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吁请修备储才折》作者考证/都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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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都樾来源：海门市张謇研究会网址：http://zhangjianyanjiu.org

《吁请修备储才折》作者考证

南通高等师范学校都樾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给清廷上了一道《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九个方面的主张，即练陆军、治海军、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多派游历人员、预备巡幸之所等，这既是他在甲午战败后向朝廷提出的支应危局、急图补救之策，更是其作为洋务运动“殿军”的第一个全面的洋务新政纲领，对“湖北新政运动”乃至“清末新政运动”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该奏折中的观点及文辞为后世研究者广为征引。而这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在今天又公认为是由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所代拟，并被认为是“张謇实业救国思想形成的标志”。^[1]47其依据则是张謇的文集中编录有《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一文，内容与《吁请修备储才折》基本相同。但，笔者认为该奏折并非张謇代草，故不惴浅陋，试考订之。

该奏折今天可见三种不同文本：第一种以《吁请修备储才折》为题，编录于1928年出版的《张文襄公全集·奏议》第三十七卷（亦见于1998年8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之洞全集》第二册奏议第三十七卷）；第二种以《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为题，编录于193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张季子九录·政闻录》（以下简称《九录》）第一卷（亦见于1994年10月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张謇全集》第一卷）；第三种以《署南洋大臣张之洞奏时事日急万难姑安请修备储才急图补救折》为题，编录于1991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编《中日战争》第三册。第一、三种文本皆取题于该折稿起首事由句“为时事日急，万难姑安，吁请修备储才，急图补救，以支危局，而固邦基”。^[2]481比照、核对这三种文本，所录文句则皆有出入。其中，第一种文本文句最全；第三种文本与第一种文辞基本相同，其字词不同者约计有26处，且在“宜亟治海军”条内“中等穹甲一艘，长三十余丈”^[2]484句下缺4句，计43字；第二种文本则与另两种多有不同，除约计132处字词不同外，更漏录“宜亟造铁路”条之上半部分，约计125字，而文末则多出“再，外国铁路要义，利商与利兵两大端并重”^[3]41一段，且文首“谨呈八事”^[3]30句与文末“以上九条”^[3]40句文义前后矛盾。按，《张文襄公全集》乃辑录张之洞遗稿，《中日战争》所据为“军机处原折”，^[2]484故第一、三种文本应为奏呈之底稿及奏稿，而第二种文稿则更像是奏折草拟过程中的某一稿草稿。而笔者认为这第二种文本并非是张謇代拟折稿所留存的底稿，其理由如下：

