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张謇与金泽荣对中韩两国近代化模式的思考/金东勋

张謇与金泽荣对中韩两国近代化模式的思考

延边大学  金东勋

亚洲的近代化是在西方列强大举东进的历史背景下起步的。进入19世纪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肆进行对亚洲的殖民扩张，客观上给东方带来了走向世界的历史机遇。在这个机遇到来之前，中韩两国和日本均为封建社会。即中韩两国是高度集权的封建土地制度，而日本则是幕藩体制上的领主制经济，它们对欧洲商人均采取了“闭国锁门”的政策。但是跨进近代门槛之后，中国，韩国和日本由于它们政治结构、经济制度的客观差异，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政策：中国和韩国仍基本采取封闭保守的政策，而日本实行了相对开放的经济政策。这个时期被史家称之为“前近代”即近代化的准备时期。具体而言，日本是从安政五条签订前后至明治维新，中国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韩国则是从1876年江华岛条约的签订至韩日合并条约签订。^[1]

在中国的早期近代化历史过程中，曾出现了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洋务运动，一种是实业救国。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于19世纪60年代面对外国侵略，面对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攻打中国国门的严峻现实，开始学习西方的制造技术，标榜“求强”、“求富”，依靠美、英、法等外国资本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编练新式陆海军。从7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还创办了20多个民用企业。他们兴办近代企业主要是封建的官办企业，军事工业严重依赖外国，无意改变中国封建社会旧秩序，因此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但是与洋务派的主观愿望相反，它客观上打开了中国人学习外国人的风气，为西学的传播和科技的发展提供一定条件，近代化工矿、交通的发展加速了封建经济的解体。李鸿章的近代化模式的特点，是反对变法和君主立宪，反对民族资本主义，主要依靠外国资本来发展军事工业，买办官办，主和误国。

与洋务派的近代化模式不同，与张謇为首的实业派则将实业、教育、宪政（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作为近代化的三个支点，从1895开始致力于实业、教育、自治和宪政。他以南通为近代化的平台，大办公益事业，创办大生纱厂，相继举办垦牧、轮船、面粉、铁冶、银行等业，把实业与教育视为“富强之大本”，先后创办了通州师范、女子师范、技工学校、盲哑学校、伶工学校、南通图书馆、博物苑、公园、医院等文教事业，把南通市建成中国第一个近代化城市的榜样。他首创的“南通模式”，直接影响了中国后来的几代民营企业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张謇是中国真正的近代化之父。

张謇的近代化模式的特点是：（一）实业立国，教育立国。1895年当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张謇悲愤万分，在日记中指出条约的签订“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伦矣”^[2]，并坚定“立国自强”的意志，不久向洋务派另一首领张之洞提出“立国自强”的九条措施，内容包括“练陆军，治海军，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多派游历人员，预备巡幸之所”。他以南通为平台首先兴办的生产企业是纺纱厂，目的是为保护民族工业大生纱厂。依靠大生纱厂的积累，又陆续兴办油厂、面厂、铁厂、丝厂、轮船公司等一系列股份制的子公司，同时在南通、镇江、苏州、上海、扬州等地筹办各类学校，参与或筹建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前身）、震旦学校（复旦大学前身）、吴淞水产学校（上海海洋大学前身）等。（二）倡导立宪，保护民族工业。康梁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张謇便立即投身立宪运动。1903年张謇应邀去日本考察访问后，对“立宪”有了更深的感悟，懂得如果国家没有宪法，政局就一天也不能稳定，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之所以取得进步主要是由于法制较完善，“治国若治圃”。于是，亲自组织编译《日本宪法》、《宪法义解》、《日本议会史》三本宪政著作，积极推动“预备立宪”运动，要求清廷立即召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但遭到了清廷的镇压。立宪运动失败后，他转向拥护共和，促成辛亥革命成功。他钦敬孙中山，一心一意为临时政府筹募经费。虽然他本无意于官场，但为“国富民强”，先后出任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和农商总长，任职期间，制定重大经济政策与法律，以立法为中心振兴民族经济，推进对外开放。为了保护民族工业，他制定并颁布《公司条例》，推行股份制公司，以利于民间资本的释放和民族工业的发展。这个股份制公司不同于洋务派的官办、买办企业，洋务派企业多数“员司充斥”，制度腐败，经营无能，为名为利，没有为发展民族工业献身之精神。张謇所制定的《公司保息条例》、《商人条例》、《矿业条例》、《劝业银行条例》等，一方面保护和规范尚处于幼稚阶段的我国民族工业，另一方面在我国历史上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引进外资，对外合资办企业的内容，并为各行各业提供先例。（三）主权至上，事事为民生计。作为爱国主义者的张謇与洋务派不同，在向日本和西方学习先进技术时，他首先考虑的是祖国的主权和尊严。他第一次到日本考察经过马关时故意不登岸，是因为不愿意看到那个李鸿章与日本媾和之地。1905年，他创办民间投股集资的海洋渔业公司，伸张我国领海主权，并通过意大利米兰博览会的参展，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拥有神圣领海主权的形象。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张謇得知临时政府以汉冶萍公司与日合资并向日本抵押借款的消息，便立即给孙中山写信，指出这是没有识破日本的企图，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并提醒孙中山日本没有铁矿，久欲夺取汉冶萍公司，“百端设法，思攮而有之”。但孙中山却表示“该件紧迫，已有成议，今追正无及”，于是张謇就自动辞职，以表示其维护国家权益的严正立场。^[3]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张謇坚决反对，称这一天为“五九国耻日”。1918年他给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写信，要求在和会上解决中国关税自主，把不合理的协定关税改为国定税，以维护中国独立国家的权利。但巴黎和会无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公然把我国山东权益划归日本，引起我国人民极大的愤怒，广大青年学生走向街头，高呼口号“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张謇立场鲜明地支持学生及各界的爱国行动，及至“五卅事件”发生时也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工学商“三罢”斗争，但他担心学生经常罢课荒废学业，因此对不断出现的学生罢课现象抱取反对的态度，他认为爱国要专静地求知识，救国要有真实的事业，雪国耻要有卧薪尝胆的准备。^[4]他提倡实实在在地办教育，办实业，目的是为国家，为民族，为民生。如，他倡导农业近代化，依靠乡农和同仁在黄海海滨垦荒造棉田，解决部分农民的土地、就业问题；又如用22年的时间设计开发导淮治水工程，推动了我国水利事业的近代化进程。为了对付欧洲列强在长江沿岸的殖民掠夺，他曾梦想把吴淞建成我国最大的对外商埠和港口，以防止我国物财外流，但由于军阀专权，开埠计划未能实现。（四）提倡科学，广纳群贤。张謇是封建科举制的受益者，中过状元，但他深知科举制的反面作用，因此率先提出“废科举，兴学堂”，注重科学，唯才是用。他在南通曾召开第七次中国科学社年会，邀请梁启超、杨杏佛、马相伯、陶行知、丁文江、竺可桢、茅以升出席。他邀请京剧演员梅兰芳、戏剧作家欧阳予倩到南通传播和发展中国传统艺术。同时，还从国外聘请各行各类专家、学者、工程师、技师，通过他们将国外先进科技知识在国内传播，为我所用，仅加盟大生集团公司的国外专家、教授、工程师就有来自美、英、法、德、意、澳、日、荷兰、比利时、瑞典十个国家。

