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辛亥革命后张謇亲袁疏孙之缘由/施轶伟

试析辛亥革命后张謇亲袁疏孙之缘由

□  施轶伟

关于张謇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坊间对此的论调多有不一。有颂其为革命功臣的，有指其为投机分子的，更有称其为反革命者的。在论及张謇与孙中山、袁世凯之间的关系时，争论似更为激烈，因为孙中山是德高望重的国父，袁世凯是世人皆骂的国贼，而张謇在一定的时期却偏偏表现出亲袁疏孙的言行，这可能让一些喜欢张謇的人有点失望。那张謇为何在辛亥革命后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呢？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从当时国内外形势来看，国家与百姓已经不起折腾

张謇所处的时代，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就经历了多次内外动乱，外有西方列强侵略，内有生灵涂炭，国家和百姓已经不起太多的折腾。国家迫切需要摆脱危机。

初始，张謇对清王朝尚怀有知遇感恩之情，1901年3月撰写的《变法平议》，主张学国外“施行宪政”，提议在中央设议政院，主张不流血不纷争的变革，循序渐进。1903年，自去了日本考察后，张謇开始公开赞成君主立宪。他认为日本人所取得的成果就是因为日本建立了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有了一个开明的立宪政府。可是，担心王权丧失的清政府对第四次国会请愿活动进行了镇压，这多少会让身为立宪派领军人物的张謇有些心冷。张謇目睹武昌起义后，立即赶到南京，求江宁将军铁良派兵“援鄂”，无果；同时奏请清政府速颁立宪谕旨，也无果。这使得张謇对清政府彻底失去信心，开始转向拥护民主共和。因为张謇明白，拼命自杀、自亡的人，别人救是救不下来的。

手创民国的元勋孙中山不是仕人，时称“孙大炮”，徒有革命理念，没有军费，没有真正的军队，却发动着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暴动，与张謇算不得同道中人。张謇反对急进革命，他觉得“革命有圣贤、权奸、盗贼之异。圣贤旷世不可得，权奸今亦无其人，盗贼为之则六朝五代可鉴。而今犹有外交之关系，与昔不同。不若立宪可以安上全下，国犹可国。”不难看出，张謇主张温和变革实施宪政，将革命人士视为“盗贼”，比较仇视。

武昌起义后不到一个月，张謇就致电袁世凯，劝他尽快与南方达成协议，确立共和政体。他认为，南北之争不利于保全领土，“今若南主共和，而北张君主，意见不一，领土以分，外人公认保全，我乃自为破坏，生灵涂炭之余，继以外患，瓜分之祸即在目前”。劝江宁将军铁良他们放弃抵抗，劝其“幡然改悟，共赞共和”，同时决定南通“和平光复”。因为张謇认为，“与其殄生灵以锋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于共和主义之下。必如是乃稍为皇室留百世禋祀之爱根，乃不为人民遗二次革命之种子。”言语中表达了对共和政体的期待，更多的也是对和平环境的渴求，这也应是百姓的心声。因为国家已经不住伤筋动骨的折腾，百姓也受不了战火纷飞的袭扰。

二、从当时民众舆情来看，让袁世凯上台应是不二人选

一个民族面临历史问题时，理应从自身实际出发，不可照搬外国模式，也不能主观臆想。在当时内外环境甚是险峻的形势下，张謇一直担心失去良好的社会秩序，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目的也都是努力实现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

从辛亥革命那年的形势看，稳定大局，等待召开国会，是张謇的本愿，他与革命派的根本分歧主要在于是否保留清王室这个虚位。和平实现革命目标，一直是张謇的努力方向，正如他儿子张孝若后来所说，“与其用尽气力保这已经摇动没有把握的帝位，何不玉成他历史上禅让的美名，留一点情感来订优待的条件。所以我父用了不少的力，方才得各方面同情……”张謇认为“共同政体与君主立宪政体，不以国民程度之高下为衡，而以国民能脱离君主政府与不能脱离君主政府为适宜之取决。……亦国势事实为之也。”由此可知，张謇对立宪和共和的分歧并不“钻牛角尖”，只是认为没必要非得进行流血活动、种族革命，只要顺应国势民意都是可行可取可接受的。

张謇渴望政局得以稳定，尽快结束革命，这就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人来控制局面，掌管国家。中华民国刚刚构建，如果动不动就因观点不一而发兵讨伐，混战起伏，那对国运民生是极为不利的。张謇认为，“天下事贵得其中，若趋于极端，往往不能成事，即幸而成事，亦不过一瞬而已”，单一的政权交接不会给国家带来好处，不到万不得已，完全可以平稳协商推进。张謇曾在《劝和致直奉两方电》中表达过“伟人必智、必仁、必信、必勇。知佳兵不祥之谓智，不残民以逞之谓仁，前言可复之谓信，力能自制之谓勇”，可见张謇对举兵征伐的厌恶。

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在当时似乎偏于急进，其既无政治经验，又无强大军队，而袁世凯的情况倒能满足立宪派温和改良的主张。袁世凯手握北洋新军，具有极强的实力，身居高位，在政坛上呼风唤雨。张謇评价其“远在碌碌诸公之上”，“非洹上不能统一中国”。当时世人皆看好袁世凯的实力和能力，国内很多人普遍认为局面“非袁不可收拾”，连孙中山都说“袁总统适足当之。故余之推荐项城，并不谬误”。两人相较之下，袁世凯明显有压倒性优势。

