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通州西亭三位宋先生/黄彩萍   周张菊

张謇与通州西亭三位宋先生

□ 黄彩萍   周张菊

在张謇的人生旅途中，有着如赵菊泉、翁同龢等众多的恩师。而张謇与通州西亭三位宋氏授业师之间的关系也颇值得关注：蒙师——秀才宋郊祁（字蓬山）；业师——廪生宋琳（字子卿）；问业师——举人宋琛（字璞斋）。

地缘关系使张謇与三位宋先生有了交集。张謇先祖张朝彦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在通州西亭建造了“张公馆”，比邻通州宋家。通州宋氏以私塾传家，宋琛是宋郊祁的儿子，宋琳是宋郊祁的侄子。宋家宅院座落于通州西亭河南中街湾子头，坐南朝北，虽不轩敞，但门堂内挂着的“经魁”、“岁贡”等数块蓝底金字匾额，显示出这家是获有“功名”的书香门第。

一、蒙师以“礼”尽心力

张謇的启蒙时间是在咸丰七年（1857），五岁的他因背《千字文》无讹而随伯仲叔兄入邻塾，开始求学生涯，先随三位兄长师从蒙师邱畏之先生，学了七年。同治二年（1863），当张謇以“日悬天上”对师所命“月沉水底”时，张彭年遂知其“可读书”，于是便与三弟张彭龄商量“明年延师于家”[1]。

同治三年（1864），张彭年特地傍五柳建了“仿陶书屋”，并于正月，延请了五十七岁的西亭宋蓬山先生来授读三个孩子：张詧、张謇、张警，并且让三个孩子任童仆职责“洒扫粪除诸役”[1]。这里说明一下，此时誉十五岁，已不再上学；謩已在四年前溺水而殇。张謇从此开启了与宋氏三位老师的不解之缘。

虽然謇兄弟已经在邱畏之先生那儿学了七年左右时间，但是“先生检视前所读书，音训句读多误”[1]。俗话说得好，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宋郊祁老先生是尽责的，“令自《学》《庸》《论》《孟》始尽易新本，授令重读，既背更授，自日三十行，渐增至六七十行或百行。亦授四声，或就《三字经》《四字鉴》《千家诗》为说故事。”[1]几乎是之前所学，全部重来。但并不是说邱畏之先生所教一无是处，至少，张謇幼时是在一种非常宽松的环境下接受着熏陶。而进入正式学程时，宋效祁采用的是让学生温故而知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方法。以至有一日，正值张彭年在塾，“有武弁骑而过门外者”，宋老先生就举“人骑白马门前去”命对，这时张謇的灵光显现出来，应以“我踏金鳌海上来”。这一对，马上将小小张謇不凡的心胸与气势显现出来。在大人看来人小志气大，必将成伟器。这种征兆让期盼出人才的宋老先生大喜，更让张彭年坚定了培养张謇的决心。而这件事也成了伴随张謇一生的美谈。

