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经济社会事业的上海印迹/黄鹤群

张謇经济社会事业的上海印迹

□  黄鹤群

张謇创办的社会事业，几乎涵盖了一个地方近代和现代社会所需的各个方面。但无论是企业还是事业，无论其借水行舟的思路，还是借脑聚智的用人，无论是前店后厂的模式还是集聚资金的理财等，大都与上海密不可分。他充分利用地缘、人缘、商缘、文缘，依托上海、接轨上海、规划上海、建设上海、发展上海，谋求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事业的兴旺。其睿智之谋略与远见之卓识世所少见，令人仰佩。

一、立足南通，依托上海，为大生企业的发展提供动力

张謇在创办大生纱厂之时，就意识到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经济中心城市，在资金集聚、人才荟萃、技术支撑、市场贸易等方面拥有无可替代的优势。所以，他利用地缘、人缘之便，紧紧依托上海，用以催生和助推他在南通诸多近代企业的创办和经营，取得了显著成效。

1. 在上海招集沪股，为大生纱厂筹集资金

张謇从官场转入商界，其手头并无资金，创办实业所需的资金，唯有通过社会集资。大生集团的发展主要依靠借贷、集股，资金短缺一直是困扰张謇事业发展的瓶颈。但张謇一生交友甚广，其中不乏军政大员、豪绅巨富、地方名流等，特别是他在上海有不少熟人朋友，加上通沪仅一江之隔，这种人缘、地缘因素，自然使张謇将上海列入筹措资金的首选之地。

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是张謇筹建大生纱厂的起步之时，他首先与当时的上海商界巨子严信厚取得联系，商洽贷款事宜，后虽因严条件苛刻而未成，但他并未因此而终止与上海有关金融机构的合作。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从上海中国通商银行取得了大生纱厂亟需的贷款。为解决资金问题，张謇还邀上海广丰洋行潘华茂、郭勋等为沪股董事，与沈燮均、刘桂馨、陈维镛等通股董事一起，集股办厂，相约如“通股不足”，则“沪股补认”，并由潘、郭等在沪上专事招集沪股。起初，因纱布行情不好，集股不顺，有的已入股的“沪董”也找种种理由退股。后来，纱厂开工一年后即盈利，发展势头甚好，原先退股的“沪董”又重新要求入股。上海的官僚、钱庄、布商等，甚至像上海栖流所等一些慈善团体，也积极入股。上海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大生集团企业。

自此之后，张謇所办的企业多数采用股份制形式在上海集资，例如，上海的股东占大生轮船公司的股份为62.5％，占上海大达轮步公司的股份为70%。张謇在上海集股融资为其成功创办企业、发展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 就上海设立事务所，为大生企业拓展业务

早在1897年冬，大生纱厂竣工开车前夕，张謇就在上海福州路广丰银行内附设账房，料理货物资金的往来。

1907年，账房改称大生上海事务所，几乎囊括了大生集团各家企业所有的物资机件采购、产品运送销售款往来、银钱汇况、进出口、投融资等事务，甚至还负责有关大生企业大型建筑包工、实业盐垦等人员的食宿往来。特别是在1913年之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大生集团各纺织厂连年盈余，业务项目不断扩大，大生上海事务所又承担了置办布机、批售布匹、付货收款等业务。当时，沪上的一些银行、钱庄纷纷向大生上海事务所提供信贷。为此，张謇将大生上海事务所改组为外汇调剂中心和融资、投资中心。这种功能的改变，使大生上海事务所成为大生企业与上海银行业融资的桥梁，也为大生企业集团诞生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银行机构准备了经营经验。

与此同时，大生上海事务所的业务范围也随之从国内扩展到国外，像南通绣织局的绣织品还远销美国纽约，复兴面粉厂的二号面粉运销日本等。这些出口产品的运销、报关、结汇以及银根调度等，均由大生上海事务所办理。从中可以看到，张謇的实业活动把办在南通的大生集团作为生产厂家，而把上海作为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的中转站。这种经济功能的架构，用现在时髦的说法是一种“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

3. 去上海招募业务骨干，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大生纱厂的开业需要大量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其中绝大部分是向附近农村招募的，尤其是纱厂所需的女职工。但由于这些农村妇女缺乏技术，进厂后不能熟练操作。特别是纱厂缺少懂机械的技术工、懂管理的带班人。

