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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论孔子思想对张謇的影响/徐晋庭
来源:海门市张謇研究会作者:徐晋庭网址:http://zhangjianyanjiu.org浏览数:18

论孔子思想对张謇的影响

——以仕途官宦为视角的分析

徐晋庭

张謇自幼饱读“四书五经”,从15岁开始进入科场,到41岁高中状元,他一生中有“半世”与儒学经典、八股制艺作伴,长期接受儒家学说的濡染熏陶。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思想对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尤其是入世观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张謇:坚持科举为正途

孔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其意是说,先学习礼乐后做官的人是淳朴的一般人;先得到官位再学习礼乐的人,是卿大夫的子弟。如果选用人才,我主张用先学习后做官的人。他的弟子子夏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理念,概括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可见,孔子及其弟子主张学而修,修而优,优而仕。“学而优则仕”,学而后入仕,乃是儒家一贯倡导的人生正途、入世正道。张謇对于“入仕”的态度,也始终遵循儒家的“仕途”理念——坚持以科举为正途。

“未举义不当先挚”。光绪二年(1876)四月,张謇应科试,“经古制艺正覆四场皆第一,补廪膳生”。这时,他本可以参加“优行试”,录取后即可赴国子监读书,或依等第高低授予教谕、训导之类官职。张謇却放弃了这个机会。原因是学官要求“先具挚而后举”,而他坚持“未举义不当先挚”。直至三年后的光绪五年(1879)五月,依例回原籍通州参加优行试,被主考录取第一名;同年七月在江宁参加由总督、巡抚、学政组织的优行生会考,亦为第一。数场考试证明张謇系文品均优的“优贡”,它比“廪膳生”高了一个层次。

然而,同年八月的乡试却“榜发被黜”。此时,他的恩师、惜阴书院山长薛慰农为其设想说:“尔家贫亲老,依人非计,明年如得知县可就也。今时便得翰苑焉用耶?不如为令,实心行政,可作事也。”按照这个设计,张謇即可向学政领文,到礼部报到,在保和殿朝考,取列一、二等者以知县、教职录用。但张謇也不愿走这条捷径,他认为“患学不修耳,科名奚能重人哉!况余阅世情悉矣,见世得科名者亦悉矣,退而自处复何尤耶”?仍回庆营利用业余时间刻苦攻读,准备来年再试。尽管科举入仕的路途漫长而坎坷,可是他却坚持一路走到底。

“不以军功求官职”。这是张謇固守“正途”的又一表现。在中国历史上,清朝政府和军队的腐败无能是出了名的。然而,壬午年间由吴长庆统帅、张謇为“高参”的庆军赴朝平叛,却是鸦片战争以来清军在对外战争中难得的一次胜利。所以战后清廷论功行赏颇为“优渥”。上自主帅吴长庆,下至薛福成、何枚生、袁世凯、张詧等共30余人,均列保举,升擢有差。张謇理当在保举之列,而张謇一开始就不愿以军功求官职,并且对“举主”有所选择。当年八月四日日记:“得枚生訉,知延陵以定乱之功荐余及无锡薛叔耘(福成)、枚生(何嗣焜)三人。枚生坚谢,意于余同。”说明当时被保举的三人中有两人“坚谢”,张謇为其中之一。至对于“举主”有所选择,主要是不想接受李鸿章的举荐。此也可见八月廿三日日记:“与枚生訉,辞合肥相国(李鸿章)、振轩督部(张树声)及延陵合荐……吾辈如处女,岂可不择媒妁,草草字人?”

“不向纱帽下求生活”。从光绪二年至光绪十年(1876—1884),张謇在庆军帐中任幕僚八年,早已显露了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果敢的军事外交才能。先是襄助吴长庆出兵朝鲜平叛,速战速胜;次又有《朝鲜善后六策》震惊朝野。垂慕其才者皆欲招之为股肱。朝鲜国王赠以三品官衔并欲聘为国师,他坚辞不受。两广总督张之洞委托专人延请入幕,并向北洋大臣力荐,张謇都婉言谢辞。这就是史上所称的张謇“南不拜张,北不投李”。这些,与先前他谢绝吴长庆的“代为捐纳”,坚辞张树声的“专折特保”缘出一由,都是要保持“学而优则仕”的纯正,既不肯“未举先挚”,也不肯“以军功求官职”,更不屑“向纱帽下求生活”。一句话,坚持科举为正途,不肯假手他人平步青云。这正是孔子所倡导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

