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张謇与张之洞的深厚交谊/王玉良

张謇与张之洞的深厚交谊

南皮县张之洞研究会  王玉良

中国近代伟大的政治家、实业家张謇和清末重臣张之洞都是伟人毛泽东赞誉的人物。1965年纪念范旭东逝世20周年，毛泽东在论及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时说，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张謇和张之洞都是清末的政治家、改革家、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生于1853年，张之洞生于1837年，张謇比张之洞小16岁，同是出身翰苑，都有儒家那种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富国强兵，挽救民族的危亡，挽救大清王朝将倾的大厦。由于思想基础一致，他们走到了一起，成了忘年交，共同推动了中国近代化历史的进程。

一、 张之洞慧眼识珠，张謇雄心实业救国

张謇出身平民，天姿聪颖，学习勤奋，15岁考中秀才。1874年，到江宁发审局任书记，开始游幕生涯。1876年，入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幕，任机要文案。1880年，随吴长庆办山东军务。朝鲜爆发壬午兵变，1882年随吴长庆进驻朝鲜，张謇参与了庆军的历次重大决策，深受吴长庆的器重。事平之后，张謇撰写了《朝鲜善后六策》。文中抵制日本，保护朝鲜，维护清王朝利益的远见卓识，不径而走，震动了京师权要和一班清流。另外，还撰有《壬午东征事略》、《乘时规复流虬策》，一时声誉鹊起。1884年吴长庆病逝，张謇回到故乡海门。

1881年张之洞补授山西巡抚。张之洞一向关心时政，对李鸿章软弱妥协的外交政策颇有微词，对张謇在外交中的强硬态度很为重视，视为同道。慕张謇之才名，函召张謇入幕，因张謇对张之洞不了解，委婉辞谢。张之洞求才若渴，看中张謇就是“千里马”，不言放弃。1884年擢升两广总督后，亲自请托李鸿章仔细寻访吴长庆去世后张謇的下落，又托僚属请张謇赴粤入幕，大有刘玄德三请诸葛之势。张謇毕竟是个大人物，有学识、有主见，决不同一些等闲之辈，见大树就攀。张謇素重操行，鄙薄趋炎附势之徒。虽然张之洞总督两广，声名显赫，可你张南皮操行若何，人品怎样，并未有全面了解和思想的交流。加之张謇做事极为审慎，极重名节，对当时幕府之制有看法，有很多人入幕以后，进退两难，处境十分尴尬。所以怀疑大员们的诚意，为避免对方挟己名以自重，沦为派系斗争的工具，就唯有洁身自好，再次婉拒，并公开放言：“南不拜张，北不投李（李鸿章也曾延纳张謇入幕）。”可见张謇的人品操行，洁如青松。虽然二张未达成共识，但由“山西之辟，粤东之召”，书信人员的往来，奠定了交往的基础。

1894年，慈禧太后60寿辰，清廷举行恩科会试。4月，张謇高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阅卷大臣中就有张之洞的族兄张之万。此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经营20年的北洋海军惨败，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张謇义愤填膺，冒着“自绝仕途”的危险，上书弹劾身居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历数李氏和议外交的失误和指挥陆海战事的失措失当，此文传诵一时，震惊朝野。张謇这种不计利害、不惧权贵、不识时务的大无畏精神，正是清流名臣张之洞所极推崇的书生意气、大丈夫气概。张之洞对李鸿章为人为政素有隙怨，对张謇的胆气和文风拍案叫绝、大为赞赏。

中日甲午战争开始，两江总督刘坤一调戍山海关防务，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调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成了张謇家乡江苏的父母官。这时恰巧张謇的父亲病故，张謇立即赶回江苏南通办理丧事并守制三年。期间，发生了戊戌政变，皇帝光绪囚于瀛台，六君子喋血京门，张謇的老乡、座师翁同龢被放逐回乡，永不叙用，张謇感到前途渺茫。正在张謇愁国事，哀父丧，迷仕途，心绪败坏至极之际，接到张之洞让其总办通海团练的任命，成为张謇人生道路的转折点。中国兵事落后，中日甲午战争起，张之洞认为通海为南洋门户，而清军又无力护守，张之洞曾在家乡南皮办过清平团练，并在河南归德办过团练，有办团练的经验，认识到团练的重要作用。于是张之洞向皇帝写了《留张謇、沈云沛办通海军民团练片》^[1]，荐词中称颂张謇“学识素优，博通经济，实心任事，洽允乡评”。可见张之洞对张謇多么赏识。从此二张的交谊日渐深厚。