张謇意识到，上海是全国智力劳动者最为密集的中心，于是就从上海招了一批懂机械的机工、懂管理的工头和熟练女工。张謇称：“我国之有纺织业也，缘欧人之设厂于上海始。欧人之始设厂，辄募我十数不识字之工人，供其指挥；久之此十数工人者，不能明其所以然，而粗知其所受指挥之当然。由是我之继营纺织厂者，即募是十数工人者为耳目，而为之监视其工作者，都不习于机械之学，强半从是十数工人而窃其绪余。”由此也开启了上海的智力劳动者向苏北移动的先例。

4. 从上海采购原材料，为产品拓展销路

大生纱厂所需原材料大多数从上海购买，所产的棉布等产成品再销往上海出售。

据《大生企业系统档案选编》数据：“全年用棉二十七万二千余石，陆续收花总数仍占用量百分之九十四，其中通购百分之五十六，沪购百分之十八，花纱交换百分之二十六，至全年纱布产量不但未受影响，且较上年增加。而销货数量，则仅占产量百分之九十四，纱销通居百分之四十九，沪居百分之五十一，布销通百分之十八，沪居百分之八十二。”由此可知，大生纱厂自创办以来一直与上海保持着密切的关联，且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

1948年，该厂全年实际销售的棉纱，上海占73%，南通占27%；实际销售的棉布，上海占93%，南通占7%。大生企业所产棉纱、棉布销往上海后，有的再经掮客运销天津、江西、福建、烟台和四川等地。

继大生纱厂创办后，张謇不断延伸棉花的产业链。棉花脱籽后，其棉籽可以榨油。于是，张謇又在南通的唐闸开办了广生机器榨油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其油厂所产的棉籽油，“销于本地者仅十之二，余皆运销上海、常州、江宁等处，有时由沪上各洋商购销欧美。饼除通海两境尽销外，余数尽由沪上日商购运东洋各埠行销。”

在张謇的苦心经营下，大生企业系统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统计，至1923年，其资本总额达到了3448余万元，为当年荣氏家族的申新、茂新、福新企业系统资本总额的3.5倍以上。显然，上海的经济地位为张謇开办企业、开创事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开通航运，接轨上海，为东西南北的联运生成纽带

南通虽与上海隔江相望，但因受长江之阻隔，在近代航运业兴起以前交往不便，南通盛产的棉花及土布，多数运往北方销售。自大生纱厂开办后，张謇为了解决工厂购运物料的输送问题，决定发展南通与上海的水上运输业。

1. 开辟航线，扩大南通与全国各地的物资交流

大生纱厂创办后，有大量的棉花、棉纱、棉布、金属材料需要通过上海中转运输。但上海港口轮船、码头却被外国人占据着，国内的一些沙船运输业经营艰难，多数被外国轮船公司挤垮，不得不破产，外滩沿江码头也被外国人蚕食改建为洋码头。

张謇看到这些情况甚感不平，即致函农工商部，尖锐地提出“自外势日涨，关卡官吏慑而媚外”，“同一民船也，此受雇于华商，则难需索，节节阻滞；受雇于洋商……则理直气壮，处处畅行。”但是，农工商部收到此函后却置若罔闻，无动于衷。

张謇觉得，要靠政府来解决此事已不太可能，不如以自己的力量来改变局面。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张謇就自筹资金，办起了广生轮船公司，作为大生纱厂的附属企业，并购置客轮，开辟了一条上海至南通的航线，缓解了企业原料与产品的购运问题。

2. 设立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创办联结通沪近代航运业

由于刚开辟通沪航线时，只有一艘小吨位的“大生”轮，往来于沪通之间，运输能力相当有限，不但不适应大生系统企业业务量的扩大，而且常受外轮欺侮，有时船到沪后不让你靠近码头，甚至给你频添种种麻烦。张謇经权衡利弊，反复斟酌，思考集资创办南通与上海间近代航运企业。他与沪上名绅李厚裕联合筹集了一笔巨额资金，以高价租下从黄浦江南码头到十六铺4700米长的江岸线，并以低价收购了祥茂公司，于1904年设立了上海大达轮步公司。

为了大力发展航运业务，张謇还在上海改建了码头。在十六铺以南，虽然有10多座码头，但都是踏步式的砖石台阶，仅适宜于停靠沙船、小轮，无法停靠大轮船。张謇下决心拆除了旧码头，建造了7座新码头，统称为大达码头。

3. 增设航线，使上海成为中外百货的集散地

为了扩大运力，张謇又于1904年在南通天生港建造了码头，成立了天生港轮步公司，开辟了上海至天生港的轮船航班。

1906年5月，广生轮船公司订造的“大新”轮投入营运后，张謇调整了轮船和航线，“大新”轮开航上海至南通航线，而“大生”轮则航行于上海—海门线。这两条船的客货运输业务，均由上海大达轮步公司代理经营。

