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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梁启超与张謇教育实践的不同特征及贡献/崔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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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荣华来源:海门市张謇研究会网址:http://zhangjianyanjiu.org

梁启超与张謇教育实践的不同特征及贡献

南通大学文学院 崔荣华

梁启超、张謇作为杰出的教育家,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暨新旧教育更迭时代之初,自觉承担起历史重任,积极投入到“教育救国”的活动中去。在近代教育实践的诸多方面,如对师范教育的倡导,对义务教育的推广,对女子教育和儿童教育的重视,对武备教育的关注等等方面,无不站在时代的前列,引领潮流。在全力打造国民教育的过程中,他们的教育实践又各有侧重,无论是对“新民”教育学说的宣扬,还是对近代南通教育体系的创立;是对启蒙教育的倾情关注,还是对实业教育的全力打造;是转战于全国各地、四处办学,还是立足于南通教育,辐射东南而影响全国,皆各具特色,相映成辉。他们的教育实践活动,共同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限于篇幅,本文仅对梁、张二人教育实践活动的不同特征及贡献作一初步论述。

一、理论的张扬和实践的打造:新民教育理论的倡导与近代教育体系的建立

近代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的教育观,建立具有近代意义的教育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近代教育体系,兴办各类学校,培养各种人才,提高全民族的基本素质,实现救亡图强的目标。

梁启超教育实践活动的最大特点,就是在批判和继承传统教育的基础上,主动吸收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全力打造“新民”教育理念,为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张显出近代教育的理性光芒。“今日为中国前途计,莫亟于教育”,[1]754中国欲自强,必“以开民智为第一义”。[1]17一开始,梁启超就把启智、育民、强国,作为他倡导教育的根本目标。流亡日本后,梁启超把教育的着眼点从开启民智发展到培养新民。他在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国家的强弱与国民的素质息息相关,“爱国之心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1]413而“其总因之重大者在国民全体”。[1]426教育乃是“造就国民”的最好手段,“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云也。”[1]912此后不久,他又在《新民说》一文中对新民的道德、思想、精神、品质等进行了详细地阐述,全力张扬“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之要义,较为明确地认识到人的现代化在社会转型中的关键作用,从理论上论证了提高国民素质对国家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这种以养成国民教育为本旨的观念不仅冲破了以官宦为本的封建教育的束缚,而且超越了洋务教育造就专门之才的局限,为培养具有资产阶级政治信仰、思想观念和道德修养的一代新民指明了方向。在新民教育学说的影响下,我国近代教育开始从狭窄的学校教育观和人才教育观,向社会教育观和国民教育观方向转变。

新民教育理论是上世纪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提出的一种有过重大影响的方案之一,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的确功不可没。客观而论,梁启超对新民教育思想的理论宣传无疑要大大超过他在实践中对新民的培养,也就是说,思想上较为完整的国民教育理论在他的教育实践中并未能完全体现。与梁启超相比,张謇虽然在教育理论上未有如此高瞻远瞩的阐述,但他在教育实践中的伟大贡献则堪以媲美。张謇是近代史上倾个人之力,把国民素质教育落实到最细处的杰出教育实践家,他所构造的近代南通大教育恰恰是梁启超国民教育理论体系的实践映照。张謇教育活动的长处就是他善于把当时先进的教育思想和主张贯彻到实践中去检验纠正,善于实践,敢于创新,遂使南通教育一日千里,凸现了其教育实践的独特魅力。

梁启超认为师范教育为“开通民智,普及教育”的关键,“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1]28但梁启超一生基本上未曾兴办过师范学校。张謇不仅始终将师范教育视为整个教育事业不可或缺的基础,而且全力投入到近代师范学校的创建之中。1902年首创通州师范学校,揭开中国近代民立师范教育的序幕,并以此为推动,陆续兴建了通州女子师范学校、甲种师范传习所、乙种小学教员讲习所、盲哑师范传习所、单级教授练习所和幼稚园练习所。此外,督办和协办了东台母里师范、淮属师范学校、龙门师范学校和三江师范学校等,张謇以具体细微的实践贯彻着师范先行的教育理念,以其实际行动推动了近代师范的发展。

