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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张謇思想之“乐之境”/杨文华 施伟峰
来源:海门市张謇研究会作者:杨文华 施伟峰网址:http://zhangjianyanjiu.com浏览数:7

探析张謇思想之“乐之境”

□ 杨文华 施伟峰

孔子《论语》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孟子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孔孟的表述,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以乐为本的基调。明代心学代表王阳明也阐述过“乐”思想,他在《答陆原静书》说:“乐是心之本体。”因此李泽厚提出,相对西方的罪感文化和日本的耻感文化,我们中国文化的精髓就是“乐感文化”。

张謇是在传统文化中培养出来的人才,但他的乐,不是浅层次的快乐,而是融合理想信念责任担当的快乐。张謇一生修身养德,乐于担当,英雄乐业,在追寻“乐之境”中,完成了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使命。

一、学习之乐,古中求乐

从孔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开始,世人就一直有学习是苦是乐的论辩。在张謇的日记里,没有一日不记载他的阅读情况。正如他儿子所说:“他是做了苦功夫的。”他也有很多论断,围绕学习的苦乐。在张謇看来,学习是苦的,也是乐的。

张謇认为,读书、做学问是要下苦功夫的,“古今学者之所以能成其学,何一非从艰苦中来?”然而,读书的结果,“始以成己,而终于成物。”即先是提升自己的素质,后以所学的知识技能造福于人,其本质是“乐”的。他在《金太夫人行述》中写道:“詧、謇年四五,吾母教识字,及就外傅学,责课尤严,夜必命诵说日所受者。”但是,等到他给吴长庆做幕僚时,读书已经成了他生活中不可分的一部分,因此吴长庆特地为他造了几间房屋,让他办公事之余,可以在营中静心读书。“秉烛读书犹快事,便无人共一灯荧。”“出当饮美酒,归当读奇书。”在教育他的儿子张孝若时,他说:“总之做人要苦,做诗也要苦,苦即乐也。未有不审慎而能成人,不勤博而能成诗者。”张謇说:“求学得苦中之乐,便是忙中之暇。”[1]“学问要勤苦,亦要从容。其法在渐进而有恒。到得有味时便能以甘尝苦。”

张謇苦读博学,让他站在当时中国教育发展的最前沿。对于办学思想,他强调“以严为轨”,为学之道,“以静为轨”,他强调博学,乃至“山容海纳”。张謇以为“若见闻太寡,蕴蓄太浅,而辄自表襮:培塿之上,植林有几?潢潦之畔,泽润无多!不独哲学、文学非多看书不可,即就科学而言,其各科之间,常有互相之关系,举其一不能废其二。”在《复马相伯函》中写道:“诸君子宏此志愿,沟通中西。秦国固未尽无人,楚才亦堪为晋用。”张謇读书不为博学虚名,他在推进教育发展中不断建树。因此,陶行知说:“生活教育,张謇是我的老师。”

二、君子之乐,不逊颜回

张謇为人追求“克己复礼”,欣赏勤俭。张謇说:“夫勤者,乾道也:乾之德在健,健则自强不息。俭者,坤道也:坤之德在啬,啬则俭之本。黄老之学得坤道。”乾坤为《易经》表述方式,研究天地、万物、社会、生命和健康。张謇以勤为乾,以俭为坤,是一种引申,强调勤俭在求学为人中的重要性。他盛赞过颜回:“国中有颜子,堂上谢然明”。张謇对勤俭的理解不仅仅满足于个人的安贫乐道,而是有更为丰富、更有价值的追求。

