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生将安归，昔呓真腐菅/郑元英

吾生将安归，昔呓真腐菅

——浅析张謇组诗，解读近代风云

□ 郑元英

在张謇现存两千多首诗中有一组奇诗，无论其创作时间，书写的材料还是所咏的内容都十分特异且重要，值得引起后人的格外重视。这组诗就是《吴县杨生以辛亥为云阳中丞拟疏稿草装卷见示，惝怳怆恻，不翅隔世矣。赋诗四章题其后归之，亦以告后之论世者》。四十六字的长题之下，隐含着晚清民国朝代鼎革间多少令时人扼腕叹息、痛心疾首的现实，深藏着张謇和他的朋友们多少希望、失望、绝望，多少悲痛、惋惜、愤慨。锥心刺骨，壮志难酬，是他以诗歌的形式对自己立宪救国的人生作出的总结。

此诗写于民国四年十二月七日，当时中国处于又一个历史大转折中，勉强驾驶着民国这条拼凑而起运转不灵的大船的袁世凯正试图用重建帝制来打造起自己的无限权威。

在这样的一个前途茫茫，危机四伏的时刻，张謇想到了四年前他写给清帝国朝廷的最后一份上疏《奏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那时，张謇正热衷于立宪改良。宣统二年，路权回收运动进展顺利，汤寿潜等浙江商人正在筹备跨越浙、闽、粤三省的杭广铁路。盛宣怀怂恿清政府对各地民众投入极大热情的商办铁路开刀，将矛头首先指向汤寿潜。清廷谕令汤寿潜着即革职，不准干预路事。一时间“汤去路去，路亡浙亡”的口号四处流传。汤寿潜和张謇为了维持社会稳定，避免激起民变，对清廷作出了退让，江浙争路风潮平息下去，而川汉、粤汉两路则因为清廷的一味高压越演越烈，清廷已经点燃了火药桶，偏偏这时他们又组织起皇族内阁来火上浇油。皇族内阁的成立等于给了全国上下拥护清王朝的立宪派们一个响亮的耳光。原本立宪派的炮手梁启超也号召所有中国人“并力以图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切良政府”[1]。一时“举国骚然，朝野上下，不啻加离心力百倍，可惧也”。为此，张謇联合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等共同上书醇亲王，劝其“危途知返”，并且建议起用“汉大臣之有学问阅历者”以共同挽救危局[2]。张謇亲赴北京面劝摄政的醇亲王，诚心诚意地提出忠告，期间谈及光绪帝“不觉哽咽流涕”，更讲自己“自甲午丁忧出京，乙未马关条约，即注意实业、教育二事。后因国家新政需要人奉行，故又办地方自治之事。虽不做官，未尝一日不做事，此盖所以仰报先帝拔擢之知”。[3]醇亲王求贤若渴的姿态让张謇又有了信心，他投身于中美合营银行、航业和开发东北三省。接着为了参加湖北大维纱厂的开工仪式，张謇在武昌起义前来到武汉，就在他乘坐日本襄阳丸号离开武汉的当夜，一场巨变以无从预料的速度爆发，并随后席卷全国。“船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烛天也”。为了避免举国崩溃的局面，张謇在南京向江宁将军铁良和两江总督张人骏请求“援鄂”无果的情况下，赶赴苏州连夜与雷奋、杨廷栋为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奏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这道张謇呕心沥血撰写的上疏没能挽救土崩瓦解的大清。四年之间，从清国到民国，这个久经沧桑的古老国度又历巨变。经历这风风雨雨的四年，中国似乎没有变好，人们开始怀疑民国不如大清。四年后又到了历史的转折点，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倒行逆施。忧心如焚的张謇偏偏偶然读到四年前他为清王朝写的这最后一份上疏，一时间心中百感交集。其诗的第一首曰：

纯絃不能调，死灰不能爇。聋虫不能聪，狂夫不能智。昔在光宣间，政堕乖所寄。天大军国事，飘瓦供儿戏。酸声仰天叫，天也奈何醉。临危瞑眩药，狼藉与覆地。烬烛累千言，滴滴铜人泪。（其一）

