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构建的乡贤文化/周至硕

张謇构建的乡贤文化

□ 周至硕

乡贤是指乡里有德行有声望的人。新涨沙成陆之后，海门乡贤是以张謇（1853—1926，字季直）为代表的，乡贤群体和文化也是张謇年代壮大兴盛起来的，这对于当时的社会管理和民风民俗的改良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博爱天下秉性的形成

清咸丰六年（1856），“通海大旱，蝗。蝗自北至，作风雨声，辄蔽天日，落地积厚二三寸，户外皆满。先君、先母指谓此害人物。饥民满道，见袖饼啮者辄攫。先母杂蚕豆作饭，见乞者恒辍箸予之。余时能俯槛拾棒击蝗矣。”[1]这是张謇在《啬翁自订年谱》中的一段记载。这年张謇四虚岁，他听父母说蝗虫是害虫，看到母亲把自己碗里的蚕豆饭分给逃荒的吃，就拾起小棒击打蝗虫。这个场景的描述，反映张謇从小受到父母的教育熏陶，心里埋下了仁爱的种子，开始产生是非观念。

张謇五岁入学，到十二岁就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鉴略》《千家诗》《孝经》《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等书籍，其中的国学经典，为少年张謇滋养了优良的道德情操。

张謇入学读书时期，他的生母金氏，特别关心儿子结交的朋友。《金太夫人行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吾母善知人，凡詧、謇交游，必问其行与习。有某若某，戒勿与亲，谓是浮薄，终败行检，后悉如母言。”[2]张謇母亲监管两个儿子在外与人交往，唯恐“近墨者黑”。她一生注重孩子的仁义道德教育。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十八日，临终前对张謇说：“尔父年老，要当心。尔大舅儿女多，窘甚，须仍时时看顾。有钱必先还债，穷人要周济，不可放浪作事。”[3]母亲临终还要叮嘱张謇关爱老弱穷困，仁爱之情溢于言表。

张謇父亲张彭年同样给他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张家在常乐镇的老宅名叫“敦裕堂”，这个宅名反映了他们的治家理念：“敦”，诚恳；“裕”，有衣有谷，富裕。“敦裕”，意谓诚实忠恳兴家立业。张彭年忠实践行了这一理念，他种田兼营糖业，常常挑糖担串乡卖糖，也接受破铜烂铁和破衣布头换糖，曾有多次遇上破衣服袋里遗有钱财，张彭年马上归还主人的事情，父亲拾金不昧，诚信经营的事迹给张謇很深刻的教育。张家并非富裕人家，但张彭年平时十分热心乡里公益事业，光绪元年（1875），正是张謇家境窘迫之时，他倡捐修建常乐镇大石桥（丹凤桥）。张謇在这年十二月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父亲为桥事各款不济，而代垫者已如黄金入橐矣。焦灼异常，无以解忧。”[4]二十一日，“烟锄来，为父亲张罗桥事也”。[5]张彭年的热心获得乡邻的支持，次年，丹凤桥修建竣工。

张謇生活成长的环境养成了他仁爱天下的秉性。

敢于担当精神的焕发

张謇十六岁考中秀才之后，社交圈不断扩大，结识的都是品行端正、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热血青年。他们除了读书交流治学之外，还协助政府部门为乡里做公益事业。张謇说：“謇虽至庸儒，而矫正地方风俗，引为己任，必自细微积至高大也”。[6]

通海一带产棉，百姓主要靠纺纱织布谋生，而当时的捐税十分繁重，光绪九年（1883）通海遇到灾荒，民众难以完税，张謇就和海门厅贡生沈燮均（1841—1911，字敬夫）商议，作《呈请代奏核减海门花布厘捐禀》，请求官府减轻海门农民的负担。

海门土地肥沃，但主要经济作物只有棉花，为了帮助乡亲拓宽收入门路，张謇到湖州买桑苗，赊给乡亲，带送《蚕桑辑要》一书，介绍种植方法。还请刘炜（1825—1914，字云程，乳名旦旦）到江南学习，带动种植。以后的几十年，种桑养蚕成了通海人的又一重要收入。