而在此其间，宋郊祁是开了大差的，因为他在五月“应岁科连试，复病足，罢课几两月。”[1]这里宋郊祁参加的是科试，是选拔生员参加乡试的考试，一般实行岁科连试，科试成绩列为三等。凡名列一、二等及三等前数名，就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显然这一次他获得了乡试的资格。而之前的三场乡试，因太平军攻占南京都未能如期举行，直到这咸丰九年（1859）的恩科，考场也被迫放在杭州的浙闱。大乱之后，百废待兴，恢复乡试时间太仓促，来不及赶在八月，而改在仲冬的十一月举行。这便是江南乡试史无前例的一次冬闱（一般的江南乡试都是秋闱）。这对于江南士子来说，无疑是一条大好消息，对于已经年过半百的宋效祁也是不幸之幸，在他刚取得乡试资格后不久就迎来了十一月的江南乡试，而且这次是父子同试。然而，他没有一路走运下去，但他的儿子宋琛获中举人，也是大喜事，于是又为儿子“摒挡诸事”，致使“计在塾教授不足六阅月也”[1]。即便如此，他在塾之日，张彭年“必朝夕起居致敬礼”[1]。虽然接连两次的应考与应对病足和应付诸事使宋郊祁元气大耗，致使旧疾复犯“患喘，夜寐恒短。”[1]但他感念张彭年夫妇“于其服食起居忠敬有加”，又以“上年旷课久为歉”，于是在第二年的教学上“督余益严，日授生书，尝再量难易为多寡，读则抗声先之，读而谐则称奖之。”[1]即使在晚上也是利用一切机会来教导，“余兄弟故与同寝室，床相接，即寝寐未熟间，问他事或问旦所读书义若何，意惬，则次日告先君而称许。”可见宋郊祁非常尽心，“是岁读《论》《孟》《诗》《书》《易》《孝经》《尔雅》竟”[1]。并且开始“学为五七言诗，试帖自二韵至六韵，制艺作讲首。”[1]张謇的聪慧，使宋老先生非常高兴，“每归，必挈与俱，亦令至西亭诗社，分题作诗，或限字为诗钟。”[1]这种跟随老先生游学的经历对于张謇的学业起着一种良好的促进作用。第三年，只学到五月份，这段时间学习“读《礼》《春秋左传》，作八韵诗，制艺成篇。”[1]张謇已经开始练习作州试题，并在老先生指导下而“赓续终篇”[1]。老先生“自始执笔学为诗文而至成篇，温呴敏抴，多方而不倦。”[2]张彭年则“尊之若父执，朝夕必问饮食，服御必时其喜好，病调其医药”[2]后因余东灶民与盐商争荡导致“知州以匪乱报督抚请兵”，而时任巡抚的李鸿章“檄提督张绍棠、吴庆华统二营临剿”，来“逮许”。结果因误判“逮许戮焉”，致使“乡人之惊惶逃徙遍数十里，匝月不绝。”这同样也影响到了张謇家常乐这边。常乐在余东的西南方向上，地理位置上相距不过二三十里路。宋老先生因此回八十里外的西亭去了，但未料不久老先生就因病去世。张彭年闻讯，不仅是带着謇兄弟“星夜赴其丧”[1]，并且“任经纪丧费”[1]。张彭年不但承担起料理孩子老师的丧费，而且还要“岁时必祭”[2]，以遵从儒家尊师之道，诚如孔子的弟子为孔子守丧三年以行弟子的孝道。这种身体力行的榜样对张謇的教育是深远的。

清承明制，科举必由学校，即只有各类学校的生徒才有资格参加乡试。清代文献中的“学校”，是指各类国立教育机构，此外还有私人和地方社会创办的私塾等教育机构。而宋氏家族是以世代办私塾为业。宋老先生的去世，张彭年“推尊先生之意，以礼先生子姓之贫者，无不及。”[2]自然顺理成章地张謇就被“先君命至西亭，从宋紫卿先生（琳）读，宿膳其家。”并且“间从璞斋先生问业”。张彭年因为宋老先生之故而对宋氏二师极其信任，然而却事与愿违。

二、业师以“利”酿风波

张謇在自订年谱中说的非常简略，师从宋琳后，“宿膳其家”。事实上，应该并不是一开始就住宋家的。从前面张謇的家世，我们可以明白张彭年是继承了张朝彦的衣钵。张彭年一方面务农，一方面行船做生意。据宋琳的后人宋本然夫妇提供90多岁老人杨士诚讲张謇小时候在西亭求学的录音资料可知，张謇一开始并没有住在宋家，而是住在船上的，因为张朝彦健在时虽然建了“张公馆”，但实际上住不到六年，就抵押给了周氏。待到张彭年贷资赎回时，张朝彦已经过世十七年了。所以张彭年做生意这种漂泊的生活是不稳定的。有一次宋琳夫人发现张謇放午学回去后不久就又回到塾里来了，一问才知中午家里没有饭吃，就带了一把蚕豆当饭吃的。于是宋家商量让张謇吃住在塾里，这样对于张謇来说是有了非常有利的学习条件。