首先，从张謇自己的记载来看，其日记及自订年谱中未留下代拟该奏折的任何记载，不合情理。

张謇自青年时代即负“名士”之誉，其诗文受到桐城派大师张裕钊、吴汝沦等的赞誉；后在淮军将领吴长庆幕府“治机要文书”，^[4]838代拟章奏笺牍，名动公卿；甲午夺魁后，其“文声”更著，名誉海内。故此，张謇一生除幕中代笔之作外，代亲属、师友及达官显要草撰的书牍、奏章及贺诗、联语等各种文稿颇多，后来收录于《九录》的约有63篇，《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亦其中之一。一般说来，代笔之事，尤其是为重要人物代拟文稿或其内容关涉军国要事的，在张謇日记中往往留有直接记录，或者能找到与所草内容有关联的记载。第一、三种文本皆注明张之洞上奏时间为“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1895年7月19日）”，但张謇日记及自订年谱于1895年里并未有任何相关记载，这是不合情理的。一方面，以张之洞当时的地位和此奏折的重要性而言，如果是张謇代为拟稿，他不太可能不在日记中留下代稿之事的记录或对奏折中所提九条主张的思考痕迹。另一方面，就张謇与张之洞的私人关系而言，则不应该不做任何记载。按，张謇与张之洞最初交往是在光绪十年（1884年），时吴长庆病故，幕客星散，而张之洞由山西巡抚调署两广总督，欲延揽吴幕中张謇、周家禄、束纶等入幕，对张謇意尤拳拳，先后通过北洋大臣李鸿章、广东提督蔡绶庭、直隶候补道袁保龄、江苏学正黄体芳等诚意聘请，但张謇终以赴顺天乡试为由，致书婉辞。此即张謇自己所谓：“山西之辟，粤东之招”。^[5]41光绪二十年九月（1894年10月），张謇丁忧回籍。之前，他以新科状元的身份积极支持其恩师翁同龢策划对日作战。治丧期间，他不忘国事，“每一闻海上风鹤之惊，北方挫衄之频，良友愤时叹嗟之书，深宫痛哭罪已之诏，当食辄辍，中夜忽起，麋心碎胆”，^[5]41并积极呼吁在军事力量薄弱的苏北地方加强江防、海防。十月（11月），清朝廷以“北洋海、陆军皆失利”，召两江总督刘坤一至京师，命为钦差大臣，督关内外防剿诸军。^[6]12049同时，调派准备奉旨进京陛见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并兼署南洋大臣、江宁将军，负责筹备南方防务。^[7]948此时，张之洞再次留意于在藉守制的张謇。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一日（1895年2月5日），他让旧幕客杨锐向刚受委为洋务局委员的张謇密友郑孝胥“索张季直来书及《治兵议》”。^[8]468其中，张謇致郑孝胥的书函意在“盛论江防”，^[8]458其主张应与三月初五日（3月30日）左都御史裕德代奏的通海泰籍京员、张謇的密友李安、顾儒基、孙崇纬等呈文中提议的编查渔户、添筑堤岸、速购侦探、预筹的款等建议相似。^[9]12“《治兵议》”指张謇在光绪二十年七月下旬撰写的《治兵私议》三篇，文中提出“治京营、治边兵、治海军”及裁厘苏民的主张。^[10]张之洞对张謇江防建议和治兵裁厘的主张颇为赏识，当即于正月底奏派张謇总办通海团练，后又请他参与筹办商务事宜，并委托其在通州、海门、崇明等地试办“裁厘认捐”事宜。因此，可以说1895年是张謇与张之洞初交并逐步博得张之洞真正赏识之时，如果张之洞请张謇代拟奏稿的话，张謇必定会十分珍视张之洞的这种赏识与信任，也必定会在日记中有所记载，而在此前后张之洞委办的通海团练、裁厘认捐、通海纱厂等事宜在张謇日记中则皆有记载。那么，张謇对代拟奏稿之事未留任何记载，只能说明并无其事。此外，一般而言，清代督抚大员请人代拟奏稿，必定亲授内容，密切磋商，字斟句酌后才发出。但在六月十七日（8月7日）张謇至江宁，十九日（9日），“谒南皮尚书，久谈”。^[4]372之前，张謇与张之洞从未谋面，办理团练事宜则是“往返函商”。^[11]974那么，草拟这份规划甲午惨败后立国自强方针且长近九千言的奏稿，若无多次面商熟计，集思广益，仅通过“函商”是不太可能完成的，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当时并无请张謇代拟奏稿之事。

其次，从奏稿本身来看，有部分主张和不少具体规划超出了张謇当时的认识水平和经验范畴。

虽然在晚清时代张謇以建言献策“皆膏盲箴石”，^[12]624议论策划“宏深博大”^[13]8562而著称于世，但就此奏稿所提出的九条主张而言，有些显然高出张謇当时的认识水平：如奏稿中“宜练陆军”及“分设枪炮厂”条主张“悉照西法”编练新军（即后来江南的自强军），并建议大力生产最新式的快枪快炮，而张謇在其《治兵私议》中还只是主张以旧式的勇营之制、练军之法来整顿军队，其关于军队使用作战武器的认识也仅局限在所谓“炮独子而远，背枪群子而次远，洋枪连子而稍近，更近则用矛，偪则用刀”^[10]这样的较粗浅的认识水平上。有些则显然是张謇当时并不具备的洋务新知。如有学者指出奏折中“设枪炮厂更详述各省设厂意义，并以湖北为例，缕缕细说应造何枪、何炮，何种最优”，而“张謇并无这方面的知识”。^[14]80又如“亟造铁路”条详述规划“卢汉铁路”问题亦是如此。此外，奏折中提及一些从光绪十五年（1889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间张之洞在湖北奏办的具体事务，这是与张之洞尚属初交的张謇不可能了解到的。由此，对张謇而言，要在当时起草这样一份筹划全局、规划精详、广涉新知，但不少主张是他本人从未经手或经验无多的奏稿，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甚至是不可能的。

第三，依据《郑孝胥日记》记载，该奏稿则是由沈瑜庆、郑孝胥先后执笔，张之洞亲自删改而成，并非张謇代撰。

郑孝胥是中国近现代史中的知名人物，虽然其因晚年出任“伪满洲国总理”，沦为汉奸、国贼，最终身败名裂，但在晚清时代他则“既是杰出诗人，又是主张维新的政治活动家”。^[15]33其日记反映近代中国种种激剧变化，因“未先存有留给人看的念头，故而记述主观思想和客观事件都比较真实”。^[15]35甲午战争爆发时，他正担任驻日本神户兼大阪领事，七月（8月）下旗归国。十月，经挚友沈瑜庆引见，入张之洞幕，以江苏试用同知充两江督署洋务文案。因其“讲求洋务，赅通透彻，能见本源，于商务尤为考求详实”，^[16]1093受到张之洞的赏识和保荐。沈瑜庆（号爱苍）是晚清名臣沈葆桢的第四子，张之洞移督两江时，以江苏试用道充“督署总文案兼总筹防局营务处”。^[17]210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张之洞以“倭约万分无理，地险、商利、饷力、兵权一朝夺尽，人神共愤”，^[18]2060频频电奏总署力阻和约，并提出“权其轻重，以界务、商务之厚利”，^[19]6312“结（英、俄、法）三援翻全约”^[20]6343的办法，但总署皆未奏报。四月十四日（5月8日），中日双方在烟台换约，《马关条约》正式生效，但张之洞仍冀希通过英、俄、法三国干涉，挽回不平等条约的损失，因此授意沈瑜庆草拟废约图强奏稿。