凡是对家乡有益的事情，张謇都会尽力去做，修复海门溥善堂就是一例。光绪十六年（1890），张謇等曾两度投诉《为溥善堂禀厅呈》，“以成善举”。溥善堂是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令各地建立的慈善机构，专门收容无主野尸的。由于年久失修而废置，而地方恶势力有时就利用野尸兴风作浪，敲诈勒索，危害乡里。张謇和乡绅联合要求官府修复溥善堂。但是这件好事由于衙役胥吏作祟，从1885年议到1893年还未办成。张謇就与地方同好“分头就住居左近殷商，量力劝募。所幸此举，咸知于地方大有裨益，无不乐从，已集有三千千文之谱。”[7]而且还推荐主持修复工程的人选，“修复溥善堂非杨梅汀主持不可”。因为杨梅汀正直刚毅，武功高强，识文断字，软硬不吃，地方恶棍、衙门胥役的奸计毒招无济于事，海门溥善堂修复工程很快竣工。

张謇发现海门乡村有人“传种”罂粟，就于1893年七月致函海门厅同知王宾，请禁种植，并受王宾之托拟写《禁种罂粟示》，从源头上遏制毒品产生，保护乡人免受其害。

历史上的通海地方涨坍不定，因此海门与崇明、通州的界线不清，时常引发争沙斗殴，诉讼官司。张謇作《通海界柱铭》，就是为了防止此类事情的发生。

海门沙洲复涨连接成陆之后的一百多年里，水患不断，百姓深受其害。光绪元年（1875），海门下沙灾情严重，十一月三十日，张謇与三哥张詧（1851—1939，字叔俨），招集志同道合的同学好友，在他们家里商量赈灾的事情：“与子青谈下沙饥民事，思有以拯之，乃谋于少田、馥畴议。先是石一泉来，余曾露其意，比一泉返，与树亭丈、子青言，则二君慨然助百石之粮，来谋与余，培兄亦欣然愿质衣从事，堂上颇喜……盖余先虑亊之未必成也。噫！我辈粗粝布服，冻馁无虞，视彼哀鸿，宜若霄壤，倘不为之援手，何用我辈平日谈气节，论经济也。是愿同志者勉之无倦耳。”[8]日记中所记慨然助百石之粮的树亭，即圩角镇的施树亭（?—1895），张謇的朋友，开明仗义，乐善好施。而子青，则是杨安震（？—1889，字子青），是张謇师山书院结识的朋友，以后两人相继入淮军首领吴长庆军营任幕僚。还有石一泉，是好友石文源（?—1883，字一泉），圩角镇人，常与张謇为乡里奔走。少田，是黄世丰（?—1893，字君俭，少田是其号）是张謇父亲的朋友，这位忘年交与张謇交往很多，一起切磋学问、参加科举考试，议论国家兴衰，商计地方救灾。馥畴即刘逢吉（?—1888，字馥畴），海门师山书院同学，张謇中秀才时后认识，以后相互辅助，交往甚密。张謇和“同志者”自发解囊赈灾，不是空谈气节，而是义薄云天。

又如光绪十年（1884），一月二十日张謇“闻四甲颇有乏食之民，结队以索饷，多至数千人，有司漠然，可危也！与烟丈议发赈。”[9]二十三日：“与烟丈之海门，与石师、少丈、晋台议借积谷平粜。”[10]然而官府没有同意，“议借积谷不行，因与黄某讯，令转示通海两官也。”[11]救饥民如救火，于是二十七日，“与小石、霞如讯，乞贷，将以为平粜之资也。”[12]二月十七日：“霞如、小石丈讯，并见借赈款四百金，高义卓然，可感可诵。”[13]借得“四百金”后，由杨梅汀去上海购回粮食，救济四甲灾民，避免了由此可能引发的饥民暴动。石师指徐石渔，候选教谕，张謇的问业老师。而借四百金的霞如、小石都是张謇在烟台经商的乡亲好友。霞如，即万霞如，小石，即龚小石，都是常乐镇人，经商致富，家道殷实。张謇借资平粜的四百金，以后分三次还给万、龚两人。