梁启超主张国民教育应从小学义务教育入手,希望能在千人以上的市镇村落设置小学一所,但他一生亦未曾在小学教育上有所成就。张謇不仅在家乡规划制订出每16平方里设置一所小学的办学方案,且为实现这一目标四处筹资集款,全力施为。在他的不懈努力和影响之下,南通的小学教育突飞猛进,到1926年初级小学数量已高达350所,从而为南通教育普及奠定了坚实的根基。同时在初级小学略有所成的同时又井然有序地创办了一系列高级小学、中学、专科学校乃至大学,初步构成了南通教育顺接有序、上下相承的近代学校体系。梁启超在20世纪初所设想的近代学校体系,在地处偏僻的南通仅仅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就初有成效,这不能不说是张謇对国民教育意义的深刻理解和大力经营所致。

梁启超于社会教育情有独钟,创办报刊、学会、图书馆等都曾是他实施教育普及的主要手段。或许梁启超的社会教育在宣传力度和影响范围上要超过张謇,但张謇在社会教育的实施上则更为具体而有效。他很早就意识到“教育外有事在”,所以说“求所以广,不自教育始”[2],卷四218即教育不能局限于学校和书斋,而应走向社会,面对社会大众和生产实践。因此,他不恤血本,以实业所得挹注社会教育,有计划地在南通兴办了各类社会教育机构和辅助设施。这其中不仅有蚕桑学校、艺徒学校、巡察传习所、监狱学传习所、染织传习所、镀镍传习所、清丈传习所、女工传习所、保姆传习所、发网传习所等技术教育培训所,而且有劝学所、妇女宣讲会、通俗教育社、业余夜校、济良所、教育会、戒烟会等教育分支机构,还有博物苑、图书馆、伶工学社、更俗剧场、翰墨林书局、报社、影戏制造公司、公园、体育场、俱乐部等社会教育活动场所。南通社会教育涉及之广泛、设施之完整、效果之显著,在全国来说也是不多见的。据不完全统计,在三十年不到的时间里,南通出现各级各类学校400多所,加上众多的培训机构和公共文化设施,从而形成了一个以近代农、工、商、学为中心的,包括初等、中等和高等在内的各级各类学校和融各种社会教育事业在内的大教育体系。南通人民的教育素质由此而得到全面地提升,梁启超的国民教育思想在这个仅仅拥有130多万人的小县中得到了实践意义上的验证,无怪乎美国教育家杜威先生发出“南通者,教育之源泉”的赞叹,南通也因此被誉为“模范县”而声名远扬。

比较而言,梁启超对新民教育意义的理论倡导可谓领先一步,张謇对国民教育理念的全面践行则高人一筹。虽然他们二人教育实践活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在推进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征途上可谓殊途同归,相映生辉。

二、人才培养途径的侧重点不同:启蒙教育的全面开展与实业教育的大力打造

梁启超、张謇对于人才培养问题都极为重视,他们一致认为立国自强首在人才,“无人才,不可为国”,“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渴望人才是他们共同的愿望,培养人才是他们一致的追求。但在以怎样的途径培养怎样的人才问题上,梁、张二人则各有所重,体现了各自不同的旨趣。简单地说,梁启超侧重于启蒙教育,即以教育启蒙民智,为新民培养、全民成才打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张謇侧重于实业教育,即以教育培养一批实用之才,以供社会发展实际之需。