张謇虽出身状元，在政治上亦属有不凡胆识的表现，但从未主持一方或独操一种事业，此次对张南皮的再次垂青，张謇万全折服了。于是开诚布公、肝胆相照地写了一封长信给张之洞，表述了由衷地感戴之情：

“公所勤勤于吴武壮（吴长庆）旧人之义，每用之三叹难能……如謇不肖，不能早之树立，弱冠之后，橐笔兵间，奔走十余年，裁供亲膳。自武壮吴公之殁，深有感于人生知遇之难，便思戢影菰庐，奉亲长世。中厥甘旨，回顾萧然……何图轸戾，祸酷于天，禄不逮亲，遽悲失怙。嗟呼！人世不祥之甚，未有如謇者也……每一闻海上风鹤之惊，北方挫衄之频，良友愤时叹嗟之书，深宫痛苦罪己之召，当食辄辍，中夜忽起，麋心碎胆，不知所云……苟所知则罄以言，苟能行则必底于成……”^[2]

张謇已改过去高傲之姿态，完全以一个知己对知遇之恩的人的情怀，吐露真情实感的肺腑之言。完全是至交间掏心窝子的倾诉和完全信赖的姿态，并表态办通海团练一事，极表合作，积极筹划，那种殷殷之态跃然纸上。张謇训练民兵两营，以防日军从通海登陆入侵。

从筹办通海团练开始，二张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为办此事二人书信往还不断，张謇任事勤恳，筹措有方，合作愉快，张之洞颇为满意。随着甲午之战的结束，通海团练也划上句号。为办理解散团练善后事宜，张謇特去南京，二人从多年的神交，终于见了面，一见如故，促膝长谈。1896年张謇在自订年谱中记载了张之洞对他讲的话：“下不可无学，学不可无会，若何实地进。”可见张謇感触之深。这一年6月至7月，两人会面3次，每次对军国大事、办厂、办学进行长谈沟通。7月，张謇回通州，仍书信来往频繁，友谊可见一斑。在以后的岁月中，张之洞给张謇提供了多次参与国事舞台的机会。

1895年，张謇办通海团练，规划沿海防务时，看到通海交界处有大片海滩荒地，就想开垦，此事反映给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同年7月，张之洞准予张謇开发海门滨海的荒滩。1900年张謇发起组织通海垦牧公司，经过艰苦经营，开垦12万亩，其中9万亩种植棉花，收益十分可观。为其大生纱厂提供了大批纺织原料。1895年10月10日，张之洞电请张謇参加康有为在上海办的强学会，并请幕僚梁鼎芬面请张謇，状元张謇的参入壮大了强学会的声势，也使张謇结识了梁启超、汪康年等社会名流和接触了维新思想。1895年11月和12月，张之洞与张謇商议两江地区改统捐为包捐。12月，张之洞聘请张謇主持南京文正书院。由此可见，张之洞十分信任张謇，二张交谊日深。

张之洞是张謇走上实业救国道路的领路人。1895年，张之洞为“杜塞外洋漏卮”，“自保利权”，在苏州、通州两地办纱厂，命张謇负责通州纱厂的举办。张之洞门人胡钧在《清张文襄公之洞年谱》中记载：“光绪二十一年，西历一八九五年，五十九岁，十二月，招商设纱厂于通州。公以在鄂所订购之纱机，价凡六十余万两，属陆文端润庠提倡苏沪机制实业，陆氏允，而复辞，乃转属张修撰謇集股开办，张氏嫌机贵本重，难招商股，旋作价五十万两，与盛京卿宣怀各认其半。上海、通州各设一厂，设通州者曰大生。世皆知张氏为实业大家，不知实业肇始于此。”^[3]张謇在日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为减轻纱厂的负担，张之洞还写了《通海设立纱丝厂请免税厘片》^[4]的奏疏。1896年2月，张之洞嘱张謇“邀集绅商，剴切劝导，厚集股本，就地设立纱厂，以副朝廷自保利权之至计”。^[5]从而看出张之洞为了张謇的事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尽力“曲意维持”，减机价，由“官商合办”，改为“绅领商办”，将“官机”对半平分，由盛宣怀、张謇“合领分办”，张謇得少募集25万两商股，从建大生纱厂起便获得减免厘税的优惠，在通海地区实际上处于垄断地位，都非一般民营企业可比，张謇是多么感激张之洞。张謇作为厂主艰苦创业，获利颇多，以后又建大生二厂、三厂，利润大都回报了社会，建学校，建慈善机构。

