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壬午之役与张謇客幕/张进

壬午之役与张謇客幕

扬州大学  张进

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政变，淮系将领吴长庆率军入朝平叛。作为重要幕佐，张謇随军奔赴前线，为迅速敉平叛乱出谋划策，建立重大军功。随后，张謇为根本解决朝鲜问题，提出著名的《朝鲜善后六策》，再度引发清廷高层的广泛关注。壬午之役使张謇名声大振，个人的幕僚事业也达到顶峰。壬午之役却引起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的不满，张謇在无意之中也卷入晚清政治的派系斗争。政治斗争的现实性和冷酷性使得张謇悲观失望，决意终结自己的客幕生涯，从而专心进入科场正途。

一

壬午政变发生时，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因丧母丁忧，暂由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其职。张树声主张采取军事强硬策略，委令吴长庆率军赴朝平叛。客幕庆军的张謇，随同吴长庆奔赴前线，参与核心决策，“建策速定其乱”^[1]。壬午之役中，张謇积极策划、全力辅佐，可谓劳苦功高，这也得到吴长庆的充分肯定，“临城则赖张季直赴机敏决、运筹帷幄、折冲樽俎，其功自在野战攻城之上”^[2]。平乱之后，张謇又提出《朝鲜善后六策》，试图根本解决朝鲜问题，因其对策的针对性和合理性，引起清廷上层的高度关注，“多数公认，如不照善后六策办理，朝鲜终不可保”^[3]。张謇由此开始在晚清政坛展露头角，一度成为封疆大吏争相延揽的对象，“执事声实久已倾动一时”^[4]。

壬午叛乱的成功平定，既强烈冲击了李鸿章等人的“和戎”策略，又给清廷内部其他政治派系攻击李氏提供了绝佳机会，“尤其是平素不满李鸿章之清流，都认为假使李鸿章不丁忧，办理此案，决不能如此迅捷”^[5]。《朝鲜善后六策》也引发清廷高层内部的强烈论争，“时掌靖达公回粤，李复督直，嗤为多事，搁置不议”^[6]，以潘祖荫、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派以及左宗棠、彭玉麟、张之洞等实力派却纷纷指责李鸿章的妥协路线，“台谏论劾主朝鲜和约之人”^[7]，最终得到清廷最高层的关注，“孝钦询政府；政府奉教于李，亦斥之”^[8]。但是张謇的谋略最终未能被清廷高层的采纳，事态的发展更是出人意料，竟然掀起清廷内部派系斗争的层层波澜，这不仅偏离张謇的良苦初衷，并将其推向晚清政治斗争的风头浪尖。

由于张树声、吴长庆在壬午之役的军事行动，公然违背了李氏一贯的“求和”策略，并造成其政治上的极大被动，李鸿章“逐以为此种事实，皆张树声、吴长庆所造成，并断定树声、长庆二人有借此机会，合力推翻其本人政权之阴谋，于是不动声色，暗中布置如何对付此二人之步骤。”^[9]张、吴虽为淮系旧部，但并不属于李氏的嫡系亲信，两人公然“背叛”也就无法得到宽容和理解，政治“清除”似乎也就顺理成章。其一，政治否定。壬午之役后，吴长庆积极采纳张謇为“朝鲜必不可为、筹所以救之而去就争者”的谋划^[10]，多次上书李鸿章陈说利害。吴长庆还特地将《朝鲜善后六策》“言于北洋，北洋则悍然斥之”^[11]。吴、张等人提出的策略立足朝鲜国情，无疑具有相当的可行性和针对性，结果却被李鸿章轻易否定，“不省，且呮呮笑公（吴长庆）愚，不足论兵事”^[12]。其二，削弱兵权。壬午之役结束仅仅一月，李鸿章就准备架空吴长庆，褫夺其兵权，“李相欲以庆军属马建忠，而命公回天津”^[13]。后经袁保龄、周馥等人的反复劝解，李氏自感也有点过分，但仍将庆军拆分为二，仅让吴长庆统领一半兵力。其三，不报军费。吴长庆入朝参战，军费开支剧增，但“合肥不允东征公费”^[14]，致使庆军产生巨额财务亏空。

