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先生的清廉人生/周至硕

张謇先生的清廉人生

□ 周至硕

张謇（1853—1926），清末状元，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生活在中国日益深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年代，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无论在官场上，还是在企业里、社会上，甚至家族中，都能清正廉洁，光明磊落。

身直行始正

张謇的做官经历除了考中状元后授翰林院修撰外，1895年“朝旨任余总办通海团练”。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札委“总理通海一带商务”，即任通州商务局长。1904年“朝旨赏三品衔，为商部头等顾问官”^[1]。1909年被推为江苏咨议局局长、教育总会会长。1910年被推为江苏地方议会会长。1911年，任命为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两淮盐政总理。1913年被民国北京政府任命为农林、工商两部部长、全国水利局总裁。1920年被任为吴淞商埠督办。1921年任交通银行总理等等职务。其中主要的还是任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北洋政府农商部总长、全国水利局总裁等做官经历。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1866—1925）、黄兴（1874—1916）等革命党人考虑到张謇在国内国际的崇高威望和才能实力，以及筹建中华民国的贡献（以大生纱厂为抵押，为临时政府筹借50万元），临时政府任命他为实业部长。但是，民国元年（1912）2月12日，张謇就给临时政府提交辞呈。辞呈曰：“汉冶萍事，曾一再渎陈，未蒙采纳，在大总统自有为难，惟謇身任实业部长，事前不能参预，事后不能补救，实属尸位溺职，大负委任。民国成立，岂容有溺职之人，滥竽国务？谨自劾辞职，本日即归乡里。特此驰陈。”^[2]由呈文可见，张謇是为“汉冶萍事”而辞职的，那么“汉冶萍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汉冶萍”是指1908年清政府准盛宣怀（1844—1916）奏请，合并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组成的中国最早、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全称“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辛亥革命前夕，汉冶萍公司年产钢近7万吨、铁矿50万吨、煤60万吨，占清政府全年钢产量90％以上。辛亥革命成功，民国临时政府肇建之际，经费紧张，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同意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合办为条件筹措资金。张謇得知后，持坚决反对意见。

在这之前的1912年2月7日，张謇已经致函孙中山、黄兴：“顷鄂人来书，诘问汉冶萍与日人合办事。鄙人前闻盛宣怀以该公司抵借款项、转借与政府之说，谓是仿苏路办法，亦不介意。乃今日忽闻集股三千万元，中日各半，由公司转借政府等语。此事详情，两公必预知之……汉冶萍之历史，鄙人知之最详。综要言之，凡他商业皆可与外人合资，惟铁厂则不可；铁厂容或可与他国合资，惟日人则万不可。日人处心积虑以谋我，非一日矣，然断断不能得志。”^[3]张謇认为，控制了汉冶萍公司就是控制了中国的重工业，“日人处心积虑以谋我”，与日人合办汉冶萍，就等于让日人把持了中国的命脉，是断然不可以的。

张謇因“汉冶萍事”“自劾辞职”，表明的是一种态度，事关国家命运、民族利益，必须坚持原则，坚持公正，毫不含糊，毅然决然。

宣统逊位，清廷谢幕，袁世凯任北京政府临时总统。1913年七月，“袁迭电属组阁，力辞，荐熊希龄。熊希龄组阁，连电属任农商，辞，强益迫切。”^[4]张謇在《啬翁自订年谱》中记录了他任农商总长的起因，他原本无意在袁世凯政府做官，一再推辞袁世凯要他当总理组阁的邀约，但还是推不掉老友熊希龄的坚请，接受了北京政府农林、商业两部部长的任命。对于这次出山，张謇说：“余本无仕宦之志，此来不为总理，不为总统，为自己志愿。志愿为何？即欲本平昔所读之书，与朋辈讲论之事，试效于政事，志愿能达则达，不能达即止”^[5]。

民国北京政府1913年9月11日任命张謇担任农林、工商两部部长的批文要求张謇“十月二十一日二时到部，六时接印；二十二日视事”^[6]。张謇上任三天后，《宣布就部任时之政策》，通告农林、工商部员：“农林工商者，图治之事。农林工商部者，为人民生利供政府分利之地也。世不思治，治无可图；分利过当，生亦不及。何况民国肇建，内乱外寇……”^[7]张謇指出，自清朝末年以来，“各省官营业始纷纷出现，然排调恢张，员司充斥，视为大众分利之薮，全无专勤负责之人。卒之糜费不资，考成不及，于财政上有徒然增预计溢出之嫌，于实业上不能收商贾同等之利，名为提倡，实则沮之。謇意自今为始，凡隶属本部之官业，概行停罢，或予招商顶办，惟择一二大宗实业，如丝、茶叶、改良制造之类，为一私或一公司所不能举办，而又确有关于社会农商业之进退者，酌量财力，规画经营，以引起人民之兴趣，余悉听之民办。此謇对于官业之主张。”^[8]张謇对于当时官营企业致使财政支出徒增，而税收不能跟上商家企业，成了众多官吏分利之所的现状，提出除少数非官办不可的“大宗实业”之外，“悉听民办”。

