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张謇思想之“乐之境”/杨文华　施伟峰

探析张謇思想之“乐之境”

□ 杨文华　施伟峰

孔子《论语》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孟子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孔孟的表述，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以乐为本的基调。明代心学代表王阳明也阐述过“乐”思想，他在《答陆原静书》说：“乐是心之本体。”因此李泽厚提出，相对西方的罪感文化和日本的耻感文化，我们中国文化的精髓就是“乐感文化”。

张謇是在传统文化中培养出来的人才，但他的乐，不是浅层次的快乐，而是融合理想信念责任担当的快乐。张謇一生修身养德，乐于担当，英雄乐业，在追寻“乐之境”中，完成了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使命。

一、学习之乐，古中求乐

从孔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开始，世人就一直有学习是苦是乐的论辩。在张謇的日记里，没有一日不记载他的阅读情况。正如他儿子所说：“他是做了苦功夫的。”他也有很多论断，围绕学习的苦乐。在张謇看来，学习是苦的，也是乐的。

张謇认为，读书、做学问是要下苦功夫的，“古今学者之所以能成其学，何一非从艰苦中来？”然而，读书的结果，“始以成己，而终于成物。”即先是提升自己的素质，后以所学的知识技能造福于人，其本质是“乐”的。他在《金太夫人行述》中写道：“詧、謇年四五，吾母教识字，及就外傅学，责课尤严，夜必命诵说日所受者。”但是，等到他给吴长庆做幕僚时，读书已经成了他生活中不可分的一部分，因此吴长庆特地为他造了几间房屋，让他办公事之余，可以在营中静心读书。“秉烛读书犹快事，便无人共一灯荧。”“出当饮美酒，归当读奇书。”在教育他的儿子张孝若时，他说：“总之做人要苦，做诗也要苦，苦即乐也。未有不审慎而能成人，不勤博而能成诗者。”张謇说：“求学得苦中之乐，便是忙中之暇。”[1]“学问要勤苦，亦要从容。其法在渐进而有恒。到得有味时便能以甘尝苦。”

张謇苦读博学，让他站在当时中国教育发展的最前沿。对于办学思想，他强调“以严为轨”，为学之道，“以静为轨”，他强调博学，乃至“山容海纳”。张謇以为“若见闻太寡，蕴蓄太浅，而辄自表襮：培塿之上，植林有几？潢潦之畔，泽润无多！不独哲学、文学非多看书不可，即就科学而言，其各科之间，常有互相之关系，举其一不能废其二。”在《复马相伯函》中写道：“诸君子宏此志愿，沟通中西。秦国固未尽无人，楚才亦堪为晋用。”张謇读书不为博学虚名，他在推进教育发展中不断建树。因此，陶行知说：“生活教育，张謇是我的老师。”

二、君子之乐，不逊颜回

张謇为人追求“克己复礼”，欣赏勤俭。张謇说：“夫勤者，乾道也：乾之德在健，健则自强不息。俭者，坤道也：坤之德在啬，啬则俭之本。黄老之学得坤道。”乾坤为《易经》表述方式，研究天地、万物、社会、生命和健康。张謇以勤为乾，以俭为坤，是一种引申，强调勤俭在求学为人中的重要性。他盛赞过颜回：“国中有颜子，堂上谢然明”。张謇对勤俭的理解不仅仅满足于个人的安贫乐道，而是有更为丰富、更有价值的追求。

张謇不惧清贫，对生活要求不高，一切以俭朴为先。他在家书《致吴夫人》中写道：“外间各省扰乱，移家者纷纷，能安居有饭吃有衣穿者，便是幸福，余家须一切谨慎，勤俭。”可见，张謇对生活标准，不是以自身收入为标准的，而是时刻牵挂着这个贫穷多难的国家，牵挂着那些流离失所的百姓。张謇对自己的穿着要求也不高，家书给吴夫人写道：“新棉裤颇合身，惟收口腰身略紧。旧裤寄回，须拆开洗过重修，交叉处勿多去，铺棉絮仍可穿。”张謇对家庭要求也是如此。“另有讯复账房，望卿在家加意管理，加意节省，每日菜蔬一腥一素已不为薄。”“衣服不必多做，裁缝即可省。”“家中今年用度之费，过于平常不止一倍，以后须加节省。”正是他的俭朴，更让人敬重。

张謇重视家庭里的勤俭教育。对于自己唯一的儿子，他的宠爱自不会少，但更多的是教养，尤其是勤俭教育。张謇在家书《致孝若》中写道：“家中可告汝母，刻意节俭，为自立之图，非常之备。此等事总在平日有分晓，若临时便无可措手。”[2]“天下之美德，以勤俭为基。凡致力学问，致力公益，致力品行，皆勤之事也；省钱去侈，慎事养誉，知足惜福，皆俭之事也。”张謇的家教，让张孝若成为极为优秀的人才。若不是早逝，必然能接过张謇的重任，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张謇将俭朴思想融入到他办学理念中来。他以为：“苟不自俭，何以教人？”张謇在《师范学校开学演说》“孟子言：古之仁君曰恭俭。俭何以是美德？俭之反对曰奢。奢则用不节，用不节则必多求于人；求多于人则人必不愿。至于人不愿，则信用失而己亦病。是奢之病，妨人亦妨己。故俭为美德。”“今何独举俭之一为诸生勖？俭可以养高尚之节，可以立实业之本，可以广教育之施。”[3]他在《商校本科毕业训词》中说：“忠信持之以诚，勤俭持之以恕。”他给盲哑学校校训定为“勤俭”，给南通私立农业学校校训定为“勤苦俭朴”。在张謇看来，勤俭“亦诸君将来立身之幸福矣”（《淮海实业银行开幕演说》）。张謇开源节流的做法，给更多贫苦的孩子得到教育和发展的机会，也给国家带来更多重生的希望。