张謇不惧清贫,对生活要求不高,一切以俭朴为先。他在家书《致吴夫人》中写道:“外间各省扰乱,移家者纷纷,能安居有饭吃有衣穿者,便是幸福,余家须一切谨慎,勤俭。”可见,张謇对生活标准,不是以自身收入为标准的,而是时刻牵挂着这个贫穷多难的国家,牵挂着那些流离失所的百姓。张謇对自己的穿着要求也不高,家书给吴夫人写道:“新棉裤颇合身,惟收口腰身略紧。旧裤寄回,须拆开洗过重修,交叉处勿多去,铺棉絮仍可穿。”张謇对家庭要求也是如此。“另有讯复账房,望卿在家加意管理,加意节省,每日菜蔬一腥一素已不为薄。”“衣服不必多做,裁缝即可省。”“家中今年用度之费,过于平常不止一倍,以后须加节省。”正是他的俭朴,更让人敬重。

张謇重视家庭里的勤俭教育。对于自己唯一的儿子,他的宠爱自不会少,但更多的是教养,尤其是勤俭教育。张謇在家书《致孝若》中写道:“家中可告汝母,刻意节俭,为自立之图,非常之备。此等事总在平日有分晓,若临时便无可措手。”[2]“天下之美德,以勤俭为基。凡致力学问,致力公益,致力品行,皆勤之事也;省钱去侈,慎事养誉,知足惜福,皆俭之事也。”张謇的家教,让张孝若成为极为优秀的人才。若不是早逝,必然能接过张謇的重任,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张謇将俭朴思想融入到他办学理念中来。他以为:“苟不自俭,何以教人?”张謇在《师范学校开学演说》“孟子言:古之仁君曰恭俭。俭何以是美德?俭之反对曰奢。奢则用不节,用不节则必多求于人;求多于人则人必不愿。至于人不愿,则信用失而己亦病。是奢之病,妨人亦妨己。故俭为美德。”“今何独举俭之一为诸生勖?俭可以养高尚之节,可以立实业之本,可以广教育之施。”[3]他在《商校本科毕业训词》中说:“忠信持之以诚,勤俭持之以恕。”他给盲哑学校校训定为“勤俭”,给南通私立农业学校校训定为“勤苦俭朴”。在张謇看来,勤俭“亦诸君将来立身之幸福矣”(《淮海实业银行开幕演说》)。张謇开源节流的做法,给更多贫苦的孩子得到教育和发展的机会,也给国家带来更多重生的希望。

三、仁者之乐,兴事厚生

仁,《说文解字》中解释为:“仁,亲也”,是一种道德范畴,指人与人相互友爱、帮助、同情等,泛指将国家大局、人类福祉,作为自己的人生使命的精神。鲁迅曾说:“厚泽深仁,遂有天下。”张謇乐仁,讲究仁民爱物,追求“兴事厚生”。

早在1901年,张謇选编了江宁文正书院学生的“四书义”习作,合集为《张太史精选四书义》,当时受到普遍欢迎,书商争相印制,风行一时。该书经海门市张謇研究会高广丰会长点校,成为《张謇批选四书义》,重新编印成册。其中选有一文为《“而民欢乐之”义》,论述道:“王者抚有天下,将欲与民同忧,不如与民同乐。”“知与民同乐者,民亦乐其所乐也,此可为贤者乐此之一证。”又选有一文:《“岂能独乐哉”义》,论述道:“王者忧民之忧,王者即乐民之乐。乐民之乐者何?与民同乐而已。”“夫世岂有一人独享太平者哉?吾恐暂有此乐,未常常有此乐,偶有此乐,未必久有此乐。”这两篇文章的选用和推广,体现了张謇忧民所忧、乐民所乐的仁者思想。

张謇的仁者之乐,首先表现在投身实业。从封建士大夫的传统观念里,“弃儒经商”是一种伦理道德的堕落,社会地位的下降。就像张謇说的那样:“以皭然自待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但是他反复推究,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1884年,他提出“欲固国必去厘捐”。1886年,他在乡里提倡蚕桑,想“仿西法,集资为公司,市桑秧”。

