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门张謇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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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从士大夫的附庸风雅到实干家的经世致用/陈金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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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金屏来源:海门市张謇研究会网址:http://zhangjianyanjiu.org

从士大夫的附庸雅到干家的世致用

——论张謇文化艺术思想和

南通博物苑  金屏

作为一个在儒家文化中浸淫数十年的封建士大夫,张謇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有着精深而独到的见解;作为一个在西风东渐的历史背景下锐意改革的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将中国传统文人的崇尚赋予了经世品格、时代内涵;因为张謇的远见卓识,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文人风雅成为了“实业教育之新鲜空气”。

一、从附庸风雅到经世致用的嬗变

(一)士大夫的风雅

喜收藏、精书法、爱戏剧,对于传统士大夫而言是对中国文化精髓的崇尚。收藏文物在中国历史悠久,历代皇宫内廷、贵族官僚、文人大家,乃至黎民百姓都好收藏。张謇平日也喜好收藏,公务外出之余会择时淘购,早年赴京应试闲暇之时也常去逛琉璃厂,“旅费粗足自给,苟有余,辄购碑籍书画一二,以自慰其场屋之辛苦。”[1]不仅于此,对于收藏的文物张謇都对照《通州志》、《州志》、《扬州画舫录》、《图绘宝鉴续纂》、《古泉丛话录》、《画史汇传》等史籍图典一一查考、详题记述。作为一个大书家,张謇还精于书画鉴赏,评述精到。如题刘石庵行书七言联:“此联初以薄涩致疑,既乃审为鸡距书,浓墨茸豪,故非老于行阵者不能若是之指麾如意也。孰能赝之。”[2]

精书法。张謇一生致力于多种事业,但平日不废临池,直至逝世前十四天还要临帖写字。他一生临写了褚遂良、颜真卿、钟繇、孙过庭、怀素、柳公权、欧阳询等人十多种碑帖,终成一代书家。翁同龢称赞其“字亦雅,非常手也”。上海商务印书馆、南通翰墨林书局等先后印行的张謇书法集有《张謇临伊阙佛龛碑》、《四时读书乐》、《张季直狼山观音造像记》、《文峰塔院东原新阡石阙铭》、《千字文》、《墨竹赋》、《千龄观记》等20余种。

爱戏剧。张謇对于戏剧特别是京剧艺术的爱好由来已久。早年赴京参加会试就曾多次听过京戏;1908年为唐闸育婴堂募捐,曾特邀著名京剧艺人汪笑侬演戏宣传;1912年岁末赴沪,日记上有连日约友观剧的记载;1914年至北京政府任职后,公务之余则更多观看京戏。张謇如此热衷于戏曲艺术,一方面戏剧是举国狂迷的时尚娱乐;另一方面,则得力于本人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使他能深刻领会、欣赏传统戏曲所包含的文学性、艺术性。他曾评梅兰芳排演的新戏:“《思凡》,音与节合,容与情称,绝无遗憾。数罗汉一段,尤能状迷罔之态,长进不少。”“《葬花》,通体婀娜绰约,隐秀无伦。惟看西厢一段,黛玉接口说有趣一句,可去。黛玉口中,只可说文章好(即令宝玉重问有趣与否,黛玉也只说文章好似合身分)。其黛玉心中以为有趣,只在微笑中露出,剧情似尤超妙。”[3]

(二)从个人修为到经世致用

创建博物苑、图书馆是张謇对数千年中国传统收藏文化的鼎新,也是张謇化私为公、“进小公而大公”思想主张的发端。博物苑向民众陈列展示文物,使囿于个人把玩清赏的禁锢被打破,幽闭于深宫大院的“古玩”、“骨董”能与众共守,传统私人收藏文化终演化为“上可以保存国学,下可以嘉惠士林”的公共意识。首先,张謇以身作则,博物苑成立后,“謇家所有,具已纳入”;图书馆建成时藏书中大部分是原张謇的个人藏书。张謇率先垂范,开创个人向社会捐献文物之先河。然后,张謇又号召“大雅宏达,收藏故家,出其所珍,与众共守。”他主张:“国家出其所藏,收藏故家出其所珍”[4]。即政府拿出珍藏,垂范、感昭收藏家和民众捐出珍藏公诸于天下。在张謇的感昭下,其师友亲朋多人向博物苑捐赠了大量个人藏珍。

