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沪滨，放眼海洋/庄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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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庄安正来源：海门市张謇研究会网址：http://zhangjianyanjiu.org

依托沪滨，放眼海洋----张謇结缘上海吴淞的例证，视野及海洋意识

庄安正

甲午战争后，张謇放弃仕途，以家乡江苏南通为基地，投身“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事业。进入20世纪初期，张謇先是谋划立宪运动，推动清政府实行政治体制改良，后又适时与封建制度决裂，顺应共和历史潮流。如此一方面在官绅界赢得较高的声誉度与话语权，以“大生”为品牌的张氏企事业也获得了比较有利的社会环境而渐入佳境。社会各界眼见张氏企事业在区域上溢出南通，逐渐扩展至苏南的镇江，苏北的盐城、东台、大丰、宿迁，还超越江苏范围，发展到湖北武昌，江西景德镇、北方河套等地。但是，审视张謇扩展的诸多区域，发现他最为重视，最费心血之地，还数与南通仅一江之隔，当时同属江苏管辖的上海。故从整体上评价张謇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事业，张謇在上海的业绩不能不谈。有意思的是，张謇在上海创办的许多企事业又往往集中于吴淞，学者以往对此注意不够。本人尝试将这些企事业集为一束开展研究，借此展示张謇结缘上海及吴淞的宏阔视野与重视海洋的意识。

一、在吴淞创办的企事业例证

1.江浙渔业公司

张謇1905年于上海吴淞创办，自任总理。早在1902年，张謇已在南通吕四渔港（今属启东）创办了一家小型渔业公司，组织当地渔商和渔民尝试开展新式渔业，这可视为张謇创办江浙渔业公司的一次热身。事实上，张謇起初和两江总督魏光焘议商筹建的是全国性渔业公司，只是因为清政府财力不足与沿海各省官员鲜有响应等原因，张謇先行建立限于江浙海域的江浙渔业公司。该公司总部设上海吴淞，并在江、浙两省设12个分局。张謇特向青岛德商购买了一艘“万格罗号”蒸汽机拖网渔轮（后改名“福海号”），作为公司专用渔轮，投入吴淞口外与浙江乘泗列岛海面渔业生产，并呈请清政府给“福海号”配备快炮一门，后膛枪10支，兼“管理渔政”，“保护联合渔户”之责。“福海号”遂成为中国近代拥有的第一艘蒸汽机拖网渔轮，中国新式渔业生产亦由此形成。1914-1915年，张謇担任民国政府农商部总长期间，颁布了一系列促进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法规法令，其中涉及新式渔业生产的就有《公海渔业奖励条例》《渔轮护洋缉盗奖励条例》《修正公海渔业奖励条例施行细则》与《修订渔轮护洋缉盗奖励条例施行细则》等七项，张謇试图用奖励、保护双管齐下的办法，将新式渔业生产最终推广至中国东南沿海全海域。根据现有资料，江浙渔业公司经营状况开始并不乐观，但至迟到1920年，公司营业大有起色，获得了较为丰厚的利润。

2.吴淞商船学校

张謇、盛宣怀、唐文治于上海吴淞共同创办。有资料称该校先由盛宣怀于1909年将设于徐家汇的南洋公学改名为高等实业学堂，1911年再由唐文治筹备成立邮传部高等商船学堂，借南洋公学对面的屋宇为校舍。随即由张謇与唐文治借吴淞炮台湾为校址，筹款兴建校舍，招生开学。1912年民国建立，吴淞校舍建成，学校迁至吴淞，并改名为交通部吴淞商船学校。上述资料比较清晰地反映了该校早期筹建以及校址迁移过程，但给人一种印象，张謇参与该校创办的时间，晚于盛、唐。本人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一，张謇不仅与盛、唐同时形成筹建商船学校的主张，而且一开始即认为上海吴淞乃建校合适地点。1905年，张謇致函唐文治，明确提出宜在吴淞设“渔政公所，……（江浙渔业）公司附焉”，而“公司附近，拟设水产、商船两学校”。即将渔业公司与两所学校统统设在吴淞。二，1907年，张謇致函瑞澂，认为欲建商船与水产两校，但据各省解款实际情况，宜“先造中国商船学校”。要求清政府“另派熟悉之员专司其事”，推动该校先行建立。三，该校在吴淞的校址，是张謇通过呈请清政府下拨“官有公产地三百六十余亩”给予解决的，官有公产地在“未建校之前，曾有（江浙）渔业公司代为管理”。可见，张謇参与该校创办时间不在盛、唐之后，贡献也丝毫不在两人之下，也应是吴淞商船学校的主要创办人。

