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读了方苞所辑的《四书文》，顿觉大开眼界，拍案叫绝：“探本穷源，发明意义。岂如世之作文者徒抄习朱子注释，或窃取章句而已哉？”认为方氏对“四书”句段的解读，“笔笔有警语，无一字依傍影响”。能“探本从源，援古证今，正大学之作，足令小儒咋舌”。接着，又认真阅读了《方望溪集》和《姚惜抱集》等桐城名家之作。在写作方面，菊师通过“乙抹过半”或“重作”等手段，纠正其不良的行文方式，使其文章合乎桐城派的法度。

同治十二年（1872），在州牧孙云锦帮助下，张謇终于归籍通州。

然而，张家“因籍事而负千金债”。孙知道后，约张謇去江宁发审局为书记（秘书），让他一面工作，一面仍可“应各书院试”，可谓用心良苦。张謇也深感孙海师对他有“饮食教诲生华枯木之恩。”

孙云锦是桐城人，但不属桐城派，张謇称之谓“望溪余派，郁为异士”，他有方苞余风，笃行儒道，关注民生，敢仗义执言，是个富有文彩的“异士”。

孙云锦原是“一黉之隽，腾声于弱龄；千里之才，激赏于耆宿”。他为官清正，不仅为张謇解决“冒籍案”，而且为敢于为民请命的杨点平反，撤掉了欺压百姓的昏官。他似乎是张謇可敬可爱的“德育老师”，张至江宁，即“执弟子礼，见孙先生于剪子巷”，称之谓“吾师桐城夫子”。

同治十三年（1874）春，张謇如约至江宁奉职，并先后考取钟山、惜阴、凤池三书院，结识了李联琇、薛慰农、张裕钊三位大师。

张謇从李联琇学“治经读史为诗文之法”。李师讲究“义法”，主张文以“清真雅正”为宗，完全是方苞的文学主张。

张謇向张裕钊“叩古文法”。

张裕钊（1823—1894），字廉卿，湖北武昌人。他是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是桐城派的重要人员，主张散文要雅健而不失自然之趣，做到意、辞、全、法的统一，而以“意”为主。张謇服膺这位古文大家。1894年，张裕钊病故，张謇撰《祭张濂亭夫子文》，肯定其在桐城派中的地位：“刘、姚禅作，姬传尤昌。再传之盛，崒起湘乡”。

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人称惜抱先生。是桐城派领袖，继承了他的老师刘大櫆的传统，使桐城派进入鼎盛阶段。

其后的“再传之盛”，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中兴桐城派”，其骨干已萃集于湘乡了，曾、张都是湘乡人。

张謇也十分赞赏濂亭之文，“如磬如笙，如琳如琅。如风泉之注壑，如月星之耀芒，如大将之行列而进止不失尺寸，如深山大泽云物异气之变化而不可故常。微乎如游丝之漾晴昊，俨乎如法物之严重于明堂。上参扬、马，俯揖曾、王，开咸同之绝席，扫尘坌之秕糠”[2]。他通过一系列比喻赞美濂亭夫子的文章音韵和谐，悦耳动听；气势宏大，结构严谨；遵守法度，又变化多端；细微处，如游丝在晴空中自由飘荡；庄重处，如置法器于明堂岿然不动。张謇说他上承扬雄、司马相如，俯揖曾国藩、王怀祖，在咸丰、同治年间不同凡响，独坐一席，横扫文坛上的灰尘和秕谷般琐屑无用的文章。

张謇与吴汝纶亦有交往。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他是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人称之谓“桐城派的末代文宗”，也是清末开眼世界的文坛领袖，在教育界也有很高声望。其散文长于议论，说理周详，行文平质老练。严复译《天演论》就师法吴汝纶，使这部译著具有桐城色彩，鲁迅说，这本书“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

从张謇《日记》中发现，早在同治十三年（1874），张、吴就有信札往来；光绪八年，张致信吴汝纶推荐南通才子范肯堂，可见关系非同一般；光绪十五年，张謇在致吴挚甫的信中称，“辱先生垂眷甚至”，显示吴对张的关爱与青睐，信尾又表示对吴“依慕益殷”，表明张对吴的仰慕与敬重。

张謇十九岁始读方苞所辑的《四书文》，二十一岁读《方望溪集》《姚惜抱集》，二十五岁读《姬传古今诗钞》，三十三岁读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其间还与桐城派人士及倾向于桐城派的人物交往，耳濡目染，积渐颇深，使之在思想观念、为学之道、诗文创作等方面都浸渍了桐城之学。

