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慈善公益事业的家国情怀/羌  建

张謇慈善公益事业的家国情怀

□羌  建

清末民初，列强纷至，国弱民贫，中国社会陷入前所未有之危局，以士大夫为主的一批社会有识之士有感于时局，纷纷提出救亡之策和强国方略，南通的张謇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员。张謇在家乡南通创办实业，并迅速成为实业界的一面旗帜，几乎同时，他开始兴办各类慈善公益事业，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慈善公益事业体系，成绩卓著，带领南通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成长为近代中国一颗闪耀明星，并带动或影响周边，辐射全国。张謇经营南通，一方面竭力构建实业系统，一方面着力发展慈善公益体系，以此作为南通腾飞的两翼，并将二者纳入到其社会改良的系统工程之中，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赋予其深远的政治内涵，显示出其与一般政治家、企业家不同的一面。

一、张謇慈善公益事业的缘起

张謇本为一介儒生，1894年得中恩科状元，到达了他学术生涯的巅峰。至此本可安享一生，但他却选择了在次年弃官回乡，苦心经营地方，开始了其强国梦构想的实践，实现了他人生的第二次飞跃。

1. 晚清时局促发忧国情思

1894年前后，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对内高压统治，对外委曲求存，导致国弱民贫，民怨四起。即便如此，列强仍不满足于既得利益，纷纷开始在华投资设厂，利权外流，“日盛一日”，张謇慨叹：“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1]同时，他清醒地看到，“今人民痛苦极矣，求援于政府，政府顽固如此；求援于社会，社会腐败如彼。”[2]张謇经过“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为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3]这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精神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儒士情怀，成为张謇强国情怀的主要精神力量和支撑。

2. 地方自治的构想

如何救国图存及至强国富民，光口头空说是远远不够的，说到做到正是张謇最为可贵的人格魅力所在。多年的游幕政治生涯使张謇深知，一来依靠晚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推行强国主张断不可行，二来单凭个人在全国范围内施展抱负必然导致精力难以集中，为个人能力所不及，难有实际收效。相较而言，小范围的试点才是最佳选择。

1894年，张謇因父去世，回乡丁忧，期间对家乡南通的植棉及纺织业进行了考察，在此过程中，其地方自治思想开始有了雏形。1895年，甲午战败，“马关”约成，对张謇刺激极大，成为其地方自治思想走向现实层面的重要催化剂。正如张謇曾在追述往事时所说：“自丙戌（1886年）会试报罢，即谓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先之，因先君意事农桑，竭八年辩论抵抗奋进之力，仅成一海门蚕茧业。甲午后，益决实业、教育并进迭用，规营纺厂，又五年而成”[4]。1903年，张謇东游日本，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考察，感受颇深，坚定了其地方自治的构想。“日本之自治，五十年而后成。美国则几及百年。今中国无一年自治之成绩，安可望其收效。”“然则直接解救人民之痛苦，舍自治岂有他哉！窃尝谓国不亡而日演亡国之事，不亡亦亡；国亡而自治精神不变，虽亡犹不亡。”[5]1905年后，张謇开始正式使用“地方自治”这一名词。

至于如何实现地方自治，按张謇的话来讲：“中国政界亦无有为我发展之地者，为志在求一县之自治”[6]。从实际经营地方自治情况来看，张謇并非只是志在一县，而是以一县为实验区，稳扎稳打，倘有收效，再谋渐次辐射，放眼全国。

3. 慈善公益事业成为地方自治的重要内容

张謇经营地方自治，总的来看，主要分为创办实业体系和兴办慈善公益事业二项。从其体系上来看，张謇所办之慈善公益，足可比肩实业系统，甚至相比其实业系统，显得更为缜密与庞杂。这正是张謇区别于其他实业家的一大表现。张謇之所以费尽心力，苦心经营这些不以盈利为目标的慈善公益事业，与其自身因素及所处时代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首先，来自其家庭和所受教育。张謇出身于一个小农兼商人家庭，目睹乡里农耕、从商之艰难，从小就埋下了一颗爱惜民力，为民请命的慈善之心。同时，家人对张謇寄予厚望。张謇3岁始读经，4岁入私塾，15岁已修完四书五经，16岁即通过院试考中秀才。此后直至1894年高中状元，凡25年，科举成为张謇前半身生涯的一项重要内容。期间，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已然深深地扎根于张謇的内心。