1908年，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又从上海洋商太古洋行购得两艘小轮，取名为“大安”和“大和”，相继投入营运，并将上海至南通的航线向上游延伸。据海关资料载，“经当地制造商向中国政府申请已于1909年7月17日开放位于上海、镇江间长江左岸之通州天生港为停靠港”。1910年，大生轮船公司并入上海大达轮步公司。此时，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已拥有轮船4艘，载重量为1630余吨，资本为39.7万余元。1922年，张謇一口气又从国外进口了19艘轮船，一时实力大增，打破了外轮公司在中国航运的垄断地位,使上海成为中外百货的集散地，也使南通土布等物资改从上海运往全国各地。

三、规划吴淞，开发上海，为城市区域的未来描绘蓝图

经过数年经营，张謇深感大达轮步公司规模太小，运输能力有限，不能适应国际贸易的需要。经再三权衡和斟酌，他选择吴淞作为国际商埠的试验基地。

1. “为改良商港容纳大舰舶计”，积极倡导吴淞开埠

张謇积极倡导开发吴淞。他认为：吴淞与上海“壤地相接，足以自图，设更延回，行嗟何及”，“上海商务囿于租界，局促一隅，人满为患。”“欧战以后，贸易发达，海泊吨数亦日渐增加。为改良商港容纳大舰舶计，因势利便，吴淞较优于上海”“吴淞地位宽气清洁，为一良好消纳之地”。

1921年初，江苏省长、督军齐燮元报北京北洋政府批准，任命张謇担任吴淞商埠督办，在商埠规划区内实行高度自治。这为张謇实现自己建设吴淞国际大港和“东方的绝大市场”的愿望提供了平台。张謇受命后，以68岁的高龄，怀抱雄心壮志，赶到上海吴淞，渴望一展宏图。

张謇赴任后，倾力而为，直陈“本督办僻处海隅，叠膺重任，自维年大，深惧弗胜，只以淞沪接壤，沪已有人满之患，淞而不图，恐拓界容民，人不我待。是以勉暂受命而不敢辞。所愿政府地方各尽本能，共相策进，庶天然形便，不至坐失时机”。

2. 提出《吴淞开埠计划概略》，阐述了吴淞商埠的开发思路。

张謇在勘测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吴淞开埠计划概略》，文中首先评论了清末自开商埠不了了之的缘由，接着，对吴淞商埠局的“入手方针”提出了分三步走的方法：第一步，测绘精密地形，将全部道路、河渠位置，预为规定；第二步，考证各国建设商埠成规，拟为分区建设制度；第三步，以所拟分区制度，征求公众意见，认为妥善然后实行。

同时，张謇还列出了道路建设、码头建设、蕴藻浜疏浚、铁路线开辟、电车线开辟、公共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以及分区设置的各个具体设想。其中分区的主张，是要将吴淞划分为工业区域、仓储区域、住宅区域、教育区域和劳工区域。张謇不但在计划描绘了开埠蓝图，而且还慎重地提出了在市内先建立一个试验区，足见张謇的开发思路十分清晰。

3. 描绘出了良好蓝图，开创性地提出了城建的实施方案

张謇提出的《吴淞开埠计划概略》，尽管还不够详尽精细，只是一个城市规划大纲，然而其思路和方法十分可取。一是充分研究了世界各国商埠和大城市开发、发展的经验，借鉴运用了国外近代先进的城市理论，特别是开发新城市的一些新颖思想，向国际先进水平跨进了一大步，为中国城市开发建设提供了一种新鲜的、进步的模式。二是张謇在规划中，阐述了吴淞商埠的开发思路，既有城市理论，更有实际步骤，且两者较好地结合在一起。三是张謇把握大局，着眼于吴淞商埠城市开发的整体，提出了扩大埠界范围、建立新市中心、采用分区布局等重大决策，又比较全面地制定了有关内外交通、港口、河道、公用事业、社会公共设施等多方面的具体措施。他提出：“区域之计划，关系最为重要。拟俟详细画图编制完竣，再经市政专家品评。”这在当时中国城市总体上还处于落后和割裂的状态，并且基本上没有一个近代城市设计的情况下，能开创性地简略描绘出了一个中小城市城区的良好蓝图和实施方案，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然而，由于实施计划所需的经费投入严重短缺，政府财政拮据，无力投入商埠建设，张謇的城市规划并没有能付之实现，但其思想的先进性，在以后的实践中得到了验证。1929年，上海特别市政府制定了“大上海（建设）计划”，这个规划也确定了建立新市中心、实行功能分区、开展内外交通建设等城市发展的要害性内容，这与张謇当年设想的极其相像。显然，张謇当初的规划思想和方法在未来的实践中得到了相应的延续。可以说，张謇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首创海洋开发第一人，也是最先关注上海浦东地区，提出以中国自己的力量开辟吴淞商埠，以开创独立自主的国际贸易，走自强国之路的探路人，更是建设上海“东方绝大市场”“东方大港”的奠基人。