二、秀出于桐城之派

张謇深受桐城文化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

张謇喜爱桐城古文，对他的桐城夫子们充满敬意，在他的诗文中也常常可以看到桐城的元素。但他不属于桐城派，他对桐城文化采取积极扬弃的态度，继承发扬其合理、有用的东西，抛弃其消极无用的东西，在理论和实践上远远越出了桐城先贤所设定的框框，他虽浸渍于桐城之学，却秀出于桐城之派。

关于桐城派，方苞有句名言：“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表明桐城派在哲学思想上宗奉程颐，朱熹的理学；在文学创作上以韩愈、欧阳修的法度为圭臬。在此基础上提出他的“义法”说。“义”，即程朱理学思想；“法”，即韩欧的文章法席。并进一步指出：“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方苞《又书货殖列传后》）。

姚鼐是桐城派领袖，他继承和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说，提出义理、考证（考据）、文章（辞章）三者兼备的主张。“义理”相当于方氏的“义”；“文章”相当于方氏的“法”，“考证”是“义法”的补充。姚强调以义理为核心，做到“言之有物”；以考证发挥义理，使文章充实浑厚；讲究法度，使文章结构谨严，言辞雅法。同时又提出：要讲究文章的神气和韵味，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不可偏废，使桐城文论臻于完美。

曾国藩是清朝中兴大将，也是桐城古文中兴巨子。他自称“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他主张：在“义理、考证、辞章”后面加上“经济”，突出文章具有经世济民治理国家的作用。“文人应当以文章节行高于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

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张謇与桐城派的异同之处。

1. 为学之道如出一辙

曾国藩在咸丰九年五月十二日“日记”中写道：“读书之道，杜元凯称，若江海之侵，膏泽之润；若见闻太寡，蕴蓄太浅，譬犹一勺之水，断无转相灌注、润泽丰美之象，故君子不可以小道自域也。”张謇在1923年元旦的一次演说中提出：“为学之道，若山容海纳。培楼之上，植林有几？潢潦之畔，泽润无多！”[3]两相比较，何其相似乃尔！

2. “义法”之说有所保留

张謇在《程一夔君文甲集序》中对方苞的“义法”说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夫古文之道，非苟焉而已，不言义法则紊，言义法矣，而短学与才则弱。”[4]意谓写古文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写好的。不讲“义法”，文章必然紊乱；但强调“义法”，又会束缚作者的思想，影响作者才学的充分发挥。这种辩证地看待“义法”无疑是正确的。

方氏的“义法”说确有其局限性，他的“义”，是对文章内容的限定，只能阐发程朱理学；他的“法”是对文章表达方式的限制；并且强调“义”决定“法”，“法”体现“义”，从而严重束缚了作者思想与艺术才能的发挥。张謇赞赏程一夔能正确对待“义法”，其文“弗紊不弱，博大精深，雄浑高雅，卓然大家”。

3. “义理”之辩标新立异

张謇在为沈同芳《万物炊累室类稿序》中，回忆年轻时在吴长庆军幕时，许多青年才俊“从吴公，自江宁而山东，而朝鲜，而奉天，聚处一军，以文章义理相切劘，辨难纵横，意气激发，极朋友之乐”。表明“文章义理”已是青年知识分子关注的热门话题，而张謇对“义理”的内涵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人“自有身而即有此君亲上下之事，亦自有身而即有此君亲上下之责，事与责相合，而义理存乎其间焉。义不必其相类也，而有其必然者可以通；理不必其相假也，而有其当然者为之准。天下或以为义理之所在，高且远也，则岂知诚者且合义理而造以自然耶？诚者天之道，诚本于天，而使诚之灿著于人者，理也；理具于人，而使理之确还其诚者，诚也。”[5]他认为，“义理”不是又高又远，可望而不可及的抽象物，而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普通的道理，如人生活在世界上，自然有他该做的事和该负的责任，只要“事与责相合，义理就在其中了。”“义”不必相同而是多种多样；“理”也不必互相假借，只要符合客观实际就有理，如“诚”，造于自然，合乎义理，张謇对“义理”的解读，突破了方、姚为“义理”设定的框框，强调“义理”不只是在程朱理学之中，而主要在现实生活中；“义理”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从而把“义理”从死气沉沉的程朱理学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多姿多彩的概念，为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天地。

