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话传百年绣谱耀千秋/沈振元

试论甲午风云中张謇的爱国情怀

沈振元

清朝光绪二十年（1894），岁在甲午。这是个多事之秋，张謇经历了三件大事：一是大魁天下，二是父亲病故，三是甲午战败。甲午年对张謇来说，是大喜之年、大悲之年、大愤之年，也是他人生道路上的转折之年。在这风云变幻的岁月里，张謇披肝沥胆，勇往直前，充分展示了这位新科状元文武兼备的杰出才华和忠于祖国、奋发有为的迷人风采。

一、世方多难却登朝

张謇先生的一生大抵分为两个时期，42岁前，以读书励行取科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42岁后，不断求索以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为己任。他在科举这条路上走得并不顺利，自称“贱子十六隶学官，千摧百挫生波澜”（《有感五行家言》）。他从十六岁考中秀才后，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吃了许多苦头，受了多少屈辱，因而也发了不少牢骚，但从总体上看，他始终坚韧、执着、奋力攀登。光绪十八年（1892）第四次会试失败，他在四月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听录，独居寓舍，为人作书。彦复为至贡院小所探讯，三更始归，知己报罢。于是会试四次，合戊辰以后，计凡大小试百四十九日在场屋之中矣。前己丑既不中于潘文勤师，而今之见放又直常熟师主试，可以悟命矣。”语气平实，似乎很淡定，但难以掩饰其听录前的紧张心理和“见放”后的沮丧神态。一星期后，他在《河督奉新许公以哀逝百首见示奉寄》一诗中借题发挥，表达了“一夕悲哀缠百咏”的痛苦心情；又在《为王子翔庶常题太夫人<课孙图>》中直抒胸意：“伤心独对南风棘，四十平常下第人。”翁同龢十分理解和同情张謇，派翁弢甫看望张謇，并转达了翁师的建议——留管南学。祭酒盛昱还向张转告“南学诸生愿为捐纳学正，留管学事”，而且“其意甚殷，其望甚厚”。但张謇还是“峻辞谢之”，原因有二：一是不合道义，认为“报罢而因人之资以为官，非独名义有所不可，将从军时之不受保举，己丑、庚寅之不考中书学正，区区微旨亦无以自明于天下”。“人之立身行己，当使本末校然，岂可苟简”。二是有勃于目标，他说：“亲在而望中进士，不成进士，依旧归去。生平志事，即此校然，毫发不可自昧。”可见他考进士的目标非常明确，态度也十分坚决。虽然已经“悟命”，但是决不从命，决定继续向科举考试的最高层级冲刺。

光绪二十年（1894），父命张謇“再赴会试一次”。这一次他成功了。“日记”载：四月二十四日，五更，乾清门外听宣，以一甲一名引见。南皮、长白、常熟、高阳、钱塘八人立墀上传宣。张喜出望外，却言不由衷地说：“栖门海岛，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一旦予以非分，事类无端矣。”实际上是他孜孜以求的梦想经历了四次失败后突然变为现实，确实有点不知所措，反映了那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难以名状的喜悦和惶恐。二十五日更是他一生中最荣耀，因而也是最难忘的日子。“卯正，皇帝御太和殿传胪，百官雍雍，礼乐毕备，授翰林院修撰。伏考国家授官之礼，无逾于一甲三人者。”他是“一甲三人”中的状元，自然最受瞩目，因而也是最荣耀的人物。激动之余忠君爱国的情感在胸中升腾，遂暗暗自励：“小臣德薄能浅，据非所任，其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乎？内省悚然，不敢不勉也。”

不久，张謇的忠君爱国情怀面临着严峻的社会现实挑战和考验。1984年7月23日，日本趁朝鲜内乱，出兵攻占王宫，扶立了傀儡大院君，宣布与中国绝交；然后在汉城以南的牙山偷袭其口外的中国海军及运输船，揭开了中日甲午之战的序幕，8月1日（七月初一），中日互相宣战，甲午战争爆发。9月5日（八月初六），张謇写答查翼甫讯，并作《寄酬查翼甫同年》，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