张謇的字写得非常好，这当然与张謇后来遇到张裕钊老师教的拨镫法有关系，但也与他早年的基础密不可分。宋琳先生被他的老师评价为“文章一般，字冠五属”。可见张謇的书法基础应该说是宋氏教学的时段里打下的。但是张謇在学业上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十五岁那年虽然“间从璞斋先生问业”[1]，但在读《周礼》、《仪礼》时，“苦《仪礼》难读，亦不甚了解。”[1]。

既然确定了走科举之路，那么作为童生的张謇须参加科试来考取生员即秀才资格。但是清代有个不成文陋规：三代没有做过官，或三代以内不曾有人中过秀才、举人之类的家族是冷籍。因此张謇当时受到了冷籍的禁固，要想参考科试，“须有学官及廪膳生中之为认派保者”，廪膳生是指由公家给以膳食的生员，科举制度中生员（秀才）名目之一。府、州、县学生员（秀才）每月给廪膳，补助生活但名额有定数，经岁、科两试一等前列者，方能取得廪名义。虽然制度规定廪生须为应考的童生具结保证无身家不清及冒名顶替等弊。规定如此，但是长时间的科举导致了社会上大多数人只是为利益读书，因而这个制度也就建立在经济利益基础上的，会引来“必钩联多索费”[1]的境地，“以是一廪生缺，售值贵或钱三五千缗，贱亦数百千。”[2]其中缗是古代计量单位，即钱十缗就相当于十串铜钱，而一般每串为一千文。即三五千缗等于三五千千文，而在当时，折算白银为了一千六百多两。这是相当大的一笔数目，详细换算下文会提及。由是可见“学官因利分肥”[2]，而且是“上下昌言，略不为怪”[2]。

我们从张謇的家世来看，他家其实并不富裕。只是张彭年是个性情慷慨而豪爽之人，即使在贫困时他也周济别人，在做生意稍得宽裕的情况下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导致乡里人以为他很富裕，而事实上只是他不像别人那样守财而已。所以面对将来会“多索费”的巨额“正途”不可行，那么只有寄希望于冒籍一搏了。

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宋琳曾与宋琛联系，告知静海乡廪生易兰士想让张謇到静海参加考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从宋琳写给宋琛信的内容来看，宋琳还是为张謇考虑的，“弟想此事若行，势非公保不可。公保人多，钱亦难少，实费踌躇。兄到彼，止言系先父学生，家道平常，笔下亦平常，幼童观场，并无奢望，若数目太多，恐难径行。如不甚著重，可令车来，弟即往妥议。”[2]然而宋琛却“不允”。

张謇家族可考至居石港的高曾祖张阙，而他的先世祖父，“由口口相传为三姓街张氏”，但是“顾三姓街族谱久不修，而先世又率务农。”所以很难弄清楚他先世祖以上的家族情况。但是因为宋琳先生有故人在三姓街，因而“三姓街族人兆彪字啸谷者”，主动联系宋琳要求让张謇应试。也就是说，张兆彪主动让张謇归籍金西三姓街张氏。且据推算，张兆彪与张彭年是同辈，“以武举经商起家”，并且“习武中举”，这是三姓街张氏的家族传统。其家族中“习武中举者，咸、同两朝，先后殆十余人”[1]。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重文轻武现象越来越重，“相对文治而言，社会上已形成对武备轻视甚至可以说鄙视的氛围。”[9]因而两位宋先生对张兆彪也就有了也许是世俗之见的“不慊”。又因为问业师宋琛先生有位向来所熟悉了解的如皋人张駉，所以想要张謇认駉为族，于是舍近求远“先试如皋，不得当，再试通。”[1]而此时知天命之年的张彭年因为太寄期望于儿子成才而选择委屈求全。于是张謇的科举之路从同治七年（1868，张謇时十六岁）正月起，开始了一段无宁日的艰难历程。