　　据《郑孝胥日记》记载：五月十六日（6月8日），“爱苍邀饮，观所拟《请翻约图强敬陈五事》奏稿。五事者，练陆军，买船械，造铁路，制枪炮，选使才。”^[8]498作为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之子，沈瑜庆“潜心考究家学渊源，……研求艺学，独能得其要领，探讨西法能究精微”，^[16]1093且又督办过江南水师学堂，故对编练军队、船政事务、枪炮制造等洋务皆有知识或经验，草拟起来应属得心应手。同时，这五项建议也皆是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内及移督两江后已奏请或已筹办、开办的事项。然而，张之洞认为，仅筹自强而不求富，无法抵御《马关条约》后列强的经济入侵。于是，于闰五月初二日（6月24日）请郑孝胥重拟翻约折稿。郑孝胥在沈稿的基础上，结合入幕后多次向张之洞提议的“再借洋债，速造铁路，复行取之法，广游历之途，大振商务，专练陆军”^[8]491等建议，“即属草，陈八事：一、巡幸，二、铁路，三、陆军，四、海军，五、商务，六、学堂，七、制造，八、游历。十二点而脱稿，约二千余言”^[8]499。对郑孝胥的改稿，张之洞比较满意，因此，初六日（28日），“南皮令爱苍将前折改稿，不必请毁约，仍用余所列八条而增易其语气。”翌日，张之洞又让沈、郑二人负责草拟了《筹办江南善后事宜折》，开列裁撤防营、急练洋操、增设枪炮弹药厂、增修炮台等四条。^[8]500十一日（7月3日），张之洞招沈、郑二人入署商谈，“出前陈全局八事及江南应办四事折，授意令余及爱苍再加增改。自言神疲不能用心，故欲自改而不能就。退出，余即专攻全局稿。晚，归寓，删增至三鼓”^[8]501。翌日，“南皮来促，入署，爱苍二折稿已缮讫，即缴呈之”^[8]502。至闰五月二十日（7月12日），“南皮示所定折稿，增改十之五。以工政为专条，请设局。共九条”^[8]503。那么，从内容上看，郑孝胥所谓“翻约折”或“全局折”即《吁请修备储才折》，最初沈瑜庆拟五条内容，之后郑孝胥增为八条，最终张之洞改列九条并亲笔做了较大修改，至二十七日（7月19日）缮讫上奏，同日封递的尚有《密陈结援要策片》、《筹办江南善后事宜折》、《进呈湖北新铸银元并筹行用办法折》、《湖北铁政、枪炮两局经费由江南拨解片》等。从中亦可以推测《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乃从最初“翻约图强”之意思的转化而来，其文本中“谨呈八事”与“以上九条”的矛盾则说明是录自张之洞修改后的稿本。由此，可以确信该奏折并不是张謇代拟的。

那么，该奏折稿本缘何能存留在张謇处呢？笔者以为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六月十七日（8月7日）至七月八日（8月27日）间，张謇赴江宁谒见张之洞，张之洞“留商商务”并曾亲至张謇寓所回拜。^[4]373期间，张謇亦与沈瑜庆、郑孝胥、陈谟、顾石公、吴博泉等过从甚密。那么，沈瑜庆、郑孝胥这两位张謇的挚友很可能会将该奏稿底本交览，而张謇亦可能将这份重要的奏稿自己做了抄录，其疏题则可能是沈、郑自拟而非编辑《九录》时加上去的。二是至光绪二十七年二月（3月）间，张謇撰《变法平议》，以作为由张之洞主稿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拟稿之参考，很可能他找来该奏稿的稿本作为参考。《九录》编辑时，编者未加考订便将其录入其中。其实，作为张謇最重要的文稿汇编，《九录》存在着不少需要考订、纠正的问题，如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张謇的门生顾公毅就“尝举其字句讹误者若干条、系年不实者若干条、重要篇章漏列与非师撰稿而为他人记录阑入者各若干目以见例，函达孝若（张謇子张怡祖字孝若）”。^[21]158《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即是其所误“阑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