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夫只觉花应惜   特趁飘风荐锦茵/高广丰

老夫只觉花应惜   特趁飘风荐锦茵

——论张謇对沈绣的贡献

高广丰

沈绣是以清末民初著名刺绣艺术大师沈寿（1874—1921）为代表的苏绣的一个流派，它的仿真绣艺术特色使得苏绣达到了空前的艺术高度，在中国所有名绣中脱颖而出，艺压群芳，它的优秀作品成为国际刺绣艺术中无可争议的巅峰之作。早在1911年的意大利都灵万国制造工艺博览会上，沈寿所绣的意大利王后爱丽娜像就获得了钻石宝星的卓绝奖，卓绝奖为该博览会七个等级奖项之首，据说获此殊荣的只有两名。1915年，沈寿所绣的耶稣像又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博览会上获得金奖，沈寿的弟子施宗淑和沈寿的姐姐沈立合作的“牧马图”获银奖，沈寿的另一名弟子金静芬绣的一幅肖像获青铜奖。经过百年的传承发展，现在，南通、海门的沈绣不仅屡屡精品迭出，国家多次将其作为国礼赠送给美、俄等国元首，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艺术化的产业，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沈寿作为沈绣的创始人，其非凡的成就理所当然地载入了中国剌绣艺术的史册。沈寿是一个勤奋学习、善于吸收中外优秀文化而富于创新精神的艺术家。这位出生在苏州自幼爱好刺绣的女子，后来在谈到自己创立的仿真绣艺术时说：“我针法非有所受也，少而学焉，长而习焉，旧法而已。既悟绣以象物，物自有真，当放（仿）真。既见欧人铅油之画，本于摄影，影生于光，光有阴阳，当辨阴阳。潜神凝虑，以新意运旧法，渐有得。既又一游日本，观其美术之绣，归益有得。久之久之，遂觉天壤之间，千形万态，但入吾目，无不可入吾针，即无不可入吾绣。”^[1]沈寿的话阐明了沈绣的精粹。

在沈寿一生47个春秋中，她在家乡苏州生活了30年，其间“七岁（虚龄，下同——笔者注）弄针”，“八岁学绣”，“十一二……时成一绣，惊动俦辈”^[2]，进献给慈禧的《八仙上寿图》是她30岁时在苏州绣成的，因此当时就被著名学者俞樾喻为“针神”；其后东游日本，在清农工商部任绣工科总教习共7年，这时不仅弟子众多，而且她的作品已在意大利获奖；辛亥革命爆发以后，沈寿和丈夫余觉流落天津自办“余沈寿教绣处”，又有两年多时间；之后沈寿才应张謇之邀以病弱之躯在南通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7年。然而，沈绣这一刺绣流派的创立，不在沈寿生活了大半生的家乡苏州，不在做了7年朝廷命官的京城，也不在大都市天津，却是在江头海尾的小城南通，那时在沈寿生命中最后的短短7年中生了5年大病。这是不能不发人深省的问题。

这就不能不说到张謇对沈绣的贡献。1921年，沈寿逝世后，张謇悲痛万分，写过许多怀念沈寿的诗作。其中《题雪宧像诗》^[3]中“老夫只觉花应惜，特趁飘风荐锦茵”两句，用了《南史·范缜传》的典故，范缜说：“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中。”，张謇用树花比喻沈寿和她的刺绣艺术。而张謇出于对沈寿这个奇女子和沈绣这一艺术奇葩的爱惜之情，不肯任其“随风而堕”，而是“特趁飘风荐锦茵”，特意地举荐推崇，务必使之有一个坠于“锦席”的归宿。这正是沈绣最终在南通才形成流派，并且将苏绣发展到了登峰造极地步的原因。