这首诗发泄着诗人的怨愤，如熊熊火焰射向颟顸残暴的以慈禧为首的清朝统治者。

对于立宪派领袖张謇来说，清廷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也是闭目塞听的病夫，甚至是乱作为的狂夫。明明已经是盲人瞎马临深渊，可无论忠心耿耿的臣子们怎样努力的救亡图存，还是如纯弦、如死灰、如聋虫、如狂夫一般的麻木不仁。诗人大有“我欲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无奈和愤慨。从政治到军事，清廷连犯大错，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慈禧太后用她狡猾的小伎俩将清朝拖进深渊，一面同时向十一国宣战，开创连希特勒都无法比拟的世界记录，一面给遭到围攻的外交使馆送饮食，将军国大事当作儿戏，京都火光冲天，生灵涂炭。“酸声仰天叫，天也奈何醉”，张謇的好友袁昶，同光体浙派诗人的代表，竭力反对慈禧和端王载漪的荒唐举措，在御前会议上力言“拳术不可恃，外衅必不可开”，“杀公使，悖公法”，局面将不堪收拾。侃侃直陈，声震殿宇。昏了头的满清统治者听不进这撕裂心肺的呼喊，七月初二将袁昶杀于菜市口。半个月后京都陷落，慈禧光绪仓皇出逃。在此十年前，袁昶曾在北京春意融融的四月充满留恋地以五言诗赠张謇，在城门口送走了这个又一次科举失败的朋友。张謇在奉和袁昶的赠行诗中称赞他“智略洞中外”，气宇轩昂，形神不凡，“峨峨神羊冠，耿耿朝凤哕”，相信袁昶的才能足够“上以启尧舜，下亦厉曹郐”，应当在朝廷中建功立业，“何当羡归耕，邈焉寄深喟。”十年后袁昶以忠谏致祸，丹心未泯，碧血长埋，被杀当年十二月袁昶等人的冤死由逃到西安的光绪帝下旨昭雪，开复原官。宣统三年袁昶被追谥为忠节，并与同时赴难的故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待郎许景澄于浙江西湖入三忠祠受后人祭拜。能够为自己所信奉的价值而死，以忠节的谥号名载史册，袁昶的求仁得仁当令后死诸公羡慕。庚子事件后内忧外患相迫日急，满地疮痍，“临危瞑眩药，狼藉与覆地”。对地方的控制力日趋微弱的清朝已经病情危急，要想死中求活唯有下猛药——快速推行君主立宪。张謇他们殚精竭虑起草的《变法平议》，长达数万言，字里行间都是对君之忠对国之爱，其背后甚至有张謇好友何嗣焜生命的牺牲，“烬烛累千言，滴滴铜人泪”，蜡炬成灰，泪水化作呼吁变法的上疏，然天若有情天亦老，铜人落泪正是因为苍天无情，天已醉。

绝天天绝之，生民不随尽。黄农信久没，万一冀望尹。风烟起江汉，反掌出怒吻。群儿蹙踏间，纲维落齑粉。桀跖亦可哀，飘风过朝菌。但得假须臾，民屯不遽殒。虽无箕山逃，尚索汉阴隐。（其二）

第二首诗写出了张謇内心的矛盾，忠君爱国是士大夫行事的准则，然而随着皇朝统治的结束，皇帝与国家不再是二位一体，对于鲁迅笔下的阿Q或九斤老太而言，民国的建立没有多大影响，可对张謇这样以修齐治平为天职，以君臣之义为精神操守的士大夫而言却是天翻地覆的巨变。千年前忠心的屈原以弃妇自比，表白了他对君王死心塌地的爱与怨，无论君王有多么昏聩，弃妇所能做的唯有痴心等待。如今君王已死，弃妇们是要选择一死殉夫，活着守节还是择夫再嫁？是以身殉国、做遗民还是做国士，是选择忠君还是选择爱国，哪一个在价值取向上拥有优先权，对沈曾植、汤寿潜、郑孝胥、张謇这些经历朝代鼎革的士大夫来说是比生死还要艰难的选择。