先是宋琛将如皋张駉介绍给张彭年。由此得知冒籍安排：张駉之兄张驹的儿子张铨已经死了，因此让张謇冒名张铨来“报名注籍”[1]，随后“试但一场，取有名而已”，而试文被要求与张駉之孙“易写”，“一试即返”，“州试如之”。事情好像很顺利，但是接下来如皋张駉开始要求“院试隽，酬以钱二百千，不隽，但为任駉子与孙之试费”[1]。对方“以是为计大巧而值大廉”[1]，确实对比那触目的“三五千缗”的少了许多，但比之便宜的“百千”也就相差无几了。张彭年犹豫，怀疑不可行，但是宋琛却认为“兹事法当然，不然不谐”[1]，而且还告戒“毋令先叔知而泄”[1]。何以害怕让张謇的先叔知道此事?俗话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宋琛作为一个饱读四书五经的举人，自知此举是不合宜的，但在利益面前，不合宜又怎样?因张駉之孙名张育英，由此张謇被要求循其名而命名为“张育才”。值得比照的是张育英“故以贫读书于县之抚幼塾，塾不征学资而给食，就学子弟以字分次其入塾之年”[1]，这里的“县之抚幼塾”是如皋县里的乡绅捐资所建，用以教养贫乏子弟。此时张謇与父亲张彭年“心皆不安”[1]，但已经应县、州试，也就将就了下来。现实中，当断不断，将就下去很有可能就带来祸患。而后的情况就一步步应验了。

“十月，应院试”[1]，至榜发，“取中二十六名附学生员，由是酬驹以二百四十千”[1]，此处我们看到，已经不是约定的“二百千”，是约定的1.2倍。那么这里有必要解读一下，这笔钱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只是一个数据，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清代币值变动最剧烈的一次，是在太平天国得势的时候。”[10]在太平军所占领的区域“物价并没有上涨”[10]，而“自咸丰年间到同治初年，铜钱对白银的比价，曾不规则波动。自同治十年起，银钱的关系，又发生一次转变：就是和清初一样，钱贵银贱。”[10]同治九年1870年，一两白银等于1856钱[10]，太平军控的区域内，在1851-1880年，每公石米价2914钱[10]，同治元年（1862），一两白银等于1550~1660钱[14]。这里的“两”、“钱”是银的记数单位。如此说来：钱二百千即200000/2914等于68.63公石米，清朝的1公石米为100斤，也就是6863斤米；或者折合白银（参同治九年）200000/1856等于107.76两。再参考雍正年间“塾师馆金每年十二两银”[10]。如此我们可以粗略比照一下这个酬金的份量。也就是说这二百千钱的酬金相当于一个塾师工作9年时间的的报酬。而之后违约上涨酬金就相当于一个塾师工作10年零9个月左右的时间。而作为一个塾师在当时的社会里是比较有身份地位的，可见这笔酬金数目是相当大的，不是一个普通家庭所能承担得起的。张謇家由此陷入了泥潭中，“资不足则署券，而从而居不泄之功索报者，实繁有徒，自此家无宁岁矣。”