张謇:邦有道则出山,邦无道则归隐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他认为:天下有道,政治清明,应该做官,并且可以享受俸禄;反之,天下无道,社会动荡,则应隐居,藏起才能,此时追逐荣华富贵,也是耻辱。

在张謇的心目中,凡是有利于救亡图存、富国强兵,有利于发展实业、繁荣商贸,有利于启迪民智、文明开化的时局、环境、人脉,有助于他实现政治抱负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属于“有道”,他即当仁不让地或出山为官,或履职,而且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早年,张謇就曾在一些地方或部门任过职。如甲午战后,《马关条约》签订前,为防日军从海上进犯长江,他奉张之洞奏请,总办通海团练;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二月,亦应张之洞及刘坤一之聘,任江宁文正书院山长;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八日,张謇接任江苏商务局总理,还不到半个月他就召开企业商董大会,率先在通海地区开展了长达十年的裁厘认捐活动。

光绪三十年(1904)后,张謇开始涉足京官。是年三月初一日,清廷颁布上谕:“张謇著赏三品衔,作为头等顾问。”这次委任,张謇毫无推托,欣然接受。他在三月初五的日记中写道:“江海之臣,宦情久绝,忽被恩命,甚愧而逾。顾官为新制,又是实职,于经营实业界中,或者小有裨益,是则王命之孚为可感矣。”朝廷授予张謇商部顾问官,而且冠以“头等”,这就大大提高了他的社会地位,增加了话语权的份量,加之,商部顾问为新官制,乃实职而非虚职,对其经营实业“小有裨益”(实为大有裨益),可谓一举多得,故欣然应命。

立宪运动,是张謇当时认为挽救民族危亡、推动社会进步的善举,因而,他表现得空前的积极而活跃。光绪三十一年(1905)冬,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成立,张謇始为副会长,继则替代郑孝胥任会长;宣统元年(1909),江苏咨议局正式成立,张謇被推为议长。由于他的努力,江苏咨议局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因而享誉全国;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謇还被选为设在上海的江苏教育总会会长,其办学业绩有口皆碑;从宣统元年(1909)起,张謇亲自发起和倡导了三次全国范围内的国会请愿运动,迫使清廷宣布提前于宣统三年(1911)召开国会,并预备组织责任内阁。

辛亥革命前夕,即1910年春,清廷在江宁举办南洋劝业会,任命张謇为总审查长。他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会后还发起成立了劝业研究会,并自任干事长。

1921年初,张謇受命出任上海吴淞商埠督办,吴淞商埠的开发,在张謇眼中是维护国家权益的一件大事。为此,他提出了一个规模宏大而又步骤严密的规划,并希望以此来与当时的上海租界一决雌雄。计划书中有一段话:“沿浦马路内外商场、轮埠同时并举,合计东西南北周围二三十里,与英法美三租界比较大小,不相上下,且扼吴淞口之咽喉,出入商业操吾华人之手,成为东方绝大市场,挽回主权,在此一举。”可惜,张謇这一美好蓝图由于得不到政府的实质性支持,加上江浙军阀的争战及地方势力的阻挠,最终流产。仅留下一部《吴淞开埠计划书》,也留下一份遗憾。

颇值得一书的是:从1913年10月到1915年11月,张謇在北洋政府担任了两年农商总长。他一方面寄希望于袁世凯和所谓“名流内阁”,另一方面也觉得农商总长这个职位比较适合他自己施展才能。他一上任就锐意改革,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合并两部,制订法规,引进外资,参与国际竞争。两年任职,成绩斐然。

诚然,张謇这几次为官,或曰为官的几个阶段,并非就完全“邦有道”,有些职务并非官职,但“只要有益于国家富强昌盛的事,他都乐于参加,并且既然列名,就必须尽职”(赵鹏语),“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十分难能可贵。

至于“邦无道”,或曰“天下无道”,张謇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晚清朝廷之乱,表病在新旧,本病在帝后,始于家庭一二离异之心,成于朝列大臣向背之口。因异生误,因误生猜,因猜生嫌,因嫌生恶,因恶生仇。恶而仇,故有戊戌之变;仇而杀,故有庚子之变。戊戌仇帝仇小臣,卒仇清议;庚子杀大臣,杀外人,卒杀无辜之民。”