张謇在通告中还指出：“至扩张民业之方针，则当此各业幼稚之时舍助长外，别无他策。而行此主义，则仍不外余向所主张之提倡、保护、奖励、补助以生其利；监督制限，以防其害而已……”^[9]

这一“扩张民业”的廉政措施，对于铲除官场滋生腐败的温床，割除当时“分利过当，生亦不及”的弊端，都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当然，冲击了不少达官贵人的私利。这样的政策只有身直行正的人，才能敢于颁行出台。

两天后，张謇又发布《就部任时之通告》，宣告用人原则：“国家设官分职，有职然后有官。用人者为事务求人才，非为个人谋位置。此古今政治之常轨，无论如何，政治无变通之余地者也。乃现查工商、农林两部员司至四百余人之多，其学有专长或熟娴部务者，固不乏人，而但有职名无所事事者，亦殊不少……用人之标准，当视办事之范围。有官而无事者存其官而不必置其人，有事而人多者减其人以适当于事，诚能全国实业渐次稳固扩充。”^[10]之后，经国务院同意，农林、工商两部合并为农商部，原两部八司改设三司一局，张謇要裁减的当然是一批“但有职名无所事事者”，能在官场无所事事而能尸位素食的是何许人士？人们心知肚明。精兵简政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张謇执政廉洁奉公，更多的表现在处理具体事务中，1913年11月19日《工商部令一百十八号》就是一例：“商人张嘉汉等试办人力车商会，迭经呈请本部立案。本部以该会收捐过巨，令警察厅查核。”查核结果：“北京已设有人力车联合会，足资联络。再设商会，殊觉重复。况每月坐收巨款，迹近敛费，自应即将该会取消”^[11]。张謇下令取消人力车商会，解脱了北京人力车夫脖子上的一根绳索。

又如，1914年农商部颁发了《公司条例》《公司注册规则》，规定“公司禀请注册，应依公司种类并资本或股本之总额，照所定数目，缴纳册费，县知事署注册所需办公费，即由应缴册费内扣留五元，以资应用”^[12]。并规定在商人稟请“五日内必须详转”，但有的地方官吏故意拖拉，敲诈勒索。针对这一恶劣行为，张謇于1915年2月27日签发《禁止地方官吏刁难勒索注册商人咨》，公文指出：“凡地方官吏，关于注册事项，有在法定应缴册费之外，勒索分文者，准由被勒索人向上级该管地方官厅或本部禀诉，一经查实，尽法惩办，藉警官邪，而维商政。”^[13]

张謇任民国北京政府农商总长期间，修订和颁行的政策法令涉及农业、林业、工业、矿业、商业、金融业等领域，共有32项，而1912年到1915年是民国制订经济法规的高峰期，共有44项，张謇任期制订的占72％以上。这些法规的制定，初步确定了民初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张謇的贡献彪炳史册。

1914年冬，袁世凯倒行逆施，称帝野心日益明显，张謇劝阻无效，酝酿辞职。1912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承认帝制，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为了笼络张謇等人，袁世凯于12月20日发表申令，特封张謇等四人为“嵩山四友”。申令称：“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皆以德行勋猷，久负重望，在当代为人伦之表……”云云。并议决五项优待办法：“（一）免其称臣跪拜；（二）赏乘朝舆，到宫内乘肩舆；（三）皇帝临朝时，四友在勤政等殿得设矮几赐坐；（四）每人给以岁费2万元；（五）赏穿特种朝服^[14]。面临荣华富贵，张謇还是选择与袁氏决裂，殊不与其同流合污。1915年正月十八，张謇以考察山东、安徽林牧试验场为名，然后再三提交辞呈，获准离职。农商部事务由周自济署理。张謇的选择，同样突出地反映了他鲜明清晰的廉政观念。

张謇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期间，是正式上班坐堂，把印办公，也拿薪俸，而他担任的其他职务，大多是兼职或挂职，只办事情，不拿薪水。张謇任职最长的是在水利建设岗位，1920年，张謇与当时的江苏省省长齐耀琳、江苏运河工程会办韩国钧给大总统徐世昌的呈文中说：“謇、国钧就职宣言声明不领俸薪，存为在局临时意外之用，在事之日不滥用一人，不妄费一钱，以‘诚忍慎’三言为贯彻之的”^[15]。

