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扇雍容   亦名士成功之会/沈振元

巾扇雍容   亦名士成功之会

——从张謇壬午赴朝平叛说开去

□  沈振元

清光绪二年（1876），24岁的张謇应招入吴长庆军幕。这是他走出“冒籍案”阴影后的一次重要的人生选择，也是他政治生涯的开始。作为书生，他并不喜欢军旅生活，入军幕也不仅仅为稻梁之谋，在代吴公写的一篇赠序中透露了他的心迹：“戈矛跳宕，是男儿奋迹之秋；巾扇雍容，亦名士成功之会。”[1]他似乎憧憬羽扇纶巾的周瑜，仪态儒雅、运筹帷幄，指挥若定，“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

吴长庆是一位“身伟嵇康，音洪卢植”的战将，也是一位饱读兵书、求贤若渴的儒将。他“爱士”“罗贤”，延揽了张謇、周家禄、朱铭盘等一批青年才俊。张謇在《奉呈庆军统领庐江吴提督》一诗中赞美吴公爱惜、尊重人才的品格，诗云：

峨峨高节拥辕门，拂拂朱旗绛阵云。

难得名公趋赵壹，况容揖客重将军。

明珠却聘宁无意，宝剑衔知昔所闻。

骏骨从来能得马，好收骐骥共殊勋。

赵壹，字元叔，后汉人，恃才傲物，常为乡里人所不容。一次司徒袁逢到该郡考察官吏，受考核的官吏个个下拜，独赵壹长揖不拜，却受到袁逢敬重。吴公对军中的“揖客”不仅宽容，而且尊重，对张謇又特予青睐，许多重要机密之事都放手让他去办，壬午平叛为张謇提供了展露才华的舞台。

一、运筹帷幄，出奇兵以制胜

历史上，中朝关系是宗藩关系。这是一种松散的政治联盟，当藩属国出现内乱或外患时，宗主国有义务帮助平定；藩属国也有拱卫宗主国的责任，所谓“以流虬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就是清王朝与周边藩属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光绪八年（1882壬午年），朝鲜爆发壬午兵变，乱兵烧粮房，杀官吏，并把日本的练兵教师也杀了。这本来是一场宫廷内部国王与其生父的斗争，王父李昰应想乘乱夺回已经失去的权力，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日本早就觊觎朝鲜，欲借乱干涉朝鲜内政。为“保藩固圉”清政府决定赴朝平叛。

据《啬翁自订年谱》载：六月二十四日，丁雨亭至登州，告日本干涉朝鲜内乱事。二十五日，偕吴公往天津，吴奉命督师援朝，属余理画前敌军事，手书口说，昼作夜继。七月三日理装，拟《谕朝鲜檄》。四日从吴公乘船至烟台。五日，大风，泊威海卫。六日东渡，七日晨抵朝鲜南阳府。八日入马山津，前遣水陆探员次第回。九日黎明登岸，十日行五十里，至鱼鳞川。十一日行七十里，宿果川。十二日，军渡汉江，至距京七里的屯子山壁。十三日，吴公入京，晤李昰应，午后昰应至军，因宣朝旨，执送南阳军，转送天津。十六日，攻剿枉寻里、利泰院，阵斩数十人，擒一百余人。禀吴公请国王派捕盗将及司法判书至军，讯别首从或非辜，杀十名罪人，余皆释放。二十四日，吴公谒国王李熙。王馈飨余与慰廷，别赠余三品官服。二十六日，公遣兵迎还王妃。

整个平叛过程迅疾有序，干净利索，令人惊讶，这自然得益于张謇他们战前周密谋划和战中正确指挥。由于《壬午东征事略》等文早已散佚，具体的谋划状况已无法知晓，只能从张謇代为吴公致张树声的七封战时函件中约略了解平叛策略。