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认为中国欲自强,首先要育人才、集群智。为了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他建议朝廷一要“大变科举”,二要“遍设学堂”,以兴学育才来改变科举时代无“通达中外、博达政教”之士和“专门之学者”的状况。“盖中国今日之大患,苦于人才不足,而人才所以不足,由学校不兴也。”[1]153所以“今日所最切要而最易行者,自当以兴学为主义” [1]。希望通过废科举、兴学校来改变中国人才不举、变法乏才的现状。出于维新变法的现实需要,这时的梁启超尤其注重对政治人才的呼唤,“启超谓今日欲兴学校,当以仿西人政治学院之意为最善”[1]。这种“政学为主义,艺学为附庸”人才观的出现,正是先进的中国人对西学认识加深、从器物层次上升到制度层次的必然结果。他在湖南时务学堂对维新时务人才的培养模式正是这种人才观在教育实践中的反映。

如果说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的人才观还着重放在官绅和少数政治人才培养上的话,那么流亡日本后他的人才思想则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开始“以启蒙为目的的知识创造活动” [4],全力推进“新民”理论,特别关注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为培养具有民族精神、国家意识、市民思想的新型人才而摇旗呐喊,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为“维新”、为“时务”而兴学育才的思路。这一思路的转变,说明梁启超自觉地将其教育目光从社会上层转移到社会下层,预示着其人才教育观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变,促进了社会对专才、艺才关注向国民主体素质关注的转变,表明先进的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已开始从制度层面向更深的心理层面的转变。不仅使传统人才观的外延有大幅度的扩展,而且推动了其内涵的根本改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标志着传统人才观的终结和近代人才观的形成。

面对民众的愚昧与人才的奇缺,从救国先救人、兴国先新民的理念出发,梁启超竭尽全力展开了广泛意义上的启蒙教育,以废科举、兴学校、办学会、创报刊、译西书、改官制、派留学、立书馆、教育演讲等方式传播新知、启迪民智,可谓效果明显,成绩卓著。为了使国民教育在更广阔的范围上得以开展,梁启超在注重学校教育的同时,更注重社会层面的教育,他以为“夫教育工作之效果,则社会之抽象的教育最重,而学校之具体的教育次之”[1]2753。全社会的教育启蒙已成为梁启超教育活动的重中之重。而利用受众广的报刊舆论进行宣传鼓动则是梁启超启蒙教育的最大特色,以至于当时的青少年“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4]113。梁启超启蒙教育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可以说当时还没有人能象他那样作如此广泛意义上的教育启蒙。在他眼里,教育设立的意义绝非是为了培养少数人成才,而是为了全民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了一代又一代“新民”的成长。梁启超的教育启蒙和“新民”人才观一举奠定了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地位,有效地推进了清政府把国民教育作为教育发展的主要方向,从而为新民培养、全民教育培育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和肥沃的土壤,意义十分深远。殊为可惜的是,梁启超在脱离了十几年政治漩涡后重回教育界,却未能使新民教育理念向更深层次推广发展,而是奔波忙碌于各校的文科教学之中,不免使人感到遗憾。

梁启超主张国民教育应使全国人民都能接受教育,张謇对此深为赞同,他在大力倡导中小学、师范等学校教育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普及社会教育,希望借此提高国民素质与道德,以达到改良社会、启迪民智的目的。但与梁启超不同的是,张謇在奠定国民基础教育的同时,并没有匆匆重蹈文科教育的套路,而是面对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把教育启智与民众生存结合起来,倡言“教育以普及为本,普及以生计为先”。主张教育首先是要教人有谋生的一技之长,教养结合,倡导学以致用,培养社会所需的实用人才,是张謇教育实践的显著特征,也是他对传统教育的重大突破。这种实用人才观源于张謇对教育、实业关系的深刻认识,是其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想的真实体现。他认为“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2]。卷四468正是由于实业与教育这种“至亲至密”的关系,因此大力主张“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2],卷四214一语道明实业教育的根本目的。为此,张謇在南通先后创办了各类实业学校二十余所,用以培养实用型人才。