三、仁者之乐，兴事厚生

仁，《说文解字》中解释为：“仁，亲也”，是一种道德范畴，指人与人相互友爱、帮助、同情等，泛指将国家大局、人类福祉，作为自己的人生使命的精神。鲁迅曾说：“厚泽深仁，遂有天下。”张謇乐仁，讲究仁民爱物，追求“兴事厚生”。

早在1901年，张謇选编了江宁文正书院学生的“四书义”习作，合集为《张太史精选四书义》，当时受到普遍欢迎，书商争相印制，风行一时。该书经海门市张謇研究会高广丰会长点校，成为《张謇批选四书义》，重新编印成册。其中选有一文为《“而民欢乐之”义》，论述道：“王者抚有天下，将欲与民同忧，不如与民同乐。”“知与民同乐者，民亦乐其所乐也，此可为贤者乐此之一证。”又选有一文：《“岂能独乐哉”义》，论述道：“王者忧民之忧，王者即乐民之乐。乐民之乐者何？与民同乐而已。”“夫世岂有一人独享太平者哉？吾恐暂有此乐，未常常有此乐，偶有此乐，未必久有此乐。”这两篇文章的选用和推广，体现了张謇忧民所忧、乐民所乐的仁者思想。

张謇的仁者之乐，首先表现在投身实业。从封建士大夫的传统观念里，“弃儒经商”是一种伦理道德的堕落，社会地位的下降。就像张謇说的那样：“以皭然自待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但是他反复推究，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1884年，他提出“欲固国必去厘捐”。1886年，他在乡里提倡蚕桑，想“仿西法，集资为公司，市桑秧”。

在张謇创办的实业中，最为有名的，就是大生纱厂，大生，取自于“天地之大德，曰生。”这是民族资产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主动生长。张謇不以为苦，更多的心甘情愿，慨然“亭林匹夫兴亡有责之言，藜洲原臣视民水火之义。”胡适评价说：“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4]

张謇的主要功绩中，比“实业救国”更有历史价值的是“教育救国”。他“益愤而叹国人之无常识也，有教育之不革新。”张謇在南通经营地方自治，有自己的思路和实施步骤，那就是：“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他在大生纱厂建立四年之后，在1902年建立了通州师范学校，1904年又设立了“通州五属学务处”，统筹推动普及教育，并在南通地区大批兴办小学和中学。

据研究，张謇创建了370多所学校，并且，他对学校的规划是经过历史考验的，当年的布局一直沿用至今。“南通的教育发展模式是合乎教育的内在规律，与清朝中枢及各省疆吏首先忙于创办有名无实的高等学堂（大学），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5]张謇还创办了大量的专科和职业学校，若干专科后来合并成南通大学。纺织、印染、测绘、农科等学校培养的人才，满足了各种企事业单位的人才需求，为南通发展注入不竭动力。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在《张謇与中国近代史》一文中说：“张謇一生的主要旨趣在于兴办教育，‘父教育而母实业’是他的信条，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事实业就是为了筹措教育经费。”[6]

仁者，爱人。张謇与民同乐思想，还表现在他投身慈善事业。他说：“与其一人一日无谓之糜费，不如使吾县境之内孤穷之老人得安其一日之生，同享厚地高天之乐也。”

张謇对慈善有清晰的规划，“慈善除旧有恤嫠、施棺、栖流诸事外，凡特设之事六：曰新育婴堂，曰养老院，曰医院，曰贫民工场，曰残废院，曰盲哑学校。”为了筹办慈善机构，张謇进行了大量的投入。“除先后创办及经过所用数十万元不计外，目前之用，少者二三千，多者三四万。若由简单而至于完备，由绌缩而至于扩充，岁需必二十六万六百十九元，除已有少数基本及随时募集补助外，力求撙节，岁需亦必十八万二千一百三十八元。由今以前，筹措补助，皆謇兄弟任之。”正是这样的投入，南通地区的慈善事业崭露头角，为广大苦寒之人营造了安居之所。

张謇鞠躬尽瘁，一生仁乐，正如他所说的：“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

四、百艺之乐，风雅和美

张謇有非常广泛的爱好，他在琴棋书画各方面的素养都很高，诗歌和书法则是他的最大爱好。他在这种兴趣爱好中寻求乐趣，如果不是生逢乱世，张謇一定也会将更多的才华融入到秀美山河和美好生活中来。

