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略中国是日本蓄谋已久、早有准备的。1867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在《天皇御笔信》中叫嚷，要“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所谓“开拓”“四方”者，实际上就是日本在对外政策上所确立的“开疆拓土”的侵略总方针。其对外扩张的首选目标，就是其隔海相望、一衣带水的邻邦——朝鲜和中国的琉球、台湾。同治十三年（1874）4月，日本组成所谓“台湾生番探险队”3000余人，由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舰队侵略台湾，并在琅峤登陆，与台湾当地居民交战后，即以龟山为中心建立都督府。清政府得悉日军侵犯台湾后，即向日本政府提出质问，并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直赴台湾与日军交涉，并积极备战。由于日军不服台湾水土，士兵病死者较多。日本政府考虑到不能以军事立即占领台湾，转而使用外交手段，逼迫清政府与之签订《北京专条》，付给日本国抚恤银和日军在台“修道建房等共计50万两银。日军得利后才于当年12月20日从台湾撤走。

日本悍然派兵侵犯台湾，暴露了日本霸占台湾之野心。光绪元年（1875）三月二十六日，张謇就在日记中写道：“且闻台湾复有兵警，以去年受庇之人，一旦反戈相向，既失体制，亦贻后患。……杞人之忧,未有已时。不知当道诸公亦曾一动念否?吁!”[2]1876年2月，日本以武力威迫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这不仅严重侵犯了朝鲜的主权，而且也使之逐步成为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的跳板，张謇对此更加警惕。清光绪五年（1879年）,张謇在《代夏学政沥陈时事疏》中说:“今日诸夷逼处，环伺耽耽，恫喝要求，累岁相望。其宜战而不宜和，无智愚皆知之”“第当此时艰势迫之秋，深维君忧臣辱之义，倘更缄默，安有天良？”[3]足见张謇虽自称“管见所及”，但他洞察时势，深明大义，深感内忧外患，故怀着一颗爱国之心，“披沥上闻。伏求圣鉴。”[3]从上述奏文中可看出，张謇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已有所警戒。

2．日本趁机继续向朝鲜扩张势力，张謇随军入朝平定叛乱，并转奏清朝廷防范日本转而对中国的侵略。

光绪二年（1876年）闰五月，24岁的张謇应统领吴长庆之邀前往浦口加入“庆军”，“客其军幕，治机要文书”[2]。光绪八年（1882年）6月，朝鲜“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清政府应朝鲜国王请求，派吴长庆率兵赴朝定乱。张謇随军入朝期间，参与了多项军事筹划和重要文书函牍的起草。他在《代吴长庆拟陈中日战局疏》中指出：“外夷船坚炮利，狎以风涛，是以议者又以东南海疆为虑，不知江海要口皆有防兵，轮船火器，制造不乏。”“又见朝廷前容日本之不共，思假恫喝以济其欲，是以阳示敢战，阴冀速和。”[3]足见张謇对时事战局的分析中，对外敌的侵犯甚为戒心和警惕，主张既要“敢战”又要积极做好“速和”的工作。

同年，张謇又写成《朝鲜善后六策》，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提出要防范日本进一步对朝鲜转而对中国的侵略，其中还主张开展行之有效的抗日。然而李鸿章却斥之为“多事”，对张謇在文中的许多有益建议“搁置不议”，对日本侵略者未采取任何积极的防范措施。相反，日本海军却以超过北洋水师的军力作为强军的目标，购置了最新巡洋舰，添置了速射炮，武装海军，积极备战，为侵略邻邦作准备。

清光绪二十年（1894），张謇在《代某公条陈朝鲜事宜疏》中，进一步揭露日本的阴谋：日本“既攘中国之流虬为己有；得陇望蜀，益思图我朝鲜。其君臣上下，处心积虑，亦非一年。……动辄先发其意，专破朝鲜臣服中国之说，因以夺中国保护朝鲜之权。……朝鲜与中国唇齿相依，利害相因，大权一失，实祸随之。”[3]从中可看出，张謇对日本扩张侵略政策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作出了富有远见的判断。当时，日本人福泽谕吉在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一文中扬言：“对待支那（指中国——笔者）、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4]其意就是按西洋人“侵略霸占”的办法对待，真是“图穷而匕首见”，其侵略之心，昭然若揭。这更证明，张謇对日本的侵略意图所作的判断是正确的。

3.张謇对日本的狼子野心了然于胸，主张对付外敌入侵的策略应是“战和并举，以战促和。”

