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张謇的育才观及其现实意义/朱凌佳

浅说张謇的育才观及其现实意义

□  朱凌佳

近代以降，海门教育逐渐成为当地的一种文化标识，形成一种特有的地方教育文化范式，为经济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人才。追本溯源，晚清教育大亨张謇在早期便奠定了海门教育发展的基石。他本着“南通教育本不随人脚跟，謇于教育，亦未仰人鼻息”的作派，塑造了不因循守旧，敢于创新的教育态度，充盈着现代性的创生精神。

一、大德大生

1902年，张謇在南通《师范章程改定例言》中首次提出了他的人才培养目标，即“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者，为教育之大纲”[1]。张謇所言之国家思想乃其大德大生思想在国家层面的具体表达，他要求培养人才要注重对国家的热爱。

《周易·系辞传》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生亦是人之大德。此生，非一己之生，更是众生之生。张謇对人之生的意义认识颇为深刻，“人恒以寿为重，其实人之寿不寿，不在年岁之多寡，而在事业之有无。若其人果有益于地方，虽早夭亦寿，无益于地方，即活至百岁，奚得为寿……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庸。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办事，亦本此意。”[2]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时限的，但助人助世后，便获得精神之永生，超越生命物理的量度，真正做到“有的人死了，他却还活着”的境界。张謇先生的境界实达于此，故其对草木生爱，对世人含情，尽其所能，造福江海地区的教育等诸多领域，实现其大德大生的领悟。这份大爱用于人民，用于国家，便生出张謇先生的教育伟业。这份为国为民的情怀，也深深感染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其人才培养上亦融入这份大爱。

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张謇，在国家危难时刻，提出教育救国，“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3]这种忧国爱民情怀也被烙印在张謇的育才观里，“国何为而须教育？教育者，期人民知有国而已。”[4]国家意识和大国情怀被张謇视作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

爱国主义情怀教育恰是当今教育的核心主张之一。张謇在育才方面强调国家意识熏陶，时至今日，依旧是弥新的话题。

海门作为张謇的故乡，在宣扬爱国主义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如张謇纪念馆、张謇研究会、张謇创办的一系列教育机构等，均是一笔不菲的教育资源。

海门的教育，尤其是历史教学，更应大力利用地理优势，创办特色教学，开发校本课程，申报相关课题，深入学习。

海门人更要让学生从身边的爱国伟人学起，行动中点滴贯彻爱国精神，让张謇的“大德大生”精神汇入新时代的交响。

二、坚苦勤俭

张謇在育才上特别注重美德的培养，“首重道德，次则学术。”[5]在美德方面，张謇提及较多的有坚苦、勤勉、节俭等美德，认为这些美德不仅重于学术，更是通向成功、富裕、长寿的要诀，至少也能解决个人基本之生活。

1. 坚苦

“坚苦自立，忠实不欺”[6]是通州师范学校的校训，其中“不欺”来自唐代诗人贾岛的“上不欺星辰，下不欺鬼神。”弘一大师语：“内不欺己，外不欺人，上不欺天，君子所以慎独”。整则校训体现了张謇希望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能力，艰苦奋斗的精神，养成忠诚老实的性格，成为一个正人君子。

“坚苦”意为“坚毅刻苦”，一方面要耐得身体上的劳苦，如张謇所言“则凡作一事，……须耐劳苦，须自强力，……”[7]另一方面，也体现在精神上的耐苦。为了自己既定的目标，能静下心来，坐得了冷板凳，修行自己的精神。这份精神上的坚苦在张謇儿子身上也不能免除，“居今之世，若无学问、常识、声望，如何能见重于人，如何能治事，如何能代父？故不得不使儿阅历辛苦，养成人格，然后归而从事实业、教育二途，以承父之志，此父之苦心也。”[8]

成就并非一朝一夕，需要长久的耐心和淡泊诱惑的意志力，需要精神上的坚苦，张謇为此也感慨：“古今学者之所以能成其学，何一非从艰苦中来。”[9]他认为耐苦是成功之门：“夫世界今日之竞争，必先兴学。乃知勤勉节俭耐苦诸美德，为成功不二法门。”[10]张謇所推崇的美德，除了坚苦、自立、忠实等外，还注重勤勉和节俭，提出“天下之美德以勤俭为基。”[11]