张謇之所以把实业教育视为近代南通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重心所在,一方面固然缘于他“父教育而母实业”的理念,另一方面亦与他所办企业的人才需求相切合。特别是大生企业集团规模宏大,实业领地已延伸到制盐、制油、酿酒、食品、蚕桑、冶炼、水利、交通、航运、印刷、房产、银行、堆栈等各行各业,并有不断向外地扩展投资的趋势。在创办大生纱厂等一系列近代企业的活动中,张謇切身领悟到具有科学知识、专业技能人才的匮乏所带来的不便,他曾发出“执笔论事而悔读书之少,临事需人而悔储才之迟”的叹息,尖锐地指出:“吾国人才异常缺乏,本应在工程未发生之先,从事培育,庶不至临事而叹才难,自毋须借欧美之才供吾使用。”[2]卷四182因而对实业人才的培养可谓不遗余力。早在通州师范学校建立之初,张謇就依校附设测绘、蚕桑、农、工等科,从而为以后的分立、扩充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发展和对人才需求的增加,其实业教育事业也随之不断发展,教育范围从工业而农业而商业,进而扩展到实业教育的各个层面,学校设置区域也由南通一隅而扩及苏、沪各地。实业、教育齐头并进,以实业挹注教育,以教育促进实业,实业教育相映成辉,成为张謇经营南通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张謇曾说过在南通讲教育,先要想到什么是南通需要的。根据南通社会生产发展的需求,张謇有选择地创办了各种实业教育。为了促进纺织业的发展,张謇于民国初年创立了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开全国纺织专业人才经由学校系统培养之先河;为了适应沿海农垦事业发展对农技人才的需求,他相继创办了农学堂,初、高等农业学校,农科大学;为了满足地方对医学专门人才的需要,他又兴建了南通医学专门学校。所有这些,不仅使南通教育性质具有鲜明的实业色彩,而且产、学、研互相结合,为他的整个实业系统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近代科学知识的专业技术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至1920年南通纺织学校先后共培养了技术人员800多人,成为各地纺织部门的主要骨干和技术人员,打破了纺织业技术数十年依赖于外国人的局面。张謇的教育实践,改变了封建教育脱离实际、坐而论道的陋习,具备近代教育实用性的特点,这在人才奇缺和学非所用依然十分严重的近代中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张謇是近代史上使教育与实业紧密结合的光辉典范。但南通教育过多地依赖于实业,既给企业造成过重的负担,也不利于教育的独立发展。事实上当张謇的民营企业走下坡路时,南通的教育也深受影响,基本上停滞了它前进的步伐。

表面上看,张謇的实业教育造就了大量的实用人才,为地方事业发展提供了各种各样急需的人才储备,体现了张謇“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2]卷四99人才培养的基本原则。梁启超启蒙教育声势虽大,但于人才的收获上却很难达到同样的效果。所以出现这样的差异,原因很多:一是启蒙教育乃泛性化的教育,而非实用性教育。泛性化教育对象乃全体国民而非固定性的群体,需要被教育者自觉的认同和履历实践,在舆论氛围的打造方面有着极大的优势,往往对人才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但在人才的具体培养上并无多大的效力。而实用性教育如实业教育针对性较强,受教者较为稳定,目标也较为明确,操作程序清晰,人才培养的效果相对明显。二是梁氏启蒙教育主要依托报刊文字的舆论宣传,于思想解禁、观念改变功不可没,但他所倡导的“新民”人才的现代标准与当时社会的现状、民众的素质距离相当遥远,因此要求这种新型人才的大量出现也就勉为其难了,更何况他对新民一说实现的途径与手段也始终没能做出最科学的选择。张謇的实业教育与此不同,它是在依托大生企业雄厚实力的基础上有序开展的,不仅与南通发展、企业所需相结合,同时又与劳动大众的切身利益相联系,学用一致,人才实际效应由此而突显。三是梁氏启蒙教育中途断绪,后继无力。梁启超对国民素质的培养构画出一幅“新民”的蓝图,但他未能与时俱进地从事他所钟爱的国民教育工作,十几年中陷入政治的泥潭之中,而于“新民”之论所述甚少。晚年他重新站在讲坛之上,对学术研究、高教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对于全民教育问题的阐述,未能有更深层次的发挥,其言其语,与昔日鸿篇、时贤大论相比不免相形见绌,再也难以指点江山、引领时尚。

