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知行并进”思想的渊源与践行/杨文华　施伟峰

张謇“知行并进”思想的渊源与践行

□  杨文华　施伟峰

在“父教育、母实业”的宏观理念下，张謇一手抓实业，一手抓教育，以企业养教育，从无到有，创办了370多所学校，办学类别之多，影响之深，是中国近代史的一座丰碑。支撑他完成如此丰功伟绩的，有很多原因，其中不可忽视的，是他“知行并进”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没有“知行并进”思想，在那个积贫积弱的年代里，很难建立永垂青史的功业，即无法真正做到“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

一、张謇“知行并进”思想渊源

知，为认知。行，为实行。知行辩证，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核心。知与行并提始见于《左传》和《尚书》。至王阳明心学，提倡“致良知”，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张謇是在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是儒家思想奠定了他丰厚的哲学底蕴。王阳明“知行合一”则是张謇“知行并进”思想的直接来源。

张謇早期关于知行的论断，发表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是会试题《子张问行》之应制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说：“行亦学中之事也，决其几于诚而已。”子张是孔子的学生，《论语》中孔子答复：“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从这段话里，张謇看出“知行”和“忠信笃敬”的关系，他提出设问：“夫以行验学，子张知之，而行必于在忠信笃敬，张未必知也，张知之而张进矣。”在张謇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衷信笃敬”是需要“诚”去抵达，因此张謇在文章中提出了“知”、“行”和“诚”之间的关系，即知行并进，决于诚，成于诚。因此，张謇说：“进德修业之儒，其将奉以终身也夫。此为诚之学也。”这是张謇在哲学领域的思辨，非常有见解。张謇确实是终身以“诚”去“进德修业”，成为一个让人敬仰的君子。

张謇后期最重要的关于知行并进的论断，见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在《申报》上发表的《江苏学会致学部函》：“良知之学，重在知行并进。居今之世，舍知行并进，尚安有所谓学务哉？”这是他代表江苏省学会向全国教育学会发出的函件，鲜明地表明了他在办学过程中的知行态度。

历史上最早提出良知之学的，是明朝心学创始人王阳明，王阳明反对朱熹的知难行易，主张知行合一。张謇在日记中，曾多次记载研读王阳明的文章的事情。这是对王阳明思想地位的高度认同。他在《题通州师范学校石刻孟子像》中说：“孟子之圣，渊源孔子。良知学说，远启阳明。由阳明以求孟子，而后七篇百二十四章之微言大义，可得而窥也。”民国七年（1918）正月，张謇还曾撰写对联《题泰县王心斋祠》，纪念阳明先生的传承人之一、泰州学派的王心斋：“学说宗阳明先生，道不可诬儒健者；祠宇仍海陵故县，居如是近吾乡人。”可以看出，张謇和王阳明知行思想上，有相通相亲之处，这也是后人为何将张謇视作王阳明同道中人的道理之一。

从这些论断中我们发现，张謇的知行思想，并不是去辩证“知”与“行”何者为先，不去龙场悟道格物致知，而是全身心走进时代洪流中，在实业救国、教育兴国中，追求“知”与“行”的一致，以“诚”去认知，去开拓，去解决各种矛盾，让积贫积弱的国家多了一线生机。

二、“知行并进”思想的践行

张謇的“知行”思想，不仅仅表现在他几十年如一日饱读诗书，追求哲学境界，而是他的“爱国”思想。张謇的实业与教育事业，都是以爱国为出发点的。这是张謇为人处世“知行”的起点。对于张謇而言，这个让他深爱的国家，正饱受欺凌，他非常想用自己的力量，为这个国家做事，他说：“大局倾危，人心离散，更无时日容我盘旋。吾辈苟以爱国为心，岂可日视纷縻，坐待不可收拾？”（《致各省政要电》）因此，张謇一生的“知”，都是为了这个日渐衰败动荡不安的国家，他的“行”，就是为了通过自己和同道中人的共同努力，让这个国家变得强大起来。

张謇投笔从戎，投身吴长庆的军营，撰写《朝鲜善后六策》。然后发现军事的作为并不能改变当时国内的积贫积弱积愚积乱的现状，他“年三四十以后，即愤中国之不振。四十后，中东事已，益愤而叹国人之无常识也”，他认识到“由教育之不革新，政府谋新矣而不当，欲自为之而无力。”于是，他“反复推究，当自兴实业始，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而适违素守。又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正是对知行并进思想的不断领悟和实践，促使这位状元企业家走在了以教育拯救民族事业的舞台，不断投身于实业救国，教育兴国的行动中来，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执着经商的士者，给当时垂危的国势带来一抹希望的色彩。