自古以来，人们把升官与发财联系一起，但张謇做官，与众不同，大多是被谋当官。为什么拉他当官？张謇有极好的社会声誉，有出众的智慧能力，有深厚的经济实力，紧要关头还能慷慨解囊。那么张謇为什么去当官？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欲本平昔所读之书，与向来究讨之事，试效于政事”。这就是张謇的经世致用观念。

张謇创办的大生集团在清末民初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但也不为个人私利。

1902年大生纱厂初创获利，他决心创办“教育之母”的师范学校，于是拿出自己在大生纱厂五年的全部工资、红利二万多元，加上三哥张詧和同仁的资助，一共九万多元作为通州师范的创办资金。师范办成后，又在南通地方和上海、南京等地创办各级各类学校三百多所，还在不少学校任校长、校董，但只做事，不支工资。南通地方的学校费用、教师工资主要由他经营的大生集团支付。他把自己一生的工资与分红二百五十多万元，用以教育和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在地方，为了维护社会公平公正，抵制邪恶势力，张謇敢于直面，见义勇为。

1877年，海门厅同知王家麟用发放“预知单”的方式征收赋税，衙役借机敲诈勒索，民怨载道。一天，王家麟的官轿经过常乐镇南湾，绅士黄景仁、杨点带领群众拦下官轿，要求撤销“预知单”，恢复原有的方法完税。不料厅官不予理睬，于是群情激愤，挤翻官轿。王家麟在衙役护卫下逃回衙门后，发签捉拿黄景仁、杨点归案，并且屈打成招，问成死罪。张謇得悉内情，为民申冤，协助省专员孙云锦理清案情，为黄景仁、杨点平反昭雪。

清道光年间，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要求各地建立溥善堂，这是一个专门收敛无主野尸的慈善机构。到了光绪年间，海门的溥善堂已经破败不堪，完全失去原有功能。地方无赖常常假借野尸兴风作浪。地方百姓强烈要求修复溥善堂，但是，这件好事因为衙门胥吏和地方恶势力互相勾结，从1885年开始筹划到1903年还不见眉目。于是张謇两度上书厅官，出谋策划，推荐杨点坐阵督办而成。

在家庭，张謇也不徇私情，维护公道。他的大房侄子承祖自恃叔父名望，在崇明胡作非为，大闹公堂。知县碍于面子，不敢得罪承祖。张謇得讯，转告崇明知县，依法惩处。

源清流自洁

追根溯源，张謇清廉一生，取决于四个方面。

一是家庭教育。

张謇父母处世诚信正直，为人友爱善良。父亲张彭年为自己的住宅取名“敦裕堂”，敦，厚道；裕，富饶。反映敦厚兴家的理念，把“敦”作为立身立家的根本。由此出发，言传身教孩子。张謇少年时期，父母不许他与行为不规的人在一起，以防近墨者黑。即使长大成人，也不放松管教，张謇二十二岁这年，孙云锦在江宁为官，邀请他去江宁做书记（即文书），这年张謇一面协助孙云锦处理公务，一面辅导他的两个儿子读书。岁末，孙云锦给“百金”作为酬劳，一百两银子的年薪算是相当高的工资。张謇回家后把银子交给父母还债，父母简直不敢相信刚出道的孩子能拿这么多薪水，命儿子把银子放在祖先的牌位前教训儿子说：“冀非分财，辱父母”，张謇的父母认为，如果有获得非分之财的想法，就是辱没父母，属于不孝。张謇二十七岁这年，母亲病危，临终前嘱咐儿子“汝性刚语直，慎勿做官”“做事勿放浪，好好做人”父母的教诲是张謇的终生信条：做事不放纵任性，做人规矩诚信。

二是传统文化。

张謇自幼饱读诗书，十二岁就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古籍，深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他尊孔重儒，但认定读书人的责任，决不是读几句书，做几篇文章就算了事，主张学行一致，以行践学。

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说，父亲“抱定天下事皆吾儒分内事，我不任事，谁任事的气慨”^[16]，“立志要拿儒理从死的变活的，从空的变实的，这是我父亲一生读书重儒的抱负，和力行的法则。”^[17]诚然，张謇坚定不移地奉行儒家文化学行一致，以行践学的主张。

