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阅读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沈振元

以阅读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

——读张謇《朝鲜善后六策》有感

□ 沈振元

近读张謇先生的《朝鲜善后六策》感触良多，择其要者有三。

一、读史要在知言，论事贵乎有识

我们研究张謇总得读史论事。如何读与论呢？张謇的回答是：“读史要在知言，而论事贵乎有识。”^[1]显示其严谨的治史态度，很值得我们学习。语言是思想的载体，要知人论事，必先知言，即读懂史书的文字，察知作者思想的是非得失。这是“论事”的前提。

“知言”并非易事，知言首先要弄清特殊词语的含义，孟子说：“何谓知言？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他告诫我们，知言特别要弄清偏颇之辞所造成的遮隔，放荡之辞所造成的陷溺，邪僻之辞所造成的的叛离，敷衍搪塞之辞所造成的困惑。只有准确把握这些词语的真实含义及其所造成的人们在认识上的偏差，才算进入了“知言”的行列。《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中有一段孟子与齐宣王的有趣对话：

齐宣王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对话中，齐宣王使用“诐辞”，他片面强调国王的绝对权威，认为臣汤放桀，武王伐纣是大逆不道的弑君行为，应当遭到谴责。孟子则用了“遁辞”。当齐宣王问他有没有“汤放桀，武王伐纣”这件事，孟子的回答是“于传有之”，即在人们的传闻中好像有这件事。他没有否定“放桀”“伐纣”这件事，但没有肯定“弑君”的事。这就为后面与齐宣王论辩埋下伏笔。当齐宣王明确将此事定性为“臣弑其君”后，孟子才正面阐述其观点：害仁者是作乱叛国之人，害义者是凶恶残暴之人。这两种人是众叛亲离的独夫。所以，我听说的是杀了一个名叫纣的独夫，没有听到“弑君”的事。从而肯定了诛暴君的正当性。

知言，还要准确解读一般词语。《六策》中有以欧阳修治病比喻朝鲜壬午乱后治国的文字，看似淡淡几笔，却颇有深意，很值得推敲。张謇明明知道朝鲜国内问题严重，却以“欧阳文忠遇小疾”喻之。因为是“小疾”，自然给国王多了几分面子，少了几分尴尬；多了几分信心，少了几分忧虑。因为是“小疾”，自然不必动伤筋动骨的手术，也不必服充满危险的猛药，只需用欧阳修的自强之方——“敛神整气，整衿端坐，以为正气舒申，外感自去”，即收敛精力，整顿作风，提振精神，从而舒申正气，祛除外感。这一自强之方，恰恰切中要害，点到了朝鲜自强的关键之处，因为朝鲜的兴衰存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王精神状态的好坏。国王的通病往往是养尊处优，享乐无度，邪气侵袭，精神委靡，疏于朝政，导致国家衰亡。因此，张謇给国王开的药方正是治理朝鲜的“要言妙道”。可见作者用心之良苦，而其举重若轻的表达方式又令人暗暗叫绝。

知言，更要透过芜杂的语言现象看清历史的真相。历史是公正的，但历史学家未必尽公正。史学界好谈“春秋笔法”，认为《春秋》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十分慎重，“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意谓在《春秋》里面，褒扬只要见到一个字，就比坐官车戴官帽还要尊贵；贬抑哪怕是片言只语，就比受刀斧诛戮还要耻辱。其后的史书未必如此严密。张謇认为即使《史记》也有“因袭附会，弊亦错见”的毛病，“如谓中山君尝为楚伐而亡，中山与楚风马牛也，楚虽强，不能越魏逾赵过代而中山是伐。”^[2]在评价人物方面亦有“老韩并列，进退失当”之误。至于近代史、现代史，不仅有“为尊者讳”的陋习，而且有为亲者“吹”的歪风，“史”的“水份”似乎越来越大，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由此，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知言”的迫切性和艰苦性，而一切“有识”的议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根植于“知言”之中，形成于“知言”的过程中。张謇那慎重的读史论史观又显得格外切要。“论史者将以著一书之得失，示千古之准绳，诠厥审驳，敢不慎焉？”^[3]