1.驰檄王京，先声夺人。张謇认为，“越境问罪，必先正名”。他自天津回营后，谋画战事，作《谕朝鲜檄》，让人明白：“此举申威定乱，自是堂堂正正之师……而非明正其罪，不足正钟鼓曰伐之名，破胁从无知之惑”。他将平乱比之《春秋》中“子突救卫”，定属邦之乱，是正义的。因此，在发兵的同时，“驰檄王京”，申明大义，晓喻百姓；先声夺人，建威销萌，在舆论上压倒和瓦解敌人。

2.兵贵神速，择要扼扎。张謇认为，“悬军深入，巧迟不如拙速也”。赴朝作战，路途遥远，依赖水路，仅靠船只，分批渡入。因此，要动用一切手段，快速进兵；入朝后，急行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进京畿地区；到达后，“择要扼扎”，形成步步紧逼之势，威慑敌军，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3.模清情况，因机揽要。进兵之前，张謇派遣水陆探员入朝刺探敌情，进军途中，约谈朝鲜官员，了解民情和官吏的状况：（1）朝鲜人闻大兵入境，“无不欢跃”为我军提供“可乘之机”；（2）“日兵于初三日便入王京”，我师远来，“不得不稍持重，以防其变”；（3）日兵入城，国王、李昰应“均未接见”，都持观望态度；（4）李昰应兴乱之初，揽执国权，迫逐日本使者，后恐滋事，遣人解说，屡通好意，日本不应，自觉势孤；（5）李闻中国出兵，“似有倾心亲附之意”，欲借中退日。

根据上述情报，作如下决策：（1）李昰应是乱首，“处置此人则乱定，而亦可杜日人之要挟。”（2）李处境孤立，势单力薄，且对中国有亲附之意，则可“智取”，“不必用兵，只以兵威临之，自可迎刃而解也”。（3）日本出兵朝鲜仅带1300人，意在“自护”无对抗中国之意，“中国乘此抚定，事面正大，不烦兵力，不构争端”。对日策略，张謇早已成竹在胸，所谓“保护日本”，“原不过借消其阴谋，而塞其分我刑威之渐，犹文之撇笔耳”。所谓“专问李昰应擅自废王命之罪”，“以兵辅礼”，目的“使四海知中国非徒事敷衍；而日人亦无置喙之地”，至于总署虑其“干预内政，损我藩服”的问题，张謇亦有“用战”准备。这一决策，高屋建瓴，思虑缜密，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避开不必要的争纷；重于用智，巧于用兵，以兵辅礼，把伤亡和损失降到最低限度，符合国王和百姓的愿望，这是个多么高妙的决策啊！

按上述决策，七月十二日，张謇“请延陵速入城，觇昰应动静，乘机执送”。十三日，延陵入城，晚“昰应以申刻出城答拜，因见执，即夕送南阳”，再送至天津。此时乱军群龙无首。十六日下令攻剿利泰院和枉寻里，一举攻克乱军巢穴。平叛基本结束，天津总署领导称此举为“奇功”。八月二十日，吴长庆亲笔致信张树声，要求破格录用或奖励张謇等人，信中明确指出：“前事则赖薛叔耘，何梅生之规画周祥。临事则赖张季直赴机敏决，运筹帷幄，折冲尊俎，其功自在野战攻城之上。”[2]

壬午平叛，是张謇从政以来第一次成功实践。“读遍牙签三万轴，欲来小邑试牛刀”（苏轼）。这位饱读诗书的青年才俊来到朝鲜，牛刀小试，翘才露颖，令吴长庆惊叹不已：“处置如此大事，举重若轻，何等识力器量！”