其次，西方慈善新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实践，对张謇产生了极大的促动。晚清，西方列强纷至，国门洞开，西方思想开始大规模东传。作为宣教手段，西方慈善思想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其途径主要有二：一为直接建立教会机构，直观地展示新型慈善事业，如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华洋义赈会、所谓“安老院”以及一些半慈善性质的医疗机构等，这些机构均具有程序化、制度化、规模化的特点，与中国传统慈善机构有着显见的不同。“张謇在清末民初就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教会在华东地区创办慈善机构的一些情况，还亲自参观了上海教会的慈善机构，并深有感触。”[7]二为传教士的著书立说，很快为一些开明士绅所吸纳，并在东南沿海地区，开始积极效仿西方，开展了一些实践。期间，慈善个体发展为有组织的慈善团体，区域性慈善机构扩大为全国性慈善机构，由以养为主转变为教养结合、以教为主成为这一时期慈善事业发展的新特征。张謇耳濡目染，开始初步尝试。1911年，张謇会晤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此人1875～1915年间长居中国，他认为“事实上中国具有强国的条件，只须加以改革，模仿西法，不仅可救民出水火，更可与列强并驾齐驱，称雄于世”。在这次谈话中，李提摩太问张謇：“中国非真能实行普及教育，公共卫生，大兴实业，推广慈善，必不能共和，必不能发达。行此四事，一二十年后，必跻一等国；能行二三事，亦不至落三等国；此比练海陆军为强。究竟有几省能试行否？”张闻言猝无以应，强答之曰：“或者沿江各省州县，有能行者，但一时不易遍及耳。”李云：“有三两处作模范即善。”张謇“深愧其语”。这次谈话，张謇更加确定了地方自治的决心，并加深了兴办慈善公益事业为地方自治必不可少之内容的认识。

二、张謇慈善公益事业的社会实践

地方自治是张謇强国梦的抓手，其能否实现直接关系到强国梦的实现。因此，除了勉力推行，张謇对于强国梦的实践进行了细致地顶层设计和步骤安排。

1. 强国首在经济，是一切事业开展的基础

国力衰弱首先表现在经济的衰疲不振，利权的外流是造成国弱民贫，民怨四起的首要原因。强国首在救国图存，救国必先挽回利权，与“虎”夺食，堵塞漏卮。张謇“查前清光宣两朝各海关贸易册，进口货之多，估较价格，棉织物曾达二万万以外。次则钢铁，他货物无能及者”[8]，因之提出“棉铁主义”。所谓“棉铁主义”，张謇解释为：“顾所谓农工商者，犹普通之言，而非所谓的也，无的则备多而力分，无的则智不集，犹非计也，的何在？在棉铁”，“而棉尤宜先”[9]。张謇选择首先发展棉业，也是出于对家乡南通的实际考察。一者南通有着深厚的植棉传统，至清代前期已发展为国内重要的棉花生产地和集散地，江北棉花大多“聚集在沿长江下游的靖江、南通、海门、启东及崇明等地”[10]。二来“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为日厂之所必需。”[11]发展棉业，可以获得优质原料，充分利用南通本地棉花生产优势，发展民族产业，与“日厂”夺利。其三，家庭纺织向为南通地区小农经济之大宗，在南通民间，花、纱、布业长期以来被称为“老三房”，被认为是第一流的行当，与人民生活至为密切。自1884年机纱首次试销南通，渐获成功，至1895年时，“通海两境，每日可销洋纱二十大包，已合机器一万锭之数”[12]。发展棉业，有坚实的历史基础和广阔的市场前景。出于以上考虑，张謇于1895年开始筹办近代机器纱厂，1899年开机便大受欢迎。1904年，大生纱厂的纱锭数已占中国华资纱锭总数的11%，居国内各城市的第三位。此后，纱厂规模不断扩大，到1923年，资本增加近16倍，纱锭设备增加近7倍，固定资产增加近18倍 [13]。大生纱厂一跃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纱厂之一。在此过程中，与纱厂相关之各项实业次第展开，形成了以纺织业为中心的涵盖盐业、航运业、金融业、食品业、日用品、造纸印刷、建筑业等等多领域的实业系统。

2. 慈善公益事业是地方自治水平的重要体现和衡量标准

实业的成功，为南通积累了大量财富，如果仅仅作为一名普通的企业家，张謇已然成功。但是，作为抱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和远大强国抱负的张謇来说，这还远远不够。在他看来，单凭经济的发展无法根本提高地方的整体发展水平，慈善公益事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和必经之路。

