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啬公教育好助手 印光座下名居士/孙海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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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海雄来源:海门市张謇研究会网址:http://zhangjianyanjiu.com

啬公教育好助手

印光座下名居士

孙海雄

张謇先生有一位得意门生,是啬公创办通州师范学校的得力助手。此人中年以后皈依佛门,成了印光大师座下弟子、民国时期著名的佛教居士。他就是江谦。

江谦(18761942),字易园,号阳复,安徽婺源江湾镇人。江家是江湾的书香门第,父亲晴舟先生是当地名士,博学多才,虔诚信佛。晴舟先生在江湾镇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地方建有“松竹山房”,这座雅舍遂成他们父子读书之所。江谦自幼聪颖明慧,五岁能读书,十三岁时已能通读四书五经,且工诗能文。后来读《曾文正家书》,领悟到治学门径,尤用心于许氏《说文解字》。十七岁那一年,江谦应童子试,六场考试,连连折桂。他以祖上的荫德补“博士弟子员”,后就读于婺源紫阳书院两年。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时年十九岁的江谦在乡试的考场中因一时疏忽,只顾纵笔作文章,未顾及试卷篇幅,结果试卷正面已写满了,文章却还没有写完,不得不把续文写到试卷背面。主考官以“未卷不得弥封”不予录取。这一年适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张謇先生正是这一年的恩科状元。晴舟公素仰张謇先生之名,命江谦往投崇明经商的伯父,就读于张謇任山长的崇明瀛洲书院。张謇见江谦所作文章,赞叹不已,以为人才难得。而江谦对这位大魁于天下的新科状元公更是仰慕已久,今得列门墙,倍感荣幸,于是不时“介请问学”。张謇对这位虚心好学、温文尔雅的弟子十分赏识,赞许道:“进止温而恭。察其业,颇窥三代两汉之书。与人语,辞顺而气下,益爱重之”。在为江谦所撰《江生祖母七十寿序》中,张謇云:“方余校艺崇明书院之三年,得婺源江生谦文,嘉叹以为美才,非县所尝有,再试再冠其曹。”张謇主持瀛洲书院三年,晚年在《啬翁自订年谱》中讲到自己“长崇明瀛洲书院”时,只说了一件事:“得士婺源江谦”,足见这位弟子在啬公心目中的重要性。

光绪二十一年(1895)底,张謇改任江宁文正书院山长,江谦亦追随从学。二人朝夕相处,师生情意,愈加亲密。张謇对自己的这位得意门生寄以厚望,有诗云:“我今散发栖蓬蒿,期于谦也心忉忉”。三年以后,张謇推荐他去南洋公学深造,然而未过多久,江谦即因病而辍学。

光绪二十七年(1901),张謇开办的大生纱厂连年盈利,兴旺发达,又拟创办通海垦牧公司。筹办之初,亟需人才,张謇首先想到的就是爱徒江谦,遂延揽麾下,成为公司筹办阶段的主要助手。后来,张謇的另一位文正书院学生江知源成为通海垦牧公司主要领导人。二江遂成为张謇先生兴办大生实业、开创教育事业最为得力的两弟子。张謇晚年总结自己一生的事业有赖于“一兄、一友、两弟子”鼎力相助。其中的“两弟子”即指江谦和江知源,前者是张謇创立通州师范学校的得力助手和实际主持者,后者是张謇通海垦牧事业的元勋。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謇在致农工商部大臣载振的信中说得更明白:“纱油诸厂,昔恃一友(沈敬夫),今恃一兄(张詧);开垦、兴学,此恃一弟子(江知源),彼亦一弟子(江谦)。”在通海垦牧公司创办之初,江谦和江知源等率领公司雇用的三千青壮劳力,在“仰惟苍天白云,俯有海潮往来”的海涂荒滩上围垦造田,把昔日贫瘠的盐碱地改造成了能种植棉花和粮食的膏腴之地。

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謇先生筹建通州民立师范学校,请江谦一起商议校名、学校章程等有关事宜。师范学校选址在南通城东南原千佛寺的废址(今人民公园河东,原南通晶体管厂旧址)。张謇要把通师办成一座新式学校,因此聘请了多名日籍教师任教席,同时也注意培养和使用本国教席,于是把自己的爱徒江谦从垦牧公司调来师范学校,作为创办新学的主要助手。也正是恩师的栽培重用,使江谦从此走上了教书育人的道路,让自己的才能有了用武之地,从而成就了日后的一代教育名家。