在遭受一系列的沉重打击后，吴长庆变得萎靡不振、抑郁寡欢。吴氏的种种遭遇，使得张謇顿感庆军前景黯淡。不过张謇还是为吴长庆积极谋划，寻求转机。张謇提出以进为退的策略，力劝吴氏主动引退，“往为延陵陈进退之策，坚劝乘势止足，譬喻再四，初亦然之”，但最终吴长庆并没有采纳张謇的建议，而是接受袁保龄、周馥的调解，同意交出半部人马。对于吴长庆的委曲求全，张謇大为失望，发出“甚矣！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宜者难其人也”的感慨^[15]。客观分析，张謇的建议显示出强烈的书生意气，似乎也不太符合时宜，吴长庆加以拒绝也属正常。但是，年青气盛的张謇却无法接受这一事实，认定吴长庆前途多舛，自己继续留在庆军也难有作为，态度急遽转向消沉，暗中谋划自己的“引退”之策。首先，“告病”返乡，长期滞留不返。1882年9月，张謇向吴长庆告假，“以病留登州休养”，并随即返回南通家中，直到1883年4月才重返汉城军营。其次，施展“金蝉脱壳”之计。1883年9月，张謇推荐其兄张詧入庆军佐理营务，将自己彻底“解放”出来，从此托病不肯再返庆军。直到1884年4月，在吴长庆的不断“促往”之下，张謇才再度回到已经调防奉天金州的庆军，但此时吴“已病甚”，一个月后即病死军营。从壬午之役到吴氏病死，前后不过24个月，而张謇滞留在外的时间却长达一年，其退意之浓可见一斑。不过，由于吴长庆礼遇有加，张謇也不便主动告退，“徒以相处七载，礼意有加；重以贫故，不得不因其维系，委蛇而迁就”^[16]。

二

壬午之后，张謇直接感受到政治斗争的现实性和残酷性，使其改变原先对客幕庆军的期望值。而壬午乡试中，游学挚友纷纷获取功名则对张謇产生一定的刺激，促使其强化科场及第的观念，并加快自己终结客幕的步伐。

张謇客幕的重要目的，就是为自己营造良好的科场氛围。毋庸置疑，张謇早年选择客幕并不缺乏个人的政治动机，尤其是投身庆军更具有一定的功利主义色彩。不过，张謇客幕的主要原因是迫于经济压力，“不能早自树立，弱冠以后，囊笔兵间，奔走十余年，裁供亲膳”^[17]。张謇客幕不仅可以解决个人的生计问题，而且能够为自己参加科考创造一些有利条件，尤其是客幕营造出比较优越的读书环境和相对便利的应试条件，“因思家况清贫，科第不可必，若竟闲居读书诚得矣”^[18]。经过反复斟酌，张謇最终选择了客幕之路。张謇入幕后，主要从事文字机要工作，事务相对清闲，读书时间得到充分保障。张謇在孙云锦幕时，公务相当清闲，以陪孙氏二子读书为主。凭借孙云锦的人脉关系，张謇还得以长期借住惜阴书院，不但可以免除一些无谓的人际纠缠，而且获得更多的学术切磋和交流的机会。张謇客幕庆军后，军幕工作依然比较轻松，获得大量的读书时间，“治机要文书，不以他事混，俾致力制艺”^[19]。此外，吴长庆还尽可能地为张謇读书和应试提供便利，“乃为特筑茅屋五间于其后堂，为读书兼治文书之所”^[20]。1877年，吴长庆赴江西建平查办教案，但“吴公以余乡试近，留未俱行”^[21]，这充分体现了吴长庆对张謇科场的关怀和照顾。

客幕对张謇的学业也大有裨益。孙云锦、吴长庆幕府都具有良好的文化氛围，两人的社会交游也有利于张謇学识的提升和进步。当时江宁的钟山书院、惜阴书院、文正书院等几大书院汇聚张裕钊、李小瑚、薛慰农等知名学者，他们与孙云锦均过往密切，从而使张謇有缘结识和投拜众多名师，并从他们的言传身教中获得大量教益，“謇既游江宁，先后从临川李先生、全椒薛先生、武昌张先生游，得闻古学之津要”^[22]。吴长庆虽是武将出身，但“夙以儒将著称于淮军，平生轻财礼士”^[23]，军中聚集了诸如朱铭盘、周家禄、林庵葵、束皇纶等一班青年才俊，张謇与他们“聚处一军，以文章义理相切劘，辩难纵横”^[24]，对自己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也多有益助。壬午之前，张謇因“军事简，多读书之暇，与曼君、彦升、怡葵诸人时有唱酬”^[25]，个人的学识水平、应试能力也日见长进。1879年，张謇就取得三院会考优行生考试的第一名。总之，张謇在客幕期间，不仅得到众多名师指点迷津，而且获得较为便利的科考条件，这些无疑为张謇争取功名提供极大的信心支持。