张謇对沈绣的贡献，概而言之，有三个方面：

一、呵护沈寿，为沈绣传人的成长创造条件

张謇诚恳地邀请沈寿到南通传授刺绣艺术时，沈寿虽然“固已名满国中”“又复声流海外”，却是与丈夫在天津生活过得十分艰难的时候。为了迎接沈寿的到来，张謇特地在南通女子师范学校附设了女工传习所。之后，张謇又在风景秀丽的南濠河北岸独立建设了南通女工传习所，请沈寿担任所长，并在《通海新报》介绍其绣科时说，“延吾国驰誉欧美之大绣家余女士主之”。1920年，张謇又组建南通绣织局，请沈寿担任局长，并在上海和美国纽约设立分公司。

张謇对沈寿，特别是病中的沈寿百般呵护，可谓无微不至。张謇在1921年农历五月三日沈寿逝世的当天，在日记中有一段十分痛惜的话：“抚尸尚微温，怆痛不可言。……忆雪宧自丁巳四月上旬病传血，五月下旬至谦亭养病，六月七日愈，七月中旬回传习所，复病，八月下旬复移谦亭，十月、十一月上旬连病，随愈随病，随病随愈，戊午正月六日以濠阳小筑借与养病，庚申八月廿四日移绣织局，先后五年。生活与药为进退，而中医、西医药方几厚二寸，迄不获效。哀哉，世安得更有是人也。”^[4]张謇与沈寿的交往，留下了大量文字，其体贴之备至、情感之真挚，令人十分震撼，甚至足以引起一些人对他们之间关系的种种揣度和丰富想象。

张謇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看到“吾南通之女子，乡居者大抵能以耕织佐生计，城市则习于逸而愈贫”^[5]，对此“昔尝忧之，而未有策也”^[5]，直到在南洋劝业会期间认识了沈寿，才觉得找到了办法，即提倡在南通发展刺绣事业。于是“明年，送邢、施两女生就女士学，以传其技”^[5]。特别是“方未送邢、施两生于京师也，先示以两生所合业，询可教否。女士谓针法未得，觇其艺能耐，是有专静之德者可教，两生则固然”^[1]，张謇认为沈寿是“能于艺事观人，而识微有通乎道者”^[5]，是不可多得的好老师，所以要把沈寿聘到南通。谁料沈寿在南通却是一病再病，张謇便“益惧其艺之不传而事之无终也”^[1]。

张謇在南通创办的女工传习所，对于沈寿刺绣艺术的传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南通女工传习所与沈寿曾经任职的农工商部绣工科和她在天津自办的“余沈寿教绣处”绝然不同。农工商部绣工科的教学对象是皇宫贵族和高官家庭的女子，她们学习刺绣恐怕只在休闲，而一定不是为了生计或者更远大的理想；天津“余沈寿教绣处”规模很小，学费便宜，学生在绣品售出后可得余利之半的津贴，可见无论教绣的沈寿还是学绣的女子都只是为了糊口而已。所以，无论是农工商部绣工科还是天津“余沈寿教绣处”，都谈不上传承沈寿精妙绝伦的刺绣艺术。而张謇创办的女工传习所不同。第一，它被纳入了南通自治总体规划，目的十分明确，所以沈寿到任后，张謇就“益谋推授于凡女子”，于是筹集资金，“移所城南，增速成科，订章加详焉”^[5]，扩大了规模，改善了条件。第二，张謇和沈寿确定的一年速成班（丙班）、两年普通班（乙班）、四年刺绣美术班（甲班）和五年研究班（本科）并举的学制，使普及与提高、谋生计和传承艺术得到了较好的结合，从而保证了女工传习所旺盛的生命力。第三，沈寿的优秀弟子在教学中成为沈寿的得力助手，这种在沈寿在世时就形成的传承机制更是有效地避免了张謇最不愿看到的“一人绝艺，死便休息”^[1]的情况，从而使沈寿开创的沈绣艺术代代相传。所以女工传习所取得了优良的教学业绩，为沈绣培养了传人。1921年夏天，张謇高兴地评价说，“去年绣工本科完全毕业者九人，其甲班、乙班普通毕业者百四五十人。本科毕业生成绩及绣品固已突过前人，甲乙班之作品亦在他处之上”^[6]。