张謇“以为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14]反映出张謇实施地方自治的整体设想，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实施的先后顺序。事实上，张謇也基本是按这一构想逐一实践，逐步实现的。

兴办教育，以利教化。1902年，依托纱厂初获成功，张謇便开始实践他“父教育而母实业”的理念，创办通州师范学校，此后，一个涵盖幼儿教育、初等教育、高等教育、专科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逐渐形成，所创学校数量据不完全统计达数百所之多。事实上，张謇所办各类教育，大都兼具慈善公益性质，张謇有一个说法，称之为“慈善教育”。如就所办之盲哑学校，张謇认为“慈善教育之事也……夫人人能受教育以自养，则人人能自治。”[15]

资源利用，造福于民。早在1895年，张謇看到南通沿海大量土地长期荒废，就主张“久荒之地，听绅民召佃开垦成集公司用机器垦种”[16]，他决定筹办大型农垦公司，致力于土壤改良，变废为宝。经过十年建设，公司于1910年开始获益，吸引了各界的广泛关注。经过广泛宣传以及政策利好，各界人士纷纷仿效。据《淮南盐垦各公司总管理处战前各公司业务状况表》对17家大公司的统计，至1937年左右，这些公司已有户数49604，人口304980。综而观之，这些原本荒无人烟的沿海荡地，为数十万贫苦灶民和农民提供了新的谋生途径。

应对灾害，预防治理。为了应对灾害，减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张謇主张预防与治理相结合。预防方面，如他将设立气象台定位“为自治公益事业之一”，因为它“对于旱潦之预防，更有裨益”[17]。治理方面，为了从根本上治理江淮水灾，张謇于1907年倡设导淮公司，并详细论述设公司治水患之利。甚至具体到导淮公司的运作及其管理，张謇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18]。

发扬慈善，改良风气。除了教育可以发挥教化百姓的作用之外，在张謇看来，慈善事业有着重要的价值垂范和思想引领作用。他结合自己的慈善公益活动，明确指出新的历史条件下慈善“除旧有恤嫠、施棺、栖流诸事外，凡特设之事六：曰新育婴堂，曰养老院，曰医院，曰贫民工场，曰残废院，曰盲哑学校。”以上所列，张謇均先后办成，但绝不仅限于此，而是随着事业的深入不断发展。如改良娼妓之济良所、规范殡葬之“义园”、祣殡所，收治恶犬之“野犬栏”等等。凡此种种，细致入微。

概念延伸，完善体系。随着新式慈善事业的逐步深入发展，张謇开始由慈善事业向近代意义上的公益领域拓展，向其改良社会的梦想又进了一步。张謇在南通所办公益事业，包括桥梁、涵闸等水利工程建设，有如道路铺设、道路美化、路灯、公共车辆等交通设施，有警卫、警察传习所、模范监狱等公共安全部门，有如南通医院等公共卫生系统，有电话、电报等公共通讯事业，有如公园、剧场等公共娱乐场所，有如博物苑、公共图书馆等公共科普之设，几乎面面俱到。其中，更有众多事业成为国内首创，开了相关领域的先河。

3. 张謇慈善公益事业的成效

慈善公益事业赋予了南通地方自治新的内涵，使南通地方自治有了鲜明的个性，并与实业系统联为一体，互为促动，成为推动南通地方自治和社会近代化的重大力量。南通也因此迅速崛起，从一个在清末“论其繁华则不如沪，论其财富亦不如苏，论其土质、物产均不足齿于江南各县”[19]的江北小县，发展至“部省调查之员，中外考察之士，目为模范县”[20]，知名度大大提高，引起了当时国内外政治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乃至普通民众的普遍关注。日本人驹井德三评价为：“惟公（张謇）独居南通，拥江北之区域，献身于实业之振兴，尽心于教育之改革，卓举效果，此世人之所以称伟也……所怀之理想，数十年始终一贯，表面以分头于实业交通水利之建设，里面则醉心于教育及慈善公益之学理，乃唯一主新中国之创造者，诚可谓治现今中国社会之良药，而非过言者也。”[21]其将张謇称为“唯一主新中国之创造者”虽有“过言”，但其他方面评价还是较为客观的。胡适在评价张謇时说：“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22]。不难看出，慈善公益事业在南通近代化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仅凭经济发展一项，是断不可能获得世人如此称颂的。

