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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浅析甲午战败之后张謇职业转型的原因/陆赛楠
来源:海门市张謇研究会作者:陆赛楠网址:http://zhangjianyanjiu.org浏览数:45

浅析甲午战败之后张謇职业转型的原因

江苏省如东县丰利中学  陆赛楠

1894年蟾宫折桂的张謇,做官不到一年,毅然放弃仕途,转而从事近代实业的创办和经营,最终成为东南实业界的领袖。这一举动放置在“学而优则仕”观念的时代是一个极其反常的举动。论析这一举动背后的动因,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先点一下宏观背景,中国两千多年单一的小农生产下衍生出的浓厚的小农意识,导致人们形成自私冷漠的政治心理。而张謇并非成长在一个纯粹的小农家庭,其父在家务农的同时兼营一片瓷货店,张謇小时候也曾随父挑担卖糖维持家中生计,其旧宅至今留置糖担,以示不忘其本。幼年与“商”的接触,使其对“商”之“利民”有独特的感悟,这对张謇日后注重“经世致用”,力矫宋儒程朱之弊,做一点成绩,替书生争气的务实理念,烙下了隐形的心理基础。

本文将尝试着从张謇的个人经历、社会嬗变、时局动荡等方面来解析这一举动的原因。

一、农家子弟,梦萦入仕

张謇的职业转型与其成长经历关系密切。张謇,字季直,晚年号啬庵。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即公元185371日出生在江苏海门常乐镇一个富裕农民兼小商人家庭。张謇所受的传统教育,封建色彩浓厚,这是不言而喻的。旧社会常说的光宗耀祖,就是入仕,由士而仕,高中状元那就是极限了。张謇晚年自订年谱时,距科举废止已二十多年,但仍津津乐道他“我踏金鳌海上来”的故事,可见其梦萦入仕的心态了。张謇的人生历程与他的场屋磋跌,有着阶段性的联系,他16岁中秀才,历经27个春秋,近30场科考,1894年高中状元。今按《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考试详表》参照章开沅《张謇传》中的“张謇列次考试情况表”列表如下:

年岁
考试名称
主试官
名次
同治七年(186816
二月如皋县试
县令贵州周际霖
取第二百余名

四月通州州试
知州合肥梁悦馨
取第二百余名

十月院试
侍郎鄞县童华
取第二十六名附学生员
同治九年(187018
六月科试
侍郎鄞县童华
取一等第十六名

同治十年(187119

七月乡试

不中

十一月院试
侍郎江夏彭九余
取一等第十一名
同治十二年(187321

六月科试

侍郎江夏彭九余
取一等第十五名

八月乡试

不中
同治十三年(187422
南京惜阴书院
院长全椒薛时雨
取第一名

南京钟山书院

院长临川李聨琇

取第一名

十月岁试

侍郎江夏彭九余
取一等第四名补增广生
光绪元年(187523
八月恩科乡试

不中
光绪二年(187624
四月科试
翰林院侍讲学士长乐林天齢

取第一名补廪膳生


七月乡试
不中
光绪三年(187725九月岁试 学院檄学官慎举优行学官首应
翰林院侍讲学士长乐林天齢
取第一名
光绪五年(187927五月科试
侍郎仁和夏同善

取第一名,优行试亦第一名(贡元)


八月总督巡抚学政三院会考优行生试


总督侯官沈葆桢巡抚固始吴元炳学使仁和夏同善
取第一名

九月乡试



不中
光绪十一年(188533六月国子监考到
祭酒宗室盛昱
取第一名

九月顺天乡试

总裁尚书吴县潘祖荫

常熟翁同龢

左都御史宗室奎润

侍郎童华

同考官编修商城黄彝年

中第而名(南元)
光绪十二年(188634二月礼部会试

不中
光绪十五年(188937正月礼部会试
同考官内阁侍读长白熙龄
挑取誊录四十名

光绪十六年(189038


二月礼部会试

不中
光绪十八年(189240
二月礼部会试

不中

光绪二十年(189442

二月礼部会试

总裁尚书李鸿藻

总宪徐郙

侍郎汪鸣銮

附宪杨颐

同考官编修高熙

中六十名贡士

三月礼部覆试
主试官同上
取一等第十名

殿试


阅卷大臣相国张之万

协揆麟书

尚书李鸿藻、翁同龢、薛允升

侍郎唐景崇、汪鸣銮、志锐

中一甲第一名赐进士及第(状元)

