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张彭年是张謇的第一位老师/周张菊

张彭年是张謇的第一位老师

周张菊

张謇自己说，“（清咸丰）六年丙辰（1856），四岁。……冬，先君始教识《千字文》。七年丁巳（1857），五岁。正月，三叔父来，知余已识字，命背《千字文》，竟无讹”，这就明白无误地说明，父亲张彭年是他的第一位老师。现在我们经常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但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人呢？而张彭年不只是教儿子张謇读《千字文》，而且一辈子关心张謇的学业，尽管张彭年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却起到了张謇所有老师无法替代的作用。

一、为张謇确立奋斗的目标

张彭年自幼失学，不得不根据他父亲的要求去田间劳作，并兼做小生意。但是，张彭年直到晚年，还坚持自学，这就可以看出他对于求学的认识与重视。正是因为这一点，在家境并不很好的情况下，他才将毕生的期望寄托于儿子张謇，确保孩子中有一个能读书成才。他要求张謇走科举的道路，来实现他未竟理想。同治三年（1864），张謇十二岁，张彭年在屋外傍五柳建“仿陶书屋”，供西亭宋蓬山先生在此教孩子们读书。一日，宋先生举“人骑白马门前去”，张謇应对“我踏金鳌海上来”。张彭年夫妇虽然十分高兴，但对宋先生说：“儿诚可喜，但勿过誉之，成败未定也。”光绪元年（1875），张謇“理装濒行”，父母又以“闻誉当如闻毁，则学进；闻毁当如闻誉，则德进；他日任事，亦当如此”来告诫。也正是这个基本目标的确定，使张謇在四十二岁时还在参加科举考试，终于在这一年考中状元。正因为张謇成了状元，才有了日后站在更高的层次上观察社会的机会，也才有了更多的人脉关系，这就为他后来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打下了基础，使他最终成为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伟人。

人生应该有目标。而在孩子不能把握自己以前，父母的意志便决定了孩子青少年时期的学识和修养。为孩子定下人生的基本目标，才能有助于孩子自己在人生旅程中不断地调整努力的方向。虽然我们的时代不同了，但现在我们也应该帮助孩子确立人生的基本奋斗目标，并且不断地鼓励和督促孩子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上努力前进，让孩子找到自己目前的空间坐标与将来的空间坐标的连向。这就如大海航行中有了灯塔的指引，孩子在人生的道路上才不会迷失方向。

二、努力为张謇选择老师

张彭年在张謇少年时，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他选择老师，以引导他走上成才的道路。