二、深谋远虑，定六策以善后

靖乱后的首要任务是善后，即妥善处理乱后的各种遣留问题，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同时，应探究乱源，吸取教训，制订治理和建设国家的规划，引领国家进入正常的发展轨道。这犹如一篇大文章的上下篇，互相关联，不可或缺，平叛是善后的前提，善后是平叛的必然要求。无平叛，即无以谈善后；无善后，平叛的成果会毁于一旦。张謇以忧虑不安的心情关注朝鲜的善后工作，他在《致韩参判金允植函》中提出朝鲜面临三大问题：日本的侵朝野心、国王的“仁厚不断”、奸臣首鼠两端。“要之，日与朝鲜有唇齿相依之势，即有图为我有之心，饵之以甘言小惠，钳之以秘党禁戍，此皆事之彰彰者。国王仁厚不断，奸臣得以输款敌人，为首鼠两端之术，日本人即因之以为用。此甚大可虑也”[3]。据此，张謇断言：朝鲜“祸悬眉睫”，并多次向朝鲜官员“痛切言之”。金允植是张謇赴朝后结交的朋友，曾请教善后事宜；张謇约以六条撰稿为赠，因军务偬冗未果。八月十二日，张启程回国，十八日作《朝鲜善后六策》，为朝鲜的善后工作定策支招。

《六策》是一个切合朝鲜国情的治国方略。善后必先求诸本原。“今日之变”是由外交引起的，“而履霜坚冰，其渐之积”不在外交，而在各种社会问题的积聚，诚如《易·坤》所云：“履霜坚冰至”。事物的发展总是由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异。对眼前的种种迹象应当有所戒备，若不戒履霜之渐，必将贻祸家邦。

善后之要在于自强。张謇以委婉言辞向国王介绍欧阳修的自强之方——“敛神整气，整衿端坐，以为正气舒申，外感自去”。即收敛精力，整顿作风，提振精神，从而正气舒申，祛除外感。这一自强之方，点到了关键之处。国家的兴衰存亡与国王的精神状态有关，国王的通病往往是养尊处优，享乐无度，因而邪气侵袭，精神萎靡，疏于朝政，奸臣当道，导致国家衰亡。张謇给国王开的自强之方，实为善后工作的“要言妙道”，惟国王有自强之心，群臣才有奋发之意，才能群策群力，治理国家。

善后之法贵乎适用。张謇明确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居今而泥于古”；二是“蔑古而逐乎今”。主张崇尚实际，讲究实用。他“潜观时局，证以所见，次第标本”，提出六策，并希望“有知者，引而申之，核而循之，斟酌以尽乎善”，表明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所定的“六策”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通人心以固国脉”，针对人心离散、国脉衰微而言，意在沟通思想，缓解矛盾，凝聚人心，巩固国家政权。“破资格以用人才”，是针对门第观念极深，世官世禄积数百年的现状提出来的，只有打破论资排辈的习俗，破格重用人才，才能有效管理国家。“严澄叙以课吏治”，是针对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贪污行贿等现状提出来的，目的是“汰冗员，惩墨吏”，修明政治，养其廉耻。“谋生聚以足财用”，当时朝鲜“民间瘠苦”，财政困难，提出垦辟荒地，制订政策，搞活经济，以期收“钱流满地之效”。五、六两策，旨在强军固圉，不言自明。纵观“六策”，以“固国脉”为核心，切实抓好通人心、用人才、严吏治、谋生聚，练兵卒，固边陲等六项工作，使善后之事尽善。正因为如此，当年读过《六策》的黄道园、李浣西、金昌熙等朝鲜官员交口称誉，认为《六策》“纯正切近，必可行”。

《六策》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我们珍视《六策》，不仅因为它是才子的妙笔生花，是年轻张謇的翘才露颖；也不仅因为它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130多年后重新出现，显得十分稀罕；而是因为它是作者怀着对朝鲜人民的深情厚意，通过潜心观察，悉心思考后写出一篇富有济世价值的治国方略，反映了张謇的政治抱负、治国理念及其远见卓识，是我们研究年轻张謇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然而，由于时代和封建制度的局限，张謇的《六策》未能发挥应用的作用，“彼时武壮公言于朝，朝臣或是之，或非之；言于东人（朝鲜官吏），东人或是之，或非之；言于吾军，吾军中是非之声，时时相出入；言于北洋（指李鸿章），北洋则悍然斥之”[4]。《六策》，“京师尚有数本”，却如明珠投暗，淹没无闻，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直到2014年才从韩国的一所大学里找到了《六策》并使它回到中国，回到作者故乡南通。