这首诗的第一联已经体现出张謇的选择“绝天天绝之，生民不随尽”。从英军1840年的炮轰国门，直到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在紫禁城养心殿宣告清帝退位，大清朝浪费了历史给予它的一次又一次宝贵时机。开国更晚的日本已经通过明治维新崛起为一个可以给整个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强国，而大清不停地被世界各国轮番修理，还拼命地要推迟召开国会的时间。虽然对统治者早就失去了信心，可是张謇他们直到辛亥革命前还寄希望于各地的封疆大吏，他希望能通过张之洞、刘坤一等开明稳健的朝廷重臣推行他们的立宪主张，就在武昌起义那一夜张謇还在和湖广总督瑞澂周旋，却在返回江苏的日本商船上，目睹“风烟起江汉”，那一夜的火光必然永久的留在了他的心头，武昌起义是一个仓促的行动，一小批士兵很快变成约三百人的小股队伍，很快又扩大到约四千人，几个小时后武昌的清政府已经被打垮，瑞瀓仓皇间翻墙逃走，“反掌出怒吻”，反掌既是形容革命军胜利的容易，也是形容形势变化之快，转瞬间革命风潮已经张开血盆大口席卷全国。湖北独立、湖南独立，陕西独立，山西独立，云南独立，十八省次第响应，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到清帝退位不过短短一百二十六天，施行新政已经取得了不小成绩的清王朝如一块风化已久的龙骨一般一触即碎。无论飘风、朝菌、须臾、还是遽陨都在强调一个快字，封疆大吏与士大夫们还来不及反应，清朝大势已去。张謇说“虽无箕山逃，尚索汉阴隐”，然当时并非没有箕山可隐，辛壬之交，大量官员士人避入津沪租界。张謇的好友郑孝胥、汤寿潜、沈曾植都避居上海，即使不躲进租界也可以不与新政权接触。然而汤寿潜和张謇却为何或被动或主动地为革命军张目呢？这是否违背他们一生奉行的道义。他们转向共和与其说是一种理念上的认同，不如说是对“天地之大德曰生”信条的服从，为保境安民而向现实作出的妥协，“但得假须臾，民屯不遽殒”，放弃一种价值是为了保全另一种更高的价值。当革命的风潮到达浙江时，浙江的革命党计划驱逐浙江巡抚然后拥立汤寿潜为都督。当时汤寿潜正避居在上海，在他完全不知的情况下宣称他出任浙江军政府第一任都督的文告已经铺天盖地，听到的人都说“汤先生果出，吾无忧矣！”拥立汤寿潜的人将他团团围住，汤寿潜愤怒地表白自己的立场：“卿等欲革命，径行之耳，奈何以强人?吾虽弗善颛制，然与卿等异趣，以若所为亦不与也！”然而杭州驻防的满清旗人军队害怕遭到革命军屠杀，声言：“愿受汤先生抚，否则力抗。”革命军派来的使者以杭州六十万百姓的生命逼汤寿潜非出任都督不可，“杭民六十万户，使阖门而战，一朝可烬，公独能不救之邪?”汤寿潜固然忠实于大清，但这种忠诚的重量比不过杭州城信任他的六十万户人命，于是汤依从大家的请求亲赴杭州。旗军听到汤寿潜到了，都说“汤先生仁人也，必全吾族。”[4]遂全部缴械投降，于是浙江全境得以兵不血刃和平光复。战争与水害所带来的血肉横飞、生灵涂炭的场面，张謇并不陌生，他的整个少年时代都伴随着太平天国与清军的搏杀，中国最富庶的地区“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市人肉以相食”。战后，江南地区出现了罕见的人口低谷。江苏南部，安徽全省、浙江西部和江西北部是遭受战火最严重的地区。江苏人口由1851年的4300万减至1874年的不足2000万，江西人口由1851年的3000万降至1874年的1100万不足，号称天堂的杭州，居民由80万减至数万[5]。南通因为位置偏僻得以在战火中幸存。张謇的家教让他牢记人命的宝贵，儿时的记忆使他明白战争的可怕。10月29日，冯国璋的军队火烧汉口，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汉口的街道变为一片焦土，繁华不再，惨死于其间的生命更是难于计数。万千生命岌岌可危，“一国无可计，而非安宁一省，不能保一县安宁，是非可闭门而缩屋矣。”张謇认为在这样的时刻绝不能为了忠义之名独善其身，在上海、杭州、苏州[6]相继和平光复后，11月8日张謇给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致信呼吁他们以人道为重。

张謇把民众生命的价值放在个人荣辱之上，这也是他反对革命支持立宪的最根本原因，“自清光绪之季，革命风炽，而立宪之说以起。立宪所以持私与公之平，纳君与民于轨，而安中国亿兆人民于故有，而不至颠覆眩乱者也。”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乱世之人命如草芥。革命势必要造成中华大地烽烟四起，只有君主立宪能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在妥协中稳步发展。立宪派的失败已经意味着和平的结束，战乱的兴起，然而张謇从人道出发仍要尽最大的努力，他希望南京也能如此前的苏、杭一样免遭战火洗劫，可惜张人骏颟顸而怯懦，只知道在人前哭喊“我作总督，糊涂而来，本无主见，今更一筹莫展，听诸君为之，但求将我送至下关耳。”深受慈禧、光绪信任，死忠清廷的张勋控制了南京，张勋命令“全部入城固守，挟铁良、张人骏同住北极阁督战。”经过二十二日的血战，革命军才占领南京。而南通在张謇、张詧的领导下一夜之内和平光复，地方秩序如常。