十年铩羽向冲飙，垂去无端上碧霄。

臣尚有亲新受禄，世方多难却登朝。

楼船横海消金帛，词赋长杨狎翠苕。

差有寸心甚报谢，由来生计是渔樵。

这首七律真切地反映作者考中状元三个月后的感受，近十年来为考进士经历了多次失败，在我即将告别场屋时却考中了状元。我与我的家人享受到了国家丰厚的俸禄，在国家多难之时却登上了高高的庙堂。现在我国的战船在海里与敌人打仗，每天消耗大量财富；而我们这些填词作赋的文人，却只能与庭院中的青草亲近。长杨：古宫名，本是秦国的旧宫，至汉重新修饰，以备行幸，宫中有垂杨数亩，故名“长杨”。此借指翰林院。国难当头，我尚有一颗报效祖国的心，但在这里恐难有作为，因为解决百姓生计问题是捕鱼打柴的普通劳动者。总之，在张謇看来，“世方多难却登朝”，不是什么“幸运”，而是一种机遇，一种束缚。如何用好这个机遇，报效祖国，是他优先考虑的课题。

二、韬钤而智勇皆备

张謇认为：“跌宕文雄，纵横战士。事则不同，理乃相似”（《拟林滋文战赋》）。他在文战中，力压群雄，大魁天下；在战场上，智勇兼备，韬略过人。光绪八年（1882）他随吴长庆赴朝平叛，英驰俊驱，才腾气踔，深受吴公赏识。张謇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当朝鲜局势恶化，中日关系紧张之际，他已不安于翰林院的修撰之事而积极投身于抗敌御侮工作，打开他的《柳西草堂日记》就会看到这位新科状元，搏击风云的雄姿，或奔走于重臣，或结交于同道，或著文以献军策，或呈疏以劾庸臣，殚精竭虑，勇往直前，可谓“韬钤而智勇皆备，甲胄而忠信相于”。[1]

1.著文以献军策。7月8日至30日，朝鲜局势日趋严重，张謇6次“上常熟书”，并于23日专访翁同龢，申述并与翁师交流对日策略。在张謇看来，翁是自己的恩师，又是光绪帝师，希望通过翁把自己的主张上达皇帝，扭转当时的被动局面，并加强战备，起用能战的宿将，推动朝廷对日宣战。7月12日，张謇为萧小虞拟《条陈东事疏》，针对当时的形势，全面阐明了对朝对日的策略。强调中朝“唇齿相依，利害相因”的关系，揭露日本“君臣上下，处心积虑”觊觎朝鲜的野心，提出“速申旧约，布告各国，以定藩之名”；“起用宿将，分别统兵，以壮先事之备”等八条建议。8月23日，中日已经开战，张謇改定《治兵私议》（上、下）、《治兵余议》3篇文章，虽称“私议”，却出于公心，服务于当前，立足于长远。文章首先提出治兵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人无强弱，自胜者雄。国无大小，忘战者败。今天下大势，其不能一日已于为战之备也，至愚之人知之矣。”而当时朝廷的官僚文恬武嬉，养尊处优，根本无人切实抓国防建设，国防力量非常虚弱，张謇在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京师根本之地，所赖以拱卫者，禁兵不足恃也，有神机营之籍而已；东三省与强邻接壤之区，所赖以防御者，练兵不足恃也，有将军大臣阅操之奏而已；滨海七省玃持而狙伺，旦夕与人共利害之门户，所赖以建威销萌者，海军不足恃也，有南北洋开支之款而已。”[2]这种只有虚名，没有实用，徒费钱财，不做实事的“国防”是根本靠不住的。所以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是个“泥塑巨人”，是“花团锦簇的官袍里面只剩下一具丧失灵魂的驱体。”可是，当时的统治者还“投袂攘臂，日言自强，其果有自强之日乎？”由此，他提出整治军队，任用战将，强固边关等主张。其次，筹集军饷。他在《治兵私议》中，明确提出：“欲治兵，必先筹饷。”并且具体阐述筹饷的途径和办法。再次，强调治兵须得民心。《治兵余议》：“天下势之强弱在兵力，而机之得失在民心，民心得，则兵力虽弱，而犹可为迁延之图；民心失，则兵力虽强而终不免于灭亡之祸。”[3]由此，他提出了标本兼治的治兵方略，他说：“病有标本也，事有表里也。治兵者治其标，苏民者治其本。苏民以治兵者，里中有表也；治兵而即苏民者，表中有里也。故言治兵，而不专于治兵也。”[4]这些主张不仅切中时弊，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而且充满着民本思想和辩证思维，是治兵的良策，又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2.作赋以铸军魂。古人云：“战，勇气也。”正如列宁所说，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流血的群众的精神状态决定的。这种精神是军队的灵魂，而这种灵魂首先来自军队统帅的决心和勇气。铸造军魂，首先铸造最高统帅的灵魂。张謇于9月1日（八月初二）至9月12日（八月十三日），作赋3首[5]，盛赞先贤用兵打仗的往事，借古讽今，其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