如果论收藏,张謇与历代及同时的大收藏家、藏书家不可比肩,因为财力所限,他的收藏鲜见重器巨制,更多是机缘巧遇或乡贤先辈的遗存。有别于收藏家的传统观念,张謇怀抱保存国学、嘉惠士林的目的,因而对文物的收藏也自有见解,并发展为我国早期博物馆的文物征集、收藏思想。张謇主张:“凡以为学于斯者,睹器而识其名,考文而知其物,纵之千载,远之异国者……”[5]即远古到当代、国内及国外文物都是征集收藏对象;“外而欧、美、澳、阿,内而荐绅、父老,或购或乞,期备百一。”[6]即征集文物可购买、接收捐赠;“中国金石至博,私人财力式微,搜采准的务其大者,不能及全国也,以江苏为断,不能得原物也,以拓本为断”[7]。即抓住重点,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文物征集方针。张謇还提出了博物馆收藏以天然、历史、美术、教育为体系的主张。

书法是超越表象摹写而直抵胸臆的艺术语言,凝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要。它曾是骚客、大家遣兴探赜的雅事,是士大夫走上科举仕途的敲门砖,也是文人聊以自给的职业。张謇则将之赋予了助成事业的功能。1897年,因大生纱厂集资事至沪,没有旅费只能鬻字自给。自1908年始,为慈善公益事业频频鬻字,因所需资费甚巨,他甚至嘱托黄炎培:“兄若闻社会如何愿多出钱买仆字者,望举告,仆必谨遵,劳力人固以有劳力处为幸也。”[8]不仅于此,张謇还赋予了书法“助人伦、成教化”的使命。他为通师礼堂题孔子像碑,题孟子像碑,为文天祥渡海处撰书《重建宋文忠烈公渡海亭记》等,弘扬先贤哲人的嘉德懿行;撰书《通州范府君墓碣铭》、《荷兰工程师特来克君墓表》、《世界美术家吴县沈女士灵表》等,缅怀友人、彰显其业绩;为博物苑、更俗剧场、梅欧阁落成撰书楹联、匾额,为各学校撰书校训,为公园内的楼台亭阁集字题额,营造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助成其教化之目的。

缘于对于戏剧的爱好与雅赏,缘于对其教育功能的认识,张謇将国人的爱好作为一项事业着意改革。他创办伶工学社,“鄙意则先须养成正当艺士之才,特开生面”[9]因此,伶工学社的课程设置是专业课与文化课并重。学生上午学戏,下午上文化课,学习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英文、音乐、艺术修养课等课程。他建成更俗剧场,在管理制度、演出剧目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梅兰芳在他的回忆录《舞台生活四十年》中盛赞:“这剧场是新式的建筑,台上两旁有场面楼,台下座位宽敞,一切装置和管理上,都能保持着整洁严肃的作风。场上不准站一个闲人,做到了净化舞台面的效果。有几位穿红坎肩制服的服务员,站在两廊,随时负责场内的清洁。如果看到观众有唾瓜子壳、果皮等物,他们立刻拿着扫帚,走过去扫除干净,并不用硬性的规定来限制一般有害公共卫生的看客们的举动。让你自己体会出这种不合理的行为,是应该加以改革的。”他创办《公园日报》,普及戏剧文化、倡导新文学。张謇还成立了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拍摄了《四杰村》、《铁公鸡》、《空城计》等京剧剧目,以广传统戏剧;拍摄《倭子坟》、《五山风景》、《张謇游南通新市场》、《张季直先生的风采》等风光、人物片,以展示南通的历史古迹、风土人情,以及地方自治的新气象。

中国园林最早见于史籍记载的是西周专供天子、诸侯狩猎、游憩的灵囿。沿袭之,历代历朝都有皇家园林;魏晋南北朝始私家园林出现。张謇一生热爱植种,对公园更是情有独钟。首先,张謇认为园林好,但不是人人都能拥有的,“公园则不啻有于人人,囿之谓也”。其次,在张謇看来:“公园者,人情之囿,实业之华,而教育之圭表也。”诚如他所说:“世界各国,莫不有公园,美之大都会,公园有达20余所,规模亦可谓宏矣!我县自治为全国之模范,城区又为21区之领袖,无优美完备之公园,未免为地方之缺点。”[10]所以,张謇创办的学校里,亭廊池溏、佳木名花相映成趣;在建成的博物苑内,假山荷池、亭台水榭、禽室鹤柴、名木珍花与博物馆建筑交相辉映;在城区规建的五公园、在工业区兴建的唐闸公园,亦是“浅草平铺、青松夹道”、“春日听莺、夏日观荷”、“晨露凝珠、翠鸟啄波”……可见,张謇意在“以少少人之劳苦,成多多人之逸乐”。这正体现了他“进小公而大公者,天之人”[11]的境界。