在张謇创办的实业中,最为有名的,就是大生纱厂,大生,取自于“天地之大德,曰生。”这是民族资产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主动生长。张謇不以为苦,更多的心甘情愿,慨然“亭林匹夫兴亡有责之言,藜洲原臣视民水火之义。”胡适评价说:“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4]

张謇的主要功绩中,比“实业救国”更有历史价值的是“教育救国”。他“益愤而叹国人之无常识也,有教育之不革新。”张謇在南通经营地方自治,有自己的思路和实施步骤,那就是:“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他在大生纱厂建立四年之后,在1902年建立了通州师范学校,1904年又设立了“通州五属学务处”,统筹推动普及教育,并在南通地区大批兴办小学和中学。

据研究,张謇创建了370多所学校,并且,他对学校的规划是经过历史考验的,当年的布局一直沿用至今。“南通的教育发展模式是合乎教育的内在规律,与清朝中枢及各省疆吏首先忙于创办有名无实的高等学堂(大学),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5]张謇还创办了大量的专科和职业学校,若干专科后来合并成南通大学。纺织、印染、测绘、农科等学校培养的人才,满足了各种企事业单位的人才需求,为南通发展注入不竭动力。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在《张謇与中国近代史》一文中说:“张謇一生的主要旨趣在于兴办教育,‘父教育而母实业’是他的信条,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事实业就是为了筹措教育经费。”[6]

仁者,爱人。张謇与民同乐思想,还表现在他投身慈善事业。他说:“与其一人一日无谓之糜费,不如使吾县境之内孤穷之老人得安其一日之生,同享厚地高天之乐也。”

张謇对慈善有清晰的规划,“慈善除旧有恤嫠、施棺、栖流诸事外,凡特设之事六:曰新育婴堂,曰养老院,曰医院,曰贫民工场,曰残废院,曰盲哑学校。”为了筹办慈善机构,张謇进行了大量的投入。“除先后创办及经过所用数十万元不计外,目前之用,少者二三千,多者三四万。若由简单而至于完备,由绌缩而至于扩充,岁需必二十六万六百十九元,除已有少数基本及随时募集补助外,力求撙节,岁需亦必十八万二千一百三十八元。由今以前,筹措补助,皆謇兄弟任之。”正是这样的投入,南通地区的慈善事业崭露头角,为广大苦寒之人营造了安居之所。

张謇鞠躬尽瘁,一生仁乐,正如他所说的:“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

四、百艺之乐,风雅和美

张謇有非常广泛的爱好,他在琴棋书画各方面的素养都很高,诗歌和书法则是他的最大爱好。他在这种兴趣爱好中寻求乐趣,如果不是生逢乱世,张謇一定也会将更多的才华融入到秀美山河和美好生活中来。

而更重要的,张謇以对百艺的钟爱,成就了又一番不朽事业。张謇对戏剧相当痴迷,其中最爱的是定京剧与舞曲。“改良社会措手之处,以戏剧为近。(《致梅兰芳函》)”张謇懂得寓教于乐的价值,看到了戏剧在社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张謇想要着手从教育入手,养成一班适宜的人才,于是邀请了欧阳予倩到南通办了一个伶工学社。“招的都是初高小学毕业、清白人家的子弟,订了课程,分了戏剧、音乐二班教授,办了六年,花了七八万余元。又起了很合于光线、管理新式的剧场。”[7]他还特别提携德艺双馨的双子星——梅兰芳和欧阳予倩,与他们结成忘年交,在南通建成了梅欧阁与更俗剧场。

张謇对刺绣情有独钟,沈寿的友谊及合作,是近代工艺美术史上的一段佳话。当时辛亥革命爆发,沈寿避居天津。张謇知道后,就延聘她来南通任女子师范学校附设绣工科主任。后来因为担心沈绣失传,由沈寿口授,张謇笔录花费了好几个月,终于完成了《绣谱》一书。“《绣谱》堪称中国刺绣工艺史上第一部近代意义的教科书。”[8]