1897年，张謇亲率大生纱厂主要主管赴张之洞创办新式工业的武昌考察湖北新政，参观近代工矿企业和新式教育。由张之洞安排参观了在亚洲规模一流的武昌铁厂和湖北枪炮厂，分工细致秩序井然的现代工业给张謇深刻的印象，对张之洞兴办实业的气魄和胆识极为倾倒，张謇在日记中无不感慨地写道：“于此见西人艺学之精，南皮要是可人。”^[6]大生纱厂最初办厂方针及管理办法受张之洞所办洋务的影响，是毫无疑义的。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张謇对张之洞的敬佩和友谊。

张謇有写日记的好习惯，有《张謇日记》传于世。从1895至1897年6月张謇日记中，可以看出，短短的二年半，张之洞与张謇思想交流达20次，其中有张之洞给张謇的电报、信件，另有七次在南京或武昌的总督任所的会晤。记载有“久谈”、“留饭”、“置酒”等字样，可见二人交谈甚为投机，颇有相见恨晚之意。张之洞暂署两江，即回任武昌，二人关系也愈益私人化。1896年7月，张謇给朋友周彦升的信中说：“今天下达官贵人能知言可与言者，无如南皮。”^[7]二人的友情达到了知无不言的程度。张之洞也是如此评价张謇的，可见交情之深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八国联军侵犯北京，张之洞联络江南督抚建立东南互保，张謇是牵线联络人之一，可见张之洞对张謇的信任。

从1896年张之洞回武昌任所，直到1909年张之洞去世，二张一直保持着可贵的相知相融的联系，次数少，一旦相聚便长谈不倦。如张謇日记1902年一次会面：“晤南皮，说学事、厂事、垦事、小轮事、趸船事。”^[8]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二人兴致勃勃，谈论各自的事业，互勉互诉，互道艰难，二人是如何的惬意。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二月，张之洞上折奏保经济特科人才共30人，第一名是缪荃孙，第二名便是翰林院修撰张謇。^[9]二人已到了深层次的认知，相交甚厚了。

张之洞卒于1909年，翌年自北京归葬南皮，他的门人故旧捐资为其立了遗爱碑，有人记得碑阴有黄兴、董必武的大名。张謇时年56岁，尚年富力强，从他们的关系交往看，碑上应有张謇的大名，可惜此碑毁于文化大革命之中，不知《张謇日记》有无记载。

二、 张之洞举办新政，张謇代写奏疏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张之洞请张謇代笔写了《条陈立国自强疏》，张之洞少有改动，发出时改为《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八条立国自强的建议。其中有四条二人的认识完全一致。《马关条约》以后，洋商可到内陆贸易，自产土货渐被消弱，影响国民生机。这是张之洞将洋务搬到江苏，命张謇办纱厂的原因，也是张謇愿意领命的原因；疏中提出练陆军、治海军、设枪炮厂三条建议，并有湖北经验，张謇有这面的知识和实践。二张对此认识一致。后来张謇发展为“棉铁主义”；疏中讲求商务、工务、办铁路，是张之洞洋务经验的总结，又体现了张謇的认知；广开学堂和派留学生，是张之洞的经验，也是张謇以后努力实践的。多年研究张謇的章开沅教授认为，《条陈立国自强疏》是张謇实业救国思想形成的标志。二张治国方略相同，那么成为至交知己就是自然的了。

1901年，张謇代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拟写了《为中俄交涉致枢府电》、《为中俄交涉致各国电》的电文。《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决定推行新政,“变通政治”，1901年4月，特发上谕，向各省督抚征求意见。江督刘坤一推张之洞主稿，“嘱张季直、沈子培、汤蛰仙各为条议，寄鄂备采……”^[10]。张謇应命写就《变法平议》。张之洞“荟萃众说，断以己意，日撰一二条，月余始就”^[11]。并改为三个奏折，一共25条，总名为《江楚会奏三折》。与张謇主稿的《变法平议》大多有相对的对应。张謇提倡设议院等条要比张之洞的三折内容丰富，有些地方，如设议院，比张之洞思想先进。《江楚会奏三折》，成为清末新政的基础。张謇功不可没。二张关系越来越亲密了。所以，1904年4月，张之洞为江南制造局迁址到南京，在与两江总督魏光焘会商时，特约张謇参加，专谈立宪。可见二张的友情之深，张謇的才干日益受到张之洞的青睐。张之洞、魏光焘请张謇与赵凤昌、汤寿潜、蒯光典共同起草奏稿《拟请立宪奏稿》，并组织编译、刊印《宪法义解》、《日本宪法》、《日本议会史》。这些活动二张进一步增强了理解，加深了友谊。