四、经营银行，发展上海，为金融中心的确立奠定基础

上海现在是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现代化的大都市，但追溯近代历史，不可忘记当年张謇所打下的基础。

1. 混业经营，设立淮海银行上海分行

1913年，张謇将大生事务所改组为大生外汇调剂中心和融资、投资中心，这种功能的改变，使上海事务所成为大生企业与上海银行业融资的桥梁。1920年1月，经过9年之久的筹划，淮海实业银行在南通正式成立。1921年，淮海实业银行又在海门、扬州、南京、汉口、上海、镇江、苏州等地开设分行，在盐城阜宁、东台各垦区等地设立分理处。由于淮海实业银行营运情况十分看好，本金日渐殷实，声誉鹊起。张謇为拓宽业务之需要，于1921年9月，在上海购买了九江路22号的大厦，改名为“南通大楼”，在此开设淮海实业银行上海分行。这标志着大生企业集团开始由产业资本经营走向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混业经营跨进了一大步，也标志着张謇创建金融体系的努力结出了硕果。

2. 临危受命，担任交通银行总理

始建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交通银行是我国历史上最悠久的银行之一，也是中国早期的发钞行，国民政府时期的四大银行之一。1908年3月4日，交通银行在北京开业。后由于经营不善，屡次遭受挫折。1921年，上海交通银行再度停兑，总理曹汝霖引咎辞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经过董事会决议，聘请张謇任交通银行总理。

“交通系”是二十世纪初中国最重要的既得利益官僚集团之一。张謇受命交通银行总理一职后，在经营交行的近三年时间里，通过改选董事，倾力改变“交通系”依附政治强权势力和特殊利益集团属性，启用能人进入管理高层，逐步改变了创办人之一梁士诒在“交通系”独揽大权、独霸一方的状况。当时著名的金融学家徐沧水就认为，通过选举，显露出了交通银行前途之新曙光。他说：  “交通银行现改选新董事，另推总协理，今所推选之重员，或曾在交通银行担任重要职掌，熟悉行务者，或现在他行从事银行业务，通晓商情，交行职员经此更新，或为前途之新曙光欤。”

3. 大胆改革，重振交通银行元气

张謇认为：“交通银行者，中央银行之一，政府之隶，而人民之资，夫人民之资，亦政府之利也。”正是出于对政府负责，对人民负责，张謇呕心沥血，费尽了心思和精力，挽救交通银行的危机。

在1924年2月的行务会议上，张謇阐述了自己的主张：“我行前此迭经风潮，元气为之索然，平昔虽中交并称，而自蹉跌以还，活动能力究较中行为逊，目前之计，须先培植元气，以谋基础巩固，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以此长治久安之策也。”为此，张謇以实业家的风范，对交通银行进行了多项业务方面的改革，使交通银行逐步规范，重振元气。张謇在主政交通银行期间，逐步改变交通银行过分依赖政府、听命于行政指挥的状况，经营上追求稳健型操作。完善了银行放款制度，积极清理旧欠。

张謇在上海交通银行任职虽然不到三年时间，但他为交通银行走出低谷，重振元气，作出了重大贡献，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一方面，交通银行成功地避免了被兼并的危险，“这件令人不快的事件（指中行与交行合并一事），表面上看似乎不可避免，而结果却因为张謇的接受任职而立即发生了转变”。另一方面，1925年，张謇最终在外部压力下卸任，但在他的主持下，“交通银行的窘迫年境已经有了很大的缓解，并呈现出复苏的迹象”，“所有前任所耗，以盈剂虚，亦以过半”。可以说，此时的交通银行已基本上走出困境，经营状况也大为改善，张謇在这期间起了很大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