六月翰林院大课
主试官同上
取第一名
光绪二十四年(189446
四月保和殿试散馆

取二等三十七名

七月以经济科特
荐侍郎唐景崇

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到,农家出身、又因“三世无隶名学官为生员,名为冷籍”的张謇,16岁中的秀才是冒籍得来的。《年谱》中记道,“十月,应院试。学使为鄞县童侍郎华,题为(《论语·宪问第十四》)‘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榜发,取中二十六名附学生员,由是酬驹以二百四十千;资不足则署劵,而从而居不泄之功索报者,实繁有徒。自此家无宁岁矣。”[1]

张謇的冒籍风波发生在同治七年(1868),平复解决是在同治十二年(1873),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张謇还特地撰《归籍记》以示不忘:“凡归籍之事,本末崖略如是。是于颠苦情状,裁十之六七耳。中间人事起灭变化,岂胜殚述?今距事定二十有四年,当时仇怨之端,亦既歔为冷风,荡为空波矣,何足一一撄我胸臆?排比而记之,以示后人,庶知门户忧患之遭,师友风义之笃,并不可弭忘。”[2]事有凑巧,张謇因冒籍而引来人生新的转变。

二、由士而戎,幕府游历

张謇冒籍才得识提调知州桐城孙先生云锦。当时江宁的钟山书院、惜阴书院、文正书院,汇聚了张裕钊、李小湖、薛慰农等诸多知名学者,他们与孙云锦均过往密切,从而使张謇有F缘结识和投拜众多名师,并从他们的言传身教中获得大量教益。特别是张裕钊。

在江宁府跟随孙云锦时期,张謇拜学于张裕钊门下,张裕钊的教诲对张謇形成务实进取的思想影响颇深。庄安正先生和卢建汶先生所合作的《激扬士类——浅谈张裕钊对张謇的影响》中就该观点作了精辟的分析,他们指出:“张裕钊生活在帝国主义不断侵略中国领士、清王朝统治者不是积极筹谋御侮方略,而是处心积虑于内部倾轧的时代。张裕钊作为爱国的名士,只能‘梗概书生今已矣,扁舟梦去五湖天’寄希望于后生。他撰写《送张生謇之山东序》以示鼓励,希望他‘经武伐谋,料敌制胜,戮鲸鲵于东海’,‘余日夜倾耳企足以望之也’,他以中国古代文化中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文化观念,坚持民族气节的爱国精神,宣扬以人为本的人文思想号召,为张謇一生思想奠定基础”。特别是亭林的“致用”的务实精神,使张謇幼时形成的务实心理得到了深化,为日后张謇职业价值观念的转变,实现职业转型奠定基础。

客幕生涯中对张謇一生影响很大的第二人,就是吴长庆。“由士而戎”说的是张謇参与庆军幕僚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从光绪六年六月至光绪八年五月,有两年时间张謇没有记日记,年谱光绪六年六月至十二月同样阙如,这段时间也没在考场颠簸。是否说明张謇人生将进入新的转折点。庆军幕僚的主旨内容是敉平朝鲜“壬午兵变”。敉平经过,摘录《日记》如下:“光绪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丁雨亭军门来,说高丽日本斗衅事;

“光绪八年六月三十日,作‘陈援护朝鲜事宜’;

“光绪八年七月一日,作《谕朝鲜檄》;

“光绪八年七月三日,巳刻登‘威远’轮船……;

“光绪八年七月五日,泊威海卫;

“光绪八年七月六日,辰刻开行……与金洵卿允植笔谈;

“光绪八年七月七日,辰刻至朝鲜南阳府境海内……与金谈;

“光绪八年七月八日,晚,驶进内港马山津……为延陵定戡乱策;

“光绪八年七月九日,黎明登岸,住马山;

“光绪八年七月十日,随军宿鱼鳞川;

“光绪八年七月十一日,宿果川,行七十里,道由水原……是夕罡应命其子训将载冕来;

“光绪八年七月十二日,渡汉江……至屯子山驻军……请延陵速入城,覘罡应动静,乘机执送;

“光绪八年七月十三日,延陵入城,晚罡应以申刻出城答拜,因见执,即夕送南阳。”[3]