光绪十七年（1891），梅雨泛滥成灾，张謇向两江总督上《请提积谷息款赈海门下沙灾区呈》，称：“窃海门下沙一带，南与崇明境诸沙接壤，向隔一江。自新洲迭涨，两境毗连，下沙河道距江益远，泄水愈难，以致数十年来，水患频仍……职等自奉面谕，分别察议下沙河道灾情……转瞬春长，青黄不接，稍有衣食之家，且将不给，本已饥寒之户，何以为生？”[14]张謇在述说灾情之后，提出赈灾的具体建议。由呈文看，张謇等乡绅在这之前曾面陈海门下沙灾情，之后“分别察议下沙灾情”。张謇和乡里同好在抗灾救灾第一线亲力亲为。

为了让贫困人口免受荒年忍饥挨饿之苦，张謇发起设立二十八圩社仓，社仓的职能是收获季节购粮进仓，遭遇荒年，把粮食平粜或出借给饥民，是个常设的慈善机构。

清末民初年代，能体察民情，同张謇一起把解救乡里艰难视为己任的，还有和张謇一起发起筑“赵亭”的师山书院院长沈之瑾（字仲瑜，1833—1903）；和同仁一起改师山书院为师山中西中学堂、创办启秀小学的龚世清（字绍康，1847—1916）；为民请命、刚正不阿的“孝威先生”杨点（字梅汀，1847—1923）；被张謇喻为左膀右臂的垦牧功臣张云梯（字如峰，1845—1914）；担任南通警察学校第一任校长、为苏北垦牧事业、海门交通水利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常乐镇人张佐虞（字树典，1873—1932，张如峰子）；和龚绍康一起建议师山书院改为学堂，并在家乡常乐开办爱乡小学和姜安小学的姜青照（字藜辉）等等，他们在张謇的带动下，都为地方管理、为乡亲生计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见贤思齐平台的铺展

张謇抱定“天下事皆吾儒分内事，吾儒不任事，谁任事耶”[15]这种气慨，携手天下的读书人肩负责任，敢于担当。在家乡，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以两大举措为民众设立了见贤思齐的平台。

其一，修建观泽堂。在海门张謇纪念馆内一尊《张公故里祠堂记》石碑上有这样一段文字：“迨光绪季年，朝野锐意革新，于时公方萌达其村落自治，建社仓于庙右隙地，始改前厅西院祀猛将、城隍为观泽堂，祀曾文正、曾忠襄、沈文肃、通州牧孙公、厅丞徐公、桂公诸名宦之有惠政于海门者。并刘、秦、赵、戴、徐诸乡贤”。

《张公故里祠堂记》是张謇逝世十周年时，他的学生刘伟为常乐镇设立“张公故里祠堂”一事而写的文章，摘录的这一段，介绍张謇把关帝庙内的猛将、城隍两殿改成观泽堂的情况。观泽堂是观瞻先贤恩惠仁慈的殿堂。堂上供奉的曾文正，即曾国藩，文正是其谥号。曾忠襄即曾国荃，曾任两江总督，是曾国藩的九弟。沈文肃即沈起，北宋年间海门县令，为官清正，兴修水利，筑垒的抗潮大堤，与范公堤相连，后人称之沈公堤。孙公指孙云锦，曾任通州知州，是个清廉的地方官。徐公指徐文灿，清乾隆年间的海门厅同知，八年任期内，带着民众在海门通州之间的海泓上筑堤，不仅使通海之间涨沙相连，而且免受海潮之灾，后人称其为徐公堤。刘，指捐资造关帝庙的乡贤刘天若。秦，指捐资建庙的秦灿廷。赵，指捐地建庙的赵镕成。张謇把廉洁奉公、爱民勤政官员的生平事迹和乐于奉公、热爱家乡士绅的动人事迹展示于观泽堂，为当地人民树立了一群学习的榜样，这是张謇设立的见贤思齐殿堂，也是他构建乡贤文化的一个精彩篇章。

