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謇教育思想的三个特点/沈振元

论张謇教育思想的三个特点

□ 沈振元

张謇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张謇教育思想是个深邃的思想体系。它是张謇在长期教育实践中产生的，是其在艰苦卓绝创办众多学校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也是在我国传统哲学理念烛照下日臻完美的，内函丰富，博大精深，大气而富于智慧，具有深深的时代印记和鲜明的个性特征。与同时代的教育家相比，张謇教育思想有三大特点，即宏观性、实践性、哲理性。正确认识这些特点，对于我们学习和践行张謇教育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宏观性

张謇教育思想的宏观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大目标、大视野、大手笔。

1.大目标。清光绪二十年（1894），张謇大魁天下后，便以下天为己任，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愿，为国家做一番事业。然而当时的“君”是个没有实权的光绪，朝廷大权操纵在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昏慵、愚昧、腐败的官僚手中，满清政府如一个垂死的老人，毫无生气，无所作为。甲午战败后，西方列强加紧入侵，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随时都会有“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危险，“救亡图强”已成为当时中国的最强音。许多仁人志士纷纷探求救亡国强的途径和方法。1895年，中国有三个大人物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康有为选择了变法，孙中山选择了革命，张謇选择了实业和教育。他们选择的路径不同，方法各异，而终极目标是救亡图存，救亡图强。

张謇善于从宏观上思考问题，认为：“立国之根本以政治、实业、教育为三大纲，而教育又为政治、实业之根本。”[1]国家的建立，一要靠政治（上层建筑），二要靠实业（经济基础）。政治又需要教育提供思想，帮助教化；实业又需要教育提供科学技术和人才支持。因此，抓住教育这个“根本”，也就抓到了救亡图强的关键。于是他高高举起教育救国大旗，把当时的教育称之为“救亡图强之教育”，强调所有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都必须服从并服务这个大目标。同时，他又把实业、教育作为实现救亡国存目标的两大抓手，提出了一条实现目标的基本思路，他说：“惟是国所与立，以民为天。民之生存，天于衣食。衣食之原，父教育而母实业。敷施翕受，功用相须。”[2]这段精辟论述阐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立国必须依靠人民；民之生存必须依赖衣食，衣食的根本在于教育和实业。父、母分别代表古代哲学中阳和阴两个符号，表示事物对立统一的两个侧面，它们互相依存，不可或缺。这里的父、母分别代表教育和实业，它们既对立又统一，发挥各自的功能，就能产生物质财富，满足人们的衣食之需。为应对时局，他进一步指出：“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泰西诸大国之用人，皆取之专门学校，故无所用非所习之弊。今外洋各国与我交涉日深，机局日逼。若我仍持此因循之习，固陋之才，浮游之技艺，断不足以御之，应请各省广设学堂，自各国语言文字以及种植、制造、商务、水师、陆军、开矿、修路、律例各项专门名家之学，博延外洋各师教习”[3]，以培养各种应用型人才，应对外洋挑战，满足国家需要。

2.大视野。眼界决定境界。张謇学识渊博，视野开阔，不仅有现代意识，而具有世界眼光。他认为：“有世界知识，而后可以知一国之地位，有全国知识，而后可以谋一部分之利益。”[4]宣统三年六月（1911.7）张謇被推为中央教育会会长，他在《中央教育会开会词》中明确指出：“今日我国处列强竞争之时代，无论何种政策，皆须有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与于竞争之会，而教育尤为各种政策之根本，故但有本国古代历史之观念者，不足以语今日之教育，以其不足与于列强竞争之会，即不足救我国时局之危。今日最亟之教育，即救亡图强之教育也。然非有观察世界之眼光，则救亡图强之教育政策无自而出。”[5]一百多年过去了，这段振聋发聩的话依然熠熠生辉，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3.大手笔。这通常指有名的文章家或其作品。张殿撰的大手笔，不仅指其能写出经世大文，主要指其振兴教育的宏大气度和辉煌业绩。张謇的过人之处在于有全局观和责任担当。他从1888年至1895年，先后在赣榆选青书院、太仓娄江书院、崇明瀛洲书院、南京文正书院、安庆经古书院任山长，谈论教育从不汲汲于某一校一科之得失，而是着眼于全局，着眼于国家，阐述教育与强国，教育与民生、教育与实业的关系。论办学，他不仅要办好几所学校，而且致力于构建南通的文化教育体系。他说：“师范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基归。士成士，农成农，工商成工商，进而为持廉尚耻之议士、官吏，推而为有勇知方之海陆军，人人皆有学，学皆务实，秉礼以自处，明义以处人。”[6]它既表述了一个科学的教育体系，又展示了一个宏大的文教建设图景。在南通，他办了全国第一所私立师范——通州师范，还办幼稚园、小学、中学，多种职业学校，有的扩充为专科学校，1920年合并为南通大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办学体系。同时，又借鉴欧洲的办学经验，创办图书馆、博物苑、气象台、伶工学社，更俗剧场、公园、医院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教育体系，使南通成为令人艳羡的模范。这确是令人惊叹的大手笔！上观千古，旁览九州，何处能与南通比肩？南通之外，由张謇倡议，捐助而设立的学校有吴淞商船学校、吴淞中国公学、复旦学院、龙门师范、扬州两淮两等小学、中学及师范、南京高等师范和南京河海工程学校等，这又是个大手笔！在与张謇同时代的教育家中能像张謇那样办那么多学校者又有几人欤？