全诗前两首是张謇对“踵而行之十有四年”的立宪运动失败的回顾，后两首则是对民国建立以来四年历史的总结。

蜣螂转丸嬉，飞蛾附火热。后人留后哀，相视一涂辙。蟚蜞与蝤蛑，等蟹体略别。酒欤不解酒，楔也乃出楔。阳春忽云逝，风雨暗鹈鴂。兰杜寂不芳，众草生亦歇。可怜望帝魂，犹洒枝头血。（其三）

第三首诗字字都是哀愁，句句都是讽刺，沉郁顿挫，晦涩难言，发自这五味杂陈曾经充满希望而终于绝望的心。“蜣螂转丸嬉，飞蛾附火热”，人总是欲望的俘虏，费尽心机地扑向所欲，蜣螂寻寻觅觅滚成粪球就开心的欢天喜地，飞蛾受火焰的吸引不顾一切去亲近，它是否知道这光明与温暖潜藏杀机？而人对权欲的渴求是否像蜣螂、飞蛾般是难以克制的致命天性？杜牧曾在《阿房宫赋》里哀叹“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可惜国人几千年来绵延不息依靠的并非善于总结经验，而是善于遗忘。张謇以“后人留后哀，相视一涂辙”十个字，哀叹晚清至民国乃至此前与此后无端的历史。千里长堤、鸿基伟业，终究要崩溃于人们私欲的膨胀。与膨胀的私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张謇和汤寿潜在赵凤昌的惜阴堂调和南北双方，促成了民国的建立，民国建立后汤寿潜声称“于义有不可者七，所以不恤一身者，为拯民，不为取位。国步新易，宜崇廉让，抑贪竞，荡涤污俗，某惟去以明志。”坚决辞去了民国政府授予的职务，出国游历南洋诸岛，以实际的行动证明他当时毅然加入共和阵营，只是为了拯救即将陷入战火中人民，绝对不是为了给自己在新朝换取高官厚禄。张謇对汤寿潜的选择甚为敬重，在对汤寿潜的挽词中专门提及“……不交何上下，所系在东南。世隘身难晦，名高视共耽。看君炉火上，危坐作常谈。”汤寿潜清末民国时期身负东南人望，其人品、能力受到各派政治力量的信任，所以隐居中也会被请出来，他的一举一动对局势都会产生影响。然而汤寿潜即使在最炙手可热权势绝伦的时候也保持着冷静，事了拂衣去，这份举重若轻、名士风流着实难得。张謇与汤寿潜在对待袁世凯的看法上分歧极大，张謇认为唯有袁世凯才能收拾当时的局面，而汤寿潜则由始至终坚定反袁。当汤寿潜从南洋回来时，张謇已经帮助袁世凯掌握了政权，汤寿潜预言：“是必以易号称帝而败。”张謇不愿意看到的是，袁世凯果真一步步走上称帝的道路。张謇和汤寿潜等以践行“道义”为人生的标的，矢志不渝；而袁世凯等枭雄、政客则把权欲视作人生的旨归，一叶障目，不惜千夫所指。民国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阳历1916年1月1日），袁世凯“改元洪宪，叛迹益露矣”[7]“蟚蜞与蝤蛑，等蟹体略别。酒欤不解酒，楔也乃出楔。”蟚蜞是小螃蟹，蝤蛑是大螃蟹，虽然体型有差别，但都一样只懂得横行。清季民初，江山易色，城头变幻大王旗，掌权者后者取代前者，然而同样是酒，后酒不能解前酒，后楔顶去前楔，也只是同类取代。“阳春忽云逝，风雨暗鹈鴂。兰杜寂不芳，众草生亦歇。”形势的逆转，一夫作难而万家遭殃，原本一片大好的形势就要因一个人的私欲毁于一旦，原本万物萌生的阳春突遭风暴。张謇最担心的莫过于天下民众又将陷入离乱中。风雨如晦中隐隐约约传来鹈鴂的声音，不如归去——不如归去——，“田园将芜胡不归”。张謇已经预感到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将使新生的共和国生机顿失，不要说名贵的鲜花将不再芬芳，即令是最普通的野草也得挣扎求生。“可怜望帝魂，犹洒枝头血”，此处的望帝魂所指为谁呢？望帝春心托杜鹃，这眷恋国人痴心一片的鸟，声声凄厉，直啼到斜阳暮，血洒枝犹不肯停，可怜的又是什么，是可怜这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仍坚持不懈地啼叫试图唤醒沉醉在帝梦中的狂夫，试图唤回春天？诗人借望帝的意象，寄托了对国事、时事，也许还有对自身的悲伤、愤怒、无力和无奈。