纵观上述张謇代笔为张之洞写了多次奏疏，可以窥见二张关系是如何的亲密，即是不为张謇的父母官，二人仍保持极为密切的私人联系。

三、大义之交，相知相容

张之洞和张謇虽然都出身翰苑，有共同的儒学基础，有一样的书生意气，相同的济世情怀，但他们也有若干的不同。张之洞出身世代官宦之家，张謇则出身于平民；张之洞身为封疆大吏，张謇虽曾为翰林院修撰，而和张之洞相交时已为地方绅士，一位开明进步的民族资本家，民国时期才成为部级官员，加之个人修养各异，所以二张相处相交时，亦有不同认识，意见相左。但由于他们是为了国家民族而奋斗，是大义之交，君子之交，相知相容，不是小人的益利之交，为区区小事而反目成仇。

张之洞在山西、两广两次邀张謇入幕，张謇均婉辞，那时张謇对官场有成见，对张之洞不了解，张謇极重名节，对当时的幕府延士之风也有看法。张之洞是何等聪明之人，对张謇的心态，也心知肚明，所以不计较，正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就是大家风范。以政治观点来论，张之洞是洋务派，而张謇为立宪派，二人有一定的差异。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张之洞在武汉破获了他的学生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事，张謇带信给张之洞，要张之洞效法汉光武帝刘秀和魏武帝曹操“军中焚书反侧”，不要扩大范围，按册追捕。但张之洞没听张謇的劝告，大肆搜捕，并处死唐才常、傅慈祥等起事领袖。张謇对张之洞很不满意，但并没影响以后的关系。

张謇在办大生纱厂中遇到诸多难题，有一次为筹款事，曾求援于张之洞，但没有提供分文。通海出产棉花，有很多经营花布的商家，受地方官层层苛捐杂税的盘剥，张謇为保护绅商利益，倡导由花布商议定税捐数目，每年递解，减少商民被盘剥之苦。因影响到各级官员的利益，终不能成。张謇曾亲自到南京找有关衙门，商办无果。时张之洞为两江总督，张謇对张之洞是不满意的，认为根子仍在“南皮”。张之洞一辈子花钱如水，惜钱如命。张謇深知张之洞一生所办之事大都是为国为民自己愿办之事，知不能为而为之，大多不是上峰指令让办，所以多是自我筹款，或向上级申拨，或让绅商捐助，常因缺乏经费犯难，张謇很理解向张之洞借款根毛不拔，那是因为自顾不暇；减少捐税，张之洞为办洋务还想多征呢。这是二张相处地位不同所致，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二人的关系。为什么？正如张謇所说，张之洞是“能知言可与言”的当世知音，如能解决，张之洞会慷慨解囊的。此事不办，比此事再大千百倍的事给办。二张相交已到了一定的境界，非情义之交，更非益利之交，而是一种超越私利的大义之交，君子之交。是一种济世情怀的共同认知。

由于二张的相知相容，促成了张謇在近代实业上的成功，清末民初在南通升起了一颗耀目的实业名星；张之洞则入阁拜相，成为清末新政的主角。^[12][13][14]

注释

[1]《张文襄公全集》第36卷第30页。北平文华斋刻本，1928年。

[2]转引自苑书义、秦进才编：《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第166页，中华书局，1999年。

[3]胡钧编：《清张文襄公之洞年谱》第137页。台湾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

[4]《张之洞全集》，第42卷第3055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5]《张之洞全集》卷42第1117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6]转引自《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第157页。中华书局，1999年。

[7]转引自《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第168页。中华书局，1999年。

[8]转引自《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第169页。中华书局，1999年。

[9]胡钧编：《清张文襄公之洞年谱》第199页。台湾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

[10][11]胡钧编：《清张文襄公之洞年谱》第181页。台湾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

[12]唐文起、马俊亚、汤可可著：《江苏近代企业和企业家研究》第109—13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13]陈锋、张笃勤主编：《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2月。

[14]海门市张謇研究会主办：《张謇研究》2007—2008年总第12期—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