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有疑难问良师/庄安正

每有疑难问良师

——追念张謇研究资深专家沈渭滨先生

庄安正

2015年4月18日清晨，良师沈渭滨先生在上海中山医院因抢救无效不幸去世，终年78岁。我是第二天在从南通开往横店的长途公交车内，从友人打来的电话中获悉这一噩耗的。悲从中来，一时语塞，竟不知如何继续与友人的交谈！今年春节前夕，我按惯例在南通给沈先生拜年问候，汤师母代接电话后，意外称先生卧病在床，不便交谈时，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以为沈先生以往每次生病都能转危为安，这次定会如此。心中不禁暗暗祈祷，祝愿冬去春来，沈先生早日康复。但春天到了，万物复苏，沈先生在来势汹汹的病魔面前竟告不支，永远离开了我们！

沈先生一生在学术上涉猎很广，不仅是“会通型”的历史学家，而且在中国近代史许多领域别开生面，卓有建树。

我得以结识沈先生，即源自他与杨立强等人整理、编撰的《张謇存稿》。众所周知，张謇是南通籍状元，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存稿》1987年出版之际，正值“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内张謇研究逐渐复苏之时，也是在南通高校任教的我开始将目光聚焦于张謇之时。当时市面上很难寻觅到张孝若1931年版的《张季子九录》，而1994年版《张謇全集》还要等上七年才面世。恰恰在这一资料匮乏的空档期，我某次出差往上海，在书店幸运地购买到一部《张謇存稿》，这是我从事张謇研究后接触到的第一部张謇文献资料集，也是我首次知道沈先生的大名。翻开查阅，如获至宝，存稿中汇集的函电、告启、诗文、家书，以及说略帐略等，文字量达50余万，还包括诸如国家图书馆所藏《赵凤昌藏札》与南通档案馆所藏未刊文稿等张謇鲜为人知的珍贵资料，故《张謇存稿》随即成为我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记得1991年后我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安徽师范大学学报》《江苏社会科学》《江海学刊》等刊物上连续发表的有关论文中，所引资料每每出自《张謇存稿》。可以说，《张謇存稿》陪伴我在张謇研究的道路上一路前行，我也一直受惠于沈先生等人收获的成果。

沈先生后来告诉过我，他在80年代初就认为张謇这一历史人物值得研究，必须研究，而资料又是研究的基础，尽早整理、编撰一部张謇文献资料集十分重要。为此与杨立强先生专程从上海来到南通，会同本地一些学者蹲守南通图书馆、档案馆，爬梳剔抉，参互考寻，终结硕果。其眼光之独到，认识之前瞻、劳作之辛苦，令我等后继者感佩不已！自然，《张謇存稿》陪伴的并非我一人，国内许多从事张謇研究的学者，应该都从中得到过学术上的帮助。如果说，章开沅先生的《开拓者的足迹》，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内张謇人物传记的开山之作与扛鼎之作，则沈先生等人的《张謇存稿》，如同沈家五、严学熙等人的《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与《大生企业系统档案选编》一样，亦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内张謇文献资料的第一批重量级成果，前承《张季子九录》《柳西草堂日记》，后开1994年版、2012年版《张謇全集》等张謇文献资料集之先河，功莫大焉！

我从沈先生处首先收获的是张謇研究的珍贵资料，但沈先生给予我的绝不仅限于此。90年代后期，我因痛感以往国内研究中张謇年谱的缺失，酝酿编订一部《张謇年谱长编》。考虑到工程量比较大，计划将长编分为“晚清篇”与“民国篇”两部分，按照时间顺序，亦按难易程度，先编“晚清篇”。编订过程中，我除了从沈先生1999年出版的另一部《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近代）》得到不少帮助外，还遭遇了诸如体例、行文、注释上的许多疑难问题，求解不得，渴望有人指点迷津，这就自然想到了沈先生。我早知沈先生为复旦教授，心存敬意，并一直以其为师，受其恩惠，但亦一直未与谋面，每拜读于他的学术成果，隔空请教而已。在初步完成“晚清篇”书稿后，2001年我经上海某高校另一位老师介绍联系上沈先生，几度电话与信函往返后，我的见面请求征得了沈先生同意。同年秋季某天，我携带“晚清篇”书稿，专程往上海，经过几次换车倒腾，终于到达七宝镇沈先生寓所，这是我与沈先生的第一次见面。见面我即表白，虽然我长期以来从沈先生处获益良多，但我性愚钝，今天才得以当面请教。我从未进入复旦校园，请允许我以私淑弟子自居吧！沈先生连说不必不必，相互学习吧！他热情接待我，对我遇到的问题一一提出本人意见，让我大受启发。他完全以平等地位与我交流，开始建议我取消书稿中每年先阐述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的内容，待倾听我申述理由后，他认为还是保留这一内容为宜，毫无名师架子。他并表示详细意见要待他研读完书稿后再行交流。尤其使我受益的是，他支持我编订张謇年谱，并告诫我学术园地不再是一方净土，希望我不受浮躁学风影响，淡泊名利，耐得寂寞，将研究坚持下去。