正因为张謇对晚清的朝局之乱有如此深刻的洞察和理解,因而他不仅自己在许多情况下不愿为官,而且还竭力劝谏他的恩师翁同龢急流勇退。百日维新开始仅四天,翁同龢突遭开缺回籍。这对帝党和维新派是重大的打击,也是史上最“无道”的一段时日。张謇惟恐翁师遭杀身灭族之祸,连忙“引朱子答廖子晦语劝公(翁)速行”。用“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的典故,奉劝老师趁早退出政坛,南下避祸。他自己则辞谢了孙家鼐京师大学堂的奏派,向翰林院请辞,匆匆离京。

宣统三年(1911)四月,清廷迫于立宪派的强势,决定裁撤军机处,组织责任内阁。然而,这个内阁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满族亲贵内阁。它不仅对资政院要求开会讨论政府借款问题不予批准,而且对咨议局联合会的《呈请亲贵不宜充内阁总理折》亦置之不理,实为清廷玩弄的假立宪。面对这个“任人唯亲”的“无道”的组织路线,张謇明确表示不愿入阁:“謇十四年来,不履朝籍,于人民之心理,社会之情状,知之较悉,深愿居于政府和人民之间,沟通而融和之。”当他从友人处闻知被奏请任朝廷宾师之位,进入弼德院或任内阁秘书长之职后,连忙分别谒见载泽、载询、载涛等,明确表示不愿“以公推而来,得官而去”。三天以后,又谒见徐世昌,再次声明不愿担任官职之意。

辛亥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张謇的思想也迅速由立宪转向共和。袁世凯在清廷被迫交出军政大权,接任内阁总理大臣以后,为了提高内阁声望和笼络东南人心,先后请张謇出任江苏宣慰使和农工商大臣。张謇既已公开宣布赞成共和,便不肯接受清廷任何官职,毅然发出《辞宣慰使、农工商大臣电》,又一次辞官。

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张謇等拥立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张謇深知南京临时政府的最大困难在于财政,而自己确又无法解救即将面临的财政危机,故坚辞不就财长之职。孙中山转而敦请他出任实业总长,张謇虽然感到“时局未定,秩序未复,无从言实业”,但也再无理由坚持不就,故可以说勉为实业总长。

但接下来的一件事,却导致张謇脱离了南京临时政府。当时,临时政府的财政已处于山穷水尽的地步,孙中山、黄兴为摆脱窘境,以汉冶萍公司向日本抵押借款。张謇认为“日本别有用心,盛宣怀尤不可信,抵押贷款或集股合办均有严重后患”,立即致函孙、黄加以劝阻。孙中山因“自有为难”,对张謇的牍陈“未蒙采纳”,张謇对孙中山等也未予“曲谅”,故在2月13日正式辞去实业总长。虽经孙中山等一再挽留,也未能说服张謇取消辞意。张謇的这次辞职,从表面看是与临时大总统的政见不同,难以相容;实际是担心出现政局被日本控制的“邦无道”局面,始终捍卫民族利益之大义。

辛亥革命胜利后,袁世凯取代孙中山,登上大总统的宝座。“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不久他即一步一步地走向恢复帝制。一系列的倒行逆施,引起张謇的警觉,愤慨和反对。他先是写信给袁,指陈利害,劝告他“不要酝酿复帝制”;继则以“勘视淮灾”为名请命南下,不久改为正式辞职,袁先“未准”,后“准辞”农商总长之职;再则,至1915年7月,刘师培等想把张謇拉进筹安会为袁世凯捧场,张謇非但断然拒绝与“六君子”一起跳火坑,而且进一步彻底辞去仅存的水利局总裁及参政职务,完全摆脱与袁世凯政府的关系;最后,袁世凯恢复帝制,引起神人共愤,在其败亡前夕,还曾通过徐世昌再次邀请张謇北上,想利用他的声望为自己作尽可能的转圜。张謇则非常坚决予以拒绝,一面劝袁“急流勇退”,以平民愤,早日结束战争(讨袁护国战争),一面公开通电“要求袁世凯立即下台”。

袁世凯败亡后,段祺瑞又再一次敦请张謇北上,也被断然拒绝。张謇在回信中说:“下走老矣,饱尝世变,实不愿再涉政界。”“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张謇从此“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宪问》)。

关于这一段“邦无道”的历史和张謇“卷而怀之”的经历,事后他在丙辰年(1916)用两副对联:“官居十八品,世阅二千年”“不足夔龙道,聊同燕雀春”,予以形象化的总结。