梁、张二人,一主启蒙教育,一主实业教育,在人才培养途径上的不同旨趣只是反映了他们对人才要求的侧重面不同而已,这与二人开民智、新民德、育人才的共同追求并不矛盾,说明梁启超更注重于人才成长的基础建设,张謇更注重于人才培养的功能效益。仅就人才培养的直接效益来说,启蒙教育似不及实业教育;然而就其社会意义来看,启蒙教育对人才成长的影响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并不逊色于实业教育。这是因为梁启超的人才培养是以打造“新民”为出发点,以全体国民为实施对象,通过新民之道达到建设新国家的目标,在他看来,有新民才会有新国家,塑造新民与建立民主国家只是同一个目标的两个方面而已,从而把实现人的现代化作为实现社会现代化的第一步。与实业教育相比,其目标之宏大深远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教育实践活动区域范畴的不同:转战于全国各地与立足于南通本地

在教育实践活动的区域范畴上梁启超、张謇也是大有不同的。梁启超的教育教学活动形式多样,层次丰富,从一开始就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追随康有为使他一下子被推到历史舞台的前幕,从而也使他的教育视野从局部迅速扩展到全局,他所追求的目标不仅是一两个学校或某个地区,而是全国全民的教育甚至包括海外华人的教育。因而他以报刊这种传播速度快、覆盖面积广的现代手段实施其教育启蒙,以开启民智、培育新民为目标展开各种教育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教育活动的范围不可谓不大,受教群体不可谓不多,影响不可谓不广。然而教育实非大力宣传即可收其硕果之事,梁启超的教育活动诚然有其广阔宏大的一面,可惜他没能建立一个长久而固定的根据地,从而使他的教育发展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再加上资金和人力不足,遂造成其办学实体发育不良后续乏力的现象。综观其一生,梁启超的教育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先后在广州、湖南、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甚至日本等地主持或参与众多的办学活动,但往往轰轰烈烈开始,草草潦潦收场。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于1897年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梁启超前往协助,并担任该学堂的中文总教习。他继承和发扬了康有为万木草堂的办学经验,本欲把时务学堂办成培养维新变法政治人才的大本营,但在当地保守士绅的反对和康有为命他赴京的召唤下,匆匆收场,不到半年左右即离开了湖南。1920年春,梁启超应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王敬芳之邀,开始承办该校,为此他还四处奔波,筹款办学,组织人马,欲将中国公学改办为大学。但由于经费紧张和忙于其它教育实践活动,中国公学的承办没有达到预想中的效果。上海办学不成,梁启超又转战天津,筹办文化学院,并欲接手南开大学的历史系,意欲在北方建立自己的办学基地,但因种种原因,美好愿望亦未能实现。流亡海外的时期里,他在日本也曾大力兴办华侨学校,但为期不长。此外,梁启超创办讲学社,曾先后聘请了杜威、罗素、杜里舒、泰戈尔来华讲学。在泰戈尔离开中国后,因经费困难,讲学社请“国外名哲”来华讲学之举便告终止,讲学社也仅存在三年。综观梁启超的办学活动,基本上属于短期办学行为,难以取得连续持久的成效,有的甚至早期就夭折了,其效果和影响由此而大打折扣。晚年的梁启超虽然把其教学活动集中于京津之地,但其身份只是一名教师而已,职权所限,影响难免有所削弱,所幸的事,他的地位、名望、学识及其对教育事业的热忱为之作了诸多弥缝,使他的教育活动依然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