壬午之役直接影响张謇参加乡试。壬午年为三年一次的乡试之年，经过多年的刻苦求学，张謇对乡试也是踌躇满志、满怀憧憬。壬午年六月，庆军幕僚朱铭盘、周彦升等先后离营参试，“时同人率归应乡试散去”。就在张謇全力备考之时，不料“朝鲜事起，謇从将军行，卒卒无言暇文事”^[26]，被迫放弃苦心经营的乡试。正当张謇在朝鲜前线殚精竭虑、兵马劳顿之际，张华奎、缪柚岑、杨石泉、朱铭盘等游学好友则在科场及第，郑孝胥更是高中解元。这既使张謇为错过乡试而痛心懊恼，又因好友及第而倍感压力。当时，张謇已过而立之年，仍是一介白衣，张謇曾对好友林怡葵袒露心迹：“林君今四十，謇之生亦三十有一，应举于有司之门，屡进而屡斥者，君与謇皆十余年不得于有司，推而托诸侯卿大夫之宾席，以赡畜其家室，又且十年。月日遄迈，人非金石，壮凡何而能永其壮，强几何而能永其强？”^[27]这明确透露出张謇既渴望功名却无奈客幕的矛盾心情，同时又夹杂着对自己“屡试不第，忽焉逾壮”的担忧和焦虑。壬午之役虽使张謇名声大噪，但他对错过乡试还是相当懊恼和悔恨的。为此他还将自己的书房题名为“壮复斋”，“志三十后努力自新也”^[28]。不过，张謇对自己的科场前景还是较为自信和乐观的，正如他对袁保龄所言：“挟吾所素业，刻励以求于世，观其合否。时方多故，纷然杂途而进。吾诚有不久弃于世者。吾固将有所合。其果我弃耶？”^[29]

三

壬午之后，吴长庆、张树声相继辞世，张謇原先的期望化为乌有，个人情绪更随之一落千丈，处世态度变得极度消沉，不但一再感叹“知己凋零，可为伤惋已”^[30]，而且一度“有感慨遗世之心”^[31]。由于壮志消磨、心灰意冷，张謇“自吴公之殁，无意诸侯”^[32]，先后辞谢两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曾国荃、直隶总督李鸿章等晚清权臣的入幕邀请。不过，为了达谢师恩以及造福民众，1887年张謇再度短暂客幕，辅佐恩师孙云锦治理黄河水灾，但他很快就请辞告退，为自己的客幕生涯彻底画上句号。

十年的客幕生涯，特别是经历了壬午政坛的磨砺，张謇对明主难寻、知己难遇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和体会。张謇“自武壮吴公之殁，深有感于人生知遇之难”^[33]，对幕主的选择变得更为慎重，他曾对至交何眉生明确表示：“吾辈如处女，岂可不择媒妁，草草字人。”^[34]张謇还对晚清封疆大吏延揽的诚意表示出极大的怀疑，“然窃于当世之所谓大人先达，思之熟矣。能以诚求士、以礼进退之者谁乎？不予人以可轻者，必先能不予人以可重。我贫固我分也”^[35]。这一方面是张謇对知遇难求的人生感悟，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壮志未酬的一种愤懑表达。毕竟张謇对张树生、吴长庆等人的知遇之恩是难以忘怀的，因为张謇在壬午之役中建立的殊功，也是张、吴知人善任的产物。因此，张謇对他们也是高度赞誉，“光绪初叶，各行省文武大臣，能以采纳忠谠敬礼士大夫著重于海内者，在粤唯张靖达公树声，在苏唯吴武壮公长庆”^[36]。这既有张謇对知己的真心感激，又包含了对晚清当局不能真正发现和任用人才的委婉批评。