张謇:不为做官为做事

孔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论语·泰伯》)在古代,一个人读书、修炼多年(此处“三年”或为虚词,意为“多年”)并不存做官的念头,这是难得的。张謇在状元及第之前,读书已有30多年。论才学,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乃宰相之才。不仅可以做官,而且可以做大官。但他仍不存做官的念头。他在多个场合表示“謇天生野性,本无官情”,“余本无仕宦之志”。即使在某些为官的阶段,其意、趣亦在学、在修而不在谷,不为做官为做事。这就更难得了。

在科考试卷上阐明观点。早在光绪十一年(1885),张謇应顺天乡试,首场得题“孔子尝为委吏矣”,他即开宗明义立论“奉职惟称”。在这篇720字的文章中,他强调人生的目的应为做事而非为做官。既然当官,其所为就必须与所担负的职位相称;当官者不论职位高低,都应努力把自己主管的事务做好,切忌居于高位而徒务虚名;不称职者就得从高位上撤下来。张謇这一系列论述,不仅与他以后所说的“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是一脉相承的。在今天,对于识人用人、为政处事,也是很好的借鉴。

在信函和诗联中表明心迹。光绪二十三年(1897),张謇致信好友沈曾植,畅叙心曲:“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受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此謇之素志也。”在此后几年里,他或以诗抒情:“逢官便劝休,言下一刀断。若还须转语,溺鬼不上岸。”(《逢官便劝休》诗四首之一)或以联咏志:“进不登龙门,退不求名位;出当饮美酒,归当读奇书。”(光绪二十八年集句联),都表明他对仕途的淡泊。

在朝野“见”“隐”中践行理念。光绪十八年(1892)春,张謇北上参加会试。这次会试虽有翁同龢任主考,格外重视和看好张謇,然而却阴错阳差,被常州刘可毅“冒中”第一,张謇落榜。此次落榜对张謇刺激更深而归意更决。翁同龢、盛昱颇想把他留在国子监任教,学内诸生也愿为他捐纳学政官职。张謇理解他们“其意甚殷”,但仍“坚谢至再”。

然而意外的是:不久他却接受了崇明瀛州书院山沟长一职。其理由是:“崇明距海门百里,隔一小江,舟车至便,于治圃养亲得以兼顾。”张謇不愿留京任官,却到地方任一个连九品官都不如的书院山长(“谢太子之官,而就客援”);宁可少拿俸禄而不忘孝亲顺老治圃(“谢六百俸而企三百”)。可见,他的潜意识里,还是遵循儒家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并且效仿孔子“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保持“农家而寒士”、“自少不喜见富贵”的本色。

光绪二十年(1894)四月朝考,张謇终于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至此,他已立于科举制度的金字塔顶,接下来可以顺理成章继续攀登官僚体系的金字塔。然而,张謇因在科场已耗费了20多年时间,此时已逾不惑之年,他不仅有迟暮之感,更加看透了世情宦情,自嘲“世间科第与风汉,槛外云山是故人”(题南通中公园“适然亭”楹联),自勉“可以为做事而舍弃做官,却不愿为做官而耽误做事”,毅然辞官归故里,兴实业、办教育、举慈善,大搞地方自治,虽困难重重,却乐此不疲,“为大众利益事,去一切瞋恨心”(为大生纱厂题联)。

1914月2月,熊希龄在被迫辞去内阁总理时,袁世凯曾派杨士琦试探张謇是否与总理“同进退”,张謇当即明确答复:“就职之时,即当众宣布,余本无仕宦之志,此来不为总理,不为总统,为自己志愿,志愿为何,即欲本平昔所读之处,与向来究讨之事,试效于政事。志愿能达则达,不能达则止,不因人也。”这一回答表明:张謇不是政客,亦非官迷,此时的不与总理“同进退”,更加佐证了他的“不为做官为做事”。其目的乃是珍惜和利用农商总长的位置与职权,一心一意发展实业、教育,实现他梦寐以求的棉铁主义,和实业救国、教育兴国的宏大理想。

参考文献:

[1] 章开沅:《张謇传》。

[2] 赵鹏:《状元张謇》。

[3] 李海章:《张謇楹联辑注》。

(作者单位:海门市张謇研究会。本文刊《张謇研究》2011年第1期)

编辑 曹卫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