二、观世要在通达，定策贵乎济世

“观世”是“定策”的前提，观世通达与否，决定了所定之策济世价值的高下。我们视《六策》为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不仅因为它是才子的妙笔生花，是年轻张謇的翘才露颖；也不仅因为它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130多年后重新出现，显得十分稀罕；而是因为它是作者潜心考察悉心思考后写出的一篇富有济世价值的治国方略，是我们研究年轻张謇思想观念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

张謇在朝鲜的时间很短，据其日记载，光绪八年（1882）六月二十四得知“日本干涉朝鲜内乱事”；次日吴庆长奉命“援护朝鲜”，嘱张謇“理画前敌军事”。七月三日，部队开拔，草《谕朝鲜檄》；七日抵朝，九日黎明登岸。十三日，吴公入京，午后执李昰应，送南阳军，转至天津。十六日攻剿枉寻里、利泰院。二十四日，吴公谒朝鲜国王李熙，国王馈飨张謇和袁世凯。二十六日遣兵迎还闵妃。八月十一日束装，十二日启行，十七日抵天津，十八日撰《朝鲜善后六策》，三十日以《六策》示朝鲜客人黄道元、李浣西。前后共两个月，实际在朝时间35天，而对朝鲜国情的了解竞如此全面，如此深入，他不仅对朝鲜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了如指掌，而且对咸镜道吉州以北十邑数百里荒废之地和江原道郁陵岛周围二百里荒芜土地的演变情况都非常清楚，实在令人惊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见微知著，通权达变，对朝鲜的社会现实及其发展趋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

1. 求诸本原，着眼全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壬午风波是朝鲜阶级矛盾日渐尖锐，社会危机不断加深的外在反映，因此，欲善其后，不能只拘泥于外交上的成败得失，而应当探求造成叛乱的根本原因。然后有的放矢地采取一些措施，致力于解决一些事关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决不能再做欺世盗名的表面文章。若跟着日本“变其数百载之衣服制度”和“优俳西洋”等，舍本逐末，“此其弊，非徒无益”，而且有害。从而为善后工作指明了方向。

2. 潜观时局，认清大势。统治者遇到挫折后往往惊慌失措，进退失据，走向极端。一是回头看。企图从老祖宗那里找到“灵丹妙药”。那种居今之人行古人之策的行为，在理论上自然是荒唐可笑的，必然脱离实际，与社会发展的大势背道而驰；在实践上，“如御方椭之轮，格碍而不可行”。二是赶时髦。他们缺乏主见，只会盲目跟风，不顾本国的实际情况，一味照搬照套别国的做法。这种“蔑古”而“逐今”的行为，不仅背离国家的传统文化，而且脱离国内人民的实际需求，“如饮攻伐之药，伤贼而不可为”。因此，张謇坚决反对这两种错误决策，主张潜观时局，证以所见，认清大势，贴近实际，以求标本兼治。

3. 体察人心，原其心迹。“观世”的根本任务是观民风，知民心。这是谋事之基础，成事之根本。张謇入朝以后，注重“体察人心”，并“原其心迹”，即推究人们的心态及其行为，从而看清人心向背和形势发展趋势，这是定策的主要依据。观世的关键在于“通达”，所谓“通达”，指全面深入地了解国情，认清社会发展的大势，知国家之所急，明百姓之所求。在此基础上，才能因时制宜地提出相应的治国方略。这种方略才会收到济世惠民之功效。《六策》受到朝鲜官员黄道园、李浣西的称赞，“纯正切近，必可行”，其原因盖在于此。

三、析理要在居正，论人贵乎公允

“通人心以固国脉”居六策之首，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策。它反映了张謇的治国理念，读懂这一策可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理解张謇。

“通人心以固国脉”集中体现了作者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儒家思想重要内容之一。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把“民”放在最尊贵的位置上，因为民决定了国家的兴衰和国王的命运。他还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国君若无道，可将他杀掉，也无可厚非。这些观念在封建社会算是很“激进”的了。也很难实行，但使历代的统治者懂得了一个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他们在获得政权前或取得政权之初，总要做一些收买人心的工作，当他们的政权巩固之后，又把这一道理丢在脑后，以致逐步失去人心，走上灭亡的道路。

