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怀爱国爱乡情  续写大生新篇章/肖正德

满怀爱国爱乡情  续写大生新篇章

——记大生集团继承人、民族实业家张敬礼

肖正德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在全国政协会议召开期间宴请工商界著名人士。宴会开始，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春雷般的掌声中走进了宴会厅，人们站起来，像倏然长出一片森林。毛泽东主席举手向整个大厅打了招呼，然后在第一席沿着圆桌兜了个圈子，和同桌的一一握手相见，同时从名卡上看姓名。当他与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子握手时，笑着说：“你的名字很好记。”在场有位领导问他的名字怎样写？毛主席随即做了个敬礼的手势，并风趣地说：“就是我们写信时常用的此致‘敬礼’两个字。”这位被毛泽东主席记住姓名的中年人，就是我国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先生的侄儿，张謇创办的大生集团的事业继承人、爱国民族实业家张敬礼。

危难之际试身手

张敬礼（1911～1995），原名张立祖，江苏南通人。其父张詧（张謇的三哥）是张謇创办实业、教育的得力助手。前辈不畏艰难、艰苦创业的精神在幼小的立祖心里打下深深的烙印。1926年，张謇壮志未酬，在忧愤交加中病逝。张謇临终前，张詧和张敬礼的堂兄张怡祖（孝若）等人守候在病床前安慰他：“大生和大生的其他事业一定能搞下去的，一定会有发展的。”张謇似乎听懂了这些话，安详地闭上了双眼。此情此景给年仅15岁的张敬礼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从此以后，张敬礼似乎更加懂事，更加用功，更加发愤读书，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当时有名的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

1935年，年方24岁的张敬礼从复旦大学毕业，满怀憧憬，踌躇满志，正准备干一番事业时，他的家庭、他叔父创办的大生集团又遭遇到一个大的变故，使他不得不放弃当一名土木工程专家的打算。原来，张謇去世以后，张謇的独子、张敬礼的堂兄张孝若继承了张謇的事业，成为大生集团的掌舵人。自1922年以后，大生集团的经营每况愈下，到1926年以后更是债台高筑，度日艰难。张孝若驾着大生集团这艘破船在腥风恶浪中艰难前行了9个年头，谁知在1935年10月身遭不测，命殒上海滩。忙完张孝若丧事的大生公司的董事、股东们于1935年11月15日、16日，先后召开了大生一厂、大生三厂临时股东会及常会，经过票选，张敬礼当选为两厂董事。在同年12月31日召开的大生一、三两厂董事、监察联合会议上，张敬礼又被推选为产业组组长，主抓大生一、三两厂的生产，可谓担子不轻。危难之际的大生企业为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提供了展示才能的舞台，从此以后，张敬礼的命运就和大生集团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当时，张孝若给张敬礼他们留下的可以说是一个负债累累、百孔千疮的大生集团。但是，张敬礼他们在董事长徐静仁的领导下，“维艰维继，苦苦奋斗，大生还是摆脱不了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官僚买办资本压榨的夹缝中求取生存的命运。”特别是抗战期间，南通沦陷，大生二厂毁于战火，大生一厂、三厂、副厂和电厂被侵略军占领，机器设备被拆毁，被搞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大生两董事会压于敌伪铁蹄之下，失去运用职权的能力。直至1946年2月，大生两董事会才逐步恢复正常工作。6月，新董事会成立，张敬礼担任了大生第一纺织公司经理、大生第三纺织公司常务董事。