其二，张謇通过为乡里品德高尚、乐于奉献的人士书写寿联寿序，题赠匾额，为死者神位题主，写挽联挽章，撰墓志墓铭、传记文章等等，褒奖他们的道德情操，宣扬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营造风清气正的舆论导向。

例如沈燮均七十岁生日，张謇与三哥张詧一起贺寿，张謇赠联：“视我诸兄十年以长；与佛四月八日同生”。[16]暗誉沈敬夫有佛家的慈善之心。沈燮均是海门厅贡生，开始在家乡办学，造福百姓，后经营布业，成为通海一方的布业大王。张謇创办大生纱厂得到他的鼎力支持。沈燮均逝世后，张謇为其题写《惠定先生匾跋》，曰：“惠定先生以孤贫成业发名，谋桑梓乐利垂三十年。曾一作吏，旋乞终养归，汲汲佐地方自治。商赖其芘若母，服其导若师。辛亥、壬子间，海内鼎沸，通如海新旧诸军军储一仰于通，时公私概匮，先生毂绾而沫煦之，诸军得食，三县遂安。与人交，坦白恳至，勇于任事，见义必为，其积劳亦以此。既歾，县之人援古私谥例，易名惠定。谥法：施勤无私曰惠，安民大虑、纯行不爽曰定。用诏来兹，庶尽瘁地方者有所劝焉。民国五年四月，县人公谥。”[17]

乡邻刘旦旦是比张謇年长二十余岁的农民，因为他钻研农业，为农民生计着想，为农村实业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张謇称他为“田状元”，把他当作“劳动模范”推荐，刘旦旦七十岁生日，张謇题赠“耦耕乐寿”匾额一方。刘旦旦八十九岁去世，张謇十分沉痛，闭门谢客三天，亲笔写下一千一百多字的《良农海门刘叟墓碣》（现存张謇纪念馆），表达敬佩之情。

乡邻杨点（字梅汀）不顾自身得失，在为民请命、赈济灾民、复建溥善堂等方面充分体现了他爱乡爱民的情怀。杨点八十岁生日，张謇以《杨梅汀八十寿序》祝贺。民国十二年（1923）八月初六，八十二岁的杨点中风而卒。张謇十分悲痛，亲撰《海门孝威杨君墓碑》，刊载于1923年11月29日《大公报》。为了让大家不忘杨点的美德，张謇于次年题刻《孝威先生》木匾（现存于张謇纪念馆），并亲自送到杨府，标榜于庐。匾额在“孝威先生”主题之左，附文曰：“杨君昔年舍命卫民之功，人咸知之。其尽孝于继母笃至，人或不尽知，而邻里乡党则无不知。事乃非常人所能及。年八十二卒。县之人悼叹相告：其士大夫，援古私谥例为请，按谥法，慈惠爱亲曰孝，强义执正曰威，君无愧也。谥曰孝威先生，佥以为当。书榜其庐。”[18]因此，杨点当年的事迹在当地流传很广，影响很大，解放后，三厂镇东市北二里许有个村以“孝威”命名，以为纪念。