五、山水之乐,身伴五灵

张謇一生努力进取,但他不是一个“木头木脑的工作狂,不是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者,更不是装模作样的道学家。”[9]张謇爱生活,也会寄情山水,张謇“爱国先爱乡”,最爱的还是南通的山水。

清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十七日(189910月)张謇写文章致徐积馀,研究了狼山的历史,并请徐积馀觅各种拓本,保存好。“天祚二年至今己亥九百七十一年,拙诗不待千龄,而非漫语耳。又山所有宋元题名未尽见拓本,欲求公余一一按志觅得之,命工洗拓分惠数分,以一分存山,一分寄都门公馆,一分收藏。”张謇有许多诗歌,咏唱着南通的山水。张謇写狼山:“故山如旧友,积岁感分携。”“昏林开蜡照,悬牖接乌栖。”景致很美,寄情很深。张謇写军山:“军山最东边,峰岭尤崱嵂。”不仅于此,马鞍山、剑山和黄泥山,张謇都有诗文传世,成为一段佳话。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张謇对南通地区的山山水水,都一往情深。张謇写海门青龙港:“自昔传闻海角经,东方七宿地通灵。沧桑百折开形胜,竹树千家接杳冥。”他甚至把青龙港写进了常乐小学的校歌里:“大江东下海潮上,潮潮都进青龙港。”张謇写濠河,也让人缠绵流连:“濠南苑囿郁璘彬,风物骈骈与岁新”,“濠雪尽消波渐涨,翠眉应为好山开”,“一碧濠波净蘸桐,临濠歌吹走儿童”。南通的大好河山,因为张謇的诗文而更为生机灵动。

张謇爱山爱水,更喜欢去建造美丽南通。张謇在南通扩设公园,在张謇看来,“公园者,人情之囿,实业之华,而教育之圭表也”,“实业、教育,劳苦事也,公园则逸而乐。偿劳以逸,偿苦以乐者,人之情;得逸以劳,得乐以苦者,人之理;以少少人之劳苦成多多人之逸乐,不私而公者,人之天;因多多人之逸乐奋多多人之劳苦,以成无量数人之逸且乐,进小公而大公者,天之人”。劳逸结合顺乎天道,为了“让地方人士和学生有一个增长识见游息的地方。”[10]张謇“花了许多钱,费了许多精神”[11],完成了公园的建造。南通不仅建造了公园,还设立了博物馆、更俗剧院、伶工学社、图书馆、体育场等,使市民素质不断得到陶冶和提高。

张謇乐山乐水,他将自己的归宿与南通山水融合在一起,他为生圹墓门自拟联语:“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身伴五山灵。”在南通百姓眼里,长眠的张謇,的确与南通的山水融为一体了。

曾子在《大学》中倡言:“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自慊”者,安舒、快乐、自足也,也是一“乐”字。张謇说:“己所不自慊,人亦何所称?”所以他举实业,办教育,都是乐行乐为的。他也把乐思想,推进到工作中去,张謇赞赏别人,或者襄助别人,常以“乐”为评价,如“慷慨乐助”,“乐与赞襄”等;在推进各项工作是,他“任人乐输”,“无不乐从”,“乐敷其泽”……正是这样:“张謇具有如同宗教徒一般的虔诚,一步一步走向自己信仰的彼岸,当然这是人世的现实乐土而非虚无缥缈的天堂彼岸。(《张謇全集》戴逸的序言)”。

(作者系海门市张謇研究会会员、海门市历史学会会员)

参考文献:

[1]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③》第154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2]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③》第155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3]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④》第122-12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4]胡适:《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

[5]章开沅:《论张謇》《经济日报出版社》。

[6]章开沅:《论张謇》《经济日报出版社》。

[7]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206页。

[8]章开沅:《论张謇》《经济日报出版社》。

[9]章开沅:《论张謇》《经济日报出版社》。

[10]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205页。

[11]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