说给胡适等极少数密友听听的私房话。

有关胡适与张謇父子交谊的资料,现在能够发掘出来的不算很多。粗略地说,胡适与张謇之间,谈不上什么直接的交往,顶多只存在着某种程度上思想方面的相通,再加上胡适对于张謇由衷的尊敬。胡适与张孝若之间,确实存在着深厚的友谊,但由于孝若英年早逝,这段交谊对胡适一生并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过从他们的交往中,可以看到这些历史人物更深层的内心活动,同时也多少展示各人不同的性格与精神风貌。如果这篇短文稍微有助于胡适研究,或者是有助于了解这一层知识分子的私交关系,那我便感到有所安慰。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该校校长多年,著有《辛亥革命史》《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等书。)

参考文献:

[1][2]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版。

[3]《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3页。

[4]《张季子九录》,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版。

[5]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第3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6]《张季子九录·教育录》。

[7]《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8][9][10][11][12]《胡适来往书信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