二、实践性

张謇先生主张教育要“尚公”“尚武”，还要“尚实”，注重“躬行实践”。这是张謇教育思想又一特点——实践性，即崇尚实学，注重实践，讲究实用。

1.崇尚实学。张謇先生的这一思想源于宋代大教育家胡瑗。胡瑗（993—1059）字翼之，江苏如皋人，因世居陕西路安定堡，世称安定先生。他提倡实学，主张培养实用型人才。他认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培养的学生应“明体达用”，即不仅要遵守伦理道德，而且能通达于实际，应用于实践。他首创“分斋教学”制度，即根据培养目标和所学的专业进行分班教学，培养实用型人才。张謇十分崇敬安定先生，他借用韩愈崇拜田横的故事，形容他与胡瑗“旷百世犹然相感”，以示他们心灵相通，并说：“矧距先生七百余年，而近先生居百余里，闻先生之风，其能无概于心？”[7]他高度评价胡安定的教育思想，他说：“夫安定之教，敦尚行实，先治己而后治人，其经义治分斋，不囿于一途以为教。学者于经传、文章、民兵、水利、算数之类，各有所得，而疏通笃雅，是以朝廷重之，不问而知孰为安定弟子。后世称有宋学术，安定、泰山并为先河。伊川程子，则亦安定教授太学时之弟子。盛矣哉！学固贵有体用，若安定之学，岂惟今世言教育者所宜师，岂惟乡里后生小子所知引重。”[8]表明了践行胡氏教育理念的心志。

2.注重实践。实践是获取真知增长才干的重要环节。张公认为，“学生当孜仡于学，立志于业，重视实验”。主张“知行并进”，鞭策学生“负责任，知实践，务合群，增阅历，练能力”，以适应今日世界竞争的需要，他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旨趣书》中强调实践，在提出德、体、智三项方针时都蕴含实践的要求，如“注重学生道德思想，以养成高尚之人格”，强调“养成”二字。他批评“弃置勿讲，或讲矣而不励行，坐令青年堕落”的错误行为，要求学校“发大愿力，务矫此弊”，做到“待己，则以奋勉笃实为归；待人，则以仁民爱物为志。师徒一堂，相为诫勉”。在谈智育时，“注意实地练习，以养成切实应用之智识”。他批评学校“供教育著述之资料者多，而以之施于实用者鲜”的偏颇，强调“于教员则必求其富有工程经验，而热心于教育者；于教科则广储仪器，以供学生之实验；于教授则必使学生能活用学理而不专致力于记忆。此外如参观工程，以资感发，派遣学习，以增阅历，实益所存”。只有这样，切实应用之知识才可养成。张公对实践之重视可见一斑。

3.讲究实用。张公有言：“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其中一个关键词就是“适”，他认为“凡事必求其适”如常人置一冠，购一履，唯适是求，何况教育呢？因此，面对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他希望学生了解历史，知耻而勇，学好专业，服务国家，他说：“愿诸生志勾践之所志，为德国国民之所为。将来毕业后，为农者必蕲为良农，为工者必蕲为良工，为商者必蕲为良商。”[10]这与安定先生“明体达用”的观念一脉相承。

