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改革中国盐政的思想和实践/黄志良

张謇改革中国盐政的思想和实践

黄志良

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有着广泛而重要的用途。到了近代，盐还成为现代化学工业的重要原料。盐税又是历代朝廷财政收入中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税源，属于最古老的税种之一，为历代理财家所注重。民国期间，盐税收入仅次于农业税与关税，占全国赋税收入的四分之一，附加税名目繁多，达百种以上。因此，盐的生产、运输、销售以及价格都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但长期以来，政府对盐业的管理存在严重弊端，使中国盐业难以发展，更难实现现代化。

1 创办新型盐业公司

张謇在研习举子业的过程中，便认真研读了大量古代盐政书籍，如《盐铁论》、《两淮盐法志》等，清光绪二十年（1894），张謇参加殿试，在“盐铁”对策中，针对盐政时弊指出，清代盐商借官行私的弊端十分严重，那些接受政府引票以贩卖食盐者往往既是盐商，又是夹带私盐、囤积居奇，扰乱盐业市场的私枭，即所谓“夫受引盐者商，而夹私居奇者即商也”[1]，提出要整顿这种弊端。

光绪二十七年（1901），张謇撰写了著名的《变法平议》。在改革盐法部分，他第一次公开阐明了自己“设厂煎盐而后就地征税，若网在网，可坐而理矣”的主张[2]。这一主张遭到盐官和盐商竭力阻挠和反对。而控制淮南盐场的两淮盐运使赵某更极力反对改“盐”为“农”。

张謇深知改革的难度，决定自己亲自进行尝试。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謇与汤寿潜、罗振玉、徐显民、刘锦藻等集股本规银十万两，购吕四场李通源盐垣，创立同仁泰盐业公司。这是中国第一个采用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组建的股份制盐业企业，张謇亲自出任总理。张謇用自己的“盐法论”，进行了四个方面的改革：（1）废丁籍，改称呼，提高灶民煎丁的待遇；（2）采用资本主义的股份制管理企业，整顿规章制度；（3）改良生产技术。把耗草多、成盐慢、成本高、产量低、品质差的晒灰淋卤、蓄草煎盐的传统旧方法，改为“板晒代煎”和“以煤代草”新工艺；（4）改良制盐工艺，生产精制盐。盐产量从2万桶发展到5万桶。光绪三十二年（1906），同仁泰盐业公司试制的精制盐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展赛会，由于色味俱佳，受到各国专家一致好评，获得最优等奖牌。宣统二年（1910），精制盐参加南洋劝业比赛，再次获得优等奖牌。民国三年（1914），同仁泰盐业公司生产的板晒盐，在美国旧金山为纪念巴拿马运河通航而举办的博览会上，荣获特等奖。总之“淮南煎盐，尤以吕四所产，无论聚煎、板晒，品质最上，推为淮南之冠”[3]。

张謇在力主改革盐法的过程中，目睹淮南盐业衰落，与海州知州汪鲁门联系，积极倡议创办济南场（接济淮南盐产销的滩晒盐场）。张謇、徐静仁、汪鲁门等人发起组织，先后集资创建了大阜、大德、公济、大有晋、庆日新、裕通、大原7个股份有限公司，在陈家湾地区共建济南场。济南场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始建，民国三年（1914）建成，共有池滩1160份，占地8999600平方丈（约15万亩），年产原盐2708000担。后来济南场所产之盐，逐步达到和超过原淮南各场盐产的总和。济南场创办成功，不仅树立了近代化盐业的典型，同时也为淮南产盐区废灶兴垦铺平了道路，使沉睡千年的苏北沿海荒地资源得到了合理的开发利用。

二、张謇的盐业改革思想

光绪三十年（1904），张謇结合自己经营同仁泰盐业公司的感受，撰写了《变通通九盐法议略》，比较具体地提出了将设厂制盐，就场征税作为变通旧盐制的办法。同年，又撰写了《卫国恤民化枭弭盗均宜变盐法议》一文，提出恢复唐代刘晏就场抽税之法，再结合当时的现状加以变通改革，实现盐法由乱而治的设想。宣统二年（1910），张謇归纳了自己多年来对盐政的认识，在提交的《豫备资政院建议通改各省盐法草案》中，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改革盐政的设想：

1．设厂聚制，就场征税  贩者就场而买。计其成本，加税与息及所用度，纳税之后，官给运单，听其所之，经过关津，不复课税，贩者不论何人，贩数不论多少，皆视同等。

2．合场之力以设厂，分场运之界以任税  场商运商通力合作，集合资本，建设公司。场商既任纳税之事，运商组织运盐公司，经注册给照后从事食盐运销。

3．去官价、革丁籍、破引地 官价不除，则场私不能绝。盐丁丁籍世代相袭，一向以最薄之值任人以最苦之役，必须重视和改善盐丁的待遇与生活。破除引岸界限，实行自由贸易，根本解决官滞私畅。

4．减课之额以增收之数  根据制盐成本的高低，以税章伸缩调节市场价格，官盐价低则私盐无利可图，人人食有税之盐而课入自增。

5．度支部平均盐课之高下，统计收入之盈虚  本轻之盐，销必大畅，本重之盐，销必大滞。用畸轻、畸重之衡，以达平均盐课之效。综各省收入通盘合计，以目前赢缩之乘除，为将来盈虚之消息。