《牙璋起军旅赋》是翁同龢送致翰林院的课题，其用意非常清楚，中日已经开战，皇帝应以牙璋起军旅，治兵守。牙璋，古代帝皇发兵的一种符信。牙璋“以授诸使，宣王命而播天威；若诏于军，无寸退而有尺进。”所以，赋一开头就点明，“国之大事惟戎，符以合会为信”。突出牙璋的权威，所有将领都必须坚决执行。最后强调，执行皇帝的命令，武臣戮力同心一定能战胜强敌，“我皇上道并生成，治敷文德。直小丑之跳梁，命武臣以戮力。砮息慎而齐施，符釜山而待敕。交映之朝士蔚然，特达之将安得。惟驺牙之应归义，定知天佑圣清；庶鲸牙之拔成功，犹可祀存藩国。”很显然，这是一首为软弱的光绪造势的赋。

《兰陵王入阵曲赋》赞美北齐兰陵王孝瓘在困境中“赫然振斾”的事绩。王“特将中军，凭临要害”，“乘彼弊而捣批，奋我勇而摧厌。”继而神威益纵，“有声而摧朽拉枯，得势而排流决壅”。于是“星弧烛宇，露布宣朝”。“高会而劳军置酒，留戌而清野严□。”人们争相传颂，“天子还师大凯。”这是一首为皇帝鼓劲加油的赋。

《宋太祖解裘帽赐王全斌赋》描写了宋太祖关心部将的故事。赋首先提出用人须爱人，“将用人焉效命，期克敌而能胜。甘苦未容以膜视，寒燠必体诸躬膺。”宋朝初立，蜀后主未附，遂派王全斌去征讨。时际仲冬，“悲风朝激于千笳，冻月霄凝于万帐。”太祖紫服温貂，怯冷犹然。想到三军“执锐披坚，御寒何以。”以于“脱帽解裘，载舒载熨”。在场的宦官把皇帝的感慨当作皇帝的诏令，“乘邮传而奔驰，叩军幢而运迄”把皇帝所赐之衣帽送到军营。“全斌乃感矢于心，涕沾乎面”，由是“奋厉无前，进攻益急。”迫使“蜀奉表而请降”。这是希望皇帝关爱将士的赋。三首赋：一确立皇帝在军中的领导地位形成集中统一的领导中枢；二确立将领应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念，才能一往无前打败敌人；三确立上级应关心下级的观念，才能上下同心，英勇奋战。由此铸就军队的灵魂。