张謇在对于日本拓展周边、霸占近邻的侵略行为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后，主张首先要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在此前提下争取“和”的希望。翁同龢对张謇的这一理念很赏识，“期许甚至”。张謇为吴长庆拟书论中俄战和形势时就坦言:“伏念自来中外交哄，不过战和两策……以和为和，是罢战之论发于我，而彼强我弱；以战为和，使愿和之请出于彼，则彼绌我伸。”[3]这就是说，对付外敌入侵的策略应是“战和并举，以战促和。”

从这里可看出，张謇在时局的分析上，对日本侵略者的野心也早有察觉，警惕在先，未雨绸缪，并能高屋建瓴，审时度势地提出“战”“和”两手准备的主张，这在当时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二、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张謇慷慨陈词，呼吁抗战，大力宣扬“士苟以洗国耻、觉民智为心”[5]。

朝鲜的“壬午兵变”平定之后，日本则迟迟不撤兵，并以此次兵变为借口，进行种种要挟，敲诈朝鲜，还强迫朝鲜与之签订《济物浦条约》，由此得到大宗赔款之外，还获得在朝鲜的驻兵权利。由此，日本肆无忌惮地长驱直入，将其侵略的魔爪向前又伸进了一步。

1．张謇力主清政府再次出兵朝鲜，继续抗击日本侵略者。

1894年6月，朝鲜发生了震撼半岛的“东学党起义”。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派兵入朝镇压起义，帮助平息内乱。张謇密切关注着朝鲜局势的发展，认为日本对“东学党起义”绝不会袖手旁观，肯定要插手，因而主张作好派兵的准备。果然不出张謇所料,日本趁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之机，派遣大量的军队进驻朝鲜，对中国按约常驻朝鲜的一千五百多名的清兵形成兵临城下之势。战争一触即发，国人无不忧心如焚！

1894年6月7日(五月初四日)，张謇根据朝鲜局势的发展，致函翁同龢，向他提出应出兵朝鲜，分兵“扰日”，中止中日贸易等建议。他在信中说，望朝廷“明发谕旨，揭明从前琉球、安南不问之故为息事安民。今日本强图臣服我藩邦，不得不用兵。饬北洋驻威海军援朝鲜。一面饬东南各省派兵船分道径薄日本，以台湾为后路；一面起用刘锦棠，募哥老会二三十营，许其自新；布告天下各国，并将日人码头暂停生意。”在信的末尾，张謇还特地建言，“请发庆典款及内府款”以充战费，既可缓解军费之短缺，又可振军威、鼓士气。足见张謇抗击侵略者之用心良苦。”[7]

不久，朝鲜东学党起义声势进一步扩大。平定“壬午兵变”之后留驻朝鲜的袁世凯也电告李鸿章，敦促清政府出兵。李鸿章这才奏旨请示，光绪帝下旨出兵，即调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同太原总兵聂士成、总兵夏青云带兵二千多人，先后分坐招商局轮船，由5艘军舰护送，开赴朝鲜。但当清军入朝后，日军早已作了部署，大举入朝：“甚者至谓日本兵逾万，早据汉城，协王立‘向非中国藩属’之约”[8]，日军人数远在中国军队之上。张謇见报上所登的消息后寝食不安，认为“日志蓄谋已久”，局势远比壬午、甲申严重得多。在这里，张謇虽无用兵之权，也不在用兵其位，但他关心国家大事，为国费心操劳，殚精竭虑，积极建言，其爱国之心，非同一般人所有。

2．张謇建言海军分队袭击日本船舰，由水陆两路增兵援朝。

清兵入朝后，如何布兵作战？张謇殚精竭虑，于光绪二十年六月六日（1894年7月8日）再次致函翁同龢，提出建议：“请亲庆军朝鲜得手之后，会同南洋，分两道出师，径薄日本，规复琉球。”[8]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三日张謇又致函翁同龢说:“中国可战铁船约二十余艘，约四分队，每队五六船，各以经事提镇统之，密授方略，时时游弋于中国、朝鲜、日本之间，忽东忽西，忽南忽北，使彼牵掣顾忌，不敢分兵扰我边海。”“而我之兵船规利图便，遇有可乘之机，飙驰前进，或毁其船厂（日厂皆在海滨），或沉其战船，此则声势相援、虚实迭用之道。”[8]他还说：“至援朝鲜之兵，应由水路两路。叶志超牙山之兵裁二千五百，应添调三四千人，参用商船运往（壬午亦参用商船），而以战舰一队护之。其陆路应调旅顺防军十营，由大同江口进发，以四营驻平壤为后路，六营径壁（进逼）汉城，与水军约期夹击。其行营仍仿壬午之法，一营化为两营，践更屯扎，以张声势，而免冲截。计旅顺距大同江水程约一日，大同江口至平境百余里，平壤至汉城约三百里，所分十二营亦应践更前进。而选将驭将，正兵奇兵，应付得宜，尤为至要。”[8]在这封信中，张謇还认为袁世凯汉城来电所提建议“多可采”，并劝翁同龢“勤见士大夫，收诸葛君集思广益之效也”[8]。但当时李鸿章仍不主张对日作战，还是坚持挽请英、俄调停，幻想以此劝阻日本罢兵。