二、经世致用的文化品格

1895年,上海强学会成立后提出了“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设博物馆”四项“强国之学”。作为学会联名发起人之一,张謇不仅仅倡导这一主张,更是筚路蓝缕、努力践行。张孝若说:“我父就立下了吾儒不任事谁任事的决心,更想进一步推实用的学派,去实做实用的事业;使得实用的空言,变成实用的实业;将原料物质,一齐利用发达起来,于国家于民生,尽兴利有益的责任。”[12]张謇经世致用的文化思想始终贯穿在他的救国实践中。这也使张謇有气度,将传统士大夫的个人修为提升为社会事业,并为之辟源拓荒、谋求发展。

(一)助成教育,倡导科学

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謇赴日本考察时参观了大阪博览会,给张謇很大启发。他认为,学校教育固然重要,但授课时间、课程设置有限,应兴办校外教育设施为学生提供参考、实验、研讨的场所。1905年,张謇上书清朝政府提出了创办博物馆、图书馆的建议;建议未被采纳后,他回到家乡规划、兴建了南通博物苑,其宗旨很明确,“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张謇仿西式制度建有公共图书馆,还设巡回文库送书至市乡供民众阅览,设通俗教育社陈列火车、轮船、铁道的模型等,开展科普;创办更俗剧场,也是因为“实业可振兴经济,教育能启发民智,而戏剧不仅繁荣实业,抑且补助教育之不足”[13]

中国自古以来崇尚人文精神,缺乏的是严谨的科学精神。张謇虽多年耳濡目染于传统儒家文化,但对科学,他有着不同凡响的认识:“盖今日为科学发达时代,科学愈进步,则事业愈发展。”[14]并认为“文明完全是科学的结果所造成”[15]。博物苑融人文历史与自然科学于一体,苑内除了收藏、陈列历史文物,还收藏、展示各种自然、矿石标本,以普及自然知识;测候所、军山气象台,主要为农校学生实习提供实验场所;为本地人民农事、生活提供气象服务;还发表科普文章,普及天文、地理、气象知识,解析“日食”、“月食”等异常自然现象,破除迷信思想。

(二)保存国学,弘扬文化

张謇秉承保存和研究传统文化及遗产的优秀传统,“于中国古迹名胜,主张保存修理,于历史建筑美术文学,都有国粹重大的价值。对于国内金石书画,也竭力主张有图书博物等馆的组织设立,使得聚在一起永久的保管”[16]。在他兴办的各项文化公益事业中,无不体现了这一思想。

针对西方列强对我国的文化侵略、掠夺,八国联军对我国典章文物、国宝奇珍的掳虐,张謇根据万国公法《邦国交战例》的有关规定,主张设立博物馆作为在战时保护文化遗产的方法。建成的博物苑以保护地方文化为己任,向社会发布征集启事,广泛征集文物。在1916315日的《通海新报》上曾有这样一个启事,“西门明陈都堂墓域,犁而为田久矣。现其大房以墓前所遗之石马、石虎、石羊等,赠送博物苑,不取分文。借公共保存之地,永先代仪之传,可谓知大体矣。亟为登报以彰之,谨启”。博物苑以此举强化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鼓励社会各界向博物苑捐献文物。经过历年广征博搜,博物苑征集、入藏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尤其是与南通地方历史和文化相关的藏品占有一半以上。

张謇对中国传统刺绣艺术的粗率退化颇感忧虑,同时也担心著名刺绣艺术大师沈寿的刺绣技艺不能传承,1914年创办南通女红传习所,聘请沈寿为所长兼教习,培养刺绣人才。由沈寿口述、张謇笔录合作而成的《雪宧绣谱》,不仅填补了中国刺绣艺术理论专著的空白,为后人学习研究刺绣技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文辞典雅华丽、曲调婉转清逸、舞姿优美细腻、武功卓绝不凡正是昆曲艺术精华所在,但近代已衰退,且后继乏人。张謇曾对梅兰芳说:“中国的戏剧,尤其是昆曲,不但文学一部分有价值,传统的优秀演技,也应把它发扬光大,这是我的意见,你们的责任了。”[17]伶工学社成立后,在张謇建议下用昆曲来作为启蒙教学。从昆曲在当代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宣布的“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十九个项目之一,可见张謇的远见卓识。即便是开办贫民工厂,张謇亦聘请了有名的匠人传授雕刻和塑像工艺,除了为贫民谋生计,也是为了保存具有专门美术的手工艺术不至于衰落失传。