“新官上任三把火。”为使大生早日走出困境，张敬礼内外齐抓，双管齐下。对内，他加强管理，深化改革；对外，他广交朋友，广开财源。张敬礼出任大生第一公司经理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探索大生走出困境的出路。1946年8月11日至21日，张敬礼率领由工务董事金叔平、业务董事吴申夫和会计李云良、闵仲辉等人组成的工作班子深入大生一、副、电厂进行调查研究，凡11日。从张敬礼撰写的《赴通考察报告》可以看出这次调查研究有这么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调研目的明确。“此行重要目的在考察各厂工务改善及新会计规程之推行，同时复协助南通学院在通复校及恢复附属医院事。”二是准备工作充分。赴通调研以前，张敬礼他们“为求了解沪上纺织工业实况，俾资比较起见”，专门参观了上海的各大纺织厂，主要有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所经营的内外棉第五、六、七厂，内外棉第二漂染厂等国营纺织厂，以及申新九厂、永安一厂和大华染厂等八家民营纺织厂。他们还走访了在这些工厂服务的南通纺织学院毕业的同学，认真听取他们对南通纺织走出困境的意见。三是调研紧张深入。且看张敬礼他们的行程安排：8月13日至16日，“在一厂分别视察新厂各部、老厂美机间、布厂物料间、修机间、仓库、职员宿舍及工人住宅等”；17日，“视察副厂”；19日，“视察电厂”；20日，“视察唐闸其他各工厂”，包括广生油厂、资生铁厂、资生冶厂、复新面厂等。而其余时间则“屡与工务同仁讨论各种问题”，和广大职工一起商量恢复生产、提高工效的措施。四是分析中肯，措施有力。张敬礼在深入调查、摸清各厂情况的基础上，对各个厂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将南通各厂的情况与上海各大纺织厂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并针对各个厂的不同情况，分别提出“科学管理之实施，增开纱锭提高效率”，以及开源节流、提高产量、保证质量的各项具体措施。更为可贵的是，张敬礼将这些措施一一落到实处，“事后并以书面备考。吾人今后工务改进步骤，正可以此书面建议为标准，以观工作进步之程度。”张敬礼务实的办事风格，由此可见之一斑。

时隔两月，张敬礼又带人第二次赴通对大生各厂进行了视察。在南通市档案馆馆藏的大生档案中，我们见到了事后整理的《张敬礼第二次赴通视察纪事》。这一《纪事》收录了张敬礼在大生驻通办事处、一厂、副厂、电厂召开的谈话会与联席会议的会议记录，还收录了张敬礼在通视察期间对各厂的训示和公开演讲。通过这些文字，特别是那些训示与演讲，我们看到了一个迎难而上、崇尚实际、埋头苦干的企业家形象。

对外，张敬礼广交朋友，广开财源。在办实业期间，他仇恨国民党及封建势力、官僚资本的黑暗腐败，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胡厥文、李济深、陈叔通、冷遹、孙晓村等人广有接触并结下友谊。张敬礼通过各种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为大生企业的恢复、生存与发展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

但是，尽管张敬礼他们作了一系列十分艰难的努力，“谁知事与愿违，大生在面临美货倾销、苛捐杂税，几经折腾的同时，又受到国民党虎视眈眈、鲸吞蚕食的威胁”，大生企业一直没能摆脱一蹶不振的困境。

关键时刻掌稳舵

1948年，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南通，大生企业的工人群众欢欣鼓舞，准备迎接解放。但是，以董事长洪兰友为首的大生高层领导由于对共产党的政策缺乏了解，企图将工厂南迁。早在1948年春，大生三厂的董事施子瑜就向洪兰友（也是国民党政府“国大”秘书长）上书，建议将大生早日南迁。在洪兰友的一再催促下，大生第一、第三纺织公司筹备将大生厂迁到广州、澳门、香港、台湾等地，决定在广州、香港、台湾设立办事处，并派金叔平、曹舜卿等人先到香港、台湾活动。大生沪事务所在上海大量套购外汇，供在香港设立“南生行”的需要；在台湾成立了“大生公司台北办事处”，着手购买地基，筹建厂房。同时，还将大生一、副、三厂的纱布大量外运，将大生三厂的5000纱锭南运，一、副厂的机器设备则做拆卸装箱的准备。在国外购进的美棉、印棉也暂不运回。