翁同龢虽主张对日作战，但考虑到中国海陆军状况堪忧，复函张謇说:海军“怯敌”，陆军“单极，疲极”，“海陆大进恐不易”，“倭此来不仅虚声也”。[9]翁同龢权衡再三后，还是在军机会上将张謇从水陆两路增援朝鲜等建议提出来供商讨，后来获得了谕准。

3．日本海军频频寻机挑衅，张謇条陈有关海军作战方略。

东学党起义的烈火被扑灭后，日本不仅拒绝撤兵，反而继续向朝鲜增派军队，并提出所谓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以达到既使日军赖在朝鲜不走又能拖住中国军队的双重目的，企图以此中国掉入它早已预设的战争陷阱。与此同时，日本海军频频出没于渤海、黄海海面，寻机挑衅。有鉴于此，张謇再次致函翁同龢，条陈有关海军作战等方略。信中说:海军“游弋之师，必有后路，南洋则台湾最便，厦门为辅，而舟山次之。北海则威海最便，烟台为辅，而旅顺次之。”张謇还请翁同龢“布置善后”：“规大军根本于平壤，东顾元山以防俄；西顾大同江以犄角旅顺，北通凤凰城驿路，南拊王京之背。”[8]

4．张謇举荐和起用各路人才，主张调兵遣将抗击日本。

为了抗击日本，张謇一次又一次地举荐各路将才。光绪二十年六月六日张謇致函翁同龢，信中陈述了起用将才之重要，哪些人可用，哪些人不可用。他说：“闻章高元尚可用，不知其人何在。庆军则蔡金章、杨岐珍，小统将之才也，二人谨重明白而不贪。”“蔡曾署广东陆路提督，现似闲居粤省，杨任厦门提督。蔡未甚得意，故尤可用。”“广州协副将李先义，战将之才，条理稍短，其次也。”张謇在信中又保抗法名将刘永福“将才可用”。

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三日（1894年7月15日）张謇致函翁同龢，再次保举刘锦棠、蔡金章、杨歧珍、章高元、李先义、张光前等人。认为起用刘锦棠可“以济湘淮之平”。“蔡金章、杨岐珍、章高元、李先义皆可用”。他还说：“陆路之兵，张光前曾在朝鲜得力，所统尚有三四营，宋庆可拨四五营。宋故曾隶袁端敏部，与袁世凯有旧，而亦曾与袁世凯同事，必尚能联络一气。”[8]接着，张謇再保刘永福。说“刘永福上书合肥，愿率旧部径攻日本”，但“合肥不答”。因此，他建议“厦门提督杨岐珍不必他调，永福可将所部先驻台湾，名为防台，相机东渡”。他又建议“湘刘（锦棠）帮办南洋，淮刘（铭传）帮办北洋，取其目前将士一气，亦可统游弋之师”[8]。事后，翁同龢采纳了张謇的建议。

5．张謇搜集有关战事信息供翁氏参考，呈奏饬令沿海沿江应实行海上“米石禁运”。

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张謇还搜集有关战事信息，并带给翁氏供他参考。张謇三次致函翁同龢后，翁感到有必要与张氏见面。所以，翁约张謇亲自前往翁宅，与翁氏作了一次“深谈”。面谈中，张謇除请翁呈奏饬令沿海沿江各防外，还应实行海上“米石禁运”。事后，翁同龢基本采纳了张謇的这些建议，在给张謇的复函中说:“江防极要，闻布置尚从容。”[9]后来，因米石禁运一事牵涉到京师市面的问题而未立即实行。