在四月州试时，张謇“取列百名外”，而比张謇小一岁的通州范铸，却“取第二”因此，宋琛“大诃责”，谓：“譬若千人试而额取九百九十九，有一不取者，必若也。”[1]张謇是个非常听话而又好强的孩子，他到西亭后，“凡塾之窗及帐之顶，并书‘九百九十九’五字为志，骈二短竹于枕，寝一转侧即醒，醒即起读，晨方辨色，夜必尽油二盏，见五字即泣，不觉疲也”[1]，当时的形情是“每夜读制艺辄过三更，日未出即起，课文月九日，日课诗文三首，如是迄院试凡六阅月。”[2]付出总有回报，在接下的来应试中张謇隽起而范铸却落后了。至此，通州三姓街族人还依然不知张謇已经往如皋张家冒籍了。“九月，犹至西亭塾邀应试”[6]，为此，宋琳专门写信给张彭年告知：“昨有三姓街贵族人来，其言颇合礼，现届九月，院试已速，兄如稍闲，即来一叙。适需四五十圆，请为调度，有即携来。”[2]于是张彭年赶到西亭来商量，可是“璞斋师仍不允，紫卿师两可之。”而其中“四五十圆”，因为当时的两和钱是银的重量单位，1两约等于36克。而一圆，指银七钱二分，约等于26.5克。即按五十圆计，即为36.8两。由此我们可以比较其中的轻重来。当张謇的三叔“闻余入县学，颇咎父过听宋师言，相视瞠目而已。”[2]而紧接着是“张镕索学官认派保廪生贽及他费银一百五十圆，十二月至家坐索八十圆，复索二百二十圆之约券为谢。此外凡曾刺知有应县州试事，及试时曾为接送者，均挟不泄功索谢。”[2]自然“其两宋师之当重谢无论矣。”[2]

在接下来的同治八年年谱中，张謇关于西亭只记了这样一笔：“仍从学于西亭，颇苦籍事索酬之应付。”事实上，此时张彭年“力已竭，家中轑羹勃溪之声相闻”。仅接着注了一笔“时而归，并以文质里中徐石渔先生（云锦）。先生，外舅之族也。”[1]也就是说，张彭年为张謇另请了自己岳父一族中的徐云锦做张謇的问业之师。于是张謇开始在海门与西亭间来回求学。

同治九年，“仍从学于西亭。科试一等十六名。”[1]至此，张謇同当年宋郊祁老先生一样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于是“七月，从紫卿先生应江南乡试”[1]，前面说到江南乡试都是秋闱，即八月份考，这里张謇跟随宋琳七月就去应试，显然是提前去的。但经过“试卷，房考备荐”[1]，张謇与宋老先生一样以“落卷”而归。这下却触动了如皋张氏的利益，张駉之子张镕于是通句容杨某来索千金，十月来信，张謇均以不应对待。闰十月来讯要挟，张謇将此示于宋琛却得到如此回复：“此等事，由来如此，我亦无法，当与镕父计之。”[2]十一月恫吓，而“璞斋师宁不能执前说责其反覆，而始终无一言”[2]。而至年终，张镕之事还得有个了断，此时宋琛来讯：“前到家询僖牧（駉字）致书之意，欲就中了事，并非伊欲作难。海相公系讼师钱瑞清唆使，呈子亦钱写。两日内与如皋人动身行事，洗心道士谓小为周旋。伊可作主，总替润翁（先君字润之）省事。务望父子一人来城，方可无事。予于廿三日晚船北上。总之即到如城，亦无大事，不如省事之为妙耳。斟酌要紧。”可见其吞吐含糊其辞。