1948年夏天，张敬礼在香港遇到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李济深向张敬礼分析了当时形势，劝大生不要迁厂，使张敬礼的认识进一步提高，更加坚定了不能南迁的思想。1948年底，洪兰友匆匆逃往台湾，并一再催促大生南迁。身为大生第一纺织公司经理的张敬礼坚持拖延不办，他不签字，大生在香港的存货和订购的发电机、锅炉、印染机等就动不了。而此时，国民党政府某些官员放出风来：“张敬礼在大陆呆不下去的，一定会去国外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估计错了，张敬礼没有走，张敬礼留在南通与大生一厂的工人们一起迎接南通解放的曙光。因为，张敬礼深深地知道：“南通大生的事业是叔父、父亲一代人含辛茹苦创建起来的，而我们张家人的传统向来是爱祖国、爱家乡。在这何去何从的关头，绝不能因为我的决断失误而使大生的事业毁于一旦。”

张敬礼作出这么重要的决定，还因为当时他和黄炎培、陈叔通、冷遹、孙晓村等有识之士有很多交往和接触，其中不少人还是他的父辈和友好，给了他很多的关照。据张敬礼后来回忆：“他们在政治上对我很关心，给我的影响很大，大家聚在一起，名为品茗聚餐，实则谈形势，谈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使我对党产生了很大的向心力，对自己所作出的留在祖国的选择也增强了信心。”

与此同时，大生各厂的工人群众在厂内地下党的组织领导下进行了反对工厂拆迁的活动，提出“三不一拖”的斗争策略，即“不拆、不运、不卸，拖到解放。”1949年1月21日，大生一厂6000多工人举行了抗议资方迁厂的大罢工。中共南通地方的领导机关也通过关系对大生上层人士宣传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促使他们放弃了南迁的计划。

最终，大生南迁的计划未能实现。除了海门大生三厂将库存的清花、钢丝、粗纱等机件及并线机4000锭共675件装箱运往台湾，同时运出1300多件纱、18500多匹布以外，其余大部分机件未动，而张敬礼所领导的大生第一纺织公司的所有机器设备基本上完好地保存下来，和广大工人群众一起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解放以后，大生一厂能很快地恢复生产，跟这批纱锭、棉花和一笔资金留在南通很有关系。

就这样，大生纱厂这艘航行了50多年的千疮百孔的破船，终于在共产党人的指引下，在广大工人群众的合力推动下，由张敬礼稳掌舵柄，绕过了急流险滩，驶向了新时代的彼岸。

公私合营作表率

1949年2月2日，南通解放。人民解放军南通区军管会即派工作组进驻大生各厂，帮助恢复生产。南通专署副专员邹强委派马志坚、尤云万同志带信给寓居在上海的张敬礼。张敬礼是邹强父亲的学生，和邹强又是南通七中（今南通中学）的同学。邹强在信中先叙旧谊，接着讲了党的政策，要张敬礼回南通搞好生产。当时，南通党组织还通过厂里给大生沪事务所的号信，给张敬礼写了八个大字：“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实际上是在向张敬礼宣传党的政策。后来，张敬礼从上海回到解放了的南通，见到了邹强、王野翔、叶胥朝等同志。张敬礼见到这些共产党的干部衣着朴素，言谈谦和，平易近人，待人诚恳，从心底油然而生敬意。尔后，在南通市党政领导的鼓励和支持下，张敬礼挑起了大生纺织公司董事兼经理的重担，为大生企业组织原料，恢复生产做了大量的工作。党和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组织原棉，扶持其度过难关。1949年5月，国营南通江海贸易公司供应大生纺织公司原棉178.5吨，推销棉纱34280包，细布1万匹。8月，又拨皮花500吨（1万担）交换纱布，帮助大生克服原棉缺乏的困难。之后，国营南通花纱布公司组织各私营厂联合收购棉花，合理分配使用，以制止因各厂抢购而引起的价格上涨。1950年7月，在张敬礼的主持下，大生公司实行了厂务改革，精简机构，改善管理。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经过劳资双方的共同努力，每件纱节约成本折合工缴21个单位，做到保本生产。在工作实践中，张敬礼看到并深深地体会到，党和政府在团结教育职工克服困难、组织原料、提供货款、维护和发展生产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主导作用。这一切都为下一步张敬礼积极主动地要求大生企业实行公私合营，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张敬礼从10多年的办厂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也只有走公私合营之路，才能使大生企业摆脱困境，求得新的发展。解放初期，大生企业的外部矛盾和内部矛盾都十分突出。一方面，公司所存2500吨棉花亏蚀殆尽，布机也抵押给人民银行，生产难以维持；另一方面，工人群众对企业管理非常不满，要求资方进行改革，年轻的技术人员也想脱离大生到国营工厂。对此，公司某些上层人物主张“停厂散伙”。面对困难重重、危机四伏的现实，怎么办？张敬礼为大生选择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走公私合营之路。