三、张謇慈善公益事业的理想追求

张謇创办慈善公益事业，起于对中国传统慈善之近代改进，作为地方自治的重要内容，得到了大力发展，并最终形成体系，在地方自治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宏观上来看，在张謇的地方自治活动中，实业与慈善公益为其举措的两项核心内容，处于同等重要地位。前者为地方自治创造经济基础，后者则为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必不可少的上层建筑。张謇将实业与慈善公益二者作为南通区域发展的两个翅膀，相辅相成。表面上看，实业这只翅膀似乎更为有力，更为引人注目，然而，慈善公益事业通过潜移默化，对社会影响更深刻，更深远。以张謇来看，“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失教之民与失养之民，苟悉置而不为之所，为地方自治之缺憾者小，为国家政治之隐忧者大也。”[23]

从微观上来看，张謇创办慈善公益事业，也有着多重考虑。

一来，张謇希望通过创办慈善公益事业解决地方经济发展中一些社会问题，这是单凭发展实业无法做到的。首先，解决工商业发达所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如设立济良所，源自南通工商业日益发达，“地方之妓女数亦因之增加”的结果，民国三年（1914），南通警察事务所所长杨懋荣，“请设济良所，退公啬公是之”，“逾年而成”。有不愿再为娼者，可以到此申述脱离妓院，济良所会随即开门引入，妓院老板无权索回。其次，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如1912年，张謇总理两淮盐政，“度盐业大势必趋，淮南淮北通泰各场势难久存，贫民之倚盐业为生者势将日蹙”，因于南通、东台、仪征三县各设立贫民工场，工场主要从事手工生产，“艺分竹、木、藤、漆、皮革、织布、雕刻、缝纫”。以达到“俾习工艺谋生活”的目的，改变人民由于技能单一，无法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影响生计的状况。其三，解决尚未具备或已失去劳动能力民众的基本生活问题。前者如1906年创办之新育婴堂，为当时全国最大的一所育婴堂，专门收养弃婴和家境赤贫无力抚养者。后者如自1912年开始陆续创办之第一、二、三养老院，前后收养老人数百人。另据《南通县图志》载“南通……治城距山（城南之狼山）十二里，丐多且逾千，则有肢体耳目废坏不全或病疡臭腐之人跪拜而号呼。”张謇考其“盖其得天不全，而可悲悯于除鳏寡孤独相同”，又深忧残废者乞食，败坏民风，于1916年设立残废院。其四，树立企业良好形象。通过创办慈善公益事业获得社会反响，可以增加民众对于兴办近代实业的好感和认同，并借此增强企业与社会的亲和力，树立企业良好形象，助力实业发展。

二来，创办慈善公益无法像实业一样追求利润最大化，甚至会投入大量资金，如新育婴堂创办费用为23400余元，每年用费超20000元，常因经费紧张，张謇不得已以鬻字补助；第一养老院创办费用18221元，每年用费达5000至6000元；贫民工场创办费用18550元，每年开支20000元；济良所每年开支1200余元；残废院创办费用达14390元，每年用费6000多元等等，而且除此之外，还有可能存在因为产业链条过长，拖累实业经济的风险。但是，在张謇看来，这些都不重要，他想在他的有生之年，看到地方自治的成果。何况没有慈善公益事业的保障作用，实业经济也会因为以上所提各种问题而难以顺利开展，没有慈善公益事业的地方自治最终将演变成仅仅只是一个地方经济集团，而不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社会的整体发展是地方自治实现的唯一标准和集中体现。

四、张謇强国梦本质内涵的现实意义

地方自治是张謇实现其强国理想的路径选择，从兴办实业到创设慈善公益，是张謇实现地方自治的步骤设计，因之而形成的实业和慈善公益两大系统成为张謇地方自治实践的左臂右膀。其中，慈善公益事业作为上层建筑，决定着地方自治的价值取向，也决定着张謇地方自治能否最终实现。因而，张謇在慈善公益事业上不遗余力，构建出一个较为完备的慈善公益体系，成为南通地方自治的一大亮点，大大丰富了南通的文化底蕴。同时，其关于慈善公益事业的构想与实践积淀出丰厚的经验遗产，对当今社会创新、深入发展仍然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

无论是近代，还是当代，慈善公益事业都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是一个民族精神内涵的重要体现，是一个国家整体发展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准，是民族振兴、国家强大的内在需求。因此，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并大力发展。

