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卢作孚比较研究/项锦熙

张謇与卢作孚比较研究

项锦熙

　　上世纪50年代早期，毛泽东说道：中国近代史上有四个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四位实业界人士均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肯定，说明其功业光照千秋。而其中张謇与卢作孚虽所处时代有所不同，但考其事业却有诸多的相似之处，他们所创建的“南通模式”和“北碚模式”在中国近代发展历程中都享誉于世，留下不可抹灭的一页。本文特就张謇与卢作孚作一比较研究，供读者参考。

张謇与卢作孚生平比较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蔷翁，祖籍江苏常熟，生于江苏省海门市长乐镇（今海门市常乐镇）。他出身于一个种田人的家庭，自幼天资聪敏，刻苦好学，4岁时，由父开始教识《千字文》，5岁即背《千字文》，“竟无伪”，11岁能属对为文，16岁中秀才，22岁出外谋生。1874年，在江宁发审局委员孙锦云处当书记，1875年，去浦口庆军统领吴长庆幕中当机要文书。1882年随庆军赴朝鲜汉城，两年后离开庆军。1888年至1893年，先后任赣榆县、崇明县瀛洲书院院长，并“从事修志”工作。1894年遵父命，进京考试，中一甲一名（状元）进士，授翰林院修撰。从此以后，他本可沿着封官进爵的道路步步高升，但他却看不惯清廷的腐败，而走上了实业的新路。“甲午那年，他在京城数日，有一回看见西太后从颐和园回到京城，时逢大暴雨，地上积水一、二尺，大小文武百官，包括七、八十岁的老臣，都跪在水里接驾，而太后坐在轿子里悠然自得。此情此景，使他十分难过，他觉得一个有志气的人，与其做这种官，不如去做老百姓”（苏渭昌《张謇》），于是便回南通去了。他回南通办实业，主要是因为深感甲午败后，“国势日蹙”，非人民有知识，不足以自强。而人民有知识就必须有教育。要办教育，又非兴实业不可，否则，“教育无所资以措手”。于是，张謇便走上了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二重道路。此后，沿着这条道路走完了他的一生。

　　卢作孚（1893－1952）四川省合川县（今重庆市合川区）人。他出身于一个以贩卖麻布为生的贫穷商贩家庭，由于家庭人口多，经济困难，所以他幼年时代的生活艰难而不幸，曾致哑两年之久，愈后虽学习勤奋，成绩出众，但在该县瑞山书院读到小学毕业就无法深造了。1908年，15岁的卢作孚只身去成都，先进补习学校学习英语，后又自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学完了中、英文版的代数、几何、三角等课本，取得较丰富的数学知识，并开始教补习生，同时研读国内外一切进步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其中包括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尤其是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学说。此后，他先后担任过江安县中学数学教师，合川福音堂小学教师，合川中学学监兼数学教师等教职。1921年，卢作孚出任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长，聘请王德熙、恽代英、肖楚女到泸州川南师范任教，积极推行新文化运动，一时间被誉为“新川南、新教育、新风尚”赞许声传遍四川。后又和肖楚女在重庆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学校任中文教师。1924年任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第二年辞去馆长职务，到老家合川筹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始了他的实业生涯。从此卢作孚以实业为中心，兼办教育事业，成为我国近代后期的著名实业家兼教育家。

　　把张謇与卢作孚的生平经历相对照，不难看出，二人在国家风雨飘摇、内忧外患之时，都立志走上了救亡强国的道路，共同选择了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相结合的途径，以一地一企为中心，辛勤耕耘，分别创建的“南通”和“北碚”两个中国近代史上乡村建设的典范，为世人所赞誉。所不同者，张謇科举出身，传统文化浸润深厚，他的人生是传统的士大夫的“经世”之路。而卢作孚则是受新式教育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虽受教于史学大家，文史功底深厚，但走的却是现代独立知识分子科学与民主之路。

张謇与卢作孚的从政经历比较

　　张謇生活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前半期。他饱经世变，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早期走的是科举出仕的传统道路。在科举应试的漫长岁月中，担任了长时期的幕府职务，积累了宝贵的实务经验。41岁时，中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编撰。这一年，恰是甲午年，面对这“魑魅魍魉之世”，他“激昂感慨”，疏劾李鸿章，同年父丧南归。日俄战争爆发，俄军盘据东北，他起草电文，揭露沙俄“尽夺我兵政之权”的阴谋。他对维新派既同情，又保持一定距离，视翁同龢为自己的老师，对康梁诸人的图变，“一再劝阻勿轻举”。他主张立宪，在20世纪初年的立宪运动中，居重要地位，他奉旨筹备江苏咨议局，发起国会请愿运动并响应清廷的更新诏令，但又反对各省咨议局代表去北京请愿。他起初反对1911年的武昌起义，后见清廷大势已去又转而“赞成”共和。袁世凯任大总统时，他拒绝作两院议员，但在1913年，又受任内阁农林、工商总长和兼全国水利局总裁。