三、翘才露颖，拒延揽以自强

光绪二十年七月（1894.8），张謇在《上翁同龢书》中有一段值得玩味的话：“壬午津谋，委一垂败之肉于众狗，使不得专餍一狗饱，而我收虚名于外，以为旦夕之幸也。智短谋疏，酿成今日。”[5]当时，中日甲午之战，中国已呈溃败之势，张謇心中“太息痛恨于无穷”，自责“智短谋疏”，联想壬午平叛，自然别有一番感慨，应当说，“壬午津谋（重要的谋划）是成功的，平定了乱局，”暂时抑制了日本的侵略野心，这一胜利如一块肥肉，被“众狗”分享；然而这块肉是“垂败之肉”，不久就会被夺走。由于这块肉已委于“众狗”，不能专喂一条更有权势的“狗”，让他吃个饱，因此很不满意，在消受这块肥肉之后，将壬午平叛的成果消解殆尽。因此，张謇觉得“收虚名于外，以为旦夕之幸”。

其实，张謇并非浪得虚名，他的功绩和名声是公认的。首先，朝鲜国王请他吃饭，赠给三品官服，对他的《六策》表示“服膺”，聘他为“宾师”。吴长庆病殁后，韩王李熙在汉城建“靖武祠”，祠有“去思碑”，附随征将士官吏题名。首列幕宾“优贡江苏通州张謇”。其次，得到统领吴长庆的赞扬和奖励，吴在致张树声的信中充分肯定张謇的才华和功劳，建议上级破格任用张謇，并寄银一千到张府，以示嘉奖。再次，他的《朝鲜善后六策》虽然从平壤到京师以至军中都有不同意见，但是，正是这种“是之”“非之”的不同声音，促使许多人阅读研究《六策》，使这份治国方略广为传播，赢得许多有识之士的赞誉，从而使张謇名声鹊起，令当时的督抚名公，没有一个不想罗致他到自己的幕府中。

然而，张謇历来有“良禽择木而栖”的观念，不仅谢绝了朝鲜国王的“宾师”之聘，而且拒绝了吴长庆、张树声的“破格录用”。他在《致何嗣焜函》表示不向纱帽下求生活，“吾辈如处女，岂可不择媒妁，草草字人”。显示了知识分子的傲气和骨气，表明了张謇在利义面前严格的道德操守。

光绪十年七月，张树声在粤任督抚，请人邀张謇，李鸿章也派袁子久来请张謇。都“敬谢不敏”，并有“南不拜张，北不投李”之说。之后，盛昱、翁同龢等保举，资助均谢绝。光绪十八年，张謇拟接受崇明瀛洲书院之聘，虽然修金才“三百千”仍愿“就客授”。他在《致盛昱函》中表示：“谢太学之官而就客授，谢六百之俸而企三百，谢师友过当之矜宠，而转效昔人祠禄之陈乞。区区下忱，公可鉴其本未矣。”[6]

对张謇的这些言行，常人难以理解，我们可以从他《致李智俦函》中找到答案：“报罢而因人之资以为官，非独名义所不可，将从军时之不受保举，己丑、庚寅之不考中书、学正，区区微旨亦无以自明于天下。人之立身行己，当使本末校然，岂可苟简？”他还说：“亲在而望中进士，不成进士，仍然归去。生平志事，即此校然，毫发不可自昧。”[7]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张謇在“戈矛跳宕”的平叛中，展露其军事才干和政治智慧；在形势诡谲背景下定善后之策，显示其政治谋略和治国理政的才华；在翘才露颖、名声鹊起之时，拒高官延揽，辞师友过当矜宠，彰显其高尚的道德、坦荡的胸怀和自律自强的精神。他萃道德、智慧、才能于一身，一跃而成为血肉丰满、魅力四射的政坛新星，将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纵横驰骋。

（作者单位：海门市张謇研究会）

参考文献：

[1]李明勋等：《张謇全集6》第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2][3][4][4][6][7]李明勋等：《张謇全集2》第19页、第26页、第25页、第64页、第49页、第4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