五、创办教育，建设上海，为持续发展的事业培养人才

张謇不但以其独特方式为南通引进人才，如通州师范学校在上海聘请王国维等国内著名学者赴通教学，而且还直接在上海进行了办学的实践，对近现代上海乃至中国的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05年10月，张謇在上海老西门外方斜路上创办了江苏学务总会，他亲自任会长。这个总会成立之时拥有会员175人，至辛亥革命前夕就发展到600多人。此会于1906年改称为教育总会，1912年又改称为江苏省教育会，这是全国第一个最早公开成立的教育会。直至1927年被国民党当局解散。

1. 创办渔民小学校、水产学校，以兴渔业

张謇从甲午战争失败中感悟到，兴渔业、护海权必须要培养自己的人才。他认为：“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为此，他于1904年，正式向清朝廷提议创办一所水产学校。他与当时苏松沪道袁树勋商议，并经两江总督批准，在吴淞炮台基地划出一块公地，作为水产学校的建校地址之用。然而，由于清朝廷目光短浅，昏庸腐朽，只疲于应付时局，无强国之梦，加上师资、经费、生源等原因，筹办学校一事，一拖再拖，进展十分缓慢，在无奈之下就由江浙渔业公司先行开办了一所渔民小学校。虽然张謇倡议创办水产学校因种种原因未能立即成行，但他并未放弃。后经黄炎培襄助和首任校长张镠竭力筹措，终于于1912年在吴淞炮台基地这一地方，正式创立了江苏省立水产学校，这是我国最早的水产学校之一。其宗旨是肩负着维护海权、发展民族实业之使命。该校即如今上海海洋大学的前身。这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水产专业学府，也是国内唯一水产学科设置最为齐全的大学，被誉为“中国现代水产教育的摇篮”。

2. 创办了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以保主权而辅海军

在发展渔业、培养渔业人才的基础上，张謇还要发展航运教育，培养轮船驾驶员。为此，张謇在《致唐侍朗论渔业函》中明确地提出拟设商船学校。张謇为何要急于办这所学校？他在《致瑞瀓函》中就细说其因：“中国创办商轮局已数十年，而管驾、管机悉委权于异族，非特利权损失，且无以造就本国人才。际此商战竞存之世，欲借以保主权而辅海军，非创设商船学校不可。”为了筹集经费，解决土地问题，他要求“承前监督袁咨请农工商部转咨沿海十一省，合筹银十万两”。为解决校址，他又在上海吴淞炮台基地购置土地，着手筹建商船学校。他关心学校的建设，“除地基已于四月初一开工填筑外，所有监造商船学校事宜，拟另派熟悉工程之员专司其事”。1912年，在张謇的努力之下，商船学校终于在吴淞成立，此后培养了不少航海人才。

3. 参建震旦学院和复旦公学，以广教育

1903年3月，由马相伯发起，经与张謇商量，商请耶稣会创办震旦学院，张謇为校董，马相伯任总教习。虽然因内部纷争于1905年2月停办，但其后不久，张謇等一些知名人士积极倡议恢复震旦。教会乃聘请张謇等人组成校董事会，震旦学院很快于当年的8月重新开学，1928年改称为震旦大学。1952年10月，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中，震旦大学被并入其他学校告结束。值得一提的是，震旦学院复学的同时，马相伯在吴淞另办复旦公学，并于1905年9月开学，这就是复旦大学的前身。张謇也参与其中，助成其事。张謇还支持中国公学复学。中国公学是近两千名留日学生被迫退学回国后得到资助在上海四川北路成立的学校。后由于经费困难陷于绝境。张謇和郑孝胥等促成政府提供吴淞地区百余亩公地，为校址及官费资助，使中国公学得以复学。张謇任董事长。由于中国公学的特殊背景，还一度成为同盟会的一个重要据点。

4. 支持黄炎培的建议，以兴职教

1914年起，黄炎培担任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负责日常工作。在其建议下，教育会于1916年9月初率先提出了《实施职业教育方法案》，并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省级“联业教育研究会”。1917年5月6日，张謇与蔡元培、宋汉章等人一起，支持黄炎培在上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从此，职业教育在中华大地上蓬勃发展起来。此外，张謇还设立了上海商科大学、支持同济医工学堂复学等。张謇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思想不乏独创性。他的教育实践对近代上海、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推进了历史的进步。

（作者系南通张謇研究中心副会长）

参考文献：

[1]戴鞍钢：《张謇实业与上海的经济关系》，东方早报(上海)，2013年7月9日。

[2]张启祥：《张謇与危机中的交通银行》，《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3]卢建汶等：《张謇事业发展的支点—上海》《走进上海的张謇——张謇与上海的关系》，分别载《江苏地方志》2005年第6期和《近代中国》2006年第16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