3.江苏省立水产学校

张謇、黄炎培1912年于上海吴淞共同创办。该校办学初借助设在上海城西方斜路、林荫路的江苏省教育会为校址，1914年初迁吴淞炮台湾新校址，故又名吴淞水产学校。事实上，张謇注重航海人才教育，缘于对发展新式渔业生产必须依赖新式人才培养，公司与两所学校间存在内在关系的认识。张謇一开始准备在上海同时筹办商船与水产两所学校。上述1905年，张謇致唐文治函中，即明确提出“（江浙渔业）公司附近，拟设水产、商船两学校”。只是受当时多种因素尤其受经费因素制约，考虑到先办商船学校比较适宜，两所学校创办才稍分先后。但在办学地点上，张謇认为商船、水产两所学校专业相近，相邻而建比较适宜，吴淞临江濒海，吴淞乃两所学校共同的合适地点。该校后改名江苏省立水产学校，行政改由省政府管理，经费亦由省政府拨款，但张謇始终关注该校的办学与发展。例如，张謇对该校校长人选向省政府多有建言，江浙渔业公司对该校经费多有资助，渔业公司与水产学校在人员上亦多有互动。1920年9月，张謇为替北方五省灾区筹集捐款以及筹备淮海银行上海分行开业等原因前往上海，尽管事务繁忙，第一站先赴抵吴淞镇，与商船、水产学校人员会面交流，并往水产学校视察。

4.吴淞商埠局

张謇与吴淞商埠局关系密切，该局1921年成立初即担任督办，任职长达4年。督办一职则由民国总统徐世昌直接任命，商埠局设在原吴淞提督署行辕，成立时沪上名流包括各国驻沪领事共几百人前来祝贺，十分隆重。吴淞商埠局是民国政府为开发吴淞，将吴淞建成中国主要商埠而设立的中央直属政府机构，“（筹）谋海上交通之利，以利万国航业者也”。该局是否由张謇推动民国政府设立，现在尚难认定，暂时姑且勿论。但是，张謇不仅早已认识到“淞埠地位之重要”，对开发吴淞研究颇深，而且在吴淞创办江浙渔业公司、吴淞商船学校与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在先，筹建中比航业及贸易公司在后（详见下文），对促进上海面向海洋，开展国际贸易卓有建树。故在沪上人气甚旺，筹建商埠局时成为督办最佳人选，却是不争的事实。否则一个并非现职官员又非上海籍的实业家，很难想象会被徐世昌委于开发上海吴淞的重任！本人要补充的是，张謇任职后，面对一无经费，多方牵掣的局面，排除万难，勇于任事。约略计算，任职期间做了三件大事：一，完成了经过精密测绘的吴淞地形图。二，制定了吴淞开发的总体计划。三，建立了为开发吴淞必须的吴淞商埠市政筹备处，“期为有政而后有市之商埠”。为了破除上海各界围绕开发上的利益纠葛，张謇积极与各界（包括各国驻上海领事）疏通，多次参与有关会议，试图制定一个为各方接受的实施计划。1924年1月，张謇以71岁高龄抵达上海，仅从8日-15日，即连续与各方会商，主持了六次淞沪港务会议。