当张敬礼把他的公私合营主张提交给股东们讨论时，股东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他们对待公私合营的态度分为三种：一是积极主张建立公私合营体制；二是不同意，但也不公开阻挠反对；三是持无所谓的态度。其实，人都是很讲实际的。因大生经营艰难，股东们已长期未领到股息，无利可图，许多人抱着不妨一试的心理，对公私合营并不加反对。在这种形势下，张敬礼又得到张文潜、蒉延芳等人的支持，于1951年底向政府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并多次前往苏北行政公署恳请政府委派干部进入大生公司，建立公私合营体制。这一申请于1952年1月获得苏北行政公署的批准并委派公方代表进入大生一公司，还明确了公司及各厂负责人：大生第一纺织公司经理张敬礼，副经理杨德和（公方代表）；大生一厂厂长余韶九（资方）、副厂长王滔（公方代表）；大生副厂厂长王元章（资方），副厂长徐智（公方代表）；天生港发电厂厂长黄友兰（资方），副厂长陈世魁（公方代表）。公方副厂长均任党委书记。至此，公私合营大生第一纺织公司宣告成立，张敬礼总算了却自己多年的夙愿。

公私合营以后，根据中共苏北区党委的指示，大生一公司各厂开展“三反”运动（因已公私合营，故未开展“五反”），撤销与调换了一些有贪污行为的职员，提拔了293名工人担任各厂行政管理人员，其中担任车间主任、科长职务的64人。同时，各厂建立了人事、财务、生产、经营管理等制度，使全厂的生产、经营活动很快走上了正轨。“三反”结束以后，张敬礼根据市委的要求，将公司的工作重点转入生产领域，重点抓好两件关键性的大事：一是提高产品质量，二是保证生产安全运行。张敬礼他们与公方代表一起，齐心协力，团结广大技术人员，发动群众解决生产中的问题。1952年11月中旬，大生一厂开展了群众性的反次布活动，搞竞赛评比，采取技术措施，进行质量攻关。其他各厂也开展了以提高质量为中心的劳动竞赛，以此推动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整顿企业管理，质量和安全问题得到解决。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大生一厂的棉纱质量逐步趋向好转与稳定，正布率达到80%左右（原来仅有10%），企业的经济效益明显好转。

在公私合营后的一年里，大生不仅偿还了旧债，而且开始积累资金，纱锭由原来14万枚猛增到30万枚，布机由原来1200多台猛增到3000多台，纱布产量大幅度提高。合营一年后即给股东们发放股息，虽然为数不多，但影响较大，让股东们看到了大生公私合营后的美好前途。接着，张敬礼又以上海大达轮船公司牵头，联合当地33家大小同行申请公私合营，成立上海轮船公司。之后，张敬礼在党和政府的鼓励下，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先后在本市和华东部分地区宣传公私合营的优越性，启示广大私营工商者走社会主义道路。张敬礼感慨万千地说：“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张家两代人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在解放后的短短几年中就实现了。”