与梁启超不同,张謇区域办学特点非常明显,首先是立足南通,然后辐射东南,最终波及全国。即以通海为中心,沿长江下游向南北扩散,主要地区为上海、南京、苏州、扬州等地,并次第向安徽、江西等地渗透,具有“通海——江淮——全国”的发展思路。1902年张謇首先在南通城南千佛寺故址,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民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同时开始兴建初等小学,1904年着手筹办南通博物苑,1906年与地方人士范当世等共同倡议,筹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1912年后筹建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和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同时开设新育婴堂第一幼儿园、开办幼儿园传习所等,这些办学活动大都集中在南通地区。后来随着张謇的实业和教育取得显著成效,张謇也声名鹊起,其办学活动突破了南通范围,在省内其它地方及上海等处助学办学。其中在上海创办吴淞商船学校、吴县铁路学校,协办了上海复旦学院,与友人助办中国公学等。在江苏省内,他督办了东台母里师范,设立了淮属师范学校、龙门师范学校,参与创建三江师范学堂、南京河海工科专校等。由此,他的教育实践活动逐渐影响到全国。在当时,可谓“发见于一隅而影响全国”。

从办学区域来看,张謇是立足一地,点、线、面逐步扩张渗透,体现了他有序发展的办学思路。梁启超则为行走各方,四处转战,区域广泛,形式多样,影响面广,体现了他广博的办学特点。教育本是一种投入多而见效缓的长期事业,稳定而持续的经营是其发展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南通教育事业的成功正是张謇多年持续经营的结果。梁启超虽有多年办学的经历,但他却未能在实际办学中站稳脚跟,建立基地,而是东奔西走,时南时北,三五年即换一地点、换一学校,其中虽有不得不然的原因,但事实上却大大影响了他的办学效果。区域的不断移换,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他在教育资源上的积累和利用,也影响了其教学有序而稳定的发展。梁启超曾多次致力于文科基地的建设,然终未能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种遗憾。张謇曾致信梁启超,谈论两人经营教育的不同,指出“公之谋教育无所谓根据地,故业广而博。走以村落为本,故力专而狭”[2]。卷一496涉猎广泛、浅尝而止,恰恰正是梁启超的薄弱之处,在教育实践中处于无地、无钱、无人的梁启超则更容易显露出他业广易疏的不足。由此我们不难看到,作为一位对近代教育事业充满憧憬和满腔热忱的梁启超,常常在办学半途之中因种种条件的限制而不得不放弃的无奈。其实在张謇的办学实践活动中我们同样能深切地感觉到他所面临的各种困难,但与梁启超所处环境的最大不同,就是张謇牢牢地扎根于南通的江海大地之中,紧紧围绕着南通地方自治建设的目标,充分利用家乡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以坚持不懈地努力,谋求稳定而有序的发展,从而显示出其教育实践活动力专易行的良好效果。

四、教育史上不同的地位: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教育启蒙家和实绩显著的教育实践家

上述所论,虽然着重阐述了梁启超、张謇教育实践活动特征的不同之处,但这并不表示他们的教育实践和理念有根本上的差异,也丝毫无损于他们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所应有的地位和评价。相反,正是这种不同,更彰显出他们的个性特征和对中国教育的不同贡献,同时也客观地反映了近代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强的共同目标下对教育救国释读的不同心路轨迹。对于梁启超、张謇的历史贡献时人早已作出相当多的中肯之论。

1998年董方奎撰文称誉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的精神之父”,认为梁启超在近代诸学科的奠定和建立上居功甚伟,在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中自始至终执舆论之先导,不仅是最杰出的启蒙思想家,而且是最全面的启蒙实践活动者。在他“数十年的启蒙工作中,始终把教育兴国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5]14-152000年第三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力心、陈舰平认为现代化运动是一个整体的、具有不间断性发展的运动过程,从现代化运动全面性与连续性的基本特征来考察,“发现张謇是中国现代化运动开创期,现代化运动最全面的参与者与贡献最大、历史影响最深远的开创者,是中国现代化之父!他对开创期的中国现代化运动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明的建设上,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6]二者所论,虽然角度不同,侧重不同,但都毫无疑义地认同了梁、张二人对近代中国的杰出贡献和应有的地位。于此之中,我们也不难感受到梁启超和张謇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历程中的历史地位。

