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致柳诒徵信札墨迹新释/张裕伟

张謇致柳诒徵信札墨迹新释

张裕伟

北京匡时精品拍卖会于2016年4月28、29日在北京举行，其中的“百年遗墨——二十世纪名人书法专场”重磅推出了包括陈三立、蔡元培、张謇等二十余位文化名人致柳诒徵的信札原件。其实这批信札最早现身拍卖会是在2012年。在当年北京匡时12月5日举行的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这批信札被成功拍出，成交总价为￥345000元。据考，其中张謇的这通，最早在2005年被著录研究，当时题为“张謇佚札”，由作者在“友人收藏品中发现”[1]，后被收入新版《张謇全集》[2]。该札发表后，被多位学者提及、引用，版本上也有所不同[3]，但对该札的文字均未能完全认读，且标点亦有可商榷之处。鉴于此札是反映张謇晚年思想的重要史料，对于研究张謇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及与相关人物的交往均有重要价值，因不揣谫陋，草成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一、文字新释

翼谋学兄惠鉴：

前承惠《学衡》，未暇观览寻绎也。顷于日间人事纷扰之后，独处濠阳，灯下觅友，取而读之。其论新教育、论白话诗，乃无一非吾意所欲言，不意近日白门乃有此胜流群萃之乐也。望更寄全分三部，欲分与中学、师范诸校，为流行病之药。吾恶知恶风之不已侵吾域耶！得此庶以多自证、以同自卫。该值随示，即可寄还。敬颂

著安！

                          张謇顿首  十月二十五日 九月六日

（致任丈书乞转致，孝若敬托，并念 道范。）

释读说明：

1、关于“独处濠阳，灯下觅友，取而读之。”新版《张謇全集》作“独处濠阳灯下，觅友取而读之。”或作“独处濠阳灯下，觅友，取而读之。”均不当。按“灯下觅友”，古语所谓“闲中觅伴书为上”也。

关于“不意近日白门乃有此胜流群萃之乐也”。新版《张謇全集》作“不意近日白门乃有此胜流，群□之乐也”，“萃”字未得，且在“胜流”后断句亦不当。胜流群萃，意为名流们聚集在一起。

关于“得此庶以多自证、以同自卫。”新版《张謇全集》将“多”字识作“为”字，误。“以多自证、以同自卫”语源嵇康的《养生论》：“以多自证，以同自慰，谓天地之理尽此而已也”。多自证：多多证明自己所坚持的观点。同自卫：一同抵制“恶风”的侵扰。

关于“该值随示，即可寄还。”新版《张謇全集》“该”字未得。“该值”，意思是“价钱应该是多少”，信中张謇让柳诒徵再寄三份《学衡》杂志来，指的是寄过来的杂志值多少钱。

关于“张謇顿首”。新版《张謇全集》作“张謇顿”，缺了“首”字。“顿首”即磕头的意思，是旧式书信套语，书写上常连带在一起。

文字简释：（一）、翼谋：即柳诒徵。（二）、《学衡》：1922年柳诒徵等南京多位学者创办的刊物。（三）、观览寻绎：意为仔细阅读。（四）、白门：南京的别称。（五）、分：通“份”，全分三部，即三份已出版的全部《学衡》杂志。（六）、流行病：即当时新文化运动宣扬的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等主张。（七）、恶知：哪知。（八）、随示：和你的回信一起。

内容说明

写作时间。落款 “十月二十五日 九月六日”，前一个是阳历、后一个是阴历。张謇使用阳历始于何时？辛亥革命爆发后，张謇拥护民主共和。1912年1月2日，孙中山通电各省改用阳历，张謇表示赞同。此后他的日记及与朋友通信均改用阳历，“尽管他还是习惯于用阴历。”[4]不过之后有时阴阳历同用。观信可知，张謇所读是《学衡》创刊号的可能性最大，于是此札极有可能作于1922年，查考万年历得以证实。

2、写作地点。信札中“独处濠阳”，当指“濠阳小筑”。此张謇1917年在濠河北侧营建的住宅，现为南通市“张謇纪念馆”。

3、张謇和柳诒徵的交往。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号劬堂。江苏镇江人，近世著名学者，在史学、书法、图书馆事业、教育事业等方面卓有建树，被誉为“国学大师”。 柳诒徵1901年任职于南京江楚编译局，师从著名学者缪荃孙。随后投考张謇时任山长的南京文正书院，为张所赏识。柳诒徵自己回忆和张謇的最初接触是：“（在此之前）通州名人张季直先生（謇）做文正书院山长时，我应过一回考试，他就赏识我。后来他因有人请他做一部书的序，他托缪先生找一个人代做，缪先生叫我代做，他看了也称很好， 所以我就常去拜见他。及至办商业学堂，张先生担任过一次监督，更和我是宾主了。”[5]

1903年，张謇在南通创立通州民立师范学校，打算聘柳诒徵任教，当时范肯堂曾劝其赴任，“我因在缪先生门下，待我极好，我不忍离开缪先生，婉言辞却。”[6]，但第二年正月，柳诒徵接受张謇邀请，到南通游览了数日。