1. 从政府层面上来说，应进一步加大对慈善、公益事业的政策扶持与投入力度，建立与高速发展的硬实力相配套的国家软实力。

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实力的竞争，实力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实业重在发展经济实力，属于硬实力；慈善公益注重社会风气、民族品性之养成，属于软实力。我国硬实力发展迅速，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软实力建设相对滞后，要加大软实力方面的政策扶持与投入，建立与高速发展的硬实力相配套的国家软实力。软实力的建设是国家持续健康发展的不绝动力和重要保障，是国家真正强大，树立文明大国形象的必经之路，即使这个过程会很漫长，需要长期坚持不懈。我们既要发展经济，也要塑造和谐发展的文明风尚。大力发展慈善公益事业，增强国民素质，致力改善民生，建立完善与高速发展的硬实力相配套的国家软实力，从根本上提高社会整体发展水平，是实现长期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2. 企业应成为发展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力量。企业家作为企业的领导者，应具备更高的社会责任感。

就我国而言，应大力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与广泛开展国际交流相结合，树立中国企业文化，并使企业家精神成为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引导企业家积极主动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养成有远见的企业家，树立企业正面形象，造就一批国内、国际有深远影响的企业。百年前的张謇先生就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标榜。我们依稀看见晚年的张謇，一位古稀老人以羸弱之躯，坚持为地方的慈善公益作书鬻字的身影。“任何人能助吾慈善公益事者，皆可以金钱使用吾之精力，不论所得多寡”[24]，这是对慈善公益事业倾注了多大的期望与热情才能具备的情怀，不但感动了近代的中国，同样能够震撼到当今的中国。张謇认为“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使他能够逐渐提高。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分。”[25]张謇时常提醒自己不要忘了作为一个企业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张謇创办慈善公益，“向系自动的，非被动的，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做去。”[26]张謇认为投资创办慈善公益事业，不但是企业家的本分，也会得到社会的响应和回报，有助于企业的发展，他说：“求当为人所敬爱，毋至为人所畏忌，勉循职分，保全信用，自得社会之欢迎。”[27]作为实业家的张謇，始终抱持一种主义，认为“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办事，亦本此意……人恒以寿为重，其实人之寿不寿，不在年岁之多寡，而在事业之有无。若其人果有益于地方，虽早夭亦寿，无益于地方，即活至百岁，奚得为寿。”1926年，已届73岁高龄的张謇，还不知疲倦地为公益事业奔走。那年八月，天大热，他带病和水利工程师到江边视察江堤，不料又染上风寒，高热不退，终至溘然辞世。这样的企业家精神，值得当今社会大力学习与弘扬，应当成为现今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结语

张謇高度重视发展慈善公益事业，基于其对强国内涵的理解与把握，他看到了慈善公益事业之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实业只能富国，慈善公益事业才是强国的根本，这正是其强国理想的本质追求。张謇深知慈善公益需要全民的参与，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难以实现，因此身先士卒，带头垂范，希望借自己的成功产生辐射作用，从而改良社会。张謇一生经营慈善公益事业数量之多，涵盖之广，并勇于尝试创新，一时领风气之先，造福一方，其所作所为实乃士林翘楚。其关于强国梦本质内涵的解读与实践，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应吸收其中的精华，高度重视慈善公益事业，提高国民的幸福度指数，提振精神，为实现中国梦注入正能量与生命力。

（作者系南通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博士）

参考文献：

[1][3]曹从坡等：《张謇全集》（第三卷）第17页、第11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2][5][6][14][15][17][20][23][24][26][27]曹从坡等：《张謇全集》（第四卷）第439页、第439-440页、第147页、第428页、第108-109页、第286-287页、第434页、第406页、第360页、第459页、第15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4]曹从坡等：《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6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7]周秋光：《中国慈善简史》第216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

[8]16  18曹从坡等：《张謇全集》（第二卷）第164页、第212-213页、第71-7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9][11]曹从坡等：《张謇全集》（第一卷）第155页、第1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10]徐新吾：《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第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1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211页，三联书店，1957年。

[13]《大生系统企业史》第14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19]陈翰珍：《二十年来之南通》第1页，张謇研究中心重印，2014年。

[21][22]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中华书局，1930年。

[25]刘厚生：《张謇传记》第251-252页，上海书店，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