而更重要的，张謇以对百艺的钟爱，成就了又一番不朽事业。张謇对戏剧相当痴迷，其中最爱的是定京剧与舞曲。“改良社会措手之处，以戏剧为近。（《致梅兰芳函》）”张謇懂得寓教于乐的价值，看到了戏剧在社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张謇想要着手从教育入手，养成一班适宜的人才，于是邀请了欧阳予倩到南通办了一个伶工学社。“招的都是初高小学毕业、清白人家的子弟，订了课程，分了戏剧、音乐二班教授，办了六年，花了七八万余元。又起了很合于光线、管理新式的剧场。”[7]他还特别提携德艺双馨的双子星——梅兰芳和欧阳予倩，与他们结成忘年交，在南通建成了梅欧阁与更俗剧场。

张謇对刺绣情有独钟，沈寿的友谊及合作，是近代工艺美术史上的一段佳话。当时辛亥革命爆发，沈寿避居天津。张謇知道后，就延聘她来南通任女子师范学校附设绣工科主任。后来因为担心沈绣失传，由沈寿口授，张謇笔录花费了好几个月，终于完成了《绣谱》一书。“《绣谱》堪称中国刺绣工艺史上第一部近代意义的教科书。”[8]

五、山水之乐，身伴五灵

张謇一生努力进取，但他不是一个“木头木脑的工作狂，不是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者，更不是装模作样的道学家。”[9]张謇爱生活，也会寄情山水，张謇“爱国先爱乡”，最爱的还是南通的山水。

清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十七日（1899年10月）张謇写文章致徐积馀，研究了狼山的历史，并请徐积馀觅各种拓本，保存好。“天祚二年至今己亥九百七十一年，拙诗不待千龄，而非漫语耳。又山所有宋元题名未尽见拓本，欲求公余一一按志觅得之，命工洗拓分惠数分，以一分存山，一分寄都门公馆，一分收藏。”张謇有许多诗歌，咏唱着南通的山水。张謇写狼山：“故山如旧友，积岁感分携。”“昏林开蜡照，悬牖接乌栖。”景致很美，寄情很深。张謇写军山：“军山最东边，峰岭尤崱嵂。”不仅于此，马鞍山、剑山和黄泥山，张謇都有诗文传世，成为一段佳话。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张謇对南通地区的山山水水，都一往情深。张謇写海门青龙港：“自昔传闻海角经，东方七宿地通灵。沧桑百折开形胜，竹树千家接杳冥。”他甚至把青龙港写进了常乐小学的校歌里：“大江东下海潮上，潮潮都进青龙港。”张謇写濠河，也让人缠绵流连：“濠南苑囿郁璘彬，风物骈骈与岁新”，“濠雪尽消波渐涨，翠眉应为好山开”，“一碧濠波净蘸桐，临濠歌吹走儿童”。南通的大好河山，因为张謇的诗文而更为生机灵动。

张謇爱山爱水，更喜欢去建造美丽南通。张謇在南通扩设公园，在张謇看来，“公园者，人情之囿，实业之华，而教育之圭表也”，“实业、教育，劳苦事也，公园则逸而乐。偿劳以逸，偿苦以乐者，人之情；得逸以劳，得乐以苦者，人之理；以少少人之劳苦成多多人之逸乐，不私而公者，人之天；因多多人之逸乐奋多多人之劳苦，以成无量数人之逸且乐，进小公而大公者，天之人”。劳逸结合顺乎天道，为了“让地方人士和学生有一个增长识见游息的地方。”[10]张謇“花了许多钱，费了许多精神”[11]，完成了公园的建造。南通不仅建造了公园，还设立了博物馆、更俗剧院、伶工学社、图书馆、体育场等，使市民素质不断得到陶冶和提高。

张謇乐山乐水，他将自己的归宿与南通山水融合在一起，他为生圹墓门自拟联语：“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身伴五山灵。”在南通百姓眼里，长眠的张謇，的确与南通的山水融为一体了。

曾子在《大学》中倡言：“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自慊”者，安舒、快乐、自足也，也是一“乐”字。张謇说：“己所不自慊，人亦何所称？”所以他举实业，办教育，都是乐行乐为的。他也把乐思想，推进到工作中去，张謇赞赏别人，或者襄助别人，常以“乐”为评价，如“慷慨乐助”，“乐与赞襄”等；在推进各项工作是，他“任人乐输”，“无不乐从”，“乐敷其泽”……正是这样：“张謇具有如同宗教徒一般的虔诚，一步一步走向自己信仰的彼岸，当然这是人世的现实乐土而非虚无缥缈的天堂彼岸。（《张謇全集》戴逸的序言）”。

（作者系海门市张謇研究会会员、海门市历史学会会员）

参考文献：

[1]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③》第154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2]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③》第155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3]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④》第122-12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4]胡适：《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

[5]章开沅：《论张謇》《经济日报出版社》。

[6]章开沅：《论张謇》《经济日报出版社》。

[7]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206页。

[8]章开沅：《论张謇》《经济日报出版社》。

[9]章开沅：《论张謇》《经济日报出版社》。

[10]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205页。

[11]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