   如果从经济的角度去看，张謇为沈寿做的基本上是赔本生意。经过沈寿的努力，直到她逝世的1921年，女工传习所才艰难地做到了能够完全自立。但是，却为当时南通不少妇女解决了生活问题，也造就了一个顶尖的刺绣流派，为后人造福，为祖国争光。

  二、与沈寿合作，完成了沈绣的经典著作《雪宧绣谱》

1918年，张謇丢下繁忙的工作，与病中的沈寿合作，“无一字不自謇出，实无一语不自寿出也”^[1]，历时数月，写成了《雪宧绣谱》。

《雪宧绣谱》的策划者是张謇。张謇在《雪宧绣谱序》中说自己听到沈寿所说的“以新意运旧法”的那段话后，“闻其言而善焉，以为一艺事也，而有精微广大之思，而沈寿一女子，于绣得之也。乃属其自绣之始迄于卒，一物一事、一针一法，审想详语，为类别而记之。日或一二条，或二三日而竟一条。次为程，以疏其可传之法；别为题，以括其不可传之意”^[1]

张謇在《雪宧绣谱序》中有这样两个意思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一，没有绣谱，便无法传承绣艺。张謇说，“伊古以来，凡能成一艺之名，孰不有其独运之深心与不可磨之精气？而浮沤霅电，瞬息即逝，徒留其存亡疑似之名，而终无以禅其深造之得之法，岂非生人之大憾，而世之所谓至不幸，绣云乎哉！”张謇感叹道：“嗟夫！莽莽中国，独阙工艺之书耳！”^[1]如果不写这部《雪宧绣谱》，那么沈寿的“独立足以传世之艺”就一定“终无以禅”，因而成为“生人之大憾”，也一定无法改变“世之所谓至不幸，绣云乎哉”的状况，就像“汉唐以来，言绣夥甚，未有能名其家”，就像“世近有可说者，则上海顾氏露香园之绣。得其一幅者，往往列诸彝鼎，珍若璆璧。顾其法若何，士大夫所不能知也，虽能绣之女子亦不必能说”^[1]。因而历史上，总是“一人绝艺，死便休息，而泯焉无传”。

第二，要能让更多的学绣者看得懂绣谱。张謇对《雪宧绣谱》写作的要求很明确，“语欲凡女子之易晓也，不求务深；术欲凡学绣之有征也，不敢涉诞”^[1]。

因此，《雪宧绣谱》的诞生，为沈绣流派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历史承认这一流派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三、定名沈绣，确立其在中国刺绣史上的地位

中国的名绣，总是以地域区分绣种，如苏绣、湘绣、蜀绣、粤绣、鲁绣等。历史上以姓氏命名的流派只有“顾绣”，即明代松江进士、官至尚宝司丞的顾名世的长媳缪氏、次孙媳韩希孟、以及曾孙女某的局限于“露香园”宅院内的刺绣艺术，然而最终不过“徒留其存亡疑似之名，而终无以禅其深造之得之法”。

沈寿创立的仿真绣不同。沈寿的作品，不仅“名满国中”，而且屡在国际博览会荣获高等级奖项，因而受到洋人的追捧，已经“声流海外”。沈寿的刺绣艺术，是中国传统刺绣艺术与外国的摄影、油画艺术的有机结合，在当时“西风东渐”的情势下无疑是开风气之先河的独特艺术。沈寿在北京、天津、南通广授绣艺，拥有众多弟子，而且其中也已有在国际获奖者。所以无论从其艺术风格的独特、其作品所达到的水平，还是从其形成的一支颇为壮大的队伍，都足以独树一帜，自立于中国乃至世界艺术之林。