壬午年为三年一次的乡试之年,多年刻苦求学,张謇对乡试原本满怀憧憬。“时同人率归应乡试散去,余丁内艰独留,而措置前敌事,手书口说,昼作耶继,苦不绐。”[4]这里的“同人率归应乡试散去”,指朱铭盘、周彦升等先后离营参试,而自己因“朝鲜事起,謇从将军行,卒无暇言文事”,被迫放弃乡试。眼看着张华奎、缪柚岑、杨石泉、朱铭盘等科场及第,郑孝胥更是高中解元。但他并没有懊恼和悔恨,因为壬午之役他得到了吴长庆、张树声的赏识,名声大噪。张謇在朝鲜代吴草拟条陈,先后撰写了“陈援护朝鲜事宜”、《谕朝鲜檄》、《壬午东征事略》、《规复琉球·前策、后策》、《朝鲜善后六策》等军事论述,为其“由士而戎”阶段,作出了令人敬佩和不可磨灭却又扼腕不已的贡献。张謇亲见日本粗暴干涉朝鲜内政,但不过外强中干,他说:“日兵甚弱,形不成列,吾甚惜朝人以五十万元款之为失计也。”[5]说的是最终以朝鲜赔款50万与日本订约。朝鲜壬午兵变,使张謇洞察了日本的狼子野心,判断了日本亚洲政策的走向,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威胁。张謇的这些见解,受到军机大臣翁同龢的赏识。《朝鲜善后六策》获得翁同龢等官员的赞许,却遭到李鸿章的反对。李鸿章“嗤为多事,搁置不议”。《朝鲜善后六策》未行,张謇的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威胁的预言不幸言中。直到宣统三年,事过三十年了,张謇还在《为东三省事复韩国钧函》中耿耿焉,指出三个“安有”后说:“屈指是说,近三十年矣。今之后生,固无知者,即当时士大夫知之者能有几人?天下后世,谁复知亡东三省者罪在李鸿章乎?今言之亦无益,然下走固不能不痛心切齿于亡国之庸奴也。”[6]

张謇十年的客幕生涯,充分体会了晚清社会中那种世态炎凉、明主难寻、知己难遇的味道。不愿客幕,也就暂时离开了报效国家的机会,结束客幕重新拾起学优登仕,走与一般士子所企求的“正途”。壬午之前,张謇大量阅读《老子》、《庄子》、《管子》等经典著作,受其影响颇深;壬午之后,张謇亲身经历了吴长庆“功成柄绌,身死军分,而同辈诸人之或散或亡,或败或背”的事实,发出了“杖策何如归隐好”的悲凉感慨。他的《昔悔》诗中也说:“少壮事行役,悠悠十余载……风云一朝变,苦心听功罪……有宅一区存,有田一廛在。农桑世所业,荼荠吾可采。抚今眷畴昔,慷慨有余悔。”[7]就是对自己的客幕生涯,进行全面总结和反思的写照。

三、甲午国殇,醒觉弃仕

张謇在客幕失落和父命难违等多种因素驱使下,回到了场屋,从光绪十一年六月到二十年三月,科场上又拼搏了十次之多,终于蟾宫折桂,登上了万千举子梦寐以求的颠峰。就在当年四月二十四日,乾清门外听宣,张謇以一甲一名引见,此时他心绪矛盾,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一旦予以非分,事类无端矣。”[8]无他,国难族危的甲午国殇之年,他在悲恸之余,在北京目睹满朝文武屈膝跪在倾盆暴雨后的泥泞道路上,而鸾驾回朝的慈禧竟对这封建效忠式的公开展示不屑一顾,这凄凉的一幕和满朝文武的奴性,更刺激着张謇“世间科第与风汉,槛外云山是故人”这副适然亭内的对联,油然生起“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的念头。

张謇被授以翰林院修撰,而这种僵化的官僚体制下,纯粹咨询、学术性质的翰林院职位,令务实进取的张謇深感行事之掣肘,他是不甘堕为埋首故纸堆的迂腐书痴,志在政治上作出一番事业。还在甲午中日冲突方起之时,他就凭借十年游幕生活所积累的政治经验,迅速成为帝党首领翁同龢的重要谋士之一。涡旋于帝后党争之中的张謇,深知“其实中国何尝有必战之布置耶”,翁氏并非可代替李鸿章主持对日战事的适宜人选。然而李氏消极畏战主和误国,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二人为首的帝后势力仍在党同伐异,权衡官场得失,张謇为此痛心疾首,深感清庭之腐败,官僚体制之昏暗,封建仕途中帝光荣耀,在现实的冲击下,张謇“入仕为上”的价值体系濒于崩溃。

光绪二十年甲午九月十六日(18941014日)日记:“得家讯,大人病退而未收口……家中仅妇女主张,心滋不宁,然兵讯未解,势不当便去也。”

光绪二十年甲午九月十七日(18941015日)日记:“晚诣子培,与仲弢、叔衡议,请分道进兵朝鲜,夜分心忽大动,乃与子培言大人病状,归亦不宁。”(日记本日后无日记)[9]