崇明外沙施少岩乐善好施，张謇为其撰《施翁八十寿序》，刊登于1924年12月21日《南通报》。

张謇老家之北二里许，有个秦宅曰宗雅堂，一姓四代热衷社会公益事业。秦氏的海门始祖秦灿廷资助建造常乐镇关帝庙，秦灿廷之子秦一鸣（字于岗号江南）捐出沙田三十二万步，作为师山书院学田，为海门教育作出卓著贡献，张謇把他们供列观泽堂。秦灿廷孙秦藹村，曾孙秦驾鳌、秦兆鹏，都为地方公益文化教育不辞辛劳。秦驾鳌中风辞世，张謇为他神位题主，并撰写挽联：是再世交亲，风义肫然，最难忘童岁声名，壮年忧患；止两旬小别，人天旷绝，更谁与绸缪井里，跌宕尊罍。[19]联语中，张謇伤叹今后少了一个“绸缪井里”的好友。秦驾鳌的弟弟秦兆鹏去世，张謇为其题主，还撰写墓铭：“秦之望，淮海先……”[20]高度评价秦氏一家四代效劳乡里的事迹。

张云梯、张佐虞父子为海门垦牧等社会事业作出贡献，张云梯逝世时，张謇撰联：助我从麻姑方平求田，编垦牧史，并思磐硕；继公有护法僧弥肯构，论门户计，益哀子冲。[21]这付挽联里，张謇怀念为垦牧事业作出特别贡献的“左膀右臂”张如峰和磐硕（即李审之），还有张云梯的从兄张云抟（字子冲）三人。并赞美继承张云梯垦牧事业的儿子张佐虞兄弟两人。张謇还为乡贤顾一梅（1853—1909）、施敬轩（？—1874）、石文源（？—1882，字一泉，寓居海门）、刘逢吉（？—1888，字馥畴）、刘昌寿（？—1890，字伯延，刘逢吉子）、黄锡龄（？—1898，字香山）、徐云锦等撰写挽联，为其生前善举歌功颂德。

张謇还为乡贤周家禄、沈之瑾、沈晓芙、杨梅汀等数以十计的地方贤能题主。题主是明清之后盛行的一种祭礼（如书写“某封谥某官显考某公”，负责主持祭仪）。这种风气进入民国仍然十分风行。当时的社会基层尊崇科场功名，请得翰林、进士地位的人主持丧礼、题主，是莫大的荣幸，广受瞩目。更何况张謇是名震天下的状元实业家。

张謇不辞劳碌奔波，为辞世的乡里贤达题主、写挽联、撰墓铭，除了表示哀悼之情，更大的意义在于彰显仁义正道、懿德高风，为乡里乡亲标榜学习效法的模范，这是一种精神滋养、行为引导、社会正能量的积聚。

在张謇撰写的传记中有这样一类文章，专为平民百姓着笔，如《记造桥和尚》，[22]记录的是大悲殿主持施艮六化缘集资，在家乡建造石桥数十条的事迹，文末感慨道：“凡欲自治乡里而谢不能者，可观于和尚已。”又如《世麟桥记》[23]，记述的是他们张家搬运瓷器的佣工王世麟，无子嗣，六十四岁病死，临终托张謇父亲张彭年，用他的遗资造一条石桥。后来张謇、张詧为其实现遗愿，名字就叫世麟桥。张謇把这些为乡贤歌功颂德的文章刊登在《大公报》《申报》《南通报》《南通新报》《公园日报》上，影响广泛，意义重大，起到了引导社会各界、关爱他人、服务家乡的作用。

古人云：一乡有一善士，则一乡化之。在张謇的带动下，一乡有数以十计、数以百计的善士，则一乡何如？1915年，原本闭塞落后的南通，经过三十年努力，被中央政府评为“模范县”。这与张謇壮大乡贤群体，参与社会基层管理密不可分。百年以前张謇构建的乡贤文化，对于今天的社会管理创新，也许有一定参考价值。

（作者单位：海门市张謇研究会）

参考文献

[1][3][4][5][8][9][10][11][12][13]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第988页、第162页、第66页、第65页、第195页、第19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2][17][18][20][22][23]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⑥》第30页、第413页、第571页、第223页、第454页、第28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6]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④》第44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7][14]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①》第7页、第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15]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285页

[16][19][21]李海章：《张謇楹联辑注》第151页、第242页、第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