壬午之后，由于张謇不愿客幕，也就暂时丧失报效国家的机会。这也许是张謇内心世界的真实反映，也许是出于对个人名声的顾虑，“今之延士与所待延于人者，其所自处，殆亡古义；然少自重者，无不难进易退，以自慎其身名”^[37]。有的学者据此批评张謇在壬午之后“过于珍惜个人的声名，为保全个人名誉，甚至在国家危急之际仍然主张‘难进而易退’，这乃是士大夫们标榜道义所隐藏的弱点”^[38]。但是，张謇并非一味追求个人虚名的沽名钓誉之辈，而是埋头苦干的实干型人物。张謇并不缺少为国出力的血性和愿望，只是缺乏展示才华的舞台和机遇。不过，经历了壬午前后的政治洗礼，张謇也开始意识到晚清政治体制的种种局限，绝非个人的意愿和热情能够解决，“苟非难进而易退，鲜有不丧身而辱命者。是用卷然，引义避谢，杜门却轨。内自度量，未尝不于天下之故，慨焉若有微契也”^[40]。张謇的消极引退似乎是为了维护个人的名声，其实还是在静观时变、寻求机遇，“方物出谋发虑，道合则服从，不合则去是也。士不轻任国家事如此”^[40]。爱国不仅需要热情和勇气，而且需要智慧和能力，审时度势、等待时机可能并不为错，或许更为有效，张謇的作法也许就是这一策略的具体运用。

张謇结束客幕也与重视“正途”身份的传统观念密不可分。长期以来，“正途出身”一直为传统士人梦寐以求，对于隶属“冷籍”的张謇更具现实性和紧迫性，“所以张謇也很难超越‘学而优则仕’的惰性影响”^[41]。张謇之母在临终前还不忘提醒张謇，“科第为士人归宿，门户名号，自须求之”^[42]。虽然张謇承认博取功名“事虽沿俗”，但他也强调“人固未有不愿其子孙读书能文章者，余家自先府君以上世业农，其望子为士之心尤挚”^[43]。不管是囿于封建孝道，还是追求个人理想，张謇的“正途”意识一直较为浓厚，对功名也长期孜孜以求，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中，张謇都是“以读书励行取科名守父母之名为职志”^[44]。例如1875年底，孙云锦调任开封知府，临行前曾询问张謇是否愿意随同前往，但张謇以“明年本省有乡试，（父母）不欲余远行”而辞谢^[45]，充分可见“正途”在其内心的重要地位，即使是有负师恩，也不能影响个人科考。即使经历多年的科场蹉跎，张謇也没有改变对“正途”的执着追求，他也一再拒绝和放弃致仕的其他途径。1879年，恩师薛慰农曾提出“优贡”致仕的建议，但为张謇一口谢绝：“患学不修耳，科名奚能重人哉！况余阅世悉矣，见世之得科名者也悉矣，退而自处复何尤耶？”^[46]此后，张謇还先后辞谢吴长庆、翁同龢、夏同善等提供的举荐、捐纳机会。张謇对壬午军功的“坚谢而寝”更使吴长庆佩服不已，发出“张君在军中近十年，淡于功利”的由衷感慨^[47]。其实，张謇的出世欲望并非不强烈，只是他视保荐、捐纳等为旁门左道，更倾心于“正途”出身。正如张謇曾对客幕好友朱铭盘所坦言：“我二人特宴会之陪客耳，不可于进身之始藉人之力，且安知我二人之必不以科名进。”^[48]

此外，张謇结束客幕与道家思想也不无关系。壬午之前，张謇大量阅读《老子》、《庄子》等经典著作，受到道家“无为”、“避世”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壬午之后，张謇亲身经历了吴长庆“功成柄绌，身死军分，而同辈诸人之或散或亡，或败或背”的事实^[49]，更让其深刻感受到晚清社会中世态炎凉、利尽交亡的功利主义色彩，似乎更应验道家思想的合理性。因此，他也发出“杖策何如归隐好”悲凉感慨^[50]。张謇在《壬午、癸未读书札记》中还一再发出“凡人于一事得志者，故尤必于此事前加之谨”、“处衰乱之世，只有敬以免祸”的人生感悟^[51]，从中不难发现道家“无为”思想的蛛丝马迹。