三、在甲午战争中，张謇竭力主张选贤拔能，起用宿将，追随翁同龢等主战派领袖投入反侵略斗争。

甲午战争爆发后，张謇旗帜鲜明地支持光绪，并追随翁同龢等主战派领袖，主张对日还击，清政府终于正式对日宣战，投入反侵略斗争。

1．张謇激情满胸，积极出谋划策，直陈皇上，要求迅速下令开战。

要不要抗战？如何抗战？当时朝廷抗战的决心迟迟难下。当时，同是江苏籍的翁同龢正担任军机大臣，张謇激情满胸，常去走动，积极为翁同龢出谋划策，劝他直陈皇上，迅速下令开战。

翁向龢深受张謇热情的感染，主战意志更加坚定，竭力敦劝光绪皇帝对日还击。光绪帝采纳了主战派的建议，大力推行抗战路线。主和派出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也不得不采取一些应变措施。最后，清政府终于正式对日宣战，甲午战争由此开始。

2．张謇得悉日本不宣而战，即致函翁同龢，建议用人加强防守。

1894年7月26日，日本海军在朝鲜半岛海面偷袭中国运兵船，不宣而战。丰岛海战的第二天，日军又向驻守牙山的清军发起进攻。叶、聂奉旨北移，为了避开日军，绕道朝鲜东海岸，沿山路而进，以致同国内消息中断，引起翁同龢等人严重不安:“乐浪以东，步步荆棘，势难长驱，牙军殆矣，忧心如祷。元山，检地图不得，闷极。”[9]张謇得知后，立即致函翁同龢，信中说，“日本铁甲船五”，有的“甲太薄”，有的“惟求旧，盖无识矣”，“余二十九舰皆名巡海快船，无铁甲也，亦远不及我快练船”。他还提醒翁同龢，“台湾事至要，亟应改弦更张”，加强防守。至于陆军亦应抓紧训练，“河南、安徽之间，背枪极能命中致远”。[8]同时，请翁同龢奏请光绪帝召见“瑞安”(指御史黄绍纹）“意园”（指内阁学士)，听取他们有关主战的意见，“若能特旨起之，尤足以鼓励士大夫之正气”。张謇还说，“言路无论如何，开总愈于塞”，“朱一新、屠仁守，忠清亮直，海内所知，能起见之，必有裨益”[8]。与此同时，他还遣人给翁同龢送去二张珍藏多年的朝鲜地图。

3．张謇不满李鸿章仍挽请英国调停，便函向翁同龢，要其增兵支援。

丰岛海战后，英国借“高升”号被击沉一事，向日本提出严正抗议。英国的抗议，又一次燃起李鸿章的幻想，他在“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的理论支配之下，一再妥协退让，避战求和，训令中国军队“静守勿动”，幻想着“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亦不动手”。而军机大臣孙毓汉、徐用仪等也认为“事有转机”，与之呼应。张謇得知李、孙仍挽请英国调停，因不明中枢意向，函向翁同龢“备询一切”，并要翁同龢坚持己见，不为动摇。光绪二十年七月九日，张謇与丁立钧、王鼓荣、屠仁守等人一起前往翁宅，与翁同龢“谈东事，激昂慷慨”。七月十三日，张謇又致函翁同龢:“为目前计，亦只有二策，而救而出之，不如添兵往援之为得势也。”主张“此时除却坚持绝无他法，坚持则可以懈敌人之气而窥其瑕，坚持则以□京津之局而观其变。”[8]张謇的上述意见，基本上都被翁所采纳并作为奏议，获旨允准施行。翁同龢就此还对张謇表示感谢:“坚持二字，敬铭之”。

4．张謇对李鸿章主和避战、贻误战机之为甚为不满，仍主张“坚忍持之”。

张謇多次致函翁同龢，谈了自己对李鸿章主和避战贻误战机的看法。

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七日，张謇又致函翁同龢说:“卫汝贵之军，下不信服其上，颇虑倭人猝然犯之，其众易溃。似卫不当前敌，宜令李就其军选一为下所服者，率数营为先锋。”他在信中还说：“倭船铁甲三艘，乃十八年后所购。而我军之穿板铁甲至受数百弹而未毁，可见水战更不可无坚船利炮，而尤争下手之先。此次较损于倭者（倭铁甲亦大创），我兵未有必战之心，防之疏而应之迟，不得为败也。”张謇还分析：“海军左右翼林、刘皆熟于水师事例而巧。顷闻下旗而后战者，西人无此例，中国恪守此说，不知所始。”[8]

