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身韩国130多年的《朝鲜善后六策》回国略记/庄安正

藏身韩国130多年的

《朝鲜善后六策》回国略记

庄安正

据《柳西草堂日记》可知，《朝鲜善后六策》（下简称《六策》）是张謇于1882年9月29日（清光绪八年八月十八日）在天津时写就的一篇文稿。其时，正值张謇跟随淮军将领吴长庆入朝平定“壬午兵变”后乘海轮回国，登陆山东烟台后再乘海轮抵达辽东大沽，又到天津稍作休整之际。29日前夕，张謇还因海上连续航程“颠簸殊甚，偃卧竟日”，“感寒而病”，29日那天，张謇却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完成了2500余字的《六策》全文。与张謇其他众多存世文稿迥然有别的是，《六策》完稿后除因张謇特意呈送少数中、朝两国官员览阅外，后世学者谁也没有见过它的真容。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可能在于，张謇将文稿抄写多份分送中朝两国官员后，身边的底稿在某个时段不慎遗失，以致到晚年他自己既记不清文稿内容也弄不清它的下落了（更遑论后世学者）。故不管是张謇在世时开始编辑的《张季子九录》，还是他去世后各个时期出版的各种张謇全集或存稿（包括2012年版的《张謇全集》），都没有收录《六策》。掐指算来，《六策》除1882年后短暂面世外，迄今已在中国学者的视野中消失了整整132年！

时值2014年10月，南通张謇研究中心举行“张謇与甲午战争”学术座谈会之际，这篇在时间上早于甲午战争12年，却和张謇与甲午战争话题有着莫大关系的《六策》从韩国回到了它的诞生地中国国内，回到了它的作者张謇的故乡南通，与大家见面，这对于张謇研究界无疑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尤其是作为长期关注它，跟踪它，想方设法将它从韩国首尔迎回南通的本人而言，手捧《六策》，目睹文稿，心中的愉悦之情绝非语言所能表达。

本人自20多年前从事张謇研究以来，深知历史研究不容虚构，必须以史实为依据，文献资料的挖掘整理对于张謇研究具有很大的基础作用。《六策》一直以来引起我对它的浓厚兴趣，一则在于《六策》所议关乎近代史上中国与朝鲜、日本相互关系这一重大课题，反映了中国有识之士19世纪80年代有关朝鲜安危的见解以及对日本侵略野心的警惕与忧虑之情；二则据《六策》呈送中朝两国政府官员遭遇的相反评价，朝鲜“壬午兵变”后实际上并未“善后”的史实，可在一定程度上透视中朝两国宗藩关系的实质，中国政府内部的派系之争与对外妥协倾向的发展，以及中国12年后在甲午战争中惨遭战败的原因。三则如上述，《六策》问世不久便告散佚，长期不见真容，对后世学者形成了较大的神秘感。它的神秘感随着时光流逝益大，由此引发本人对它的寻访积极性也益增。