江谦初到通师,参与学校的筹建与管理。光绪三十年(1904)担任国文教席,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须知当时考进通师的学生按规定必须“择举、贡、生、监中性淑行端文理素优者为入格”,就是说起码是个“生员”(秀才),有的是贡生、监生,有的甚至是举人,而江谦自己只是南洋公学师范班肄业的年轻人,要给这些熟读诗书的饱学之士讲授国文课谈何容易,没有过硬的真才实学是无法在七尺讲台上立得稳的。19071月,通师原监理马晋羲辞职后,啬公命江谦继任之。江谦从此成为通州师范学校校务的实际主持人。这一任职长达7年,直至民国二年(19136月,张謇因担任农商部总长,公务繁忙,无暇再躬亲校务,遂任命江谦为代理校长,全面负责学校工作。在佐助张謇管理通师的12年中,江谦秉承恩师张謇的办学思想,尽心竭力于校务,把通师管理得井然有序。他以身作则,以知行并进的学风,砥砺后进;以“能读能耕”四字为训,安排师范生到农场从事农耕作业,了解稼穑之事,以矫正过去旧式文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尚袖手空谈的旧习。他支持日籍教师倡导的教学改革,促进了通师师范教育实践模式的确立。江谦主持校务期间,学校在附设测绘科的基础上,又先后附设农科、土木工科、蚕科,发展南通地方职业教育,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并聘请名师和学者来通师任教或讲学,建立校友会,出版校刊,召开年会,使学校教学和校园生活丰富多彩,呈现勃勃生机,令通师校誉日隆,声名远扬。远近慕名来参观学习者络绎不绝。

由于江谦的办学成就声名鹊起,其家乡安徽省优级师范学校想聘请他担任教务长,但他感念啬公的知遇之恩,婉辞不就。民国前后几年,江谦屡屡当选为安徽省咨议局议员、京都资政院议员、中华民国国会议员。这些头衔固然体现了江谦当时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影响力,但让他为之殚精竭虑的,仍是辅佐恩师创立并主政的通州师范学校。民国三年(1914),江谦应江苏省民政长韩国钧力邀,出任江苏省教育司长,不久辞职。

是年8月,江苏各省立学校校长联名上书要求“设立高等师范学校”。时任江苏省巡按使的韩国钧顺应民意,准其请,并委任江谦筹办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在江谦的主持下,仅用三年的时间,就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打造成为享有盛名的东南最高学府。由于操劳过度,江谦不幸患上了神经衰弱之症,仅仅在校长任上三年,就不得不离任休养。

为表彰他的办学功绩,两江总督端方曾保举他为员外郎,而韩国钧(时任江苏省省长)则代表江苏省政府颁给他一枚三等嘉禾奖章。

当时,江谦的神经衰弱之疾已经很严重了,夜不成寐,不得不离任到沪上养疴。虽延请诸中西名医诊治,然百药不效。江谦遂想起自己有一位同道好友蒋维乔,蒋先生是《因是子静坐法》的著者,深谙静坐养生之法。于是江谦给蒋维乔写了一封长信,详细描叙了自己的病状,向蒋先生请教静坐却病之法。然而此时的蒋维乔在北京教育部任职,并已皈依佛门,欲靠二人之间的“书函往返,缓不济急”。这时,蒋先生了解到有一位精通佛学的江味农居士正好在沪上,与江谦比邻而居,于是遂介绍江谦拜谒之。味农以佛门净土宗坐禅法门相引导,劝江谦息心静虑,虔诚念佛,所患沉疴可不治而愈。此前,江谦于病中曾无意中读到乾隆间二林居士彭绍升所著《无量寿经起信论》,也许是夙有善根,遂种下佛缘;今又得江味农居士接引,于是一心向佛。经过一段时间的坐禅念佛,久困病体的沉疴竟然渐有起色,不药而愈了。

民国八年(1919年),江谦干脆辞去南京高师校长职务,专心念佛。先后皈依于谛闲、印光二法师座下,博览三藏,精进不懈,融会佛家各宗,最终归心于净土,颇得印光大师嘉许。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悟到“出世间法,宜采用佛教;世间法宜采用儒教,遂创儒佛合一之论”。