2. 勤俭

在张謇看来，勤劳是做任何事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如其提及“凡致力学问，致力公益，致力品行，皆勤之事也。”[12]勤勉对促成学问、公益和品行养成有莫大关系。“唯勤也，故摩练习而坚其骨筋。以是为富之本，寿之门。”勤劳乃是富强、长寿之秘诀。“则凡作一事，须专须勤，须有计画，……”[13]“凡百事业，动须资本；人之生活，全在勤劳。”[14]“言‘勤’则办事必依定时，言‘俭’则一切开支，务从节省，……则非特本行之幸福，亦诸君将来立身之幸福矣。”[15]在张謇眼里，勤劳乃是生活之本，幸福之源，其对于勤劳极尽推崇，对于节俭亦奉若明珠。

节俭与勤劳相辅相成。张謇在对节俭的定义中甚至讲述了节俭对信用的作用，“俭何以是美德？俭之反对曰奢。奢则用不节，用不节则必多求于人；多求于人则人必不愿。至于人不愿，则信用失而已亦病。是奢之病，妨人而亦妨已，故俭为美德。”[16]其进一步解读信用与美德的关系，“道德者，良心而已。……能有为、有不为，故有常。有常，故信。人可以穷，可以死，不可无良；国可以弱，可以小，不可无信。无良，不人；无信，不国。”[17]张謇把信用等美德上升至国家高度，认为失德失信，国将不国。

在处事方面，他也强调节俭的功效。“省钱去侈，慎事养誉，知足惜福，皆俭之事也。”[18]“唯俭也，故嗜欲简而啬其精神。”[19]“俭可以凝贞苦之心，可以养高尚之节，可以立实业之本，可以广教育之施。”[20]张謇论述节俭可以谨慎行事，维护自身信誉，养成高尚人格，故而希望能推广教育。

三、知行并进

“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21]张謇强调学问要成为活的有用的学问，必须是能用得起来的，并且能随着客观情况变化而随着改变。理论联系实际，“学问兼履历乃成，一面研究，一面践履，正求学问补不足之法。”[22]学问光从书籍获得是不够的，真学问需经实践考验，以实践丰富学问，完善学问。他还强调学问要具有开放性，“世界经济之潮流喷薄而至，同则存，独则亡；通则胜……昔之为商，用吾习惯可以闭门而自活；今门不可闭也，闭门则不可以自活。”[23]

张謇对于知行关系的认识，认真落实在其行动上，在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的学则里规定，学生每学期要“修学旅行”一次，大致从三方面选择实践：“一、巡视各地实业状况可供实地见习资料之地；二、锻炼身体习劳耐苦资以训练之地；三、名胜古迹藉广知识之地。”[24]

理论源于实践，实践丰富理论。故而他提倡知行并进之学，“良知之学，重在知行并行。居今之世，舍知行并进，尚安有所谓学务哉？”[25]这与陶行知在此方面的观点相一致，陶行知在《行是知之始》中谈及“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当今教学的弊端是以“闻知”为主，忽视“亲知”和“说知”（语出《墨子·经说上》：“知﹐传受之﹐闻也。方不障﹐说也。身观焉﹐亲也。”“说知”是由推理得来的知识——编者）。前人之于知识的获取，已有深刻之思考。

知行并进的人才培养观，于今天而言，依然熠熠生辉，以知促行，以行丰知，对后代教学影响颇具。我们当秉承张謇“知行并进”的思想，努力实践，以不负历史使命。

（作者系海门市张謇研究会会员、海门市历史学会会员）

参考文献：

[1][2][3][7][9][25]曹从坡、杨桐：《张謇全集》第4卷第99页、第508页、第468页、第501页、第532页、第5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4]章开沅：《张謇传》第162页，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

[5]沈行恬：《张謇教育文论选注》第230页，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6]庄安正：《张謇先生年谱》第203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

[8][11][12][18]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③》第1537页、第1524页、第1524页、第152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10][13][14][15][16][20]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④》第186页、第501页、第608页、第446页、第122页、第12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14]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②》第596-59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19][21]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⑥》第529页、第37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22]《张季子九录  教育家》第3卷第11页。

[23]《农工部张总长致商会联合会函》，《申报》，1914年4月14日。

[24]崔之清：《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第619页，中华工商联合会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