1910年，柳诒徵的母亲鲍氏病逝。张謇得知后，当即作挽词，并为柳诒徵赋诗一首：“白门英彦黄论才，柳子清通众所推。母教劬从宽杖受，父书苦为凿楹开。客游顿断身衣线，孺泣长擎口泽杯。一贡成均成底事，当年我亦不胜哀。”[7]

《学衡》杂志。1922年南京多位学者创办的刊物。发起人为梅光迪，主要参与创办者还有吴宓、胡先骕、刘伯明、柳诒徵等东南大学教授。该刊开始为月刊，1933年7月终刊。《学衡》因反对《新青年》而创立，创立者们批评新文化运动，抗拒白话文。有学者将《学衡》杂志的主要观点概括为以下五条：（1）、文言不可废；（2）、文学无新旧之分；（3）、批评新文化运动所输入的西方文化既粗且谬；（4）、封建礼教不可废；（5）、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赖于少数知识精英而非普通平民。[8]这五条都是和陈独秀等人宣传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张针锋相对的。

关于张謇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有文章说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地处江海之隅的南通，对于新文化运动是敏感的、积极的。在张謇、张孝若父子力挺的〈通海新报〉（张謇题写报头）上，旗帜鲜明地开辟了〈新文化〉副刊，鼓吹文化改革，还从上海〈民国日报〉转载了胡适的新诗〈希望〉，广为宣传示教。”[9]一似张謇像拥护民主共和一样支持新文化运动，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在《张謇全集》中还收有一封致黄炎培的信函，集中体现了张謇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

在这封长信中，张謇一改儒者的温文尔雅，变得金刚怒目，对当时的“恶风”大加挞伐。其中“朝刺英制，夕剿欧法”虽然是批评的教育上盲目学习欧美的现象，但未尝不可看作是对当时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的抨击。而对当时出现的社会风气如“厌憎礼法”、“毁弃道义”、“灭天理而绝人伦”等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否定，张謇更是深恶痛绝，认为这样就会变得“人非人，国非国”。张謇不但不能接受当时引进的男女平等的思想，甚至连男女生一起学习他也认为大不应该，他抬出“圣人设为男女有别之礼教”来加以抵制。他认为这些风气会严重毒害青年学生，使他们“无父兄，无尊长，无夫妇，至于无恻隐、羞恶、辞让、是非。”

这与致柳诒徵札在内容上是一以贯之的，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为什么张謇会如此赞赏《学衡》杂志，认为杂志对新文化运动的抨击“乃无一非吾意所欲言”。私人信函最能反映作者的内心，因此，说张謇“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的观点是失之偏颇的。

三、史料处理

细看该札，最后还有一句：“致任丈书乞转致，孝若敬托，并念 道范。”笔迹和该札的主体明显不同，口吻也明显是另一个人。这里的孝若即张孝若，是张謇的独子。任丈是指梁启超。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张謇和他在戊戌变法前相识，民国建立后，两人有较多的政治合作和私人交往。因此张孝若称他为“任丈”。张謇致函之时，梁启超正“赴南京东南大学讲学”[10]，在南京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等课程长达三四个月之久。在南京期间，柳诒徵和梁启超多所接触，“时与先生商谈研史心得”[11]。而张孝若这句话的意思是自己写了一封给梁启超的信，请求柳诒徵帮他转给当时正在南京讲学的梁启超，并顺便问候柳诒徵。

这句话在最初发表时给舍弃掉了。这虽不是张謇所写，也和本札的主旨内容无关，但毕竟是张謇这封信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中还是蕴含了很多的历史信息，因此笔者觉得，可以考虑将之一并收入《全集》，或者即使不放在正文里，也可以在文下加注，予以交代，以存本札原貌。

从这封信札也还可以看到，随着大量新的关于张謇的实物出现，新版的《张謇全集》还能够更加精益求精。同时也提醒我们，在利用全集的时候，如能有类似的实物可供参照，一定要下一番仔细比对、重加整理的功夫，并且一切均以实物为准。如徐俊杰先生所说，“从第一手资料出发研究张謇”[12]，这其实也是治史求实的必然要求。

（作者系海门市张謇研究会会员、海门市历史学会会员，工作单位：）

参考文献：

[1]李健：“由张謇佚札看其对《学衡》及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史学月刊》，2005年第8期。

[2]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3》第1090—109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3]主要有沈卫威：“现代大学的两大学统——以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 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为主线考察”，《学术月刊》，2010年第1期；刘鹏：“陈三立、傅增湘等二十二人《致柳诒徵信札》考释”，《东方艺术》2013年第3期；瞿颖：“张謇与柳诒徵”，《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4]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6页。

[5]柳诒徵：“柳诒徵自传及自述”，《文献》（第七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版，第125页。

[6]柳诒徵：“柳诒徵自传及自述”，《文献》（第七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版，第125页。

[7]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廷栖，陈炅，赵鹏，戴致君执行主编、《张謇全集》编委会编：《张謇全集》（7 诗词 联语），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8页。

[8]欧阳军喜：“论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 《清华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9]张祖涛：“张謇、张孝若与南通的新文化运动”，《江海晚报》2015年4月20日。

[10]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49页。

[11]柳曾符、柳佳编：“柳诒徵年谱简编”，载《劬堂学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页。

[12]徐俊杰：“从第一手资料出发研究张謇”，《张謇研究》，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