《年谱》光绪二十年甲午七月一日(189481日):“上谕声罪日本。朝议褫海军提督丁汝昌,李鸿章袒之,朝局大变。”

《年谱》光绪二十年甲午八月十八日(1894917日):“随班加太后加徽号……闻我军溃平壤,退安州。日兵扬言,分道入寇。”

《年谱》光绪二十年甲午九月四日(1894102日):“翰林院五十七人合疏请恭亲王秉政;又三十五人合疏劾李鸿章;余独疏劾李:战不备,败和局。”

《年谱》光绪二十年甲午九月十六日(18941014日):“闻父背病疽,愈而未复,心滋不宁,而国事方亟,不可言去。”

《年谱》光绪二十年甲午九月十八日(18941016日):“亥刻,闻父十七日丑刻之凶问。”

《年谱》光绪二十年甲午九月二十七日(18941025日):“由上海抵家。入门伏地恸绝,寝苫丧次,一第之名,何补百年之恨,慰亲之望,何如侍亲之终,思之泣不可仰。”[10]

张謇父病逝,张謇循例丁忧回乡尽孝,这次的硬性离职,客观上加剧张謇去仕的决心。但其最终转变实现于甲午战败之后,1895年“天朝上国”之泱泱中国,败于“葞尔小国”之弹丸日本的手下。张謇虽丁忧在家却心系国事,《马关条约》之耗音传来,张謇悲痛不已,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将条约十款一一记录:“和约十款,……,一、韩自主;二、割全台、奉天九州县;三、换约后三个月撤军;四、赔二万万两,换约后半年还五千万,再半年还五十万,余六年清还加息五分;五、苏、杭、沙市通商;六、内地皆通商;七、两月内派员会同画界;八、驻兵威海,每年给兵费五十万,赔款清后撤;九、俘虏彼此送还;十、限六个月议通洋款,现停战,期满限展期至四月十四,以便期内换约。”[11]《马关条件》对中华民族毁灭性的打击与摧残,张謇更深切地感受到民族危亡的紧迫,“几馨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此后,他在《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指出:“此次日本之和,与西洋各国迥异。台湾资敌矣;威海驻兵矣。南洋之寇在肘腋;北洋之寇在门庭。狡谋一生,朝发夕至。有意之挑衅,无理之决裂,无从预防,无从臆料……稍一枝梧,立见决裂,是日本之和不可恃,各国之和不可恃矣。”[12]时局的严峻,在悲惨现实的震动下,张謇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他自我谴责“徒为口舌之争,不能死敌,不能锄奸,负父之命而窃君禄,罪尤成无可追也”。终于冲破“学而优则仕”的禁锢,完成职业价值观的飞跃,实现弃仕从商的裂变。

四、结语

在甲午国殇中,张謇自省自立,自幼家庭的影响,恩师的教导,十年游幕的阅历,所形成的务实,进取的职业价值取向,将张謇推上一条崭新的人生道路,实现职业转型。

张謇及同期的知识分子的职业转型,是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转型发展的衍生行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由小农经济向近代工商经济逐步转变,中国出现“买办”、“通事”等近代意义的职业,从事这种职业获利既快又厚,遂从事此职业的人与日俱增,并形成了颇具影响的职业群体,该群体皆是对西方科技和商业有不同程度的认可的仕人,如祝大椿、郑观应等。至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潮流中,仕子们职业观发生变化,纷纷弃仕从商,投身近代工业,并形成以商救国的思想,提出极具说服力的“商战”救国的社会信条,士大夫弃官从商造成绅与商,官与商之间身份对流和重叠,使“学而优则仕”的信条受到严重冲击。时至甲午战败后,弃仕从商的浪潮高涨,1895年至1913年新增企业585家,其中约52%为仕绅,官绅所办,形成以张謇为首的东南实业集团。张謇亦感言:“中国今日,官皆商,商皆官也。”在商得到社会认可,官本位思想渐次淡化的历史潮流中,张謇逐浪而行,实现近代意义的转变,成为时代的弄潮人。

注释

[1][10]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第831页、第85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2]张謇:《归籍记》,《张謇全集》第5卷上第14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3][5][8][9][11]张謇:《日记》,《张謇全集》第6卷第198-199页、第204页、第362页、第368页、第37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4]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第84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6]张謇:《为东三省事复韩国钧函》,《张謇全集》第1卷第20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7]张謇:《昔悔》,《张謇全集》·第5卷下第7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12]张謇:《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张謇全集》第1卷第2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