(三)匡正风俗,增进道德

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传统文人,张謇认为德育是所有教育的核心。他不仅将儒家的道德伦理视为安身立命之本,更将此看作是国家稳固的重要基石。因此,张謇“凡以为改良匡正风俗之计者,不敢自逸,次第举行”[18]。在他兴办的社会事业中无不贯彻了这一思想。

张謇认为:“社会改良,要从各方各事下手,尤其是对于人民习惯最近、观念最易的地方,应该设法改良、引导,格外容易收到效果。想到戏剧一层,在社会上号召力量最大,感化的习惯也最快最深。”[19]因此,张謇致力探索戏剧改革;通俗教育社将通俗浅显、容易遵循的“嘉言懿行”抄出张贴,还组织出版“诚社旬刊”进行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育;为了革除赌博、卖淫、迷信活动等不良风气,张謇建设五公园,在内设汽枪室、网球场、游泳场、竞漕船坞等体育娱乐设施;修筑第一、二公共体育场,设足球、网球、篮球、乒乓球等球类运动,及秋千、木马等器械游戏,无论贫富老幼男女,全部免费入场运动。

张謇对历代先贤、爱国志士的文物遗迹非常重视,不仅保护好,还充分宣扬其事迹教化民众。在南宋抗金名臣文天祥路过南通渡海南归的地方,张謇建渡海亭、并撰文立碑; 为明末“抗倭”英雄曹顶立像、修缮曹公祠; 对唐骆宾王墓、文天祥的部将金应将军墓,及辛亥革命重要人物、李大钊的老师白雅雨烈士墓,都妥为保存修缮,供人瞻仰。这对公众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爱乡热忱的培育产生了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

三、实业教育之新鲜空气

清宣统元年(1909),清末著名报人,出版家,大收藏家狄平子搜集古今名画出版中国名画集,张謇题记称道:“其意将以美术为实业教育之新鲜空气,用意良远。”可见,张謇是将美术视为变革观念、移风易俗的重要手段,且这一手段是潜移墨化、润物无声的。这与张謇对哲学的认识有异曲同工之精妙。1920年,在为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博士来通讲演的介绍词中,张謇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哲学之作用最大,能呼吸高尚之空气,而使之附丽于实质之中。此实质之为物,使无空气以为营养,则日就陈腐而无用。”[20]可见,张謇赋予了文化艺术作为生命要素的重要使命。从这“新鲜”、“高尚”之空气,我们也能解读到张謇文化艺术思想的精髓与特点。

(一)时代性

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使命,启蒙与救亡是这一时期的主题。明清实学以“经世致用”为价值核心,把天下、邦国、生民之事都作为“当世之务”而深切关注;对时代和社会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倡导不袭古人、贵在己出的创新精神。近代中国又处在西风东渐的时代背景下,中西文化不断冲突与融汇,学习西方、崇尚民主和科学成为近代中国的时代精神。

身处这个时代的张謇怀有强烈的爱国爱乡情怀,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认为“一个人要忠爱国家,先要忠爱地方,如果希望把国家弄好,要得先把地方弄好”[21]。为实现“母实业、父教育”的强国之志,“民智兮国牢”的救国主张,张謇主动积极地学习、吸收西方文化。政治上,赞成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积极探索地方自治;教育上主张“极东西万国推崇为教育大家”;实业上,引进外国机器、技术、资金;人才上引进外国专家、学者服务于实业、教育。博物苑的创建,是张謇吸收西方现代博物馆思想的结晶,对中国博物馆事业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创立中国图书公司、创办图书馆,采译西书,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以开启民智;创办翰墨林印书局,中国影戏制造有限公司,办报纸等等,都是张謇学习西方、服务地方自治的举措。张謇崇尚科学,创办博物苑、气象台等文化公益设施的目的就是开展科普。张謇这一系列的主张与实践,无不体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

(二)开放性

张謇在他的救国实践中,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持有积极的开放态度。民国元年(1912年)5月,是张謇六十岁生日,当时民国政府将西式礼服定为大礼服,张謇的儿子张孝若在那天穿了西式礼服向张謇行了三鞠躬,张謇含笑受之,不以为非。民国三年(1914年)时在北京的张謇受美国公使夫妇邀请出席宴会。在西方礼仪中,如逢到贵宾出席时,主妇要挽了贵宾的手臂并行而入餐室,身着西服的张謇完全遵照。由此可见,张謇对外来文化所持的开放、包容的态度。