时人普遍把袁世凯称为中国的华盛顿，只要袁世凯能转向共和，由他掌权，国家就可以顺利而平稳地实现和平统一，时局就可在相对稳定中得到发展了。

三、从张謇的个人处境来看，自己的企业需要稳定的发展环境

“虽不做官，未尝不做事”，维新变法失败后，政治上失意的张謇把南通自治作为自己晚年的追求和奋斗目标，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大环境，张謇很希望政府能够顺人意，保太平，通过经济上开办实业、政治制度上进行温和稳健的改革来实现强国梦想。

辛亥革命后，各地“和平光复”，张謇的企业经营环境稳定，不仅没带来动荡和损失，反倒有利于企业发展。

张謇出任孙中山南京政府，主要也是为了维持东南局势，确保局面相对稳定，给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最大的目的就是爱国爱民，“识微虑远之士，则不得不以战祸延长，人民涂炭，万一惹起外患为大恐也。”因为当时革命军队四分五裂，抢劫之事日有所闻，秩序混乱，南北大军对峙，边疆有分裂趋势，列强有虎视之态。虽然张謇与革命派交往密切，但实际并不看好他们，“与孙中山谈政治，未知涯畔”。在孙中山大力主张北伐时，张謇表示财政上十分困难，“苏省悉索敝赋，公私耗竭”，强调不能苛责江苏一省来供养临时政府。临时政府财政资源严重短缺，江浙联军退出南京时都要张謇筹钱。张謇在《复商部大臣函》中写道“事非资不成，非效不集，非力创不能徒口立信。”革命派又“滥招军队，无饷无械，微特不能供给政府，势将向政府诛求。不遂，谤怨随之，其机甚显”，各地方军政乱截盐款收入，大大影响政府财政收入，张謇深感这是“大背共和原理”。郑孝胥曾言“孙文不能制服军队”。在临时政府，张謇“事前不能参与”，双方隔阂始终存在。1912年2月初，孙中山为了解决财政问题，竟将汉冶萍公司和日本人合办，使得张謇发出“铁厂容或可与他国经营，惟日人则万不可。日人处心积虑以谋我，非一日矣”的劝告，但言之无果。

张謇曾表达过“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受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此謇之素志也”。张謇即于1912年2月12日辞去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而张謇答应入袁世凯的“名流内阁”是1913年9月4日，期间长达一年半之久。可见，张謇对孙中山的远离，更多的是道不相同，而不是投机，他只是践行着自己“不利用人，亦不被人利用”的做人原则。

张謇与袁世凯私交几十年，期间虽因道德观念不同而分道扬镳，但政治观念比较相近，1904年，张謇主动与袁世凯复交。袁世凯也在老家送别张謇时表示“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

熊希龄公布内阁名单后，而袁世凯在张謇发出“非去张勋即不愿就职”时，袁世凯选择了张謇。期间袁世凯又多次邀请张謇，并派军舰迎候他，对张謇的各种要求尽能满足。袁世凯待张謇如此真诚，几近言听计从，对张謇也没有财政上的索求，双方彼此知遇，关系融洽。士为知己者死，是人孰能不动心？

辛亥革命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张謇对袁世凯寄予期待，“洹上老于仕宦，左右不乏机智”，希望袁世凯根基稳定，成为中国的“华盛顿”，自己也可以借此实现自己的实业救国的理想。

四、从历史发展轨迹来看，张謇在当时的选择也无可厚非

辛亥革命之后的史实也印证了张謇的担忧，国内迎来的并不是和平建设，而是各地陷入了内战。尤其是袁世凯死后，国内一直陷于各派军阀势力斗争之中。百姓流离失所，国家经济发展受阻。中国不仅没有稳定下来百废俱兴，而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张謇一心期待的国富民强和平稳定算是彻底无望了。

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成立护法军政府，要求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张謇的想法是“愿问旧国会糜费人民膏血几何？历时几何？民国根本之宪法一字未见，国会组织之选举法万弊丛生，坐吮无数人民膏血，但造一切反动之戈矛，此等名义，应否更以人民之膏血保护之？即曰此乃人害法，非法害人。”对孙中山的主张与做法是不赞同的。

“五四运动”后，一些学者认为，既然南北政府皆无力统一全国，与其连年征战，不如各省先自治起来，以后时机成熟了再考虑实现全国统一。

孙中山曾一度发表宣言，只要北洋总统徐世昌下野，他也下野。舆论认为，徐下野后，内战就可以停止，和平统一就可以期待。徐世昌下台后，蔡元培、胡适等两百多位社会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实践下野宣言，立场可见一斑。孙中山急切地要求一统天下的做法，不仅触怒了革命家章太炎，也导致与革命战友陈炯明的反目。

既然国家统一暂时无法实现，军阀割据已经形成，张謇惟希望国内稳定，哪怕是局部的安宁。正如张孝若描述的“人民经不起再闹，地方经不起再扰乱，事业就更经不起再破坏。”1918年到1924年，国内历次军阀战争及其带来的灾难与混乱，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张謇企业集团的发展。此时的张謇也只能身心疲惫地周旋于各派军阀之间，力保南通自治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