三、哲理性

教育总与哲学相伴而行。教育事业是智慧的事业，离不开哲学思想指导。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教育家，也是有名的哲学家。如古希腊的苏格拉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中国的老子、孔子、孟子。在哲学家的著作中，常有精辟的教育理论；在教育家的著作中，也总闪耀着哲学的灵光。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会遇到复杂多变的教育对象和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教育现象，如果没有哲学思想作指导，恐难以驾御和处理教育中碰到的各种问题，因而无法进入教育的自由王国。张謇非常重视哲学，他告诫儿子：“哲学乃各学之空气灵光，尤不可不知。”他还认为，“哲学的作用最大，能呼吸高尚之空气，而使之附丽于实质之中。”正因为如此，他明确宣示：“政治教育不能与哲学宣布独立。”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教育思想富于哲理，闪耀着智慧的灵光。

张謇的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也不同于中国当代哲学，而是中国古典哲学，他说：“中国讲哲学之最古者，莫如《易经》；其次则《礼记》，亦有所发明。《易》、《礼》讲圣字，圣即无所不通之谓。宋儒解释拘束，失其本义。”[11]他尊崇传统哲学，对宋儒解释的哲学思想持保留态度，传统哲学的核心是个“圣”字，圣的本义为通，《说文》：“圣，通也。”《书·洪范》：“睿作圣。”睿，智慧，亦指具有这种智慧的人。因此，张謇教育思想的哲理性具有其独特的内涵。

1. 整体贯通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注重整体关联。因为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通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孤立到整体之外。只有把部分放到整体里面，才能正确认识它。部分的任何变化，都会直接影响整体；同样，整体的变化也影响部分。张謇先生的思维方式注重贯通，他说：“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国民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12]他着眼整体，使各个部分彼此衔接，逻辑严密，无瑕可击。这种思维方式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强调此离不开彼，彼离不开此；此中有彼，彼中有此，彼此贯通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2.动态平衡的处事方法。中国哲学特别关注人的问题，人世间的事情总是变动不居，瞬息万变。中国哲学又提倡“中庸之道”，“中”是指事物的平衡，平衡就是适度，既不过，也无不及，是恰到好处，但这种平衡也不是静止的，而是相对的，变动的。因此，处事的方法，不是一成不变，也应当是动态的，达到“动态平衡”。张謇对教育方法的论述，体现了“动态平衡”的哲学思想，他说：“教育者，有方而无方，有法而无法之事也。人不可无教，故无世无地无事可以不教，是为有方。人不同世，世不同地，地不同事，事又各有其不同，执古以例今，执此以例彼，执甲以例乙，则扦格而不入，龃龉而不容，火水而不亲。各宜其所宜，各适其所适，是则无方。教聋不可以管籥，教瞽不可以文章，教童子不可以乌获，必因其所能明而益以明，因其所能行而导以行，是为法，是有法。或举一而即悟三焉，或兼两而始见一焉，或因负而觉正，因权而反经焉，恶乎非法，恶乎非非法，是则无法。”这段充满哲理的文字，生动地阐明了“教无定法”的道理，强调方法的运用，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从而进入无所不通的境界。

3.自然合理的运作方略。自然，指自然而然，这是万事万物的本然状态，因而也是最合理的状态。顺乎自然，适用于一切方面，适用于人身，也适用于社会。老子认为，只有顺应自然并尊重自然规律，才能获得圆满的人生。顺应自然，还得承认差别，孟子说过，“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不必追求整齐划一，“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如一个班级，总有男有女，有高有矮，各有个性，构成一个多姿多彩的群体。因此，无论办什么事情，都得正视客观实际，实事求是，因事制宜，以达自然合理的状态。张謇先生主张，“不歆于人之高且大，不慕于外之新且异，不强人以就我，不贬我以就人。”他认为新与旧是相对的，教育是“有新而无旧之事”，教育工作“不顾其后而惟新之膻，暮不待朝，乙务掩甲，不辨孰旧，且穷于新焉。”[14]

总之，客观世界是复杂，但它总是整体贯通，动态平衡，达到自然合理的状态。教育也是如此。教师必须善于用哲学思想分析教育教学现状，注重动态平衡，追求自然合理的境界，进入教育的自由王国。

（作者单位：海门市张謇研究会）

参考文献：

[1][3]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①》第16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2] 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⑤》第11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4][5][6][9][10][11][12] 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④》第183页、第188页、第613页、第333页、第554页、第462页、第7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7][8][13][14] 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⑥》第394页、第394页、第436页、第61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