　　卢作孚生活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后期，他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其经历是十分艰辛曲折的。他于1910年加入同盟会，积极投入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以《成都群报》、《川报》为阵地，推行反帝，反封建、讲科学、讲民主的新文化运动。1922年，他参加了李大钊、王光祈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1927年春，卢作孚任江巴璧合四县特组峡防局局长，开始了以北碚为中心的乡村建设运动。1929年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开展统一川江的“化零为整”运动。1935年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为四川建设成为大后方打下经济基础。抗战爆发后，他被国民政府委任为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兼农产、工矿、贸易调整委员会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在南京拟订国家总动员计划草案。国民政府迁居武汉时，他又被委任为交通部常务次长。1938年秋，大撤退危机时刻，宜昌拥塞着三万以上的待运人员，九万余吨国家后撤的军工、重工、机械等机器和物资，在武汉失守日寇逼近的情况下，他组织和调动民生公司的所有船只，参加宜昌抢运，连续奋战40多天，使大部分待运人员和物资运到了四川，为保存我国重工业设备，为保证四川成为抗战大后方基地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役被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解放初期，他又把所有船舶和公司设备安全保存下来，并交给的新政府，为新中国的航运事业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从两人的从政经历可以看出，张謇与卢作孚都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对国事民生十分关注，他们之所以投身政治活动中，都是为了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强大。但是两人又有显著的不同。张謇是典型的“政治型”知识分子，无论早年的立志科举，出任幕府，还是甲午之后的，兴办实业，发展地方，参与立宪，他都是清末民初政治活动的主动参与者。而卢作孚则表现出与政治的相对疏离。虽多次出任政府官员职务，但往往是短暂的、任务型的。一旦任务完成，便会很快离去，表现出参与政治活动的被动性。

张謇与卢作孚在实业上的比较

　　张謇与卢作孚都是实业家，但二人所办的实业有同有异。

　　张謇以南通为基础，兴办了一批民族工业，为南通地区的开拓者、奠基人。1899年即经过艰苦努力，建成了大生纱厂；1901年兴办了通海垦牧公司，以解决棉花来源问题；1902年办了广生油厂，解决棉籽出路问题；1903年创办了吕四盐业公司和渔业公司，以扩大财源；1904年创办了上海大达外汇轮步公司，以解决原料和产品的运输问题；1906年创办资生铁冶工厂，以维修和制造机器设备等。这些工厂、公司是配套系统的。大生纱厂是龙头，其他工厂、公司都围绕着该厂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并为该厂服务。也可以说，张謇在南通以纺织工厂为中心，带动了地区垦牧业、炼油业、盐渔业、运输业、冶铁业的建立和发展。南通之所以会成为我国东部地区的工业重镇，是和张謇建立的这一套工业网络分不开的。

　　卢作孚以北碚为基地，也开办了一批民族工业及相关事业，是北碚的开拓者、奠基人。1925年，他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一只70余吨小轮在家乡合川起家，经过艰辛奋斗，到1948年的20余年里，发展大小江海轮船共148艘，职工多达9000余人，公司航线遍及长江干线，支流以及东南亚、近洋等，成为旧中国最大的一家民营航运公司。业务上，从长江发展到海洋，东南亚等。1928年，动工修建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历经三年零五个月，全线建成，解决了华蓥山地区的煤炭运输问题，1930年建立三峡染织工厂，生产大批民众服装所需要的布料，并运销省内外，深受民众欢迎。1933年组成“天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使煤炭产量大大提高，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燃料来源。卢作孚所办厂矿企业是因地制宜而建立起来的；因重庆处于长江上游，为开拓四川而建立天府煤矿；采出的煤炭需要及时运出，为运送煤炭而修建北川铁路；因了解到士兵中有能织布、打草鞋者，为解决“寓兵于工”的问题而建立织布工场，进而发展到三峡染织工厂。如此，便使四面环山、交通闭塞、民俗落后的北碚，不但繁荣起来，而且走出了山区，走向了世界。

　　张、卢二人一个在我国东部，一个在我国西部，均以一个城市为基地，经过艰苦奋斗，建立起自己的经济实体，并成为一个时期中国有影响的民族工业和社会发展的代表，这是完全相同的。但张謇以纺织工业为主导，带动了垦牧业、冶金业、炼油业、渔盐业、交通业的建立和发展；卢作孚以航运业为主导，带动纺织业、采矿业、铁路运输业的建立和发展，这又是各有择重的表现。同时，从他们二人的实业内涵来看也有相同与不同之处。双方都有纺织业、航运业、这是相同点；但张謇有渔盐业、炼油业、而卢作孚有采矿业，这是不相同的。说明他们二人大体一致但各有特色。

四、张謇与卢作孚在教育上的比较

　　张謇在办实业的过程中，随着南通地区的实业发展，开展了办学活动。1903年创办南通师范学校。1904年设海门常乐初等学校、南通五属学校。1905年，设工人艺徒学校、城厢初等小学校、吴淞商船学校。1906年，为扬州筹办两淮自立小学、中学、师范、办南通五属中学。1907年，为接纳被送回国的留日学生与友人合办中国公学于吴淞。1911年，被推为中央教育会长，设垦牧公司第堤初等小学校。1912年，设幼稚园传习所、图书馆和盲哑学校。1913年，设唐闸纺织学校。1914年，设海河工科学校。1919年，设工商补习专校，交通警察养成所、蚕桑讲习所、伶工学社、垦牧初等小学校。1920年，合各专门学校为南通大学，设绣织局女工传习所。1921年，设垦牧高等小学校。直到他逝世前不久，还准备购沙田产权以助男女两师范学校。他一生为南通教育事业、为中国教育事业，竭尽全力，耗尽心血，建树之多，古今中外罕见。