3.呈疏以劾庸臣。在翁同龢为首的主战派推动下，光绪皇帝主战的态度比较明朗，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对备战持消极态度。一是外交求和，二是军事避战，企图保存淮军和北洋舰队这笔个人的“私产”。7月16日，光绪给李鸿章下了一道严旨：“现在倭韩情势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诣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一切进兵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至延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但手握兵柄的李鸿章一意主和，把希望寄托在西方列强的干预上，贻误备战，使战争一开始就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遭到朝野有识之士的愤怒谴责。10月2日，丁立钧领衔合翰林院35人上《请罪李鸿章公折》。张謇于当日单衔上《呈翰林院掌院代奏劾大学士李鸿章疏》，全面揭露李鸿章二十年来特别是朝鲜“壬午兵变”以来，败战局、坏和局的行径，“日之所欲，鸿章与之；日之所忌，鸿章去之”，为甲午之战种下祸根，以致张謇怒斥李鸿章：“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6]恳请“另简重臣，以战定和，固人心而申国势”。张謇先生的奏疏有理有据，义正词严，鞭辟入里。应当指出，在强敌压境时，统治集团内部往往会分化出主战派和主和派，其本质是抵抗还是投降。以那拉氏和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实际上是投降派，他们“非特败战，并且败和”，顺从敌人，出卖国家利益，以苟且偷安，因而曹到天下人唾吗，以致“世人皆曰杀”的地步。可是，现在有些论者把李鸿章装扮成“改革者”，把他一味迁就日本说成是“外交失误”，把战前的一系列错误行为说成是“判断失误”；而把主战派说成是“不懂军事”的“清流言官”。这显然违背历史事实。习近平同志说得好：“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必须客观公正。尽管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有诸多因素造成的，但作为集外交和军权于一身的主和派代表人物李鸿章无疑应当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至于主战与主和孰是孰非，历史已经作出结论，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中国人民在半个世纪血与火的考验中深深懂得主战立场的正确性。在强敌入侵时，惟有主战才能生存，惟有主战才能确保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张謇于1903年7月所作的《东游纪行二十六首》依然谴责主和派对国家造成的危害，“是谁亟续贵和篇，遗恨长留乙未年。第一游人须记取，春帆楼上马关前。”（乙未完定约在马关春帆楼旅馆）。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在谈到中印领土争端时斩钉截铁地说：“不能做李鸿章！”1982年，英国撒切尔首相不愿把香港主权归还中国，邓小平断然回应：“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李鸿章早就成为丧权辱国官僚的代名词。李鸿章投降卖国决不是偶然的，战前，日本向中国购买煤炭和大米；战中，相关人士建议立即停售，李以“订货在失和之先”为由，命令将3万吨煤炭和3000石大米运往日本；战后，李被人奏参“有银数百万两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其子在日本各岛开设洋行三所”，并以“米煤资敌，释放日本奸细”。这样的瘟官必然卖国投敌。联想当今社会的一些“裸官”，若不整治，也会从中产生许多大大小小的“李鸿章”。因此，对那引起刻意美化李鸿章的所谓“历史研究”，我们应当有所警惕。

张謇在批评李鸿章的同时，积极参与抗敌工作。10月3日至5日，与沈曾植、黄绍箕、丁立钧等议商联合英、德以御日本对策。5日，与文廷式领衔合翰林院42人上《奏请密联英、德以御倭入折》。10月13日，访翁同龢，与沈曾植等议商“拒和速战”之策。10月15日，与黄绍箕、丁立钧议商“请分道进兵朝鲜”，与日本再决胜负对策。10月16日，得张彭年去世急电，循例守制，不得不离职回籍。

三、每凭南斗望京华

张謇是个孝子，其父去世之后，心情沉重，“户庭几筵，触绪增恸”“意绪荒忽”。但他丁忧未忘国忧，更没有忘记抗日救国的责任。其间做了三件大事。

1.总办通海团练。中日战争爆发后，东南海警日甚一日，为防止日寇从长江口入侵，政府派仲字六营来海门驻防，张謇即为海门厅同知王宾拟《通海防务章程》。不久，他收到通州知州汪树棠的信，知道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总办通海团练。他知道这件事难办，“团练之不易措手也，筹之审矣。言者动以湘乡见责，不知寇非粤逆，时非咸丰，地非长沙，人非曾侯（曾国藩），共事非塔（齐布）、罗（泽南）、杨（载福）、彭（玉麟），谬相假借，不自知其□ （颠倒错乱）也。”[7]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去做了。1895年3月至5月，张謇仿照湘军营制筹办通海团练。亲手制订《海门团防营制》，内容包括选规、营规、训规、练规等。撰写歌行体长诗《通海劝防歌》，历数日寇侵华罪行，讲明团防的意义，“自古有备乃无患，团防事事要习惯”。“富者出钱贫出力，大家齐心事已毕”。撰《民团续议》，主张加强训练，教以藏伏要领，训以卫身保家。当时张謇家“贫迫弥甚，约略所贷，一岁之中凡及六千余番。”为倡导乡人为团防捐款，他“以书二十四椟付典肆，抵质银千元，分助通海团练”，充分显示其为保家卫国之事尽其所能的高尚品德。

2.为张之洞拟《条陈立国自强疏》。1895年4月30日，张謇获知《马关条约》文稿，遂款抄录于《日记》，惊呼：“和约十款，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7月19日撰《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这是一篇重要的著作，它既是一篇声讨日本侵略者的檄文，又是一篇向世人宣告中国人卧薪尝坦奋发自强的宣言，可谓声声血泪、字字警策，充满着灼热的爱国情怀。