总体而论,梁启超和张謇都是中国教育近代化早期阶段的开路先驱,他们的教育活动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极其深远的指导意义和显著的示范作用。具体而言,梁启超注重理论上的引导、宣传和建设,不愧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教育启蒙家;张謇注重实践上的检验、实施和深化,无疑是近代史上实绩最显著的教育实践家。梁启超一开始就把教育改革放在救亡图存、立国兴邦的高度上来看待,提出了改革传统教育、学习西方教育、发展近代教育的总体思路和方案,成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领路人。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地阐述资产阶级新教育制度的教育家,最早明确地提出了现代教育的目标宗旨,较早地设计出融合中西教育内容的近代学制,是晚清国民教育大众化的最有力倡导者、军国民教育思想的最早倡议者、近代师范教育的开创者、近代女子教育的奠基者。梁启超的新民教育学说,为国民教育打开了一条崭新的途径,足足影响了一个时代,成为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曹聚仁先生认为,“近五十年间,中国每一位知识分子都受过梁启超的影响,此语绝无例外”。[7]75今天,重温梁启超“教育是教人学做现代人”一语时,那种强烈的时代气息依旧扑面而来。

与梁启超一样,张謇的教育理念有着鲜明的时代性、社会性。所不同的是,他把教育作为南通地方自治的三大支柱之一,在实业有成的基础上,全力投身于教育实践,因而更具现实示范意义。从1902年首创师范,到最后筹办大学,张謇在南通所构筑的立体多维的大教育网络,无疑证明了他是一位思想开放、富于战略眼光的教育实践家。张謇虽未能称为专业的教育思想家,但其长期而有效的教育实践活动中却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他是全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的创始人、中国第一所纺织专科大学的建立者、中国水产教育的开创者之一、中国职业教育的先行者、近代江苏高等教育的首创者和推行者、中国特殊教育的开山鼻祖。他筹办了中国最早的博物苑和领风气之先的图书馆、印书馆、剧院、公园和体育场,使南通的社会教育先行一步,他的教育实业迭相为用和产学研一体化的教育实践,成就显著,独领风骚,从而为中国近代教育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教育实践诚须理论之引导,但如只知空言著书而不知履历践行,则必将无益于世。章开沅十分赞赏张謇,说他是真诚而有实绩的教育家,“无愧为中国现代教育奠基的伟大先驱者之一”, [6]18其影响甚至在百年以后也可以清晰彰显。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十分强烈地感受到张謇对中国教育的深远影响。

就历史而言,近代化进程是一个多层面的长期过程,就教育近代化而言,其自身同样是一个相当庞大、长久而复杂的过程。作为中国社会转型过渡期的杰出人物,梁启超、张謇也只是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最初阶段自觉地担负起时代重任,筚路蓝缕,开拓创新,虽有不足,但却在各自的领域里做出不同凡响的贡献,堪称近代教育的前驱先锋。如欲二人分出高低、排列名次,则必然使历史简单化了。要之,相对于中国教育近代化起步阶段的洋务教育而言,梁、张二人的教育活动虽然未能完全脱离应急被动、实用性、局部性等特点,但他们对西方教育制度的深入认识、对师范教育和义务教育的推广普及,对教育与社会关系的深刻阐述、对近代教育的全面规划及其实践,无不超越前人,引领时尚,体现出一代教育家敢为人先、开拓创新的楷模风范。作为今天的我们,一方面不能忘记梁启超和张謇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无私奉献和丰功伟绩,另一方面则应更加努力,在前人的基础上完成其未竟的事业,开创中国教育的新纪元。

注释

[1]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

[2]《张謇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3]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维新·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4]郭沫若:《少年时代》。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

[5]董方奎:《梁启超—近代中国的精神之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9期。

[6]崔之清主编:《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第三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1年。

[7]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