　　卢作孚在发展实业的过程中，大力发展基础教育、民众教育和职业教育，以达到建设地方和发展实业的需要。在基础教育方面：1926年创办实用小学一所，后成为兼善中学小学部；1930年创办兼善中学，卢作孚任校董事会会长。这两所学校在北碚区，起到了领先的作用，带动了该地区基础教育蓬勃发展。据赵戎生的《卢作孚是怎样开拓北碚教育的》称：北碚地区的小学校到1936年时，共有完小4所，初级小学14所，学生共1300人。加入私塾学生共2503人。当年的学龄儿童为11759人，入学率是21%。到1945年，儿童入学率增长到80%。“到了1949年北碚解放前夕，全区公私立小学达到70所，其中公立小学61所，在校学生9227人，加上私立小学九所，学生2224人，总入学人数为11451人，为学龄儿童总数的83%。约占全区总人口的10%。当时全区124保，除中心校所在的街及附近的乡保外，平均每保有一所四学级（班）的小学校。在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县级行政区中，这样的普及程度即使不算绝无仅有，也当是凤毛麟角了”。在民众教育方面，1928年卢作孚在北碚创办“三峡区图书馆”，1930年又创办中国西部科学院图书馆，到1933年两馆合并后，1936年更名为“北碚民众图书馆”。1936年设立民众教育馆，在这之前已建立民众学校十余所，做到了乡村 民众教育为“中心运动”。在职业教育方面，卢作孚根据航运事业的需要，在囤船上办有“船夫学校”，在茶社办有“力夫学校”。另办有“妇女学校”，以培养妇女的职业技能。甚至，他把民生公司学校化，高度重视对职工的培训和教育。因此，他创办的民生公司也就是一所职业大学校。

　　张謇和卢作孚均从教育的角度，都十分重视教育建设，办了各级各类的学校和其它教育机关，以培养发展地方，发展工商实业所需要的人才，从总体上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张謇更重视教育机构的系统性建设、致力于建立由启蒙到高级知识分子培养的完整教育体系。因而，南通从幼儿园、初等教育机关、中等教育机关，直到高等教育机关都较完整，不同层级的人才都可以依靠这一体系得到培育与输送。而卢作孚则更重视教育普及性与功能性，着重于社会的各个领域不同学养的人的素质提升。分别在北碚当地的发展了基础教育网络、职业教育网络和民众教育网络，使北碚一地教育程度普遍提升。这固是因南通与北碚所处地理位置及两人所面临的社会状况的具体差异所决定，亦是因两人对教育的理解侧重不同而致。不过，百川归海，虽各自实现的路径有所不同，终殊途同归。

　　综上所述，无论是张謇开发南通，还是卢作孚开发北碚，都是从实业开始的。南通虽然地处沿海，有天时、地利之便，但如果没有张謇在那里创办的工业体系，今天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东部沿海的新兴工业都市。北碚比南通落后得多，开发前仅为一不茅之小乡场。如果没有卢作孚的全面开发，就不可能成为重庆市的文化区，旅游区及后花园。在当今改革开放年代里，不论那个地区，只靠农民外出打工是难以致富起来的，而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发展实业，并根据本地实际，本区优势，自然资源，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在此方面，不论是东南沿海或是偏僻内地，张謇和卢作孚均是各地各级决策者及实业界人士学习的榜样。

　　两人都坚持把教育放在根本的地位。无论是张謇在南通办纺织业，还是卢作孚在北碚办交通运输业，都没有忘记办教育事业。他们深知工商实业，需要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必须要通过正规的学校来培养。旧时的师傅带徒弟的培养人才方法是不能适应现代工商业发展需要的。所以，他们均根据南通、北碚包括重庆和各自的实业需要建立了相应学校系统和网络，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促进了各自所建立的工商事业的发展。例如，张謇在南通所建学校各自毕业生为南通实业工厂输送了大量技术人才；卢作孚在北碚所创办的培训班，义勇队、学生队也为民生公司输送了大量的基础人才。目前，各大企业培养人才、教育人才已成为各自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共识，凡在此方面能花成本，能做得好的企业即可发展，能后继有人，反之亦然。共同树立实业与教育协调互动的发展模式。

　　张謇建设南通，卢作孚建设北碚都是地方建设的成功典范。他们两人既行实业救国，又行教育救国，其道路基本相同的。而当今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全面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及实业界人士要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模式，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全面现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际，笔者认为：张謇和卢作孚所进行的地方建设模式即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是一种人类共享和平、健康、和谐的发展道路，是我们当今各级决策机关值得借鉴、学习、吸收有益经验的发展模式。让我们重温历史、启迪未来。

（作者系民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研究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