平子郁四愁，所思遥且艰。伯鸾五噫毕，拂衣东出关。逢人不一语，老子非痴顽。希夷廿年梦，迭变如迴环。察渊云不祥，说怪亦不欢。巢许不知足，犹厌风瓢讙。吾生将安归，昔呓真腐菅。（其四）

诗人在第四首诗里一上来就连举了三个古代的贤人，张衡、梁鸿和老子。张衡《四愁诗》写理想的美好和道路的崎岖艰难。梁鸿有五噫，面对腐败昏庸的朝廷他在五声叹息之后也只好远离是非之地。老子并非痴顽，他骑着青牛无言的离开周王朝，并非他无话可说，而是说过太多说也无用。二十年来张謇就如同张衡一样怀抱着美好的梦想，美人如花隔云端，二十年多少风云变幻，刚以为这美人离得近了转身又飘远。“人莫哀于心死，国莫哀于民亡”，深入骨髓的人道主义情怀是张謇思考、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士大夫有口当述苦人之苦，有手当救穷人之穷”，他的理想就是在中国通过大力发展实业和教育，令民众提高素质摆脱贫穷，一个富裕强大的中国自然也就不会再被别国欺负。从晚清到民国多少次他和朋友们的努力似乎有了效果，然而转身就是乌云闪电不见日光。面对着苟安偷活的清廷，张謇都做到了一个臣子的本分，一再地提出忠告;对执迷不悟的袁世凯更是苦口婆心，“陈是非，说利害，达二小时之久”，劝他做中国的华盛顿，而不要学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8]。然而袁世凯中“皇帝”毒瘾太深，张謇也只能叹息着离开京城。

张謇是并不甘于做一个隐士的，“吾生将安归，昔呓真腐菅”，我的人生归宿将在何方？昔日的梦想真的要和枯草一样腐烂飘飞么？张謇身上有一种源于天性又受到儒家文化浇灌而越发茁壮的坚韧品格。这种坚韧是“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是“既生为人，当尽人职，本吾所学与吾所志，尺寸行之，不可行则止，世不论治乱，亦无所谓厌世”，无论何种情况永不停息前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謇可以被战胜但永远不能被打败，这种得尺则尺进，得寸则寸进，不求急功而又坚韧不舍的态度正是创建宪政民主的秘诀。这也是他与以孙文为首想着“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派的一大不同。不能依靠当局的力量改造整个中国，那就回到江海一隅，在他的哥哥、朋友、弟子的帮助下以“村落主义”为着力点一点一滴将他的梦想落到实处。

全诗四首，起承转合，诗人因偶然得见旧作，抚今追昔，有感而发，以诗言事，又将情怀和志向藏于诗中。首写清廷的荒唐与昏聩，令诗人失望、无奈，报复难得施展；次写辛亥风云，须臾反掌，立宪的理想已成昨日黄花，不得已，顺应时代，在纲维粉碎之际以人性、道义为道德操守；继而转向人事，此时的诗人历经诸事，眼见经年以来，人皆趋其所欲而不计其果，虽有大小强弱之别，但终为同类，以楔出楔，并无本质发展，以兰杜自比的诗人与众草一同消歇，如杜鹃啼血般悲哀；最后以三位贤人为自况，归结二十年波诡云谲，以腐草喻往日，展眼来日，既感叹自己的人生归宿，更是忧虑国家民众的前途命运。

（作者系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海门市张謇研究会会员）

参考文献：

[1]（美）费正清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第5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2]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第226页，中华书局，1986年。

[3][4][7]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张謇全集》第六册第651页、第456页、第88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4]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张謇全集》第五册第45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5]周武，张剑，何益忠等：《太平天国史迹真相》第24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6]《啬翁自订年谱》中载苏人亦迫程德全为都督。

[8][9]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213页、第379页，中华书局，19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