张謇一贯主张“文为时而作”，因此，他反对把目光局限在前人设定的“义理”上，而应当对“当时政治之症结、学术之盲否，悉洞见之”，然后才能写出为现实服务的时文。可见，张謇在义理之辩中标新立异，不仅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有重大的实践价值。

4. 考证之事不可或缺

张謇写作态度严谨，他讨厌道听途说的“报道文章”，反对那些只为“博取科名”，“致十三经、廿四史束之高调”的现象，强调诗文的“真”，他说：“人有恒言曰：‘诗言志’，謇则谓诗言事，无事则诗几乎熄矣。”这是对传统诗论的超越，他赞扬程一夔游陇，“载书十数笥以从”，“逾数年而归”，所写成的《游陇集》，将“山川险阻，人物风俗，悉纪之于诗。诗之不足，则援据图史，博考旁稽，原原本本，笔之于注”⑥。由于程“所经皆穷边大漠，人迹罕至，一见一闻，莫不可惊可愕可喜可泣”，所写之事“瑰奇震炫”，真切感人，他不仅打破了“太白，退之工诗歌而不言考证”的传统，也避免了“宁人精考证”而“不工诗”的缺陷，达到真善美统一的境界。这也是张謇作诗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5. 思想观念与时俱进

从方苞、刘大櫆、姚鼐到曾国藩、吴汝纶都是儒家正统观念的坚定信仰者和捍卫者，其主要标志是忠君爱国。

张謇青年时期就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愿，但不盲目崇拜，他忠于光绪皇帝，甲午战争爆发后，这位新科状元使出浑身解数，为皇帝出谋划策，做了很多工作，可惜光绪是一位有名无权的皇帝，所做的工作均付诸东流。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逃亡西安，张謇“忧心如焚”，他一面策动“东南互保”，一面借助实力人物，做好“保驾”、“护驾”工作，甚至策划“易西而南”，把光绪迎至南京以摆脱那拉氏的控制，其忠君之诚昭然。宣统皇帝是个傀儡，无忠可言，辛亥革命爆发后，促其“逊位”。至于袁世凯称帝，张謇坚决反对，主张共和。张謇笃信儒道，但对学行继孔孟程朱的桐城家法有异议，认为“宋儒解释拘束，失其本义”。宋代儒学大师在解释孔孟作品时，往往过多掺入个人的情感，他们的解释，往往对读者有过分的约束、限制，使人拘而多畏，以至偏离了文本的原义。

在实践方面，张謇比他的桐城前贤走得更远。张謇生活在清末民初，这是个“狂飙实进”的时代，张謇的视线早就越出了封建士大夫的范围，开始以“世界的眼光”观察和研究世界；他的那颗赤子之心，也跟着时代的脉搏而跳动，他的忠君爱国之心，逐渐转化爱国泽民之志，并将整个身心投入到实业救国、教育惠民的伟大实践之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辉煌。

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我们的先贤都十分看重文章的价值，作文时常常有一种崇高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往往将生命扎在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的根部，观古今之变化，览五洲之风云，然后对自己所处的时代作出反映，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因而有一种至真至乐的感受，觉得凭自己的文章就可以进入“不朽”的行列。

方苞、姚鼐等人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不断探索，作出自己的建树。这种建树，虽然难免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是，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创造了足以令后人敬仰的业绩。

曾国藩是这样评价方苞的，他说：“望溪先生古文辞为国家二百余年之冠，学者久无异辞，即其经术之湛深，八股文之雄厚，亦不愧为一代大儒。虽乾嘉以来，汉学诸家百方攻击，曾无损于毫末”。（《望溪文集桥除积习兴起人才札子读书录》）。

今天，绵延二百多年的桐城派早已走进了历史，而桐城之学的余波依然在张謇的煌煌巨著中闪烁灵光；细心的读者，不仅可以发现书中的桐城元素，而且可以领略到姚鼐所提倡的阳刚阴柔之美。这大概就是“不朽”的真实内涵，也是张謇研究的同仁值得关注的课题。

（作者单位：海门市张謇研究会）

参考文献：

[1] 李明勋等：《张謇全集⑥》第4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2] 李明勋等：《张謇全集⑥》第25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3] 李明勋等：《张謇全集④》第53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4] 李明勋等：《张謇全集⑥》第56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5] 李明勋等：《张謇全集⑥》第5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6] 李明勋等：《张謇全集⑥》第56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