1955年12月6日，根据地、市委的部署，市人委和市政协联合召开扩大会议，与会的700余名代表听取出席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的南通市代表张敬礼传达毛泽东主席的重要讲话。张敬礼借用毛主席的话发自内心地告诫全市工商界和私营企业的职工们：“只要为人民做好事，好事做得越多，前途就越好，这是成正比的。”通过典型示范引导，在不到20天时间里（除先期已合营的工厂、企业外），全市88个行业、1347户私营工商业者，手执大红喜报，敲锣打鼓，向市人委递交了公私合营的申请并获得批准。

张敬礼不仅为南通市的公私合营作出了贡献，还为推动全省的公私合营发挥了作用。常州刘国钧主持的大成公司在落实公私合营时，遇到了公股比例不足的“拦路虎”。按政策规定，公私合营时公股的比例，不能低于15%，这一条硬杠杠一定要达到。于是，人民政府考虑向大成公司投资250万元，使公股比例达到15%。但这笔钱需由中央和华东局加拨，否则，大成公司的公私合营就会推迟或落空。在这关键时刻，刘国钧想到了他的老朋友张敬礼。

于是，刘国钧冒着鹅毛大雪，从常州赶到南通，与好友张敬礼商量了一个以已经公私合营的大生公司的公股与大成公司的私股进行调换的解决办法。随后，他们就以私营大成公司总经理刘国钧与公私合营南通大生公司总经理张敬礼的名义，向省委呈送一份联合申请报告，其中提出：由大生纺织公司（公股占40%以上）公股中提出9%，折合80万元，与大成纺织染公司私股相等价值的股票对调。大成公司加上原来的代管股3.44%，公股比例可占15%左右，达到公私合营的基本条件。这样，没有用国家一分钱投资，就使大成公司公股比例不足的问题迎刃而解。中共江苏省委接到刘国钧、张敬礼的呈文，非常重视，认为，这是加速公私合营的一个好方法。江苏省委在给华东局、中共中央的报告提出：“如这一方法尚属可行，还可再由大生纺织公司公股中提出15%左右，与无锡市的庆丰、丽新等厂对调，如无锡资方也愿意，则今年计划内的几个纺织厂，就可以大体上解决合营的方法问题了。”并在报告中指出：“常州三个厂（资产净值2500万元）经与南通大生纱厂换股票可减少国家投资250万元。”由此可见，张敬礼及其所领导的大生纺织公司对推动全省的对私改造，实行公私合营功不可没。

1954年，张敬礼曾赴北京、南京、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宣传公私合营的优越性，对推动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起了积极作用，而张敬礼本人也进一步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除继续担任原来职务外，还给予了其他政治安排。1952年前后，张敬礼出任了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委、苏北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1956年以后，任江苏省纺织工业厅厅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民建第二至四届中央常委、江苏省委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第五届副主席兼会务局主任、第六届副主席，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副董事长，香港国际永年公司董事长。张敬礼还是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1995年10月16日，享年84岁的张敬礼走完了人生之路，在北京逝世。10月26日新华社电讯稿对这位老人作了这样的“盖棺论定”：“张敬礼是中国民族工商业者中具有较大影响和较高威信的优秀代表人士。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他带领大生纱厂率先实现了公私合营，在江苏乃至全国起到了带头和示范作用，做出了贡献。几十年来，他满怀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赤诚之心，与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 mQwk!* U ”

上个世纪初，毛泽东主席在宴请张敬礼等工商界知名人士时指出，讲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是的，对那些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对这位经历了三个时代，满怀爱国爱乡情，为大生续写新篇章，临终只恨“报国之日苦短”的大生集团继承人、民族实业家张敬礼，南通人民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作者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