5.中比航业及贸易公司（包括新通贸易、左海实业与中国海外航业公司）

张謇、徐静仁、陈光甫、吴兆曾等1920年于上海吴淞共同创办。该公司创办，其直接原因在于梁启超自欧洲回国，给张謇传递了比利时方欲与中方合办航业及贸易公司一个建议，张謇为之心动，遂成为公司中方主要创办人。该公司计划采取中比合办形式，资金“定为一万万法郎”，约合白银五、六百万两，双方各筹一半。中方资金由张謇等人分头认筹，并冻结大生一、二厂1918年股东余利作为补充。公司经营所在地位于吴淞衣周塘地，约85.4亩，原属南洋官地，系公司向江苏省官产处报领后拥有。张謇等人拟开发衣周塘地，最终在此建设一座世界班邮船码头，与比方共同开辟中国往来越南、新加坡、法国、比利时、德国各大商埠间航线，经营国际航运与贸易。期间，张謇派徐新六、施伯安等人赴欧洲考察，重点与比方商人联络，推进公司合办进程。但公司筹办时，恰逢国际海运业景气不佳，比方商人又濒于破产，中比公司计划就此遇阻。其后，张謇又于上海建新通贸易公司，专营粮食、玻璃、机器、颜料以及小五金等对外贸易。并另觅资金来源，相继在吴淞筹办左海实业公司与中国海外航业公司，以替代中比公司，但均历经曲折，以失利告终。

二、宏阔视野与重视海洋的意识

综上可知，张謇在上海创办的有影响的企事业往往集中于吴淞。尽管并非全部在吴淞（如创办或参与创办的中国图书公司、中华职业学校、江苏教育会等），但确有相当部分如此。其实，只要稍微考察吴淞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演革，不难弄清吴淞对于上海的重要性，也不难理解张謇上述举动并非偶然，是他对吴淞重要性持清晰认识与自己具有的宏阔视野及重视海洋的意识结合使然。吴淞位于上海北部，黄浦江与长江汇流处西侧（该处原是吴淞江入海口，故又称为吴淞口）。清初为长江口一个村落，称胡巷桥，渔民聚集，渐成市镇。1725年（雍正三年），原驻今浦东宝山县城的清军吴淞营移驻吴淞，遂以吴淞名镇。吴淞北临长江，顺江向东不远又是大海。无论何方人士，凡到过吴淞，都能感受脚下这块土地对于上海的重要性：身后是城市百业与万千市民，眼前江海交汇，海风激荡，远自天际的异域航道已到脚下。如果说大海是上海与外界联系的主要纽带，吴淞便是这一纽带的关结节。在吴淞横刃立马，一种拱卫上海，舍吴淞其谁的强烈责任感油然而生。上海开埠后，中外人士与货船出入上海，必首经吴淞；外敌入侵与中国御敌，也往往以吴淞为战场。如果说上海开埠后迅速发展为国内最大的工商业都市和与海外联系的门户，则吴淞又成为上海的门户，外贸主要港口和海防要地。张謇熟谙上海尤其是吴淞的地理与历史，既然高扬起“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旗帜，况且拥有了一定社会基础和经济实力，张謇便将上海吴淞当作救国的风口浪尖之地，放眼海洋，走向世界，欲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战，为捍卫国家主权，实现国家富强一试身手。张謇经营上海吴淞的宏阔视野令人感佩，他的重视海洋的意识值得进一步分析。