奏疏首先论述了《马关条约》对中国的极端危害性及侵略者的险恶用心。指出：“此次和约，其割地驻兵之事，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赔款之害，如人受重伤，气血大损；通商之害，如鸠止渴，毒在脏腑。”更令人发指的是日人扬言，“此次和约，意欲使中国五十年之后不能自振。”日本人还将中国地图，“用五色画界，指示西洋各国，拟与各国瓜分，宣言十年以后，必可立见此局。”西方列强关注的是他们在华利益，他们既明争暗斗，又互相勾结，在瓜分中国这个问题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尽窥中国虚实，更将肆意要挟：事事曲从，无以立国；稍一枝梧，立见决裂。是日本之和不可恃，各国之和亦不可恃矣。”有鉴于此，他敏锐地指出：“侥幸无事者，以为可以偷旦夕之安，而臣独以为不久即有眉睫之患。”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不久证实了张謇的判断，1900年6月10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英、德、俄、法、美、日、意、奥组成的八国联军从天津向北京进攻。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挟光绪帝西逃。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

奏疏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提出“立国自强”八项主张：练陆军、治海军、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多派游历人员、预备巡幸之所。以上八条“非特远虑，实属近忧。”而此数事，“实为中国安身立命之端，万难缓图”。

奏疏最后强调：“自强之本，实在朝廷圣心时时以大局为可危，则天下之人心警动，而偷惰之习变；圣心时时以此约为可耻，则天下士气奋发，而智者之才生。伏望我皇上存圣强不屈之心，励卧薪尝胆之志，广求忠直之言，博采救时之策，将向来因循废弛，罔利营私，漠视君国之习，严惩切戒；先令天下现有之人才，激励奋发，洗心涤虑。庶几所欲之要务，可以实力奉行；所欲造就之人才，可以接踵而起，亦有成效可睹也。”[8]

3.设厂以求自强。1895年10月下旬至12月中旬，“先是南皮（张之洞）以中日马关条约，有许日人内地设工厂语，谋自设厂，江南北苏州、通州各一。苏任陆凤石润庠，通任余，各设公司，集资提倡，此殆南皮于学会求实地进行之法。余自审寒士，初未敢应，既念书生为世轻久矣，病在空言，在负气，故世轻书生，书生亦轻世。今求国之强，当先教育，先养成能办适当教育之人才。而秉政者既   闇蔽不足与谋，拥资者又乖隔不能与合。然固不能与政府隔，不能不与拥资者谋，纳约自牖，责在我辈，屈己人下之谓何？踟躇累日，应焉。”[9]张謇的这段内心独白耐人寻味，张之洞的初衷是为拒日商而“谋自设厂”，自然应当办，但自审是一介“寒士”，“未敢应”。他深知知识分子的毛病，爱发“空言”， 好“负气”，为世人所轻。经过一番自我解剖之后，他豁然开朗，明白了一个道理：欲“求国之强”，必须办学校，育人才；欲办学校，必须办实业；欲办实业，必须改变书生自鸣清高的习气，不仅要和官府打交道，还应与“拥资者谋”，这是士大夫的责任。这是张謇思想上的一次飞跃,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从此，他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开启人生新的篇章。他在11月16日（九月三十）的《日记》中写道：“长与春风约今日，每凭南斗望京华。以此为长策，端居耻圣明。”一二句写我每天都思念恩师，凭借南斗（星）遥望首都的皇帝。春风，比喻受到良师的教育，此指恩师翁同龢。约，约会，此指神遇。南斗：星名，六星。京华，即京师，此指住在京师的皇帝。表明他对恩师的尊敬和对光绪皇帝的忠诚。三四句写其以实业救国作为最好的计划，正努力践行，认为平居在家，有辱于圣明的皇帝。这四句话准确概括了张謇当时的心境。

张謇丁忧期间所做的三件事均不在甲午年，但均与甲午风云息息相关，都是为了抗日御侮，救亡图存，立图自强，贯穿其中的依然是火热的爱国情怀。

张謇先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其爱国情怀具有鲜明的个性。一真诚，不夸饰，无矫情，真挚朴实，表里如一；二实在，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能心系祖国，找到适当的方式为祖国服务；三无私，爱国是有风险的，没有无私无畏的精神，不可能有真正的爱国行为，正者无敌，正如张謇所说“空成败利钝于胸中，方是万人之敌。”[10]我们研究张謇，就是要弘扬他的爱国精神，为振兴中华服务。

（作者单位：海门市张謇研究会）

参考文章:

[1][10][5]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6册第233页、第245-24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2][3][4]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4册第4页、第7-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6][8]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1册第14页、第1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7][9]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8册第387页、第101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