张謇五岁开始，张彭年便送他“入邻塾，从海门邱畏之大璋先生读”，那只是因为“居近而交亲”。而邱先生看重而“倚之”的则是“脩金视他儿逾倍”，因而“馆课故轻”。但是，七年后张彭年发现儿子是个“能读书”的孩子，“学属对三四五字，非特不知四声，并平仄声亦不解”，竟以“日悬天上”巧妙地对上了老师的“月沉水底”，于是“延西亭宋蓬山先生效祈”来家教授。这位年近花甲的宋先生是个老秀才，显然比邱先生高明得多。他“检视前所读书，音训句读多误”，于是“尽易新本授，令重读，既背更授，自日三十行，渐增至六七十行或百行，亦授四声，或就《三字经》《四字鉴》《千家诗》为说故事”。宋蓬山先生去世后，张彭年又命张謇去西亭投到宋蓬山的侄子、秀才宋紫卿先生琳门下，并“间从（宋）璞斋先生问业”，宋蓬山的儿子宋璞斋这时已高中举人。无疑，三位宋先生为张謇十六岁考取秀才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张謇十九岁，张彭年为他选择了更为理想的老师——“海门训导无锡赵菊泉先生彭渊”。赵先生在家乡无锡“以清道光己酉举人教授其县，门下称盛，知名之士率从问业”，到海门后，“海门士亦多从之游”。张彭年希望赵先生收张謇为学生，于是“丐友为请”，“先生令先呈所业”，张彭年之请始“得许可”。在学识方面，赵菊泉是张謇遇到的第一位高明的老师。张謇一开始从赵菊泉先生学习时，“先生令尽弃向所读之文，以桐城方氏所选《四书文》及所选《明正嘉隆万天崇文》授读”，“每课艺成呈阅，则乙抹过半，或重作，乙抹如前”，几乎一而再、再而三地否定了张謇的作文。这说明赵先生对张謇过去所受的教育和此时张謇的水平是非常不满意的，几乎一切从头开始。正因如此，张謇当年便考得了如皋生员一等十一名，主持考试的方侍郎甚至说张謇“文可第一”，只是考虑到他即将归籍到通州去，为了“避众忌”因而故意将名次排后了。在志向方面，赵菊泉像张謇的父母一样不断地给予鼓励和支持。从学之初，张謇困于冒籍案，倾家荡产，负债累累，甚至被如皋学官“押于学宫，索重贿”。首先向张謇伸出援手的便是赵先生和师山书院院长王菘畦，几经周折，张謇方才归籍。赵先生经常对张謇说，“出头之路，可以救贫；否则作几句散体诗，习几句应酬话，终不足以报亲师之恩，副戚友之望也”，“无事便读书，勿得因贫而短气。子早得腾达去，则予心慰矣”。赵菊泉总是“谆谆以努力读书为勖”，“谆谆以韬晦浑厚为勖”。同治十三年（1874），张謇因家贫入江宁发审局孙云锦幕为书记。他与赵先生辞行后，走了十几步，先生将他招回，送给他两样茶食，并且再三叮嘱他：孙先生是个爱才的人，你去后不要放松功课而去沾染社会世故，“予年老，有厚望于子，勿忘斯言！”直到张謇走了半里路，先生还远远地目送他。正因为如此，张謇考取状元后首先想到的三个对自己寄予厚望但已故世的人中便有赵菊泉，“感母与赵（菊泉）、孙（云锦）二先生之不及见，又感国事，不觉大哭”。张謇四十九岁时与同学周家禄等建赵亭纪念赵菊泉时，题赵亭联的序中所说“余从之游，提撕奖假，唯恐不至，三年未收学费一文”，故而上联云“人通利则思其师，几席三年，濩落何堪高第列”，没有赵先生的三年教育，一个“濩落”的张謇怎么可能状元及第，大魁天下呢？可见赵菊泉真正影响了张謇一生。张彭年当年选择赵先生做儿子的老师，确实十分明智，而且功不可没。

给孩子选择老师是非常重要的。人生不怕走弯路，怕就怕一条路走到黑。如果张彭年不督促张謇的学习，不选择老师，恐怕也就没有后来的张謇了。

三、在实践中培养张謇的能力

张彭年对儿子的教育也与一般富有的家长不同，他不仅命张謇兄弟为先生“洒扫粪除诸役”，而且还要他们随“佣工锄棉田草”。他告诫张謇：“子弟非躬亲田间耕刈之事，不能知稼穑之艰难。”在家中建房时，他要张謇帮忙作杂工，并教张謇如何“注意需砖之度，相其修短厚薄，检以畀工”。甚至“至他人家，亦视其营造之合否而教之”。张彭年总以实践来培养张謇勤劳并善于观察思考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直接形成张謇日后“俭勤治家精办事”，“处理民事果断”的风格。而这种细致风格也体现在张謇的实业救国中识人用人上。如发现并赏识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人江谦，张謇在创办我国第一所民办通州师范学校时，就重用江谦做助手；又如培养任用江导岷担当垦牧的一线总指挥。

张彭年在实践中注重培养孩子学习与实际生活结合的能力和勤俭持家的优良品格，这种教育使张謇的性格中蕴涵着一种务实精神，孕育他的农本思想，无形中影响他最终以“耻于言之不能行也”而辞官，弃虚就实，转向以实业救国，一改以往的书生之路，走上了“学而优则商”的新路。而在众有识之士倡导科学时，张謇更注重将科学事农放在了重要位置。在师范教育设置实施过程中，强调“将欲行之，必先习之，有课本之学，必须有实地之经验”。

我想，张彭年对张謇的教育告诉我们，应根据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来培养孩子多参与实践，培养他们扎扎实实做事的精神。一定要让孩子承担起他所能承担的责任，学会担当。只有在责任面前，才能更好地激发起孩子的学习应对能力。