6．改散驻缉私为盐场警察  把原来分散的缉私改变为盐场警察，集中防私。

7．监督无实之司道，留稽征近之盐官  裁撤数千盐务官吏，各场只留一大使专管稽盐征税，隶于场所属各州县，受其督察，而税则由大使解各州县，汇解藩司。

以上七条的核心是摈弃专商，破除引岸，实行就场征税和自由贸易。

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在南京组建临时政府，张謇任实业总长。江苏省独立后，在南京新成立了江苏两淮盐政总局，张謇就任总理着手整顿全国盐法。民国元年（1912）2月，袁世凯接任总统后，以“善后”为名，大借外债。由于借债以盐税为担保，而混乱的盐务管理难邀列强之信。袁世凯把全国盐政改革的任务交给了时任全国农商总长的张謇，并委其为两淮盐政总理。张謇与力主改革的浙江省盐务代表景本白于上海就全国盐务改革的基本理论进行长时间交流，撰写了《改革全国盐法意见书》，首先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深刻批判了专制主义政治下的食盐引岸专商制度，认为旧盐法的丁籍、引岸、缉私、定价制度为四大灭绝人道之处，建设新盐法只有设厂聚煎，就场征税，又按照制盐、运盐、销盐、盐税等方面阐述了自已的认识和主张。又撰写《改革全国盐政计画书》交袁世凯。《计画书》总计十章，首先分析了中国盐政之现状，阐述了盐政改革之目的，提出了民制、官收、商运、银改革之，盐业银行之设备，分步实施的具体措施。[2-212~231]

三、大力倡导和推动全国的盐政改革

宣统元年（1909）十二月，张謇联合全国十六省，共同商议筹划改变盐法，把少数盐商垄断专利的盐业变成公共实业来规划发展。

为了进一步宣传自己的盐业改革思想和改革盐政的主张，张謇于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将自己阐述盐业经济思想和盐政改革主张的论说，与同仁泰盐业公司自光绪二十九年至宣统元年（1903~1909）的历届说略、账略结集为《张季子说盐》出版，由上海时中书局和中国图书公司向全国发行，并且翻译成英文向国外读者介绍。当时人们评价“此为当时无与伦比之名著，风靡海内外，或曰五百年难得之佳作”。

张謇的盐政改革计划遭到了以财政总长周学熙（淮商领袖）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反对，张謇与景本白认为盐务改革屡遭失败，在于盐务的秘密世人难于知晓；要推进盐务的改革，必须要公开研究、广泛宣传盐务的利害，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解决盐务改革的问题。因此必须组织团体进行研究，发行刊物广泛宣传。他们约定建立“盐政研讨会”，发行《盐政杂志》。张謇自任研讨会会长，负责经费；景本白负责编辑发行刊物。《盐政杂志》于民国元年（1912）十一月正式出刊。盐务改革的反对者也针锋相对地成立了“盐政研究会”，发行《谈盐丛刊》与之抗衡。这样，在全国出现了广泛的盐政改革讨论的思潮，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盐政研讨会”分会、支会，会员达到几千人，向《盐政杂志》投稿畅谈改革的文章也纷至沓来。

民国四年（1915），袁世凯图谋恢复帝制，张謇眼看改革无望，决心请假南归。临行前，张謇赠给盐政改革挚友——景本白“盐迷”的条幅，并在条幅的跋中写道：“十年以前，海内可以说盐者，独一景弢伯。每与析古今中外异同聚合之故，未尝不相视而笑也。盐法既变，而变之者又为岐中之岐，可杜口矣，而弢伯谈之不已，不可谓非迷也。会嘱书，遂为贻此诸语，謇。”[4] 希望景本白为改革盐法而继续努力。

民国十二年八月至民国十三年（1923年8月~1924年3月），张謇的儿子张孝若率领中华民国扬子江讨论会秘书朱中道等到欧美、日本考察各国实业，朱中道编著《各国盐法议》，张謇为之作序说：“我国盐法之坏，盐政之弊，今日而大极矣”，“使生读我《说盐》，益知我国盐之为法之从来，亦使友邦知我盐法之坏，而谋革之者固不始今日也已”。但他坚持认为时代的发展不能阻挡的，盐改改革的蓝图终将会实现。“世变固不可已，不可已则千百年而下不能易《说盐》说也。”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1926），张謇以七十四岁高龄之身，仍然为盐政改革忧心忡忡，在致闽、浙、苏、皖、赣五省联防司令孙传芳的信函中说：“若大本惟有改行就场征税，编场警察，于增加国税，宽舒民食，销弭兵匪，三善可相固而致。惟国家政治未纳正轨，真知此事关系绝大，能有决心毅力者，不易其人，大效未可猝睹。然下走历考唐宋以来之历史，与二十年之阅历，自信将来必有行之一日，圣人复起，不易吾言也”[5]。张謇坚信盐业改革思想和改革盐政的实践经验一定会被采纳和推行。

民国二十年（1932）5月30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公布了“新盐法”。其第一条即为“盐就场征税，任人民自由买卖，无论何人不得垄断”，完全正确地继承了张謇盐政改革的主要精神。遗憾的是，这个“新盐法”并没有得到实施。

参考文献：

[1]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6》第24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2]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4》第4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3]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3》第2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4]景本白：《盐政从刊》第17页，北京盐政杂志社，民国十年（1921）。

[5]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3》第141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