张謇说：“实业教育，富强之大本也。”他像极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商人，办厂兴业，他“兴鱼堰充采芹”，甚至大张旗鼓登报“状元鬻字”，传统书生不屑于做的事情，他乐此不疲，只为了为办学筹集钱款，而对家人却一直要求节俭。这些行动，与王阳明先生一边读书、一边剿匪的经历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强烈地体现了两位思想家的知行并进的认知境界和行动境界。知行并进思想，让张謇做到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謇尤为重视教育对提高人民素养和振兴民族国威的价值，他博采众长，考察日本，根据“知行并进”的思想和中国实情，对教育进行了大力改革。

张謇指出“文为道华而学为事干。华甚美弗实，而干虽小无虚。”“必以学焉，则礼也，乐也，射也，御也，书也，数也，名法也，儒墨也，农工商兵也。”（《文正书院丙庚课艺录序》）后来，张謇就开创性建立了大量的传习所。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是“传习”一词最早的出处。所谓“传”，是指老师传授，表现为知，而习，则为实践，表现为行。张謇无疑是最欣赏“传习”之人。他建立了许多学校，就以“传习”命名。最有名的，应该是女工传习所。“民国成立，南通特设女工传习所，延寿为所长。”沈寿治校严谨，教学有方，常率学生写生，观察实物，讲述仿真绣色的理论。因此，她带领下的女工传习所取得了辉煌的成绩。1915年，沈寿绣的《耶稣像》，参加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展出，得了一等大奖。1920年，南通翰墨林书局出版发行《雪宧绣谱》，就是由沈寿口授、张謇执笔的一部较完整的刺绣理论著作，这应该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苏绣艺术经验的专门著作。

张謇建立通州师范后，发现教科书印刷问题，决定“设一印书局，冀子兴学有益，亦可传习印刷之工艺”；“技师到后，即于制造所附设一度量衡检定传习所，养成检定之人”；“继念婴非徒育而已，道必以教而事非可躐进，于是有保姆传习所、幼稚园、女工传习所、初等小学次第之计画”……在建立各科传习所的版图上，张謇不断扩张。因此，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说到生活教育，张謇是我的老师。”

张謇在办学过程中，是有世界眼光的。“对于世界先进各国，或师其意，或撷其长”，大胆借鉴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取长补短，中西结合，制定《师范章程改订例言》，提出“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者，为教育之大纲”。他去日本考察，学习他们办学经验。张謇建立垦牧公司，“择千亩之地立农学堂，延日本农科教习，采日本农会章程，斟酌试办。”张謇《扶海■家塾章程》中，又提到“延日本女教习教授体操、算术、音乐、图画，兼习幼稚游戏之事”。

但即使是学习西方，张謇也会知行并进，“顾及本国之情势，而复斟酌损益”，有独特的思考。比如，他考察日本学制，发现立法、医、工、文、理、农六科，皆有博士学士之位，独师范无之。因此他结合国内实际，充分调动人才从教积极性，进行了大幅度改革。在延请外教方面，张謇强调“借其考求所得之实际，以证我之理想，以复明我二千年前教育不注眼于文字也。”

张謇重视教学过程中的“知行并进”，提出“学问兼理论与阅历乃成，一面研究，一面践履，征求学问补不足之法”，他在师范学校以及女子师范学校后，建立了三所附属小学，作为师范生的实习之地，并且规定“凡毕业我师范学校者，最终一学期，必就附属小学实习教育”。

不仅是师范学校要求如此，纺织专门学校有纺织实习工厂，农校有气象站、农作物家畜试验场，医学专门学校有附属医院等等，体现了张謇“学必期于用”的行知思想。

正是张謇“知行并进”教育思想的推动，南通迅速推动普及教育，成为全国教育的一面旗帜。1920年4月19日到4月23日，杜威在更俗剧场、唐闸三次发表演讲。杜威高度评价南通教育，说：“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

张謇的知行并进、海纳百川，促进了中华民族走向觉醒。有人甚至评价他为“传统文化的叛逃者。”但其实，张謇的一生，都在知行辩证中不断前行，来自中国博大精深的辩证哲学思想给予他不竭动力，不需要叛逃。中国的传统文化，让张謇以开阔的视野站在思想的顶端，不断实现自己对国家的价值。而这种精神，也穿过历史，给我们现代人以不竭的启示。

（作者系海门市张謇研究会会员、海门市历史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