江谦回到家乡婺源江湾,以自己念佛获益的亲身体验,劝其父母妻儿,同修净业。由于江谦在当地的声望和影响,家乡的邻里乡亲经他的劝导从其念佛者甚夥。于是江谦在江湾创设佛光社,并请印光大师出任名誉社长,弘扬佛法,刊印佛经和佛光社社刊,免费赠人阅读,受其感化,入社念佛者日众。民国十年(1921),江谦的夫人汪含章去世;民国十二年(1923),江谦的父亲晴舟先生去世,他都请印光大师为他们作佛七(即作道场,念佛七天,超度亡灵),他则率家人念佛诵经,度逝者往生。每逢亲友家有冠婚丧祭之事,他都劝人茹素念佛,随宜说法,以移风化。其后江谦又在皖南多地创设佛光分社,信徒日众,入社者达万余人,成为国内著名的佛教团体。这段时间,他除了礼佛诵经、讲经弘法外,还从事撰述,后来都辑入《阳复斋丛刊》中。

民国十二年(1923)春,江谦从家乡婺源来到上海,适逢弘一法师与尤惜阴居士(即演本法师,早年曾与李叔同同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蜚声学界)合撰《印经造像之功德》一文,途经上海。两位故交老友在沪上不期而遇,叙旧之余,弘一法师劝他阅读蕅益大师(明末四大高僧之一,净土宗第九代祖师)的《灵峰宗论》,言儒、佛两家实有互为表里的一致之处。江谦依而行之,果觉受益匪浅。这也是江谦日后欲办“灵峰学社”的缘起。

对于江谦来说,张謇先生是世间的恩师,而印光大师则是出世的师傅,而江谦则成为联系此二师的纽带。民国十四年(1925),张謇先生通过江谦的介绍,与印光大师结缘。张謇致信印光大师表达敬仰之意,印光大师回信赞誉张謇先生慧根匪浅,劝其念佛。

然而遗憾的是,张謇先生于民国十五年(1926824日溘然而逝。江谦接到恩师张謇逝世的消息,悲恸之情,难以言状。他立即致书印光大师请求为张謇安排佛七(念佛七天),以追荐恩师往生。

印光大师收到江谦的信后,到净业社与社长关絅之居士商量在净业社为张謇先生打佛七事宜。在关絅之居士的精心安排下,参加为张謇作佛七的僧人有9位,男女居士则有一百余位。起七之日,先由印光大师向大家开示念佛七的要义,然后带领众比丘和居士念佛诵经,超度亡灵。本次佛七从810日起七,至816日结束,取得了圆满成功。事后,江谦致信对印光大师示感谢。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江谦迁居杭州,与佛教居士李锦堂在杭州城内建佛光社。于是“皖南佛光,又晖映六桥三竺之间”。民国二十四年(1935),上海大生事务所的负责人吴寄尘先生偶来杭州,盛情邀请江谦到南通故地重游,一来会会旧时师友,重叙旧情;二来广布佛缘,教化众生。江谦欣然前往。作为通海垦牧公司的元勋和南通大有晋盐垦公司的股东,江谦在通州三余镇广运乡分得200亩农田作为红利,由其独子江有朋经营并建有“江家仓”。江谦迁居南通后,即住在通州三余镇,名其居所曰“三余耕读处”,念佛讲学,愈加精进不懈。

民国二十六年(19377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13日,中日在淞沪地区展开会战,不久南通沦陷。江谦仍一心念佛,设场布道,对红尘中事,绝少问津。他在南通三载,走遍了城乡及海门各地,设场讲法,为善男信女宣讲佛门净土教义,在江海大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通海人民,无论智愚,皆为居士至诚所感格”。他的演讲由专人记录,并辑成《江易园演讲录》和《江易园居士讲演录》。

晚年的江谦,迷信“扶乩”,欲将恩师张謇奉为菩萨,供奉在莲池海会之中,以报其恩。由于江谦德高望重,颇受追捧,他亦不免喜人戴高帽子,为此受到印光大师的劝诫与斥责。

为了造就弘法人才,江谦曾计划创设佛儒合一的研究社,拟取名“灵峰学社”,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南通沦陷而搁置。逾年,在亲友的敦促下,江谦移居沪上,仍应各方之请,讲经弘法。亲友见江谦六十以后的著述,积稿甚多,敦请他整理刊印行世。于是他命自己的门人、女婿游有维居士编辑成《阳复斋丛刊》,共十八种。方拟付梓,遗憾的是江谦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410日端坐念佛,含笑西去,享寿六十有七。其亲朋好友和门下弟子共五百余人集会追悼,扶柩送至通州三余镇广运乡安葬。

好友武进蒋维乔为之作传,称赞他“一言一动,皆可为世法。为子尽孝,为父止慈,处世以恭,接人以和,至于济贫助学,赈灾放生,印经、造像、建庙,修桥筑路,种种功德,皆尽力为之,而自己毫不为意。不住相布施,此之谓也。”

(作者单位:南通市建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