著名文学家金泽荣，也是张謇纳贤的韩末三大诗人之一。金泽荣原为大韩帝国政府的正三品通正大夫，1905年见朝鲜国家主权丧尽，便流亡上海，投奔张謇。他带一家三口人，恳求张謇“收留”，但是张謇立即纠正说“不是收留，而是聘请”。并安排金泽荣在翰墨林书局任编校，给他一家人租赁一所安身房屋。在张謇无微不至的关照下，金泽荣在南通安居22年，一方面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一方面著书立说。他深受中国实业派“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理论与实践的感召，在学习南通近代化模式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韩国近代化路子的较为明确的意见。

前近代时期，韩国的先哲们所提出的近代化模式也有两种：一种是亲日派的近代化模式，另一种是反日爱国者的近代化模式。亲日派主张全盘学习日本，宣称“日本乃东方之英国”，“亲日协力是天生虚弱的朝鲜民族唯一的生存方案”等等，甚至美化日本对中国与韩国的侵略是“近代对封建的胜利”。这是一种变了形的近代化理论的陷阱。与此相反，反日派的近代化理论虽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但它有一个基本的思路：独立自主建设近代化国家。金泽荣是在韩国近代新儒学思想的陶冶下成长起来的，思想比较开明，流亡中国以前已经阅读不少西方和日本科学书籍，为《瀛环概录》、《万国地志》、《养蚕鉴》等英、日科普及科技著作的汉译本写序^[5]，还写过《货币论》等经济论文，继承和发扬朝鲜实学派的改革理论。来到中国之后，又接受经严复翻译介绍过来的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中国立宪派首领张謇的实业救国论，其近代化意识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金泽荣的近代化思路很多是来自于张謇的思想，但也有他自己的特色。首先，他从西方先进技术与儒家重义轻利价值观的结合上寻找近代化的出路。他承认西方军事武器先进，日本科学技术进步，但不认为儒教无用于竞争之时。在《儒学经纬序》一文中，他将西教与儒教进行比较之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理性层次上儒教优于西教，因为它注重义理：在情感层次上西教优于儒教，因为它标榜自由。所以从长远的观点看亚洲的落后和西方的进步都是暂时的。其次，他认为韩国的近代化只能依靠自己，不能依赖外国。他向朝鲜政府提出的生存之策是“吾之国吾能自主，吾之治吾能善之，吾之职事吾能修之，吾之子弟吾能教之”[6]，从外交、政治到经济、教育，都把民族独立放在近代化的首位。再次，在张謇“南通模式”的影响下，他较早接受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意识，亲身参加出版产业的资本主义经营实践，建议朝鲜政府也能接受实业救国的近代化模式，发展各行各类民族工业，大力增加国家税收，以实现民族自强，救国富民。他以资本主义眼光批判朝鲜历代封建王朝贵农轻商，坐吃山空，只会靠鱼、盐、参三项有限的税收来勉强维持国家经济，这样使国家以微薄的财力很难抵抗列强的野蛮侵略。

可见，张謇与金泽荣所倡导的实业救国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即在民族独立的前提下实现中国式或韩国式的近代化。从张謇和金泽荣一生经历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出生在晚清和韩末的中韩真正有志气的爱国先哲是如何与时俱进，不重功利，如何用不屈不挠的实践来开辟那荆棘丛生的近代化之路的。他们代表着该时代社会开放和近代化的最强音，他们为后来者所留下的经验和成果至今尚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注释

[1]高淑娟：《近代化起点论》第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2]张绪武：《我的祖父张謇》第6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

[3]张绪武：《我的祖父张謇》第10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

[4]张绪武：《我的祖父张謇》第18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

[5]金泽荣：《沧江稿》第5卷。南通翰墨林书局，1911年。

[6]金泽荣：《金泽荣全集》第1卷第605页。[韩国]亚细亚文化社，19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