张謇对于官场腐败，深恶痛绝，对于时事艰难，忧愁不已。1918年，他为改革盐法、兴修水利上书国务院时写道：“謇以好建言闻于世，或以不择人言而、不择时而言、不择地而言嘲之，而又以为诚可鉴而愚亦可嗤也，謇闻之以为知己。夫言非一端，要以世之所亟，心之所明为的。前清之季，亲贵柄政，謇则言之；辛壬之际，中山为总统，謇则言之；项城即真，謇则言之；黄陂摄位，謇亦稍言之。是为不择人而言。清季政纲已弛，一切苟且，莫之能理，謇则言之；辛壬之际，蜩螗沸羹，天下汹汹，莫知所止，謇则言之；其后六年，党争剧烈，百废莫举，謇则言之。是为不择时而言。对于政府言之，对于咨议局、省议会言之，对于邦之父兄子弟言之；在朝有言，在野有言。为不择地而言。屡言之而屡无效，而言之不已，鉴其诚也，謇不敢受，为其为无效也。嗤其愚也，謇不敢辞，为将继此而言犹未能已也。”^[18]

张謇上书国务院的陈辞，表明自己一生喜好直言进谏，不论何人何时何地，虽然常常无效，但表示以后仍然会继续“言之不已”。

三是学有榜样。

张謇十分敬重历史上的仁人志士、杰出人物，认为他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所铸造的民族脊梁。他把范仲淹、顾炎武、颜习斋等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光绪末年，张謇在家乡常乐镇的关帝庙里修建“观泽堂”，供奉：曾国藩、曾国荃、沈起、孙云锦、徐文灿“诸名宦之有惠政于海门者”^[19]。还有翁同龢、张之洞、刘坤一、吴长庆等张謇的老师、同僚、朋友也给予源源不绝的正能量。

四是俭朴自律。

张謇出生寒门，从小生活节俭，考中状元后，事业兴旺发达，他仍以俭朴自律。他《致吴夫人》家书中两段文字可见一斑：“新棉裤合身，惟收口腰身略紧。旧裤寄回，须拆开洗过重修，交叉处勿多去，铺棉絮仍可穿。”“凡人家用度，若但出入相当，已不足以预备非常之急。若复过度，则更不合处家之道。新妇在家，汝宜为之表率，俾知处乱世处穷乡居家勤俭之法。”^[20]

张謇独子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写道：““我父一生固然刻苦，也十分的节俭，他穿的衣衫，有几件差不多穿了三四十年之久，平常穿的大概都有十年八年。如果袜子、袄子破了，总是加补钉，要补到无可再补，方才换一件新的。每天饭菜，不过一荤一素一汤，没有特客，向来不杀鸡鸭。写信用的信封，都是拿人家来信翻了过来，再将平日人家寄来的红纸、请贴裁下来，加贴一条在中间，日常都用这翻过来的信封……常说‘应该用的，为人用的，一千一万都得不眨眼顺手就用；自用的，消耗的，连一个钱都得想想，都得节约。’”^[21]

张謇以节俭自律，还因为崇尚孟子古训：古之仁君曰恭俭。他认为“天下之美德，以勤俭为基。凡致力学问，致力公益，致力品行，皆勤之事也；省钱去侈，慎事养誉，知足惜福，皆俭之事也。”^[22]

他在通州师范开学典礼上说：“苟能俭，则无多求于世界，并无求于国家。即使适然做官，亦可我行我意，无所贪恋，而高尚之风成矣。”[23]他为不少学校题写校训，经常出现勤俭两字：聋哑学校校训“勤俭”；商业学校校训“忠信持之以诚勤俭行之以恕”；南通南校校训“勤苦俭朴　立命于学”。希望世人养成俭朴美德。

他在为子孙后代立的《家诫》中，运用古人教子格言，也再三强调“勤俭”二字。张謇认为勤俭是一切美德的基础。俭朴的优秀品德，是张謇一生清正廉洁的重要原因。

张謇的清廉人生，对于今人而言，是一面镜子，可以用来照照五官，以便洗洗脸，洗洗灵魂。

（作者单位：海门市张謇研究会）

参考文献：

[1][4][5]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⑧》第1020、 1033、103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2][3]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②》第317、31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6]《政府公报》1913年10月30日第535号。

[7][8][9][10][11][12][13][15][18]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1》第256、256、257、258、266、443、443、488、48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14]1915年12月20日袁世凯申令。

[16][17][21]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285、286、306页。

[19]刘伟《张公故里祠堂记》，石碑现存于海门市张謇纪念馆。

[20][22]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③》第1518、1524页，上海辞书出社社，2012年。

[23]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④》第38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