四、以言传身教影响张謇的成长

张彭年在教育张謇的过程中，传承优良品质的思想贯穿于始终。张謇的祖父张朝彥由于年少丧父母不更事，受人教唆而把家产输光，不得已成了倒插门女婿；而好读书的父亲张彭年由于家庭贫困不得已被父张朝彥勒令辍学归田。到张謇背负父亲的期望遭遇“冒籍风波”时，一家祖孙三代的忍辱负重，也激发了张謇强毅力行的志气。当张謇在西亭就读时遭宋璞斋诃责“若千人试而额取九百九十九，有一不取者，必若也”时，这“九百九十九”铭刻于心，促使张謇“骈二短竹于枕，寝一转侧即醒，醒即起读，晨方辨色，夜必尽油二盏；见五字即泣，不觉疲也”。在经历“冒籍风波”过程中，更使张謇在“外避仇敌之阴贼，内虑父母之忧伤，进亟学业之求，退念生计之觳”的情形下，赵菊泉先生“复命多看名家制艺”，终至学业大长。诚然如张謇后来所说，“事之艰难颠沛，对于个人乃为磨练，对于事业则为促进”。也正是这种忍辱负重的内在精神，在张之洞要他在通州兴办纱厂时，考虑国家的内忧外患，是“我”之责任，终于“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以爵然自待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至“昼惭而夜觍者不知凡几”，将一生投入实业救国之路。

而作为张謇父亲的张彭年，为人处事处处都非常严谨，“每作一事必具首尾，每论一事，必详其表里。虽仓卒小礼，盐米计簿，字必完正，语必谨备，亦往往以此教子而观人”。张謇自记日记之后，持之以恒，直到临终前五十来年的时间，从未间断，这正是父亲给予的影响。更有《东游日记》的详实记录与沉重思考，才有了后面倾实业之力支持教育之举。张彭年种田则是“麦豆之行，必使纵横相直，田四周薙草必洁，种树木亦然。佣不如法，必移正之，不厌其数”。这些，无疑对张謇的为人处事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认定“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为成功之不二法门”。而在他的人格力量的感召下，一班同仁与骨干“但非风潮雨雪，即除夕元旦，曾无负手嬉游之暇”。

张彭年诚信，朴实厚道，注重人格修养，曾拾重金而不昧，在原地等了几个小时，直到失主找到为止。同治十三年（1874）张謇随孙云锦旅宁归，以“所得俸百金”交父母时，张彭年提醒张謇，这百金是孙先生同情他的贫困，希望他努力向上，要“以为恩，勿以为分”，但紧接着又要求“恩不可轻受，当永记”，又嘱咐“家中债，有父母在，可渐理，勿以为念；冀非分财，辱父母”，从而减轻张謇思想上的负担，让他专心于自己的本分工作。这些教诲的影响从张謇对吴长庆临终时的态度可见一斑。光绪十年（1884）吴将临终，同行的周家禄感事不妙，虑养家之忧，“索三百金先去”。张謇以吴对自己的知遇之恩而留下，待吴去世后与朱铭盘为吴料理丧事“日必写数千字，曼君外无将伯者也”，以至于彻夜不眠，直到吴灵柩南归前两天才离开。

张彭年在自己“贷资”的情况下，出钱解救同船被“掠卖转鬻”的妇女，事后却不计自己的钱财损失。在咸丰三年（1853）大旱蝗灾时，遇“乞食者”，“自减以给之，裁得半饱”，只为“救一人是一人，救一刻是一刻”。这种热情助人成事、不计得失的优秀品质也表现在张謇日后在大力发展实业与教育上，强毅力行，立足于通海大地，踏踏实实地以“做一分便一分，做一寸便一寸”的实干精神去开创他“父教育，母实业”思想的基业。

张彭年对张謇兄弟的教育自始至终，读书、伦理、道德、习惯……总是从一点一滴做起，随时随地教育熏陶着孩子。他的这种家教最终形成张謇的人生观——“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养成一生的勤俭品性——“人当以劳死，不当以逸生”，以至于“口不辍语，手不辍书，行不辍思，卧不辍虑”。

教育需要用心去做。如何教育好孩子，从张彭年对张謇的教育中，我以为张彭年无愧为张謇的第一位老师。我们几乎都将承担或正承担着家长的责任，那么张彭年对张謇的教育，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楷模。

（作者单位：海门市张謇研究会。本文刊《张謇研究》2011年第4期）

编辑 高广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