第二年5月2日，为了能获得沈先生更多的帮助，我再次前往拜访。这次随我同行的还有我夫人、女儿与准女婿，亦即我的全部家人。由于沈先生此先已看过书稿，这次提出的指导意见比上次更为具体，许多书稿页码上旁注用工整漂亮的小楷写成的修改意见，其认真负责的精神使我倍受感动。我还围绕某些问题向他深入请教，他都给予了回答，并再次告诫我搞学问勿忘如何做人，要对得起学问之道，对得起天地良心。当时恰逢我女儿与准女婿双双考取复旦大学MBA工商硕士生，我向沈先生坦陈，我1977年参加高考时就对复旦心向往之，未能如愿，我女儿与准女婿现在代我实现了这一愿望，望沈先生今后对青年学子犹如于我多予帮助，沈先生听后十分高兴，对我女儿与准女婿讲了不少鼓励的话。于是在融洽的气氛中，准女婿在沈先生寓所为我与沈先生拍摄了一张合影（见下图），这张照片现在成为我缅怀沈先生的珍贵纪念。

两次拜访给我编订年谱帮助不少。2002年年末，我的《张謇先生年谱（晚清篇）》出版，我随即赠予沈先生，并在原有基础上转入《张謇先生年谱（民国篇）》的编订。2007年年末，我的《张謇先生年谱（民国篇）》书稿获评国家社科后期资助课题，我立即电告沈先生，与之分享喜悦。沈先生极为高兴，说了许多勉励的话，希望戒骄戒躁，努力写出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书稿。

这期间，我还在许多场合有幸见到沈先生，例如，在中国史学会、海门市人民政府于2009年举办的第四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在上海市政协、上海中山学社分别于2007年、2008年、2011年举办的“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上海与辛亥革命学术研讨会”等学术会议上。每次我都抓紧机会，聆听沈先生的发言。沈先生的大家风范，精辟见解，往往成为会场交流中的兴奋点，我亦每每从他的叙事、说理、辨疑中，触类旁通，吸收营养。在研讨间隙，我还抓紧与沈先生私下交流，向他汇报编订年谱的进展与收获。2013年，海门市张謇研究会举办“纪念张謇先生诞辰160周年暨张謇研究会成立10周年学术研讨会”，盛邀沈先生莅临指导，我也接到参会邀请。正当我为能再次与沈先生见面感到高兴时，我被学院告知该学年毕业生论文答辩的日程安排，发现与海门会期冲突，我不仅当日需要主持一个毕业生小组的答辩，答辩前后还要完成许多具体的材料工作，结果只好遗憾地电告沈先生无法会面了，记得沈先生还安慰我：“没关系没关系，工作为重，来日方长。”

是的，沈先生即是一个终身以工作为重的楷模！沈先生自1961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到2014年出版《道光十九年》，再到今年3月发表《当代上海学研究的三点希望》，笔端涉及到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会党史、区域文化史、社会史、人物研究与地方史志等许多领域，五十五年学术生涯中，何尝又有过一时半刻的休眠期！真是生命不止，工作不息！我虽然再也见不到敬爱的沈先生了，但是薪尽火传，发扬先生的治学精神，延续先生的学术生命，是弥补这一遗憾与纪念沈先生的最好办法，也应该是沈先生对我等后继者的最大期待。

(作者系南通大学教授)

（本文作者2002年与沈渭滨先生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