欧阳予倩是我国话剧艺术的启蒙者、先行者,在南通协助张謇从事戏剧改革,他极力地推进话剧艺术在南通的萌芽,伶工学社设有课程,欧阳亲自传授;在更俗剧场的开幕演出的第一天,欧阳予倩就演出了自编的五幕悲喜剧《玉润珠圆》;以后,逐日有话剧上演。从这里可以感受到张謇对外来艺术所持的开放态度。

张謇经营南通,也吸纳入了西方建筑艺术风格于城市建设当中。为适应近代南通工业化、城市化的需要,一批新型建筑应运而生。如张謇创办的各企业厂房;如总商会、各官商银行、旅馆等商业、金融、服务业建筑;各学校、博物苑等科教文卫建筑;以及濠南别业、城南别业、唐闸红楼等住宅建筑。这些建筑都吸收了西方新古典主义、执衷主义风格,每座建筑又呈现出个性风貌。

张謇的这种开放思想不仅表现在引进外来文化,他还积极地向世界推介中国物产和文化。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张謇组织国内赛品参加了意大利万国博览会;1915年,张謇主持,在中国国内18个省征集了2000种优质产品参加巴拿马世界博览会,沈寿的“仿真绣”作品《耶稣像》获一等奖。绣织局在美国纽约设分局,展销中国刺绣。梅兰芳赴美演出,张謇提出十四条建议,其中特别强调“演剧要代表一国之美艺术,要符合欧美人心理”。

(三)会通性

张謇为南通大学医科题写的校训是“祈通中西,以宏慈善”,这体现出张謇融通古今,学贯中西的气魄。张謇的文化艺术思想则表现出对中西方文化艺术的批判继承和融合创新。

张謇认为:“夫一国各有特别之历史、政治、风化,即各有其肆应之能力,不能强彼以就此,更何容抑己以扬人。”[22]“各国自有各国相沿之历史,特殊之灵魂,又非可削趾以适屦也。”[23]博物苑之设,不是直接引进西方博物馆建设理念,而是将之与中国苑囿艺术相结合,博物馆与园林结合风貌独特,人文与自然相结合内涵丰富,室内外展示相结合形式新颖,其理念具有科学性与前瞻性,代表了当代世界博物馆发展趋势。

沈寿在传统苏绣基础上融合西方美术光影元素、日本美术绣的针法,创立“仿真绣”,是这是西方美术与中国传统工艺融合会通的典范,开创中国传统刺绣艺术创新之风。张謇特邀沈寿来通,倾力扶持其研制、传承。

面对近代戏剧改革运动,有人主张全盘西化,有人主张全盘继承。张謇则主张“熔铸古今中外而斟酌损益之”。他为更俗剧场落成撰写:“真者犹假,假何必非真,看诸君粉墨登场,领异标新,同博寻常一笑粲;古或胜今,今亦且成古,叹三代韶韺如梦,穷本知变,聊应斟酌百家长。”[24]表达了张謇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艺术主张与精神。继承传统也是采取了扬弃的辩证法,“一方订旧,一方启新。订旧从改正脚本始,启新从养成艺员始”[25]。梅欧阁落成后,张謇撰书“南派北派会通处,宛陵卢陵今古人”联,表达了艺术流派应沟通、融合的主张。

南通的公园、博物苑以中国古典园林造园手法为主,辅之以西方园林风格,亭台楼阁、画舫水榭、曲桥流水、树木花草、假山石林等与西式草坪、园路相结合,风貌精致而独特,等等。张謇对文化艺术要融合、会通的主张,无不体现在他所创办的诸多事业中。

张謇以其实干家的开拓精神、艺术家人文情怀致力于南通地方建设,传统士大夫的崇尚嬗变为对社会事业的一种使命与责任;张謇在践行自身文化艺术思想的过程中,营构了近代南通独有的、浓郁的文化艺术氛围,不仅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品味,也提升了近代南通人的生活情操,艺术修养。近代南通,诚如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在他的自传中所说的,是“中国的一个理想的文化城市”。

注释

[1][2][7]《张謇全集》第5卷上第312页、第 227页、第 25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3][4][5][6][8][9][11][14][18][20][25]《张謇全集》第4卷第288页、第278页、 283页、 278页、第 558页、289页、411页、323页、 466页、163页、第28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10]《通海新报》民国16103日。

[12][15][16][19][21]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319-320页、 323页、284页、第230页、第100页。中华书局,1930年。

[13] 南通市文联戏剧资料整理:《京剧改革的先驱》第89.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

[17] 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第2集)第92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61年。

[22][23]《张謇全集》第1卷第146页、34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24]《张謇全集》第5卷下第508.。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