关于和议，他说:“法越之役，我兵一战以后，退而议和，致成轻率，而李之易成若宿构者，此次宜以坚忍持之，庶将来和约吃亏略少。”[8]实际上，北洋水师的军力还很不错的，镇远铁甲舰是当时北洋主力舰,也是亚洲少见的铁甲巨舰,曾引起日本国民极大恐慌；定远号铁甲舰是当时北洋主力舰,也是大清国北洋水师的旗舰。问题是北洋水师是李鸿章经营二十多年的家底，也是在朝廷权利争夺中的筹码，失去北洋水师李鸿章就没有在朝廷里说话的分。所以，李鸿章为了保存实力，把主力舰拉回来避战，才导致实力失调，战斗力下降。

张謇的看法得到了翁同龢的首肯，认为张謇此论“语皆透骨”，并函复张謇:“知此意者培(沈曾植，字子培)、衡(丁立钧，字叔衡)两君也”。即“两君”也有此看法。从此处可看出，甲午战争爆发后，张謇提出了许多富有见识的主张，采取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措施，全身心地投入主战活动，抗击日本侵略者。

5．中日之战连连失利，张謇“声泪俱下”，但仍提出选贤拔能，起用宿将以抗日。

由于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连连失利，张謇感到局势已难以挽回，不禁“声泪俱下”。他与翁同龢谈到这一局面时感到，“陪都重地，陵寝所在，设有闪失，大局堪虞”。翁同龢也不由发出“耸人骨，吁，可怕也”的叹息。但张謇还是向翁同龢提出了设粮台、调湘军、起用吴长庆旧部、调袁世凯、陈宝箴、李正荣等入京“备询”的建议。翁同龢在复函中说:“所示磊磊大策，人谓虱其间者可赞一、二，不知非也。最后二条极是。”[10]“最后两条”即起用湘军、召见袁世凯来京，后来均成为事实。

至1894年10月初，清政府虽然从各地调往关外的军队已多达80余营，但这些军队互不统属，各自为阵，急需统帅指挥。张謇等建言起用刘坤一、吴大激，督办军务。翁同龢表示赞同。第二天，他在督办军务大臣会议上正式提出这一建议，被光绪帝所采纳。1894年12月，刘坤一、吴大澂先后奉旨去京，分别被授为钦差督办山海关前敌军务大臣和帮办军务大臣。张謇的上述主战意见和建议直接为光绪帝和军机处制订对日作战部署提供了参考。

四、甲午战争失败后，张謇弹劾奏疏、严厉痛斥、揭露和鞭笞李鸿章的不战误国行为，并寻求新的救国道路。

由于主和派操纵着实权，在投降主义路线指导下，日军击溃北洋水师，在东北与山东沿海登陆，连续攻占旅顺、大连、威海卫、刘公岛、营口，东北海防全线失守。这更激起了全国上下的公愤，翰林院更是群情激怒，卷衣捋袖，痛斥误国。张謇等人联合上书弹劾李鸿章，要求严惩卖国元凶！

在清朝廷里，李鸿章位高势大，权倾朝野。当时朝中流传着“要做官，不能得罪李鸿章；要升官，就得攀附李鸿章”，足见其影响之广。而张謇新中状元，刚进朝廷，羽毛未丰，资格欠嫩，其功名利禄全在这些“铁腕人物”的股掌之中。按照官场传统陋习，张謇正该努力讨好巴结之时，岂敢与之作对。可张謇出于爱国热情，全然不顾自己可能遭到的官场厄运，根据自身的感受，加上刚从朝鲜回国的袁世凯所提供的最新材料，独自写成了一本《呈翰林院掌院代奏劾大学士李鸿章疏》折子。其内容从光绪八年李鸿章在处理朝鲜问题上给敌人造成“有可乘之隙”入手，历数桩桩件件不可宽容之罪，以众多的事实，犀利的笔锋，一针见血地指出：“直隶总督李鸿章自任北洋大臣以来，凡遇外洋侵侮中国之事，无一不坚持和议。天下之人，以是集其垢病，以为李鸿章主和误国，而窃综其前后心迹观之，则二十年来败坏和局者，李鸿章一人而已。”[3]在奏折中，张謇入木三分地揭露了李鸿章在侵略者面前退缩投降的可卑面目，淋漓尽致地鞭笞了他的卖国行径：“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3]继而又严厉痛斥李鸿章：“非特败战，并且败和！”最后，张謇重申自己的主战立场，强烈要求皇上罢其官衔削其职，“另简重臣，以战定和，固人心而申国势。”[3]这篇讨李的檄文，其言辞之激烈，批判之愤恨，已到了极致的地步。从其言辞中，充分表现了他以国事为重的高尚爱国情怀。李鸿章经此弹劾，在国人面前更加臭名昭著无脸面，在政治上黯然失色走下坡路。而张謇却因高度的爱国热忱与蔑视权贵的无畏精神，受到朝野的推崇。