壬午之后，张謇曾作《昔悔》一诗，对自己的客幕生涯，进行全面的总结和反思，其中一句“抚今腃畴昔，慷慨有余悔”^[52]，或许将其满腔惆怅和懊恼悔恨暴露无遗。张謇结束自己的客幕生涯，既是个人思想变化的一种真实反映，又是其实际心境的具体写照。

注释

[1]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第84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2]吴长庆：《吴长庆亲拟致张树声函》，《张謇全集》第1卷第1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3]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5页。上海书局1985年影印本。

[4]章开沅：《张謇传》第32页。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

[5]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5页。上海书局，1985年影印本。

[6]张謇：《为东三省事复韩国钧函》，《张謇全集》第1卷第20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7]张謇：《清建威将军广东水师提督三等轻车都尉世袭云骑尉瑚敦巴图鲁谥壮武吴公行状》，《张謇全集》第5卷上第36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8]张謇：《为东三省事复韩国钧函》，《张謇全集》第1卷第20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9]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7页。上海书局，1985年影印本。

[10]张謇：《论出处及韩乱事致袁子久观察函》，《张謇全集》第1卷第1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11]张謇：《为韩乱事致驻防吴提督孝亭函》，《张謇全集》第卷第1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12]张謇：《清建威将军广东水师提督三等轻车都尉世袭云骑尉瑚敦巴图鲁谥壮武吴公行状》，《张謇全集》第5卷上第367页。1994年。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13]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第84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14]张謇：《啬翁日记?光绪八年》，《张謇全集》第6卷第20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15]张謇：《啬翁日记?光绪八年》，《张謇全集》第6卷第20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16]张謇：《论出处及韩乱事致袁子久观察函》，《张謇全集》第1卷第1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17]张謇：《致张之洞函》，《张謇全集》第1卷第4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18]张謇：《啬翁日记?光绪二年》，《张謇全集》第6卷第8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19]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第83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20]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第83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21]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第83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22]范当世：《范伯子先生全集》第28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4辑第231种，（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

[23]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第83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24]张謇：《万物炊累室类稿序》，《张謇全集》第5卷上第24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25]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第84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26]《周彦升祖母八十母六十合寿序》，《张謇全集》第5卷上第32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27]张謇：《送林怡葵序》，《张謇全集》第5卷上第32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28]张謇：《日记?光绪九年》，《张謇全集》第6卷第21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29]张謇：《论出处及韩乱事致袁子久观察函》，《张謇全集》第1卷第16－1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30]张謇：《啬翁日记?光绪十年》，《张謇全集》第6卷第23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31]张謇：《论出处及韩乱事致袁子久观察函》，《张謇全集》第1卷第1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32]张謇：《寿恺堂集序》，《张謇全集》第5卷上第29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33]张謇：《致张之洞函》，《张謇全集》第1卷第4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34]张謇：《致何眉生函》，《张謇全集》第4卷第51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35]张謇：《论出处及韩乱事致袁子久观察函》，《张謇全集》第1卷第1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36]张謇：《万物炊累室类稿序》，《张謇全集》第5卷上第24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37]张謇：《论出处及韩乱事致袁子久观察函》，《张謇全集》第1卷第1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38]章开沅：《张謇传》第32－33页。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

[39]张謇：《为韩乱事致韩参判金允植函》，《张謇全集》第1卷第1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40]张謇：《怡儿使行之训》，《张謇全集》第5卷上册第24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41]章开沅：《张謇传》第33页。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

[42]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第84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43]张謇：《重摹朱衣神像记》，《张謇全集》第5卷上第12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44]张謇：《大生纱厂股东会宣言书》，《张謇全集》第3卷第11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45]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第83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46]张謇：《啬翁日记?光绪五年》，《张謇全集》第6卷第18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47]吴长庆；《吴长庆亲拟致张树声函》，《张謇全集》第1卷第1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48]《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第83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49]张謇：《江浦夏君丙亭墓志铭》，《张謇全集》第5卷上第38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50]张謇：《金州述别联句》，《张謇全集》第5卷下第6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51]张謇：《壬午、癸未读书札记》，《张謇全集》第五卷上第10页、第1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52]张謇：《昔悔》，《张謇全集》第五卷下第7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