前面虽然未能中榜，但作为“隶学籍”年已十八的张謇，已经有来“议婚者百余家”[1]，可见社会上对于读书人的看重。面对此种情形，张謇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谓一秀才值不得如许势利”[1]。话又说回来，谈婚论嫁是人一生中的大事，最早有意张謇的就是宋效祁老先生，当年呈示意张彭年，想让自己的孙女即宋琛之女与张謇订婚，张彭年是一直记着的。只是此事随着老先生不久的去世未行，到西亭后，宋琛的妻子孙夫人非常喜欢张謇，但也没有订立婚约。其原因在于宋琛因为张謇家是“农家，又兄弟四人，故不决。”而到落榜后，孙夫人之兄孙锦裳却来促订婚约了，他嘱咐宋琳转述其两个条件：一、须居住在城区；二、要一起买住房居住。其所要买的房子就是“玄妙观前宅”[2]，“宅值钱八百卦”。据《归籍记》中记载“通俗钱八百为卦”[2]那么这笔房价按前面的等价推算可知相当于白银345两，即相当于普通塾师工作29年时间的的报酬。即使算做通海地区的宿儒，广收学生，也需要三四年的时间才有可能有此收益。这种情形，对条件要求如此高，放在现当今来看也是多么稀松平常之事！跨越一个半世纪，人性何其相似?宋琳就写信给张彭年并将此事告诉了张謇。张謇当即就作了这样的回复：“是于义不可。舍父母不养而就妇，不孝；竭兄弟之力逸一人，不弟。且璞斋师有二子，而赘婿同居，非李非柰，亦不安。先师蓬山先生之过爱，固期以成人也，不孝不弟，不足承先师意，敢辞。”[2]宋琳先生就说：“我讯与若父，可否若父主之，若非所宜言”[2]于是张謇回家将此事告诉父母，张彭年夫妇认为儿子张謇回答得对。只是张彭年感念宋郊祁老先生与孙夫人对自己孩子的恩义，婚约就谢而不定，但同意担负宋琛家买宅时的一半房价。这里交待一下，就在张謇十八岁这一年，张彭年是在贷钱的情况下将“张公馆”赎回的。

同治十年，就在外面正大风雪的年初三这一日，张彭年将贷到的“钱五十千，命赍至城送璞斋师行”[2]，于是十九岁的张謇冒着“雪深没膝”行走二日，才送到距他家八十里的璞斋师处，以备璞斋师“初五六日北上”。然而这五十千折为白银才二十五两左右，只及宋琛所要求五十金的一半，因此璞斋师“色不怿”而“叩以镕事”说：“若父子殊不晓轻重，镕即有事，待我回再了耳。” [2]至此张謇离开西亭“从海门训导无锡赵菊泉先生彭渊学。”[2]

在赵先生教导下，令张謇“尽弃向所读之文，以桐城方氏所选《四书文》，及所选明正、嘉、隆、万、天、崇文授读，每课艺成呈阅，则乙抹过半，或重作，乙抹如前，训督严甚，乃大愤苦。逾半年，抹渐少，复命从事朱子《四书大全》，自是益进读宋儒书。”[1]而其间，在四月，张謇被押于如皋学宫，索重赂。张彭年求救于宋琛，却谢不能为力，致使张謇家“实不支，而金太夫人郁致疾”[1]。经过三个月，张彭年“多方贷集百数十金，延某甲往说，仅获放归。”[1]十月底，张謇在归籍过程中，时调任通州太守孙云锦派人邀请宋琛，请他来说明这个冒籍案的原委时，宋琛的答复是：“张生自识駉、镕父子成此事。否则张生父，通州例贡，今生试如皋，讵不父子异籍？”[2]他将此事推得一干二净。当孙太守诘之以“张宋屡代交亲，州试时寓若所，若知如是，当时曷不阻止？”[2]宋琛无言以对。即便如此，屡经磨难的张謇，其才能已经得到赵菊泉以及师山书院院长太仓王菘畦及等多位爱才惜才士人的认可，认为“张郎非池中物”[2]，因而出手相助。同治十二年五月，“州奉学使札，礼部核准，饬学遵照注册”，冒籍一案至此了结，这场风波前后经历了四年半。这四年半里，致使张謇家“家益不支”，而兄弟分家，“因籍事所负千金之债，则由张謇与胞兄张詧承担，“计尽卖产抵负，犹不足。” [6]

三、张謇以“德”弃前嫌

张謇从学于宋氏从十二岁至十八岁，前后共计七年时间。之前师从邱畏之时，张彭年因“居近而交亲，謇兄弟脩金视他儿逾倍，邱先生倚之，虑謇兄弟他适。”而到师从赵菊泉先生时，在年末岁终之时，张彭年送去张謇的学膳费用，赵先生因为怜悯张謇家受冒籍难致贫，而不接受。再至后来的张謇生命中的恩师，相较之下，一个人的高下自可了然。