毋庸讳言，本人较长时间内对《六策》是否在世一直持悲观态度。为了寻找《六策》，我曾进行过多种努力，除向南通图书馆、档案馆寻觅过《六策》的踪迹外，还向上海、南京等地的图书馆、档案馆了解过《六策》的去向，也企图从前辈学者的论著中去查找《六策》的蛛丝马迹，近年几种近代历史资料数据库问世后，我还想借助现代科技手段，通过给《六策》定位而找到它，终归一无所获。记得约五六年前，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一位研究张謇军事思想的学者与我探讨《六策》日后能否发现的问题，我当即以个人之见，作了否定回答。但事实上我知道，张謇的《六策》除中国国内外还有一个很可能的藏身之处，那即是韩国国内！因为当年目睹过《六策》的人中，即包括张謇入朝后与之有过交往的黄道园、李浣西、金昌熙、赵惠人等朝鲜官员（部分官员当时身在中国），他们给予《六策》“纯正切近，必可行”的肯定评价，甚至还将《六策》带回朝鲜，呈送朝鲜国王李熙阅读，据悉“王甚服膺”。由于朝鲜君臣对张謇与《六策》的欣赏，这些官员一再邀请张謇入朝担任“宾师”，辅助李熙推动朝鲜的改革事宜。李熙与朝鲜官员对张謇与《六策》如此厚爱，不正为《六策》在韩国国内藏身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环境与极大的可能性嘛！但是，新中国建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与韩国长时间隔海相望，很少交往。加之时光匆匆，现在距19世纪80年代已过百余年，韩国早已物是人非。韩国面积不大，但也与江苏省的面积大致相等。对韩国国情的疏解，两国语言的隔膜，一个中国现代学者想从韩国国内寻找张謇一个多世纪前撰写的《六策》文稿，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2011年暑假，我有幸随南通大学文学院几位学者前往韩国首尔的延世大学作学术交流，这本是一次接近文稿寻找到它的机会。但由于访韩行期较短，活动安排密集，尤其情况不明等原因，本人与《六策》近在咫尺，却失之交臂。回国不久，一次偶然的机会，本人从文学院徐毅副院长介绍我看的南京大学“第二届汉学与东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发现了韩国延世大学学者具知贤参会的一篇论文，其论题便是《通过19世纪末的〈朝鲜善后六策〉来看金允植和张謇的交游》。论文不仅明确宣告了《六策》依然存世的事实，文中注释还透露《六策》即收录在韩国首尔延世大学一部名为《杂考》的珍贵古籍中。自然，明摆的另一个事实是韩国学者已注意到张謇的《六策》，并先于中国学者开始了研究。这些信息使我懊恼之余又很为振奋，懊恼是本人不久前刚访问过延世大学，但因与具知贤并不相识，而且已从韩国返回南通，短期无法重返首尔寻找《六策》。振奋是因为第一次知道了《六策》确实存在，以及它的藏身之地。既然《六策》存在，就有寻找到它的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2013年年末，我去南京参加省海洋渔业局的一次会议，会上认识了南京大学历史系李恭忠教授，意外了解到他正在韩国首尔大学进行访问交流，会后很快将从南京返回韩国。我毅然将这一任务拜托给他，他满口承诺将全力帮忙。于是，就出现了《六策》时隔132年后返回张謇故乡南通与大家见面的结果。令人欣慰的是，现在得以一窥全貌的《六策》文稿，虽非张謇手迹，但韩国学者将《六策》收录《杂考》时誊录工整，字迹隽秀，页面非常清晰，连页面上加盖的韩文红色藏书印也一目了然。这也是大家所能期待的最佳效果了。

综上，寻访《六策》的过程延续了好多年（具体年份已记不清楚了），大多数时间我是处于一个不辨方向，茫然无措的困难状态。是“用张謇精神研究张謇”这句话激励我迎难而上，不断前行；同样也是这句话，让我在喜获《六策》后，并未奇货可居，藏着掖着，自己先搞点儿成果后再公开，而是很快向张謇研究中心通报了所有情况，并无偿献出了《六策》的影印稿，以及经本人标点断句的《六策》文稿与其他资料。需要说明，寻找到《六策》亦非我一人之力，中韩关系日益亲密，两国各方面交往日益增多的大环境为张謇《六策》回国创造了有利氛围；徐毅教授、李恭忠教授等学者的指点与相助，促成了《六策》的回归；尤应强调的是，南通张謇研究中心多年来对张謇研究的重视，给我鼓舞很大。这次《六策》回国，中心又给予慷慨援助，为寻找《六策》画上了圆满句号。徐乃为教授、赵鹏先生还为《六策》标点断句提出宝贵意见，为学者阅读研究，准确理解内容提供了方便。我衷心地感谢上述各方！没有他们的关心帮助，《六策》恐怕还将如一个天涯游子，在海外继续长期漂泊，无缘与中国学者见面！

《六策》现已回归南通，但回归仅是第一步，下一步更重要的是对《六策》进行深入研究。另外，由《六策》回国所引发的连锁问题，也值得关注。例如：《六策》藏身韩国132年的大略过程怎样？那本收录《六策》的《杂考》究系韩国何方人士，因何原因，于何时所编辑？还有没有《六策》以外的张謇文稿藏身韩国国内？韩国学者对张謇《六策》以及其他文献的关注度如何？他们的研究取得了哪些成果？等等。这些新的问题已经出现在张謇研究学者的前面，而搞清楚这些问题不仅是张謇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六策》藏身韩国132年的大略过程等问题往往具有较强的“故事性”，颇能引起读者与社会各界关注，对研究张謇文献资料在海外的流传亦有裨益。我将继续努力，相信也将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努力的行列，并获得更大的成果。

(作者系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