张謇深刻地认识了这一点。

1918年农历九月，张謇在南通狼山观音院建造的“尊藏大士像楼”落成，并于九月十九日观音大士诞日举行典礼。楼高三层，收藏了台州张摩诃嘱南通博物苑保存的杭州井亭庵僧静法付嘱其保管的“举庵昔所有与其所得之观音像百五十余轴”，张謇又“益以现世绣、缂、白玉、水晶、青铜、文石、旃檀、竹、瓷、寒石、琉璃、象牙所制种种之相”，“像所自出：石刻之画，自唐五道子始；绢素之画，自宋（元之误——笔者注）赵孟頫始。”^[7]，于是，“合绘绣镌古今之本，第甲乙丙陈列之级”^[8]。是年春，沈寿绣了一幅“古观音”，在这幅绣品上，还绣了张謇的题字和他抄录的《般若波罗蜜心经》，张謇注明其时间为“民国七年三月春分后一日”，沈寿的这幅作品，还有她姐姐沈立绣的“观音大士”，都作为“现世绣”收藏在楼内了。张謇将此楼命名为“赵绘沈绣之楼”，亲自题匾，这就开始有了“沈绣”这个名称。值得注意的是：张謇将“赵绘”和“沈绣”并列，将沈寿的绣品提高到了与历史上的书画大家赵孟頫的画作平起平坐的地位，认为“赵绘”“沈绣”两种作品才是这里最值得称道的艺术品。狼山是中国佛教八小名山之一，是个吸引外地游客的旅游圣地，张謇此举，无疑促进了沈绣声名远播。

张謇曾经多次论及中国刺绣史。他在《题露香园绣奎星像》中说，“名绣传世自宋始，然绝不易见”^[9]，而“近史有可观者，则上海顾氏露香园之绣”^[1]“明露香园传亦不多，余所见裁可三五数”^[9]，然而他在看到顾绣奎星像时“审其针法，当雪宧所授诸弟子者仅四分之一”，他十分感慨顾绣当时“因已艺噪当时，誉流来祀矣”，“岂意三百年后，复有沈绣见于世？”^[9]即是说沈绣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比顾绣更多的珍视。1923年，有人请张謇鉴察四幅属于沈绣的短屏，张謇写了《题沈绣》，文中说，“谛玩翎毛针法非沈作，沈作翎毛，无不奕奕有神，栩栩欲活。此犹绣耳，非画绣也”，张謇又断定，“然亦必出其高第弟子之手，足以追踪露香”^[10]，即是说，即使是沈寿高第弟子的“犹绣耳”的作品，亦“足以追踪”顾绣，那么沈寿及其高第弟子的“画绣”，当然远在顾绣之上了。张謇早在两年前沈寿逝世后作的《拟为沈寿请褒扬呈》中，就已说过沈寿“及露香而犹耻寻常”^[11]。所以张謇说，“若沈绣之开径自行，空前无二，露香且当北面矣”^[9]，张謇很明确地评定，沈绣已经大大地超越了顾绣，成为中国刺绣史上的翘楚。这是张謇对沈绣作出的历史定位，

但是，张謇所说的沈绣，究竟只是指沈寿的作品呢，还是指沈寿创立的流派亦即包括其传人的作品呢？张謇在1920年农历九月一日的日记^[12]中说：“绣工本科完全毕业生九人，艺皆精好，故与湘、鲁、苏并驾而骎骎突过之矣。”这一因果复句中所说的能“与湘、鲁、苏并驾而骎骎突过之”的，显然是指沈绣。而有“与湘、鲁、苏并驾而骎骎突过之”这个“果”的“因”，正是“绣工本科完全毕业生九人，艺皆精好”。可见张謇在这里的所谓沈绣，并不只是特指沈寿一个人的作品，而是指沈寿开创的一个包括她的众多弟子在内的刺绣艺术流派。

   由于张謇的努力，沈绣从此名垂青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张謇，也就没有沈绣。

  回顾这些，笔者以为，对于世人，特别是现在主政一方、负有领导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之责、常常需要引进项目、引进人才的地方官员和那些立志于带动人们共同致富的先富起来的企业家，一定是有许多启发的。

   (作者单位:海门市张謇研究会)

参考文献：

[1][2][5][7][9][10]李明勋等:《张謇全集》第6册第470-471页、第507页、第428页、第517页、第498-499页、第57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3]李明勋等:《张謇全集》第7册第25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4][12]李明勋等:《张謇全集》第8册第901页、第88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6]李明勋等:《张謇全集》第4册第48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8]李明勋等:《张謇全集》第5册第19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11]李明勋等:《张謇全集》第1册第52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