到同治十三年，二十二岁的张謇正式走上社会。但是张謇从没有因冒籍风波而恨宋师，相反，在外与宋师及师母书讯往来，外出归来必去拜谒宋氏老师及师母，食宿其家。他在日记中多次记载“晚至璞师母处谈”、“时已二更余，严城扃闭，敲璞师母门宿”、“返至璞师母处饭”、“至璞师母处，共说家况”、“复至璞师母处话别”、“璞师母招饮”、“璞师母招往”、“宋师母招饮”等等。由此可见张謇与两位宋师及师母相处是非常和谐、密切的。光绪十二年（1886）三十五岁的张謇在八月二日得知宋琛先生“以知县候补山东卒”[6]，“三日诣宋氏，商璞师后事”，为老师理料归葬诸事。光绪二十三年（1897），已中状元、四十五岁的张謇，在六月十二日亲赴西亭“吊紫师之丧”，并于二十一日“作紫师挽联：相向而哭，与同学生，人乎天乎，悲端弥触师门旧；不祧之祀，惟始立庙，无后有后，变事方知礼意精。”

人的性格主要是在后天的社会生活环境当中逐渐形成的，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文化性格更是如此。张謇的文化性格当然也不例外，其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对张謇文化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传统文化又是他通过读书而主动接受、通过生活磨练而不断积累得以实现和强化的。

张謇一生于冒籍案风波之后遇多位良师，此乃人生中不幸之万幸，这也是成就张謇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冒籍风波其实也是当时社会情形在张謇身上的体现，当时情况是困苦的，但于成就张謇也未尝不是一个资本。就在张謇二十七岁那年十月，他遇到恩师夏同善。当时夏同善为江苏学政，他非常敏锐地发觉张謇因自身经历而形成的一些狭隘的思想言行，于是语重心肠地告诉他：“科名得失无足轻重，但藉此多读书，充实根柢，固愈于少年登科胸无把握也。所尤望者，勿了了恩仇，务豪侠之行；勿非时建白，误有用之才。要当涵养器度，精究义利为世用，然后可耳。”[11]引导他学习的真正目的是成为社会所真正需要的人。所以有后来张謇告诫学生所言“既生在世界之一人，人有人之事。人在少年，有少年之事。少年之事，为一生作事之基础，基础大小厚薄不同，要必同等。同等则必有一方针。所谓方针，不必一成不变也。使前所定者，问之心有所得，验之事有成绩，可仍本原定之方针，益加勉励。使不幸而误入歧途，则须回头猛省，重定方针，以谋补救，庶失之东隅者，犹可收之桑榆。”[12]

在拜访宋氏后人宋本然夫妇时，他们跟我们说得最多的是张謇中状元后，每次来西亭都是“青衣小帽，从不摆架子”，“只要到西亭来，必然要来看望老先生，直到老先生死后两年还来。”诚如后来张謇教导儿子张孝若时，告诫“待先生须有诚敬之意，此即立身处世之道。”[13]

（作者单位：海门市张謇研究会、海门市历史学会）

参考文献：

[1][6][11]李明勋，尤世伟:《张謇全集》(8)第987页、第988页、第994页、第16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2][3][4][5]李明勋，尤世伟：《张謇全集》(6)第321页、第284页、第29页、第4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7]《同治三年那科江南乡试》，见http://news.cqnews.net/html/2014-06/20/content_31110165.htm

[8]魏光奇：《清代的科举制度》。

[9]《中国历代武状元》第30页。

[10]《清代米价表2》，《中国货币史》第579页、第582页、第587页、第582页、第576页。

[12]李明勋，尤世伟：《张謇全集》（4）第532—53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13]李明勋，尤世伟：《张謇全集》（3）第154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14]《清代制钱市价表》二，见《中国货币史》第5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