甲午战争使堂堂天朝大国，败在东洋小国之手，这既使张謇饱尝了前所未有的耻辱，又使张謇清醒地看到：高处不胜寒，皇宫是非多；金榜枉题名，空负凌云志。他开始重新思考：看来在朝廷为官已不是其用武之地，与其做无为之争，还不如作有用之事。他深谋着中国的前途和未来，思考着自己的人生之路，考量着如何对国家和社会做些实实在在的事。心知官场险恶难测的张謇，决心远离官场，走上实业之路，“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张謇回到故里后，立足家乡南通，不屈不挠，艰苦奋斗，在江海平原上进行总体规划设计，开创出了另一番事业，其领域涉及民族工业、教育科技、农垦水利、海洋渔业、交通运输、城建城管、金融投资、文化艺术、旅游宗教、公益福利、社会治理，等等，并取得了显著成绩，推动了该地区的近代化进程，使一个闭塞落后的封建城乡开始过渡到近代化的社会，成为全国的“模范县”，被誉为“南通模式”，在全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五、甲午战争时期张謇爱国思想形成的基础

张謇在甲午战争期间的主战言行，表现出了他强烈的爱国情怀。这种爱国思想，究其源，事有因：

一是张謇出生年代所受到的时代影响。张謇出生于1853年的那个年代，正是在世界发生大变动的时代，可谓“生于忧患，万方多难”。这使他备感到国家受列强欺凌、清廷又腐败无能、国势日衰、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在他年幼的心灵上受到强烈的刺激和严重的伤害。作为一个有志气、有抱负、善思考的少年郎，越是受到不公的对待，就越反抗，追求正义，越想力图改变其现状。因此，他不故步自封，也不消极沉沦，眼观世事沧桑，积蓄勇气、毅力和爱恨，从而也成就了他的爱国激情。

二是张謇从小就受到良好的爱国教育。张謇出生在一个富裕农民的家庭，其祖父虽是文盲，父亲识字也不多，但他天资聪明，勤奋好学，日渐长进。据说，他4岁就启蒙，5岁入私塾时便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千字文》。12岁时，张謇之父自辟家教，请老家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读。14岁时，因宋效祁先生病故，张謇受父亲之命，前往西亭，跟随宋效祁的儿子宋琳先生读书，并寄宿在他家。后又走上科举之道。他自小就受到私塾先生、授业师们关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天下为己任”等传统文化中爱国思想的熏陶。儒家文化不仅强调要有忧患意识，还主张文人学士要积极入世，投身于济世救民的事业上。张謇也像很多文人那样，秉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人生理想信念，培养出了一种深厚而浓重的对国家命运的挂念与关注之情，一种使命感与责任意识，并不断将自己的所学关注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上，这为他以后形成爱国主义情怀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三是青年时期随军忧政的社会历炼。张謇在青年时代，就广泛深入地接触了许多军政和社会事务，视野开阔，历炼厚实，这也使他孕育了忧虑朝政的腐败，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不甘心国土流失，主张立国自强，以战求和的爱国主义思想。张謇在《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提出了８条立国自强的建议，并说“其责任须士大夫先之”，其爱国之言论掷地有声，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四是甲午战争爆发和失败的心灵震憾。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直至失败，强烈地震撼着张謇的心灵。他出于爱国主义的义愤，不顾新科状元的前程乃至个人安危，联名或单独署名上书，主张坚决抗击来犯的日本侵略者，故对一贯主和卖国，屈膝投降的李鸿章进行了严厉谴责。在得悉清政府与日本签定《马关条约》后，张謇不仅在其日记中逐条记下了十款内容，还十分痛惜地衰叹：“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至此，张謇的爱国情怀日积深厚，爱国主义思想逐渐形成。

（作者系南通张謇研究中心干事会副会长）

参考文献：

[1][2]曹从坡，杨桐：《张謇全集》第六卷，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1994年。

[3]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①》，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2012年。

[4]《时事新报》1885年3月16日社论，后人以《脱亚论》称之，林思云译。

[5]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④》，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2012年。

[6]《驻北京公使喀西尼致外交大臣急件》，见《中日战争》(7)，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7]《倭事杂记》《张季直书》。

[8]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②》，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2012年。

[9]杨立强，沈谓滨，夏林根等：《张謇存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10]《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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