张謇入朝后发现，壬午之变“倡乱者一二人，附知者数千百无知之辈”，表明朝鲜王朝“大失人心”。百姓讨厌外国人的“十居八九”，显示民族矛盾尖锐，排外心理严重，反映政府与百姓人心不通，形同水火，国家政权根基不稳，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丢弃朝鲜士大夫“服习”数百年的程朱（指宋代程颐、程灏和朱熹）理学，聚然施行改革，也不能采用高压政策压服民心，朝鲜这样的“弱小之国”再也经不起“祸乱”的折腾了。唯一的选项是“通人心”，“欲善外交，必先固国脉；欲固国脉，必先通人心；欲通人心，必自士大夫始。”作者采用顶针手法，层层深入地强调“通人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紧接着又提出四条“通心之道”，要求“不苦人”“不炫人”“不愚人”“不视人”，并希望士大夫“一切作为，恳恳勤勤，使人绝不疑于君相，而晓然知屈意外交特一时权宜之举”以期“收卧薪尝胆之效。”“泯朋党构煽之萌。”

“通心”说，是张謇践行儒家民本思想的一个抓好，企图借此打通统治集团与士大夫的思想隔阂，缓和政府与人民大众的对立情绪，以达到稳固“国脉”的目的，符合朝鲜的实际，无疑是正确的。“通心”说，与以往统治者主张的“得民心”有区别，以往的统治者为了“得民心”，常常以欺骗手段笼络人心，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以强制手段压服人心；张謇与他们不同，由冀希于“得”转为主动的去“通”，由借助于“骗”转为示人以“诚”，以“恳恳勤勤”的实际行动取信于人，这无疑是个进步。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他的局限性，他强调的“通心”主要是通士大夫之心，而非普通百姓之心；他想通过士大夫之心影响百姓之心。而士大夫之心与百姓之心相去甚远，往往无法沟通。他提供的“通人心与固国脉”，是个动听的口号，其本质是“易民而治”。这里“易”作“和悦”讲，即以和悦的方式对待民众，缓和民众与政府的对立情绪，达到治民安邦的目的。因此，“通心说”自然不能与今天的“以人为本”、“群众路线”相提并论。

总之，读史论人是一项严肃的学术活动，正如张謇所说：“儒者读史，上将以求治乱兴衰之故而致于用，下亦以严综论断限之义而课其识，岂可作者丰其部帙以为博，览者炫于新奇而飙合之也。”^[5]

张謇于光绪二年（1876）进吴长庆军幕。这是他政治生涯的起点；光绪八年（1882）入朝平叛，这是其政治思想的成功实践。他事前负责“理画前敌军事”，参与平叛的全过程，得到朝鲜国王的的赏识，特地请他和袁世凯吃饭，并增予三品官服。之后又派人到中国邀请他出任“宾师”。张謇也深受上司器重，平叛后张树声，吴长庆以定乱有功，谋专折举荐张謇等三人。之后，吴长庆又特地致函张树声，请求上奏朝廷，破格录用张謇、薛叔耘、何梅生三人，强调“前事则赖薛叔耘，何梅生之规画周详，临事则赖张季直赴机敏决，运筹帷幄，折冲尊俎，其功自在野战攻城之上^[4]。平叛结束，张謇又撰《壬午东征事略》、《乘时规复流虬策》和《朝鲜善后六策》显示其“慎始敬终”的行事风格和统揽全局的远见卓识。《朝鲜善后六策》又展示了他政治观念和治国理政的才华。当时的张謇还只是个不起眼的优行贡生，然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位文武兼备，才华横溢，咤叱风云的年轻政治家形象，虽然还不算成熟，但魅力四射，成为翁同龢、李鸿章等高官争相揽延的人物。

清代学者张潮说得好：“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读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笔者已届吗耄耋之年，却未入“玩月”之境，以上体会只是一孔之见，一得之功，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作者单位：海门市张謇研究会）

参考文献：

[1][2][3][5]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⑥》第79页、第80页、第81页、第6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4]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②》第1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