1.海权、渔界相为表里的意识

中国具有广阔的海域与漫长的海岸线，近代以来却面临严竣的局面，西方国家军舰、商船自由出入中国海域，直至横冲直撞，根本无视中国海权所在。反映在渔业方面，则是德国直接在山东胶州湾开设渔业公司，德国渔船大量掠夺山东半岛外海域的渔业资源。日本又以军舰掩护渔船侵入浙江的嵊泗渔场，仅1916年竟达262艘，并以上海为其鱼货销售地。可悲的是清政府官员对此麻木不仁，一再退让。张謇却认为，争渔界，即争海权，争海权，即保国家主权。1905年，他在给清政府商部的呈文中，对此有一段精彩论述：“海权、渔界相为表里，海权在国，渔界在民。不明渔界，不足定海权；不伸海权，不足保渔界。互相维系，各界皆然。中国向无渔政，形势涣散。洋面海船所到地段，或散见于《海国图志》等书，已不及英国海军官图册记载之详。至于海权之说，士大夫多不能究言其故。际此海禁大开，五洲交会，各国日以扩张海权为事。若不及早自图，必致渔界因含忍而被侵，海权因退让而日蹙。滨海数十里外，即为公共洋面，一旦有事，人得纵横自如，我转堂澳自囿，利害相形，关系极大”。而上海吴淞除居上海门户重要位置等因素外，又恰位于中国南北海岸线中段，在此要害之地建立起中国的渔业公司，不仅背靠上海大都市，可期望得到比较丰厚的财力、物力、人力支撑，而且北可抵抗德国渔船向南蚕食，南可与日本渔船角逐东海海域，况且上海吴淞口外临近江苏的吕四渔场与浙江的嵊泗渔场，公司自身又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足可自谋发展。有鉴于此，张謇才有在上海吴淞外争海权，内保民利，首先创办江浙渔业公司，继而创办吴淞商船学校与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之的系列考虑。至今回顾这段往事，浏览张謇创办的上述公司、学校无一例外均与海洋密切关联，再品味他于20世纪初那段论述，仍能深切感受到他的“海权、渔界相为表里”意识中包含的赤子之心与真知灼见。

2.开放须建商埠、谋航业的意识

如果说，面对西方国家来自海洋的侵略，张謇上述“海权、渔界相为表里”意识，以及创办江浙渔业公司等举动，主要着眼于在中国近海与西方国家较量，含有积极自卫的含义，那么，张謇开发吴淞为商埠与创办中比航业及贸易公司的举措，以及其中蕴涵的开放须建优良商埠、谋全球航业意识，则完全含有放眼远洋，走向世界的含义了。1904年，张謇称：“中国商业若不能随时早占一分地位，为逐步自卫之基，将来美国托辣斯猛剧之风更从太平洋排倒而来，中国民生更从何处立足”？1914年，张謇又称：“世界经济之潮流喷涌而至，同则存，独则亡；通则胜，塞则败。昔之为商，用吾习惯可以闭门而自活。今门不可闭也，闭门则不可以自活”。两段距今百余年的话其实包含着同样的两层意思：一，20世纪世界经济已联为一体，“闭门”救国中国必亡，只有顺应潮流，打开国门，才能寻求到救国之途；二，打开国门，必须放眼深蓝，走向世界，具有与自“太平洋排倒而来”的西方国家“托辣斯”企业集团较量的勇气与准备。自然，张謇明白中国当时的国力尚不足以言此，但认为持“渐进之法，庶几十年后有达此目的之一日”。“渐进之法”中，筹建优良的国际商埠与国际贸易航业公司便是一法。“欧战停后，世界商战将在中国，中国形便，必在上海”，上海是中国国内最大的工商业都市和与海外联系的门户，而“吴淞接壤上海，濒临浦江，为国内外货物运输之门户。……吴淞（又）较优于上海”。这即是张謇乐于担任吴淞商埠局督办，以及在吴淞创办中比航业及贸易等公司的缘由。这符合张謇喜欢在风口浪尖与对手较量的一贯风格。“吾国之地，适于辟埠之用者，既重推吴淞，诚能勇心迈力，以进图机要，适应万国之需求，乌见其不足与世界名埠之先进者，争辉誉于地上”。张謇立足吴淞，是怀抱着放眼深蓝，走向世界的雄心去担当重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